似乎上帝对人的惩罚是从肉体到精神的,由外及里的一点点侵蚀他的脆弱。人身上的一切灾难与幸福,又似乎从来都是上帝的愤怒与恩宠的表征。
中世纪后,由于实行隔离,麻风病逐渐从欧洲大陆消失了,它似乎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对抗它抵制它消灭它的手段(即福科所说的“结构”)却被保留下来。在两三百年后的日子里,人们采用同样的方式对待那些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他们在排斥中不得不背井离乡,在缥缈不定的流浪中度过漫长的一生。“愚人船”是这种排斥方式的产物,这种奇异的船沿着平静的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巡游,载着这些被驱逐的人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驱逐疯人也由此衍变为一种流放仪式,人们当中鞭打疯人,用铁头木棒将他们逐出城市,精神错乱者其行动也受到了残酷的制约。对疯人的放逐其实也是对他们实行一种变相的囚禁,疯人们在航行中不得不面对不确定的命运,因为“在水上,任何人都只能听天由命。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航行的终点,疯人们集中在破陋的渡口,等待权力把他们关押在高墙里。之所以劳心费神地通过“愚人船”这样一种颇具文学意味的设计把疯人们从一地放逐到另一地,是因为人们认为,水域能起到净化的作用。这一净化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一部分疯人在航行期间屈从了巧妙的设计,禁不住水的蛊惑,把自己交给了上帝。其二,更多的疯人经受住了考验,从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其间,他被迫净化了自己。水域和航行所扮演的角色无非是另一种囚禁,疯人们被囚在船上,无处可逃,一如卡夫卡《城堡》中的K,这个异乡人一旦入了城堡的玄门就再也逃不了了。
福柯认为,疯癫和水域在欧洲人的梦幻中有着无法追忆的隐秘联系。换句话说,最初的疯癫或许正是起源于水上的放逐。“弥漫的水气浸透了人体的脉络和纤维,使之变得松垮而易于发疯。”另一位名为海因洛特的学者认为,“疯癫是人身上晦暗的水质的表征。水质是一种晦暗的无序状态、一种流动的混沌,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是与明快和成熟稳定的精神相对立的。”愚人船的出现表明,疯癫和病人变成了重大现象,其意义纷繁错杂:既是威胁又是嘲弄对象,既是尘世无理性的晕狂,又是人们可怜的笑柄(福柯语)。我们不得不承认,理性的思考来自于对疯癫的注视,因为在无数的学术作品中我们发现,疯癫以愚蠢的外衣不停地和理性较量着,在同理性的对话中,疯癫声称自己比理性更接近于幸福和真理,“比理性更接近于理性。”自荷尔德林时代起,被疯癫征服的艺术家越来越多,这足以证明,疯癫的形象长久不衰的潜留在西方人的想象和意念里,直等到经它认定的时代,自我爆发。
威胁人类的不是疯癫形象绵延不绝的萦绕,而恰恰是人们长久以来对疯癫的冷漠。在疯癫出现很久以后,人们关于疯癫的理解由死亡的肃穆转向了对死亡的嘲弄。疯癫作为一种铭刻在人们心头的巨大不安的意象,通过对死亡绝对恐惧的嘲弄而使死亡不再能仅以瘟疫和战争的面目威胁人类了。疯癫把人类引渡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放浪形骸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疯癫戏谑地把人们对死亡惯常的理解打碎了。疯癫呈现给人的虚无意象使人不再恐惧死亡,而是大笑,虽然疯人的笑容里有死亡的阴影覆盖着。
奇特的是,疯癫本身包涵着古老的知识——含蓄的古老意象,人类与动植物的隐性而灵活的联系——福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疯癫基础的知识构成是某种神秘玄奥的学术的因素。疯癫的智慧的意义是暧昧含混同时又是纷繁巨大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们当今在直感领域里的先导。虽然它是一种“被禁止的智慧”,但实际上,它的被禁止无疑为人们对另一世界的了解泄露了自己。
