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窗读书杂记之《死亡文化史》

作者：夏虫语冰钦 提交日期：2006-6-29 15:48:00
　　
　　在自然界中，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变坏，一切都将死去…
　　 ——布丰
　　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需一个土馒头。
　　 ——范成大
　　我的死无关紧要，但他人的死触动我。
　　----------- -——米歇尔•沃维尔
　　自由人并不回避死亡，他的智慧在于对生命而不是对死的思考。
　　 ——斯宾诺莎
　　
　　
　　世事无常。在一切的不确定中，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死亡。因为这种必然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如何死，就代表着他如何生。因此，在哲学与文化的层面，死亡是最深奥、最复杂也最具吸引力的永恒话题。过去如何死去，是否暗示着未来如何生存呢？其中线索，也许能够从米歇尔•沃维尔的《死亡文化史：用插图诠释 1300年以来死亡文化的历史》中找到。这位兼具浪漫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法国思想者，有着和我相同的对死亡的兴趣；不过，他象所有熟悉的法国人一样，感兴趣的不是自己或具体某个人的死，而是宏大视角下的死亡。
　　不过，欧洲人始终改不掉将欧洲看作全部世界的毛病，事实上，这本书充其量能够代表西欧和一部分东欧、南欧在从1300到1980的600年间的死亡文化。该书题材虽然狭窄，但内容相当丰富，涉及文学、艺术、宗教、医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多方面，以至于书评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书中最吸引我的部分，一是欧洲社会对死亡的态度，二是宗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时期，欧洲对死亡或恐惧、或期待、或充满激情、或若无其事，但无论如何，对死亡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观，也间接决定了他们的文明。激烈的死导致了对奇迹和牺牲的向往；平静的死造就了宽恕精神；对后世与天堂的期待成为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温床，而对死后永生的否定激发了热情、奢侈、荒淫；对死的恐惧提出了何为生之意义这个永恒的哲学问题；而对死的敏感源源不断地给艺术家注入灵感；最后，对死的抗拒使科学（主要是医学）得到发展，科学精神从宗教的桎梏中脱颖而出主宰了人类。
　　在死亡史中，有许多非常有意思的记录。例如，14、15世纪流行的死亡主题画：骷髅舞，即活人与骷髅（或僵尸）一一配对手拉手起舞，骷髅与活人都表现出欢快之情。舞蹈中活人有各自的身份地位和装束，但骷髅都一模一样。这种图画的含义显而易见，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作为“民间嘲讽的反叛武器”，将一视同仁的死作为对社会不公的报复。叛逆的天性、对平等的追求，从死亡文化中可见一斑。
　　在17世纪，为了死得高尚圣洁，活人要“每天问死”，自我进行死的教育和操练，比较常用的方法是整天对头盖骨沉思，达官贵人则使用在黑色丝绒底上的象牙骨头。另一种教育方法是垂危者的献身说法，以至于蜂拥至垂危者的卧室观赏死亡，成为当时时髦派对之一。
　　而到了启蒙时代，墓志铭成为风尚，流行词从“Here lies the body”式的简约过度到略微诗意而矫情的“The monument is erected to the memory”。将美女，通常是女神、女妖放到自己的坟墓上是当时精英阶层的时尚。18世纪后期，自杀或者谈论自杀也变得很时髦了。残酷而真实的再现死亡如戈雅与歌颂坟墓与垂危如夏多布里昂和拉马丁，发展了两种死亡文艺流派。这两个主流之外，人们发现了死的快感，产生了以性和暴力为主题的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前者宣扬纵欲与性虐，如伦敦的地狱之火俱乐部，从死亡那里攫取高潮；后者的代表人物是萨德和《索多玛120天》，一目了然地说明爱神与死神、情欲冲动与死亡冲动的关系。他令教会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不在于歌颂淫恶，而是指出那些以自虐和死亡来殉教的圣徒实际上是在享受极致情欲。不难发现，这两种异端模式几乎充斥了现当代所有的文艺作品。
