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生于一九一九年，这是开不得玩笑的时代，意识和过日子的方式全世界都在认真地估价，“生和死，这真是个问题！”哈姆雷特这样说；“剥削和被剥削”，十月革命这样说。黄裳比党年长两岁，他是奉陪着中国共产党一直活到今天的。

　　黄裳是山东益都人，一般地讲我对山东人印象都比较好，大概自小起始于《水浒传》吧！认识黄裳倒并非因为他是山东人。怎么第一次的见面已经记不起了，时间在一九四六年底一九四七年初，《文汇报》编辑部里还是别的什么所在，若是在编辑部，那是至今还历历在目的。八张或十张写字台，黄裳的桌子在进门的左手，有陈钦源、叶冈的座位，他们是在一排。杨重野、杨卓之诸位好像在另一个房间。

　　我到那里只是去取稿费，来往较多的当然是黄裳和钦源两位老兄了。钦源是广东人，我们多有一些话说，他还邀请我上他父母家吃过饭，他父亲是做雪茄烟生意的，在一条热闹但很窄小的街的二楼，楼上有讲究的货架，放满一盒盒的雪茄。

　　跟朋友开玩笑吹牛皮，我常常讲见到许多前辈和朋友的父母，比如说钦源兄的父母，黄裳兄的母亲，苗子兄的母亲和郁风老大姐的妈。再远点见过沈从文表叔的爹妈(我叫姑公姑婆)，见到过林庚先生的父亲林宰平老先生。近处讲，见过汪曾祺的父亲，戴金丝边眼睛笑眯眯的中年人。说这些干什么呢？介绍介绍那个时代我的人际氛围也。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

　　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文汇编副刊、中兴轮船高级干部、写文章、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翻译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是不是那时候？不清楚了)、出几本散文集，还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妈妈，住房及水电杂费，收集古籍图书，好的纸、笔、墨、砚和印泥……还有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

　　前些日子我到上海，问容仪：“你听过爸爸开怀大笑过吗？”一个儒雅文静的书生的朗笑。容仪说：“是吗？他有过大笑吗？”有的，一种山东响马似的大笑。在我回忆中，黄裳的朗声大笑，是我友谊的珍藏。很可能，两位女儿哇哇坠地之后，那年月，黄裳没有空了。从历史角度看，哭的时间往往比笑的时间充裕。

　　说一件有关笑的往事。又是那个可爱的星期六或星期天，好像吃过哪家馆子，他两个人喝得微酲的程度，我走在离他们二十步远光景，观览着左右毫不相干的热闹，清醒地说，我们应该是从另一些马路拐到这条著名的马路上来的，叫做四马路，四马路有这个和那个，是我自小听老人摆龙门阵知道的。我不喝酒，却是让两位的酒气加上闷热的酒楼熏得满脸通红。说时迟那时快，斜刺里闪出两条婆姨，一个挟我一边手臂，口里嚷着：“先生帮帮忙好？先生帮帮忙好 ？”往弄堂里拖。挣扎了好一会，两位女士才松了手，这时我听到黄裳那放开喉咙的笑声。两位仁兄慢慢走近，我似乎是觉得他们有些过于轻浮，丝毫没有营救的打算，继续谈他们永远谈之不休的晚明故事。眼看朋友遭难而置若玩笑，我设想如果黄裳或曾祺有我遭遇，不见得有我之从容。那次的笑声似乎是震惊了马路周围的人，引开众人对我狼狈形象的关注，若如此，这又是一种深刻意义的救援了。

　　黄裳很善于跟老一辈的人往来，既婉约而又合乎法度，令人欣赏。同学中也有许多有趣的、功力深厚的学人，如周汝昌辈。在他的好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一门忠烈的黄宗江为大哥的黄氏家族，他们的交谊简直可写一部美丽的戏。

　　黄裳到底有多少本事？记得五十多年前他开过美军吉普车，我已经羡慕得呼为尊神了，没想到他还是坦克教练！……

　　至于他的做文，唐?
　　先生是说得再准确没有了：“……常举史事，不离现实，笔锋带着情感，虽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看文章也等于看戏，等于看世态，看人情，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界，有心人当此，百感交集，我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推陈可以出新，使援引的故事孕育了新的意义，这是有着痛苦的经验的。但在文字上，我们却以此为生活的光辉。”

　　黄裳兄的书我几乎都读过，从一九四七年到今天近六十年了。心胸是一件事，博识是一件事，多情又是另一件事；文章出自一个几十年自凌辱、迫害的深渊从容步出的、原本有快乐坦荡天性的山东人笔下，自然会形成一个文化精彩排场。