“愚人船”是古典时代以前人们对疯癫的意象定位。而之后的文艺复兴则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它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以显赫一时。《堂吉柯德》与《李尔王》使疯癫在喜剧和悲剧中大行其道,并把它的意义从世俗生活的平面塑造成了立体的形象。但是还不到半个世纪,疯癫就被关押起来,“被从想象的自由王国强行拖出,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
一六五六年法国颁布了在巴黎建立总医院的法令,形成一连串大禁闭的标志和开始。总医院并非医疗机构,它既是一个半司法机构又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它被赋予了合法裁决和审判的权力。设立这种医院的目的是为了把大量的失业工人、贫苦学生、乞丐、病人驱集合到一起。纯粹消极的排斥第一次被禁闭手段所取代。起初是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然而,当收容这些人的成本显得过大时,医院便利用其特殊的权力功能把使这些人为国家进行义务劳动。这些人因为得到了赡养而不得不交付出个人的自由,在他们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不言自明的义务体系,他们必须为被赡养而接受禁闭对肉体和道德的束缚。
当然,实施大禁闭也有宗教意义上的借口,也是对宗教要求的满足。上帝以无止无休的劳作惩戒人类,而游手好闲被视为最大的傲慢,是一种渎圣行径。所以,不停的劳作是对上帝惩罚的应承,是一种赎罪。因此,医院也在此扮演了道德规劝者的角色,它“负责惩治某种道德阻滞(游手好闲),确保劳动的实践,将劳动赋予神圣的地位。”
在对这些人的关押中,疯人也被包括在内。管理者逐渐发现,他们与其他人明显不同,他们没有劳动能力,不能跟上集体的生活节奏。对游手好闲者的管制并不完全适用于疯人的身上。疯人的特殊性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为不健全者提供一种特殊制度。人们从对疯人的排斥转化为对疯人的抑制,其手段则是全面的禁闭。
在古典时期,这种对疯癫的禁闭形成了怪圈。“禁闭将非理性隐藏起来,从而泄漏了非理性的耻辱。”疯癫在古典时期依然是怪物,而怪物就词源意义而言,就是被展览的东西。疯癫被迫公开展览,它成了这个世界的纯粹景观。它公开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疯癫,集中于疯癫。这或许使人联想到了动物的被展览。动物的非理性降服于人类的理性,而疯人,这个兽性的保留者和承载者,似乎是被野兽的狂暴本性捏住了。他们被隔着栅栏展示,兽性不再属于另一个世界,它活生生地来到人们的身边,它已变成人的疯癫。正如福科所佐证的,“对于古典主义来说,最彻底的疯癫乃是人与自己兽性的直接关系,毫不涉及其他,也无可救药。”禁闭的作用是对疯癫的兽性的进行驯服,而其驯服在基督教意义上也是成立的。在基督世界里,疯癫被认为是人类在兽性领域里的界限,它是上帝在其肉身中所承受的最低人性,在人身上没有任何非人性是不能得到救赎的。“这个堕落的极点因基督的存在而受到赞美。”因此,疯癫以其兽性的面目暴露的人的潜在的非理性,人们对之采取禁闭的措施既是对疯癫的防卫,也是对其在人性层面上的反威胁。
尽管如此,形式上的防范似乎远远不能够阻止疯癫在人类世界里隐秘地蔓延。宗教为人类规划了七宗罪,而万万没想到,疯癫是人类的弱点之首。如果地狱永生不灭,那么人的弱点将永世成为其惩罚的对象,赎罪是人永远的宿命。如此看来,人类最终逃避不了疯癫的命运,深陷在疯癫的泥淖中。疯癫通过各种作品以各种形态进入人们的视野。转眼,我们突然发现,疯癫不再是人间异相,而成了人们所熟知的普通景观。塞万提斯确定了疯癫的浪漫化特征,高乃依的《梅丽特》宣告了疯癫正义惩罚的真实性,而李尔王则唱响了疯癫之绝望情欲的极限,连最轻微的疯癫形式——狂妄自大也被纳入了文学作品的洗礼中。疯癫不再处于世界边缘,从愚人船停泊的那一刻起,它也牢牢地驻扎在了人世。船消失了,而疯癫近在眼前了。