　　最后粉墨登场的是革命家和科学家。革命总是与死亡亲密接触，血流成河是为了一个伟大理想的话语模式从此确立。“正义的人永垂不朽”替代温情与教谕成为墓志铭的主题。所有革命家都有指导别人如何生活的强烈欲望，罗伯斯庇尔就亲自下文详细而完善地规定怎样安葬，具体入微到要求尸体上盖“绘有睡眠图案”的帆布。绘画的主题回到罗马时代，歌颂暴力英雄。而建筑师梦想为大人物建造巨大的衣冠冢，为牛顿准备的设计图非常象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连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也叫“英雄交响曲”。科学的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了死亡的贫富分化，催生了无数的文学作品与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派，为革命的持续提供动力。为了抗衡革命，又发展出了社会福利制度。
　　科学家们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事实上，与中国相比，西方的医术相当落后，直到19世纪后半段开始才有了飞跃。从拉马克到达尔文，从海克尔、巴斯德、布鲁塞、埃克曼（发现维生素）、到伦琴，化学推动了药学，医疗器械被大量发明出来，医学操作规范逐渐订立和完善。病人不再死于家中而是医院，最后陪伴者也不在是牧师神甫而是医生。
　　死亡变得愈加浪漫：或者甜蜜安详，或者伤感主义泛滥。在莎士比亚那里，死亡是优雅地退出舞台的手段。而肺痨又最具伤感与审美价值，《茶花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浪漫主义发展到极端是大屠杀，代表人物是画家德拉克洛瓦；也有人倾心于自杀和神秘死亡，侦探、玄幻、推理一一出炉。18世纪的异端模式变成了主流，连波德莱尔都毫不避讳地写到“淫荡和死亡是一对可爱的姑娘”。尤其女性的死或者嗜血女人更成为炙手可热的主题。今天的编剧们已将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尤以日韩为甚。
　　另一个浪漫主义的主角是魔鬼或其代言人，夏多布里昂也懂得适应这个新口味在著作中引入撒旦的形象。哲学家，赫尔德、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费尔巴哈、尼采、孔德、施特劳斯以及海克尔，没有了与宗教抗衡的需要，更加争相将死亡作为研究课题，尽管他们的思考结果相互矛盾。但是社会主义先驱们是例外，他们选择以沉默和蔑视的态度对待死亡。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的女儿女婿拉法格夫妇，作为探讨过死的极个别社会主义者，用自杀结束了生命。
　　在科学与哲学的泛滥之下，招魂术却奇特的风靡一时，从科学家包括居里夫妇到文学家如雨果到政治家甚至医生如过敏症的发现者里歇，都是狂热的信奉者，招魂术士大发其财之余，艺术家们又新添题材。对鬼魂世界的爱好也催生了现代精神病学，佛罗伊德惊艳问世。
　　总之，19世纪的死是精彩变幻而热闹非凡的，相形之下，20世纪就单调乏味得多。对死亡的最大影响是两次大战，而医学的进步和长期和平使死亡问题远不如人口老龄化严重。新的生活方式、生活压力使心理疾病大量增加。现实中死亡不再成为威胁，于是在电影中疯狂上演，这究竟是我们无所畏惧还是内心恐怖的外在化呢？
　　尽管作者避免直接下结论，但读者能够很清晰到感到，在欧洲的死亡中，宗教（罗马天主教）——包括信仰与反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早期的迷信、魔法和巫术对死亡观念与仪式的影响，到天主教的受难、救赎、等待等对死亡的定义逐渐一统江山驱逐异端，再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政治制度变迁和现代科学（特别是医学）的发展打破传统宗教的禁锢，死亡甚至比生存更是宗教孜孜以求的战利品。
　　宗教其中一个重要影响，是确立了信徒的死法：首先是与人讲和，与上帝讲和，抵御魔鬼的诱惑，然后将自己托付给圣灵。为了教导信徒如何成就这种死亡，甚至出版了《死的艺术》这类十数种语言、200多个版本的畅销书，大大促进了中世纪出版业的发展。这种死亡信条背后流露的宽恕精神，成为西方文明中重要一环。另一影响是指出了死后的人生：地狱，炼狱和天堂。最早建立了地狱，很象中国的地府，牛鬼蛇神折磨有罪的人；然后有了单调庄严的花园式天堂，满布神光与天使；最后，为完善宗教体系，确保赎罪与最后审判有意义，而非在死时既决定死后的命运，形成了炼狱的概念。炼狱的存在为教会创造了新的利润源泉，为了自己与亲友能早日脱离烈火焚烧的炼狱直入天堂，信徒们绝不吝惜财富，弥撒比施舍更重要；而教会日益增加的贪婪（最著名的是赎罪券的发明）又直接促成其改革、分裂与弱化。宗教的又一影响是强制信徒考虑死的问题，甚至要求他们活着的全部时光要用以为死亡作准备，在社会上造成普遍的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使宗教地位更加稳固。而这种死亡心态催生了无数优秀的文艺作品，直至此时此刻。