　　和黄裳做朋友不易，几十年来他却容忍我的撒泼、纠缠，他也有一套和我做朋友的学问。大庭广众酒筵面前他几乎是个打坐的老僧；在家里我们都曾有过难以忘怀的谈话。他是个弄文的，我是个舞画的，“隔行如隔山”是句狗屁话！隔行的人才真正有要紧的、有益的话说。他明确地、斩钉截铁地、决绝地讨厌过某某人，那是很勇敢的，即使在戴右派帽子的年月，有人听过他求饶的话吗？苦难年月，罪人常采用屈辱方式强化自己。培根说过：“那些喜欢出口伤人者，恐怕常常过低估计被害人的记性。”(培根说的仅仅是“出口伤人”，还不够害命的程度)既然迫害文化人是种文化现象，文化人怎么会不记得？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怎么办？读书！个个文化人发狠读书，让迫害者去孤独！凋零！

　　我特别喜欢黄裳兄的三篇文章，一是解放前的《饯梅兰芳》,一是解放后的《陈圆圆》和《不是抬杠》。

　　《饯梅兰芳》一文的历史背景和几十年后重翻波澜的情况就不赘述了，想想看，当年的黄裳兄才不过二十几岁的人，有那么深刻的胆识、那么宏阔的气势，敢面对大权威作好意委婉的规劝，文章是那么漂亮，排解得那么清晰，遗憾归遗憾，谅解归谅解，事情却是铁板钉钉，大家看完，大大舒了一口气。这钉子是黄裳敲下的。

　　后两篇文章是针对姚雪垠的。

　　抗战时候在重庆、桂林……批判姚雪垠的小说《差半车麦秸》，连茅盾公都上了阵，像是文艺界很大的一件事。《差半车麦秸》我好像也读过，可惜至今一点影子也没有留下。解放后，我一直对朋友鼓吹三样事，汪曾祺的文章、陆志庠的画、凤凰的风景，人都不信。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祺的文章《羊舍一夕》要出版了，我作了木刻插图，人说汪的文章出版，姚雪垠曾讲过好话。怎么讲？哪里讲？我都不清楚，只觉得姚几时从重庆到了北京让我新奇，世上到底也有人懂得曾祺了。算是对姚有点好感。多少年之后的某一天，好友李荒芜来找我，说姚雪垠要请我为《李自成》作插图，我告诉荒芜实际情况不可能。一，我在为北京饭店搞美术设计，工作很忙；二，为《李自成》一书去认真研究史料太费力，不值得。荒芜还是缠住不放。我们在北京饭店几个画画的为了搜集创作资料旅行到汉口时，姚还有信追到汉口，我没有回信。几个月后临近春节，我们来到成都，听说北京将要开展批黑画运动，其中一张猫头鹰尤其恶劣……我说：“唉，画张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不也是常常画嘛！”回到北京才知道指的就是我，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一天跟潘际垧兄嫂几位老友在康乐酒家吃饭，进门又碰见那位热心而诚笃到家的荒芜兄，说要和我谈件事。我说：“你甭谈，我先谈，我从没考虑过为姚雪垠作插图，请他放心。你还有别的事要谈吗？”荒芜说：“就这事。”我说：“好，就这样？”荒芜也说：“好，就这样！”

　　姚的《李自成》我找来看过，没有看下去，觉得似乎是别有所指，有点井冈山的意思。后来香港某家月刊登了姚写的古体抒怀的诗，其中大意是：“为什么我把《李自成》写得这么好呢？都因为学习了马列的缘故。”……这样一来，对姚的印象就丰满多了。

　　黄裳兄的两篇文章无异是端给姚雪垠的两碗醒酒汤，人一醒，话也就少了。

　　一个人的文章好，总是给人提供一些智慧的线索；正如托尔斯泰称赞契诃夫文章说的“既美丽又有用”。

　　黄裳兄这一生为书遭遇过烦愁也享受过泡在书里的快乐。人常常称呼这个是读书人，那个是读书人，要晓得，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可真不易。作家有如乐器中的钢琴，在文化上他有更全面的表现和功能，近百年来的文化阵营，带头的都是文人。鲁迅啦！郭沫若、茅盾啦！巴金啦！周扬啦！……至于谁和谁？够不够格？人和作品，大浪淘沙，只好让历史去讲公道话了。如果从毛泽东向罗稷南谈鲁迅的第二段话“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的预见性的指示来看，解放后的茅盾、曹禺……早就是“识大体”的了。这“识大体”之后，五十年过去，“识大体”早就成为民族习惯和美学价值。像今天，妇女喜欢手镯和项链一样。一个作家归根结底是要出东西，出结实、有品位的东西，文章横空出世，不从流俗，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闲事管得舒坦，是非清明，倒是顾不上辈分和资格了。

　　和黄裳兄多年未见，这半年见了两次。我怕他行动不便专门买了烧卤到府上便餐，他执意迈下三楼邀我到一家馆子去享受一顿盛筵；我再到上海，兴高采烈存心请他全家到我住的著名饭店餐厅吃一顿晚饭，那顿饭的水平吃得我们面无人色，使我惭愧至今。

　　座谈会说好我要参加的，“老了！打不动了！”(萧恩语)眼看从凤凰到张家界四个多小时的汽车，还有个来回，写了个小小发言稿，抒发友谊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