于是我们不得不正视它,到这里,福柯讨论了疯癫是如何在人的肌体内产生的。它是先天的遗传,还是人对自己不羁的放纵所酿成的苦衷?福柯在解释的机器中引入了激情。直觉上,疯癫的可能性隐含在激情的现象之中,“激情与疯癫有着密切的联系。激情使疯癫成为可能,但疯癫却以一种特有的运动威胁着使激情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古典时期的医学理论认为灵魂与肉体是构成同一个不可分解的运动,疯癫源于这种运动的激情中。激情同时向肉体和灵魂不断扩散,疯癫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时,疯癫又是激情的中止,灵与肉的统一体被迫解构。福科这样解释:“疯癫虽然从激情出发,但依然是灵与肉的理性统一体中的一种剧烈运动。这是在非理性层次上的运动。但是这种剧烈运动很快就摆脱了该机制的理性,并因其粗暴、麻木和无意义的扩散而变成一种无理性的运动。”之后的疯癫凭藉着想象专注于心象,使心象通过大脑和精神的持续作用而呈现给灵魂,使疯人相信自己不断地看到了魔鬼本身。疯癫使信念支持着心象的固化,心象由于精神运动深深铭刻在疯人的大脑中。然而,疯癫并不是沉默的,因为沉默并不是构成疯癫的内在要质的基本要素。福科认为,疯癫并不完全是想象,是一种信仰行为、一种肯定和否定行为,即一疯癫并不完全是想象,是一种信仰行为、一种肯定和否定行为,即一种论述(discourse)。而谵妄(delirium),则是表达这种论述的根本方式。非理性以谵妄的形式向理性表达着自己,这种表达透露出疯癫的本质。“语言是疯癫的首要的和最终的结构,是疯癫的构成形式。因此,谵妄是肉体又是灵魂的,既是语言又是心象的,既是语法上又是生理学上的。”
为了进一步论证谵妄是疯癫真相,谵妄何以成为真正的疯癫以及精神错乱的原生形式。福柯引入了做梦和妄想。疯癫的似梦性观念古已有之,疯癫和做梦在机制上是相同的,她们有同样的雾气和精神运动,同样的心象的释放过程。谵妄借助梦的迷混和压抑伸张自己,而梦与此同时增加了谵妄的力度。谵妄是非睡眠者的梦幻,梦幻是睡眠者的谵妄。
古典主义思想勾画了疯癫的具体形态,这些形态往往被赋以各种神话形象。忧郁症,躁狂症,歇斯底里,疑病症,福科所论述疯癫诸相是典型的,它们的定义与分类也导致了精神病学的起源。最初的治疗方法是有浓重的道德意味的,大致的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某种关于品质特性的隐含机制,认为疯癫在本质是激情,即某种属于灵肉二者的混合物。其包含的治疗法有强固法、清洗法、浸泡法、运动调节法。另一种是基于理性自我争辩的离轨运动,认为疯癫是谬误,是语言和意象的双重虚无,是谵妄。其包含的治疗法有唤醒法、戏剧表演法、返璞归真法。精神错乱受到伤害的并非仅仅是精神本身,而是整个肉体都受到其不言而喻的报复。道德意义上的治疗虽然不能根治疯癫,但对于疯癫的理性知识的形成给予了我们实质的希望。
十八世纪中期的几年间,突然产生一种恐惧。多少日子来,恐惧和焦虑并没有被摆脱掉。这种恐惧从医学中产生,但主要是因一种道德神话得以传播。禁闭者身上所具有的腐烂意象(道德的腐败)藉由空气这媒介,开始向外传播、“污染”城市居民。神经疾病引起的社会忧虑愈益沉重,正如福柯所说,我们早已知道,“随着人类的自我完善,人变得日益脆弱。” 现在,非理性变成一种看的见的麻风病呈现在人们面前。非理性被给予了一种想象的疾病烙印,增加了它的恐怖力量。“疯癫已经控制了禁闭,禁闭本身已丧失了其它功用。”这给立法者带来了困惑:如何安置疯癫?监狱,医院,还是家庭救济?法国通过《人权宣言》以及其后各种法令的颁布进行了三次改革,把禁闭的范围大大缩小,最终缩减到明确地用于某些服刑的犯人和疯人之内。但是,人性化改革的实施也引来了随之而来的问题,纯粹的疯人没有了去向,当时连个收容他们的医院都没有。解放疯人带来的严峻问题需要得到即刻的解决。福柯感叹:“在人道受到重新估价的时候,决定疯癫应该其中所占的位置是多么困难!在一个正在重建的社会领域里安置疯癫是多么困难!”