　　当教会将精神安慰与救赎的门槛提得越来越高甚至对平民关闭大门之后，民意自然要寻找另外的寄托道路——或是革命，改朝换代获得地位权力；或是发展新的信仰，得到上帝的荣光；或是在宗教之外重新解读死亡。这三条道路从15世纪末开始不断被尝试，直到产生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彼特拉克与其他人文主义者将死亡艺术化，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重建生活的热情和信心；蒙田走得更远，不相信后世和灵魂永恒，不需要永生和死后的报偿，将死亡世俗化；而加尔文和路德则提出人仅仅通过信仰得到拯救，信徒一定能得到宽恕，无需在死后努力。18和19世纪的哲学家们更是彻底颠覆宗教语言，使教会与理性对死亡的争夺白热化到了死者的床前。教士们常常突袭那些病得无力反抗的哲学家，将宗教仪式强加于后者。哲学家们：伏尔泰、萨德、休谟等，用疯狂、怪异甚至让自己撑死的办法来捍卫非宗教的死。最后科学的助力令宗教对死亡的垄断终于宣告结束，但是并非完全退出，而是妥协。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守夜时不仅仅是祈祷和唱圣歌，而开始喝咖啡、打牌和聊天与中国民间习俗异曲同工。
　　对中国人来说，这本书的有些内容是很让人绝望的。尽管大部分时间荒谬占据了上风，但在欧洲，理性与人性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欧洲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一言堂，即使教会内部也充满矛盾与争议。在最最蒙昧的乡村，人们也相当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习俗和理念。在宗教裁判所的阴影之下，群众的置疑仍然大行其道，异端出版物泛滥天下，用通俗的方式让人“看到事情不那么简单”，反过来说明对思想的控制教廷远不如当代中国。
　　18世纪，一系列知识分子对人为的不是绝对必要的死亡表现出强烈愤慨，致力于谴责刑法和战争。由洛克开端、一大批法学家参与的法学探讨，提出司法人道化的原则，禁止报复和酷刑，努力使处罚与罪行相适应，甚至提出了废除死刑。早在1742年普鲁士就取消了刑讯，1782年约瑟夫二世取消了叛国罪以外的死刑。而18世界末孔多赛就认识到：任何人都要不怀疑地保护医学的进步，要使用更健康的食品和住宅，最后还有消除最大的毁坏因素：穷困和巨富，使得人类具有更健康和结实的身体。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中国不能出现如此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医学家与法学家？为什么直到今天让国人接受人道主义和科学仍然相当困难呢？近代文明中国人的缺席绝不是偶然的。遗憾的是，中国缺少对死亡文化历史的研究，否则对比研究将具非常价值，亦相当有趣。
　　作者非常狡猾地指出：死是一个社会的反映，但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反映。因此，长达60多万字的著作中，可以说见不到一个明确的结论，仅仅罗列一些可能性。想要寻找直接答案的读者肯定会觉得不解和失望。不过，作为一种知识性、总结性的读物，本书信息量极大，其价值不容小觑。由于本书写于1983年，在 2000年进行修订和补充，作者对上个世纪的诸多现象持谨慎态度，很多问题如爱滋病等并未列入书中，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本书的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个相当糟糕的版本。一是翻译差强人意，部分段落句子简直惨不忍睹，我强烈怀疑是翻译机的产物。比如“进入姿态和仪式方面的研究，不仅是为了核对教谕要的回答是否合乎规范和回答的范畴”这个句子，我差点被噎着，起码读了5分钟也还是没明白。二是原书本来就是“用插图诠释1300 年以来死亡文化的历史”，不知道版权还是别的原因，书中提到的许多图画在中译本里都没有出现，这为读者理解该书带来极大障碍。三是由于该书涉及相当繁复的西方人物、事件、风俗与文化，一般读者绝无可能全部了然于心，应该也必须适当插入注释，但是中译本连一个注解都没有，这大大降低了阅读速度，也让我付出过多精力。“对死的投入不是对生命期望的延伸，而是对幸福期待的延伸。”这是作者在前言中的判断。那么对这本书的投入，能不能让人更懂得幸福呢？
　　


