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轨 文【张念】

　　闪着寒光的“另类乐器”

　　正因为和文学艺术有着天然的血亲关系，后现代思潮的中国流向，使得文学研究成了其理所当然的最初蓄水池。尽管后现代更多是被当成虚构文本和艺术作品的解读指南，让文学艺术界兴奋不已，但福科依然是那潜伏的部分，像暗流一样，涌动着令人恐怖的力量。在思想的深水区，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如何自由呼吸，这是福科的探索方向。从福科的方向看，依然是一片漆黑，这没有方向的方向，和中国问题上浮在表面的制度论，构成了令人心碎的平行线，所以，福科思想的中国之旅，是陌生的“寒冬夜行人”，并且找不到停靠的地方，游荡在人们思考的边界线上，福科犹如后现代思潮热流中，闪着寒光的“另类乐器”。

　　没有本土对接点的思想，正好反证出人们思考的盲区。福科思想的中国行错过了新时期文化热的喧嚣，作为最纯粹的尼采主义者，这位对生命哲学最富创建的思想家为什么会在一个有着生命思考传统的东方国度里走失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福科的作品出版了两个草率的中译本：《疯狂与文明》和《性史》第一、二卷，像一次局促匆忙的出场，一晃而过。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严锋先生翻译的福科对话集《权力的眼睛》发行，面对福科的提问方式，“权力”术语曾一度流行。最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学哲学系佘碧平先生翻译的《性经验史》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和台湾学者林志明翻译的《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让福科重要著作全貌得以展现，巨著挟裹着其本身装桢意义上的厚重感，曾一度在读书界引起了“震撼”与“沉迷”。而福科迷恋的是历史中的冷僻经验，他如此偏锋，他要说什么，他所说的一切和我们的现实有什么关系？尽管在此之前199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知识考古学》，是福科对其方法论的集中表述，但这样的疑惑依然在《规训与惩戒》（三联书店1999年版）和《临床医学的诞生》（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的中译本阅读中加深了，包括像德勒滋这样重量级福科思想研究者，也不得不在他的著述与言谈中，跑出来告诉人们福科思想的“现实意义”。

　　福科思想的“狰狞面目”在汉译接受过程中，不是更弱，而是越来越突出了。这“狰狞”隐含在《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演讲稿里，福科终于对“政府性”问题发话了，通过国家理性和警察装置，权力是如何运转的。福科的“政治转向”曾让思想界兴奋了一阵，但正如德勒滋所说：“存在本身就是政治的”，福科的所有著作中，都藏着最激烈的政治。《福科集》（杜小真选编1998年版）也许说出了福科专著中没有直接说出的话，《福科集》收录了福科大量的论辩、访谈和对话文章，而《福科的面孔》（汪民安等编2001年版）则是福科思想在各个领域的延伸和发展，僭越与抵抗的声音回响在不同作者的对福科的书写中，整本文集贯穿着这样的线索：生命艺术和斗争艺术紧紧地相连。

　　2003年，美国人詹姆斯•米勒撰写的福科传记——《福科的生死爱欲》（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福科的哲学生活走向了中国读者。在中译本装桢上，有一张福科的照片：他身着日本和服，光线很暗，好象有镜子，镜子是照片的主体，人们看到的是一些影子，福科的影子或者影子福科，或者魅影。他是谁，是狼吗？德勒兹在一篇访谈中曾提到，怎么去理解激情（PASSION），他说，反正是超出人情之外的任何东西，是野兽之类的东西。福科曾说他是激情澎湃的人，而非缠绵爱情的人，福科还说，真正性感的是，漂亮男孩甩开车门，转身离去的那一刻。激情是丧失主体资格之后的，一种持续的盘旋和环绕，像野兽的踱步，是疯狂本身。所以，非要去“看”福科是徒劳的，在此，图像、镜像和影像交叠重合，他是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用“说“代替了“看”。

　　森林野兽的獠牙

　　德勒兹是这样描述福科“这个人”的：“即使在一些毫无意义的场合，当他进入一个房间时，人们也宁愿将他视为某种气氛的变化，一个事件，一种电场或磁场，一种随便什么事物。”如果这样的描述有些夸张、做作和诡异，那么，一个叫贝尔纳-亨利•雷威法国作家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一书中对福科的印象是：“我在法兰西学院见过他，他那恶僧的额头，有点疯疯癫癫的讲话声调，滑稽而压抑的笑声给了他魔鬼的模样，当他大笑时，不仅使人想到森林野兽的獠牙”。雷威的描述更直接，本能的反应是惊悚，没有肖像，只有感觉，所以德勒兹并不夸张，那么夸张的是“福科”这个名字吗？福科在《事物的秩序》中谈到，作者之名和作品的关系：作者是其作品的中心思想，作者之名覆盖了作品。这两张形象草图，显然是描述者幻觉的产物，思想家肖像丧失了某种形式，福科本人比他的作品更加抽象，作者之名逃逸到作品边缘，气态状的，视线失去了描画的能力，是视线的“触感”发生效应，是感觉之外的感觉。