人们从排斥疯癫到监控式的禁闭它到尝试着去治疗它,在全书的最后一章开头,福柯叹到:“当疯癫终于被按照我们长期以来视而不见的真理来认识和对待时,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时代。”福柯通过图克和皮内尔两种对待疯人方式的比较,认识到,图克将道德、宗教、观察、监视与审判、家庭的控制方式放入到疯人院中。皮内尔则带入纯粹道德与缄默、镜象认识、无休止的审判等手段。
其中,无休止的审判使精神病院成了一个小型的司法世界,它使疯人在作出反常行为的时候都会在潜意识里感到深深的不安。机构里的一切安排和运作只是为了让疯人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天网恢恢的审判世界:他是被监视的,必要时受到审判,随后则是道德层面的谴责和惩罚。医务人员并不需具有相当量的医疗水平,他们的任务是从道德层面上对疯人进行司法意义上的监审。这些医务人员在疯人院中享有权威,他们是权力在疯人院里演绎权力逻辑的一种象征。这和福柯关于权力的思考是不无关系的。福柯认为权力无处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容一切事物,而是因为它来自每个地方。“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我们被赋予的某种力量;它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社会中一个复杂的策略情境的名称。”在疯人院中,审判作为一种具体的权力渗透到对疯人行动的时刻制约中,它用自己弥散化的力量使疯人感到自己陷入了一种无休止的审判中。福柯写道:“审判
永远跟随着它,制裁它,宣布它的过失,要求它体面地改过自新。”
现代权力观在精神病院里得到最彻底的演绎。疯人院为这种审判配置了警察、法官、和刑吏,这种审判所造成的后果是使疯人永远不自知地在内心中进行不断地悔悟。我认为,这种权力的行使虽然是隐性的,甚至是柔性的(因为在现代的精神病院里,你再也看不到监管者对疯人采用古时候那种施虐般的暴行),但终究可以构成为一种根本的控制。齐豫的一句歌词正好和这种思维意象不谋而合,她写道:“温柔是一种暴力,它让人还也还不起。”
在疯人院中,相对于疯人的愚昧无知,医生是聪明人,而智慧一如知识,足以构成权力存在的理由。所以,医生一开始就能够在疯人院行使绝对权威,他一开始就是父亲和法官,代表着家庭与法律。而他的医疗实践实际上只是对秩序、权威和惩罚的古老仪式的一个补充。而医生正是从这些古老的仪式中汲取医治能力。
疯人逃不了的审判,其实我们正常人也逃不掉的。现代社会的人的受监控程度并不亚于那些精神病院里的疯人们。专写字楼里的白领们设计的办公空间也是对他们隐性的行动制约,在那里,白领们根本是不自由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迫驯顺地遵守公司规则。福柯另一个著名的论题“灵魂是肉体的监狱”深刻的指出,现代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已经内化在了我们身体里,促使我们的身体所作出的行为都自觉地呼应这样一些所谓的准则。这些准则其实已经上升为一种权力控制着我们,在电影《American Beauty》中,每个角色都被这种无形的力量所控制,从而构成了对后工业社会对人性本身所造成的巨大压力的生动描述。
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里有对先前学者的继承,更多的是对他们的颠覆。
在福柯看来,权力是弥散的、历史的,它随着环境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权力并不是一个可以被个人或团体掌握的东西。福柯写道:“不要把权力作为统治整体的单质现象,即一个人统治另一些人,一个团体统治另一个团体,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相反,权力应当是一个复杂的流动体,权力从未有确定的位置,不在某些人手中,不能像财产那样据为己有。个人运用权力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主体,而权力依附于他身上。个人不是权力的主人而是权力的结果。权力通过它建构的个人而运作。