作者：欣子123　回复日期：2006-6-29　16:04:25　

　　沙发：）

作者：庄晓明　回复日期：2006-6-29　16:33:33　

　　拜读

作者：类若乘空　回复日期：2006-6-29　17:51:09　

　　学习:))

作者：十佳毛驴　回复日期：2006-6-29　17:59:22　

　　本书的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个相当糟糕的版本。
　　——此书贼重。
　　买了很久，翻了个开头，看不下去了，一直在那搁着呢:)
　　当时买的时候就曾上网搜索译者的资料，结果所获不多。
　　俺不懂法语，这个译本只能说聊胜于无了。

作者：柳已青　回复日期：2006-6-29　19:33:28　

　　我在看这个
　　
　　《殡葬人手记》 （美）林奇/著 张宗子/译 新星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在我们这个小镇，每年我都要安葬大约两百名死者。”
　　　　诗人林奇在这样的句子中开始了他的个人见证。像所有诗人一样，他以死亡为主题，但林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密歇根小镇的殡仪馆业者，受雇埋葬和焚烧死者。工作之中，他始终敏锐地聆听着透过死亡传达的爱和悲伤的话语。
　　　　这是见证者和当事者的双重声音。林奇站在“生者和曾经生活过的死者”之间，带着愤怒，带着惊讶，带着畏惧，带着平静，试图一瞥我们所有人都会懂得的死对于生命的意义。这是对已故的父母，对活着的子女的敬礼。
　　　　这里有在墓畔挥杆的高尔夫球手，有美食家兼疑病患者，有情人，还有自杀。有的葬礼令人欢欣，有的婚礼则催人泪下。这是一本充满罕见的优雅和机智的书，充满强烈的对比，处处是幽默和同情，这是死者对生者的告诫。

作者：丁三郎　回复日期：2006-6-29　21:29:45　

　　为什么直到今天让国人接受人道主义和科学仍然相当困难呢？近代文明中国人的缺席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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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化崇尚的天伦和人伦主义文明程度在人道主义和科学之上。但是中国文化所产生最高文明的普及能力所极为有限。
　　
　　另外中国人的智慧在于对生命而不是对死的思考。所以中国人缺少对死亡文化历史的研究。

作者：雨行天涯　回复日期：2006-6-29　21:32:56　

　　另外中国人的智慧在于对生命而不是对死的思考。所以中国人缺少对死亡文化历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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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所致。：）

作者：夏虫语冰钦　回复日期：2006-6-30　08:59:08　

　　欢迎欣子坐沙发：）
　　
　　谢谢庄晓明兄、类若乘空君来读。
　　
　　十佳毛驴：很高兴见到也有读过的朋友。这书真的实称，我原本临睡前卧读，但发现那成练三角肌了...望洋兴叹地改正襟危坐
　　
　　柳已青：希望看到柳兄的这本书评，我们口味接近。另，那部“地深6尺”的电视剧也很不错。
　　
　　丁三郎、雨行天涯：读你们的讨论很有启发，希望继续。
　　
　　“中国文化所产生最高文明的普及能力所极为有限。”——此话有深意，愿闻其详。
　　
　　我认为中国是最实用和功利的文化，无论生死皆不在意，所以对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再延伸至人权并无关注和要求。

作者：丁三郎　回复日期：2006-6-30　09:49:45　

　　因为中国文化崇尚的天伦和人伦主义文明程度在人道主义和科学之上。但是中国文化所产生最高文明的普及能力却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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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伦和人伦主义就是生命的文化，崇尚生和自由，解开精神枷锁。因此中国文化极少研究死亡。因此秦始皇才要焚书坑儒。再则，因为提倡文明的高度自由。因此产生了诸子百家，也上升不到宗教的高度，因此一得不到政治的支持，二得不到宗教的传播，所以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文明，普及能力极为有限。
　　

作者：登月的阿波罗　回复日期：2006-7-9　11:21:18　

　　生死，是所有人一辈子最大两件事。作者居然用了60万字来写欧洲700年的死亡文化。
　　源数据如此。而本述评写得更是浮皮潦草。
　　居然红脸！
　　：（

作者：黄惟群　回复日期：2006-7-9　18:02:40　

　　
　　问候楼主!

作者：合宜　回复日期：2006-7-9　21:05:58　

　　欧洲人始终改不掉将欧洲看作全部世界的毛病，事实上，这本书充其量能够代表西欧和一部分东欧、南欧在从1300到1980的600年间的死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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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后欧洲文化就成为一种强势文化；我们不也说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吗？这里的世界指的就是欧美。还有就是可能跟作者所处环境、使用语言有关，使得他收集远距离国家的资料不如本地区方便。
　　

作者：1ongfellow　回复日期：2006-7-9　21:24:19　

　　在科学与哲学的泛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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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这句话。

作者：愚人-　回复日期：2006-7-10　06:59:45　

　　夏虫MM这篇文章不错。
　　
　　中国文化传播得极为有限－－这看你怎么比较了，你要过后方知地与现在正盛行的强势文化比，当然便是如此，你若退过去一千年，大约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还有一点，传播得快不一定先进，这无须多论证。
　　
　　中国人不是视死亡而不见，相反的，他们颇为关心，只是不执着在基督教一教的信仰之下，也不是近代唯物主义者那样执着在人死如灯灭的信仰下。
　　
　　从殷商、春秋战国出土的墓葬里，可以大致知道先秦以前中国人的看待死后，大抵和古代埃及人的想法一致，即认为人死后只不过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去了，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出土也证实了这一看法。先秦以前的另一世界观后来被阴间所取代，直到现在还保持。比如现在有儿女为亡父烧影星、超女的纸人，烧纸房子，，烧纸汽车，烧纸钱等等。
　　
　　先秦时期比较正视死亡问题的哲学家是孔子。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对死后生命存在与否持回避态度，可以看出孔子在这一关乎人生终结问题上的谨慎。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但到了汉代，已经出现了中国人对先秦以前对生死看法的不满足。东汉时的“阳阿薤露歌”感叹人生如朝露，询问人死一去，何时回返的问题。这一时期出现了道教，道教创造了“仙”的概念，所谓仙，本质上是人，只是不死的人，这是道教对人类生死问题的重要思考，在其他宗教或者信仰里没有仙的概念。即使希腊罗马神话里的人性神也不是仙，因为这些神是由元神所化，或者没有说明的理由化得。可是道教的仙们，主要还是由人自己通过服食丹药，或者吐纳练出来的，也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自己得到的，道教的仙及成仙（羽化）理论是人类文化里第一次对长寿与长生不死现象思考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
　　
　　东汉白马驮经以后，佛教开始传到中土。小乘佛教的轮回、转世说也随佛教的东传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死观，以后远较道教对普通中国人的深入更深入。小乘佛教（也是婆罗门教）的轮回说，是一种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问题，它远远比道教的羽化说更有效地使中国人信服，这样的生死观一直影响到清末，读读清代的笔记和笔记小说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受轮回说影响之深了。即使民国以后，唯物主义的生死观渐次影响了中国普通人，甚至解放后把唯物主义定为国之信仰，也未能在私下里彻底改变普通中国人对转世的看法。许多马列老干部在生前常常说，我死后去见马克思云云。相信他们不认为马克思在上帝的天国里，倒像是另一个类似于阴间的世界。民国时一个报纸随笔里，作者甚至设想阴间已经革命，推翻了阎王的统治，这样看来，老干部们的自嘲或者调侃里，马克思大约在另一世界继续司教主的职责。否则我们“少壮坚信马列”（林彪语）的干部同志说那些话干什么？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生死观影响中国人对死亡结局的看法，以外，中国人里还有一种豁达的生死观，那就是不问死后情况怎样，泰然面对永恒的深渊。这里最多的人是以庄子的虚无观来武装自己，实际上也是一种回避，仅仅表示对生前的行为负责，而不深究死后灵魂是否存在。宋明理学的虔诚信徒甚至要求做到“喜怒不动于色，生死不动于心。”。南北朝时候，有个信仰儒家的学者叫范稹的，写了一篇《神灭论》，驳斥佛教徒说的死后可转生的观点。他说，人犹如树上之花，花谢花落，掉在地下，无非是辗转化为尘土。应该说，范缜是自己独立思考出来的唯物观死亡说，以前有学者认为范是坚定的孔门信徒，坚持儒家学说批驳佛教。（如范文澜就这样看），其实范是东汉王充思想的继续，而不是孔老夫子的观点，上面说了，孔夫子对死亡只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只注重生时应该怎样而已。