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权力总是掌握在某个团体或阶级的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总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因为没有统治权而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而福柯的权力流动论则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解说了权力的归属问题。福柯的权力论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权力技术如何作用于人的身体,使人变的驯服而又听话,启发了我们该如何在被权力渗透的社会生活中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人本身。
现代,疯癫并未远离我们,而是附着在艺术家们的身上完成自己造谣的使命。尼采的疯癫,梵·高或阿尔托的疯癫都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现代世界的艺术作品如日中天地从疯癫中爆发出来。福柯认为,自荷尔德林之后,被疯癫“征服”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的人数与日俱增。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其紧迫在于,我们必须面队这样一个事实,从而大致了解艺术该何去何从。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结论里所论述的尼采、梵·高等艺术家的疯癫与他们作品的关系着实令我匪夷所思,为什么“疯癫意味着与艺术作品的彻底决裂”呢?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是其疯癫潜质的肆意表现吗?为什么艺术家们太多太多都会沦为疯癫的牺牲品,而与此同时,正常人都近乎不屑地叹一声道:没办法呀,艺术家嘛,和常人总是不一样的?
福柯挺搞脑子的,好看,虽然看不大懂。
- Re: 关注福柯posted on 05/28/2006
alex,太棒了! - Re: 关注福柯posted on 05/28/2006
这一篇真不错!
关于人文艺术上的疯癫,或者更泛意义上的疯癫,我一直想到《楞严
经》的五十阴魔章里的陈述。。。
在人生的路上(人文拓掘的路更是),离不开上帝的光辉以及导师的
智慧的。中国人常说的“走火入魔”,我上回写苦难人的歌“疯癫”
一节也做过一些考虑。
“疯癫”不单是西方人的病症啊,不能一味地中世纪。
对么? - posted on 05/29/2006
xw读名字那么奇怪的书啊...
我只是把福柯那本疯癫与文明从自己对它的理解上整理了一下,写了些文字.对于疯癫其实充其量只有感性上的认识(就是知道疯子是什么样的而已),阅读福柯拓展了我的思路,他对疯癫宏观的把握给了我不少启发,其中之一就是知道了研究一样东西除了追本溯源外还需要理念上的更新,而理念要更新,就是要看更多,想更多.
疯癫确实不只是西方人的病症,中国古代的禅宗大师也有好一些是疯疯癫癫的,不过他们那种疯癫和福柯所讲的疯癫应该不是一回事吧,至少他们对社会没有威胁,而且不需要惯常的医学治疗,我所知道的是他们大多隐居,所谓"山顶高高立,海底深深行".
xw wrote:
这一篇真不错!
关于人文艺术上的疯癫,或者更泛意义上的疯癫,我一直想到《楞严
经》的五十阴魔章里的陈述。。。
在人生的路上(人文拓掘的路更是),离不开上帝的光辉以及导师的
智慧的。中国人常说的“走火入魔”,我上回写苦难人的歌“疯癫”
一节也做过一些考虑。
“疯癫”不单是西方人的病症啊,不能一味地中世纪。
对么? - Re: 关注福柯posted on 05/30/2006
疯癫确实不只是西方人的病症,中国古代的禅宗大师也有好一些是疯疯癫癫的,不过他们那种疯癫和福柯所讲的疯癫应该不是一回事吧,至少他们对社会没有威胁,而且不需要惯常的医学治疗,我所知道的是他们大多隐居,所谓"山顶高高立,海底深深行".
不是这样的。《楞严经》是一部蛮具推理分析的书,不象南传禅里面
的一些公案。而那些走火入魔的事,确也与艺术创造中呈现的状况相
类似,最典型的是海子。
翻翻你就知道了。 - Re: 关注福柯posted on 09/23/2007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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