作者：愚人-　回复日期：2006-7-10　07:01:26　

　　cont.
　　
　　孔子对待死亡之模棱两可，或者狡猾，造成了历代儒家对佛教的包容，当然也还有对待道教生死观的包容。虽然好的正史，如《史记》、《通鉴》都坚持不语怪力乱神，但并不是说，一本正经的儒家学者与官员就不信了。他们常常是在朝廷里不谈浮屠之说，不谈羽踪，回到家里却礼佛、练丹，同时也注意自己的事功，包括生活上的享乐。所以以前一个笑话说一个人的理想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相信此人背地里也去佛寺上香，那是准备最后一着：万一上述两种理想都不能实现怎么办？总是有投生在下一世享福的希望。
　　
　　这样看来，中国人的生死观已经包罗了生命如何持续的几种可能情况：先是积极进取，追求名利。倘若失败，再想法炼丹、搞吐纳，逍遥于一半红尘，一半仙境之间，延长和无限延长自己的生命。最后再在后面来一个最稳妥的办法，烧香积德，为下辈子做好准备。中国人又是大而化之惯了，什么理论都不去深究，凡是圣人说的都对。客观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亚里斯多德的逻辑体系，因为没有符号逻辑体系，人无法深入思考问题的逻辑问题，当然，简单的推理也还是有，但这些不足以构成对圣人创设理论的重大威胁。
　　
　　所以说中国人对待死亡要比西方人乐观得多，假设不信教，则西方人很难洒脱在死亡之外，不像拥有老庄思想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那么看得开。假设信教，中国人也不拘泥在一定要成佛成仙，前者一般人显然做不到，尤其做不到严格的宗教修行。但是退一万步讲，烧香礼佛总是可以的嘛，只要下辈子无大灾大难不就可以了吗？有些基督教徒信教信迂了，钻研什么天堂以后的生活如何如何，教会显然不高兴，教会告诉教徒的死后生活确实过于简单，不上天堂就进地狱。哪能象小乘佛教那样变化无穷，期望无穷呢？而且轮回说涉及的来生是可以对照此生的，看到今天就想到了下一世的今天，无非受苦一点，或者享福一点。所以西方的唯物主义信徒感到对付基督教的生死观易，对付印度教、佛教的轮回观难就在这里。
　　
　　至于后来的大乘佛教把一切看得那么虚无，虽然和老庄的虚无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大抵和老庄是沟通的。故后期中国士大夫阶级的人在庙堂进取之余，回家谈玄谈（大乘）佛，理论高度确实吓人，而也常去寺院烧香，很完美地把生死问题解决了。就是一般老百姓也都“麻醉”进去了，比如以前砍头和枪毙的死囚犯，常常在刑场高呼：二十年又一条汉子！他是充满希望的。而不像基督教国家的死囚，枪毙就枪毙，不是在枪毙前匆忙信了教进天堂，就是准备好去地狱吧。所以中国人对待死亡，没有西方那么悲观，既然没有那么悲观，还有一个世俗地回到现世，你叫他去思考什么？
　　
　　这决不是说，咱老中在临死前就怡然自得地含笑准备投胎，不！咱老中想得一点不比基督徒少。他不是想自己，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的是对自己儿女、亲人的关爱，这种关爱，相信比基督徒只想自己如何顺利进天堂更好。

作者：夏虫语冰钦　回复日期：2006-7-11　10:45:36　

　　谢谢愚人兄细致回复，当另开新贴。
　　
　　中国人对死亡的态度是比较超然的，怕死，也不过是留恋世俗的欢乐，如《好了歌》的“好”；而非害怕死后的去向与灵魂的存在。这种观念也有两面性，太实在而功利则是其中负面而深远的影响；世俗的文化（而西方过去最美的艺术都与宗教沾边）和人际关系之发达则算相对正面的影响了。西方的死亡观未必好，但可以令他们的物质欲望相对较低，精神追求相对较强，感情的羁绊相对较松，活着也就没那么累。

作者：愚人-　回复日期：2006-7-11　11:04:09　

　　夏虫MM，再聊一下：
　　
　　对于转世、轮回之说，最信的，也是人家发明的，是印度人，是婆罗门教发明的也就是印度教发明的，后来佛教继承了，再传到中国，中国人才开始信，那是东汉以后的事了。中国人信了，又让日本人也信了。印度自己也影响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也都信了。
　　
　　又后来西方扩张到全球，一些西方人也信了。
　　
　　但对死亡过程研究得最深的，并不是印度人，也不是汉人，汉人大而化之，不求甚解。应该是藏人，人家研究得那个细啊，从停止呼吸开始，到见到光明世界为止，好多阶段，好多感受都有。世界上任何宗教都没有藏传佛教研究死亡之细了。其他的，尤其是基督教，笼统地说见上帝就算了，到底怎么个见法，只有基督徒自己去体会了。：）人家喇嘛能给你说出个前世今生，祸福因果的子曰，哪怕你不信，也不能不承认喇嘛学问大了。
　　

作者：愚人-　回复日期：2006-7-11　11:28:54　

　　MM，再聊一下：
　　
　　》但可以令他们的物质欲望相对较低，精神追求相对较强，感情的羁绊相对较松，活着也就没那么累。
　　
　　这句结论恐怕还须再斟酌一下。从总体上讲，基督教教义是有抑制人欲的地方，但似乎现代基督教（新教）太过于听任人的自由了，也就听任人对物质欲望的进取，结果效果不彰。如果效果彰的话，又不会出现几个西方发达大国对能源的恣意掠夺了。精神追求说不清楚，我认识几个教徒，以前老爱做我的工作，做工作多是：你怕不怕下地狱？否则就是上天堂，上天堂到底如何？语焉不详。难道这就是精神追求？说实在的，这样的精神还没有信易的中国人多，更不如谈玄的人了。：）
　　
　　感情上有点泛爱，恕我使用这样不恭的术语，就象孟子批判墨子说的，结果爱多少有些贬值。有时候我很佩服他们慷慨地拿钱对非洲挨饿的儿童捐款，有时候我又被他们不搞好自己社会的福利事业，不把财富平均一些，甚至连个医疗保险制度都搞不好（我指美国）感到迷惑。一边看见男的对女的甜言蜜语地说爱啊爱啊，一边又看见翻脸不留情，不考虑对子女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