　　非要去看见某种气氛，这是主体的偏执所导致的无能。但如果说我们可以感受，或者触摸某种气氛，气氛就丧失了整体性，身体也随之分解，意识枢纽不复存在，因为气氛获得了生命，是气氛携带着感觉飞了起来，气氛就是艺术品，艺术品没有主体意识，但这光照亮“人的消亡”这样的坚硬事实。当人们说S/M游戏，是让人释放暴力，福科认为这样的解释还是人性中心论的，恰恰相反，是S/M让“肉体的自我解体”，如果有器官等级论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的“头部”已经失去了至尊地位，生殖器取代了它。但是，也不是我们脑子里长出的生殖器，因为福科曾扬言：“勃起已经不流行了”，“有必要用肉体，用肉体的各个要素——它的面积、体积、浓度，创造一种无训诫的性生活，一种让肉体通过偶然的相遇和极大的快感沉浸欲爆炸性漫射状态的性生活”。于是哲学家和同性恋者（主要是S/M），哲学生活与色情生活、精神气质和反常规划上了等号，他把知识检验和挑战自我极限，把“身体决斗”的燃烧弹，扔向了知识话语的现场。

　　将自己当成艺术品呈现出来，福科思想被行为艺术家们“深刻领会“了，这是在中国本土接受福科的遗憾事实。迷恋福科往往会遮蔽了其思想中“金属质地”的一面。蒸发“肉身”不是福科的本意，气态模糊的肖像也不是思想另类的表现。一旦另类艺术家把自己当成例外，这是佯狂，是“疯子”的真正出卖者，叛逆也就成了可笑的把戏。因为社会一方面把真正的疯子关起来，同样，另一方面，却容忍模仿疯子的人生活在他们周围。人们需要一种内心倾向的仿真品在其左右，替代品实施着安慰的功能，是人们理性过度后的疯狂表现。但在日常生活领域，行为艺术家被排除在外，他们像日常的赘疣一样，成为某种社会心理的负担，一只无形的意识“疯人船“上，挤满了真正的生活艺术家。而福科思想，则是搭救和遣散之船，让这些人回到生活的原地，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抵抗和反常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这是中国艺术家/思想界隔着太平洋，再隔着大西洋，无法抵临福科思想腹地的遥远得不能再遥远的精神距离。

　　斗争的艺术

　　在太平洋彼岸——美国，思想依然在别处，包括福科传记的作者米勒都承认自己对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没有多大兴趣。米勒说：“尼采是哲学总让我感到困惑和愤怒，因为尼采的某些追随者犯有杀人暴行，而我又不能依据他哲学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至迄今无人能驳倒）找出消除这种暴行的简便方法。”但为什么要给一位尼采主义者福科写传呢，米勒的回答是：弄清“过一种深思熟虑的超越善恶的生活”这句话的含义。对一目了然的罪恶和暴行进行清算和批判，尤其针对纳粹主义，已经构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福科的批判目光更加深邃，在此“超越善恶”并非一种道德迟钝，而是把善恶交织的历史文本当成活化石，运用“历史倒灌”的研究方法，将话语的内部秘密揭示出来。一种针对人自己的“暴烈”，从《疯癫与文明》，到《知识考古学》，再到《规训与惩戒》，最后到《性经验史》，知识、话语和权力的地形图越来越清晰，超越善恶——悬置的前提仿佛重返大地，福科最后著作《性经验史》第三卷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是“关注自我”，思想从理论问题转变成了生命问题，尽管在尼采那里，这种转变已经发生，但福科像一名工程师一样，把这种转变真正的故障和深刻的困难描绘出来。所以，面对米勒那样的思想顾虑和犹疑，福科思想并不能给出直接的答案，而是指出这样的顾虑和犹疑的生成机制。

　　依然是在美国，1971年福科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有场著名的对话，一个谈知识本身，谈意识形态怎样内化成人的主体性，人是如何屈从他的观念和知识，另一个恰恰被福科不幸言重，乔姆斯基口口声声阶级，阶级斗争以及罪恶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怎样实践着不公（乔姆斯基是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者）。乔姆斯基首先认定了不公，然后再来进行话语分析。福科的回答是：“用公正的字眼来思考社会斗争还不如用社会斗争词汇来关注不公”，福科比左派们走得更远，把不服从和抵抗绝对化，甚至抛开了政治立场的理性划界，当然福科更不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说：“我觉得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真正的政治任务是抨击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中立或者独立的机构的作用，把在其中暗中作祟的政治暴力揭示出来，以便大家共同与之斗争”。有人的地方，就有权力，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政治。福科将权力的概念从中央政府那里解放出来，权力像货币一样，成为了一种最流通的符号。权力无处不在，控制也无处不在，后现代理论将此推进为“他者”范畴，人们把他者凝视，“观看”权力内化成自己的主体性，身体成了人的第一牢狱，那么抵抗最初的场所也正是身体。

　　但对于福科，从巴黎到加利福尼亚，身体似乎在别处。晚期大部分时间，福科都呆在美国，迷恋于他的“身体斗争”。“考验”是宗教里的绝对情景，而福科则在摧毁真理体系的过程中，去承受“情景真理”。在福科看来，萨德的色情还在理性控制之内，只不过表现为绝对的理性，如果人们把他当成“性的教习官”，那是他活该；而巴塔耶则把色情看成否定性的耗散力量，这里的色情接受了责任的编排。有没有一种不接受训诫的色情，一种自由的不服从的艺术。托克维尔曾说：“普遍的权利会导致审判的不公”，道德与正义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反转过来，为了正义去斗争。身体政治是离人最近的政治，最普遍的政治，在一种身体政治的胚芽里，会长出怎样探寻世界的新方式，新风格呢？

　　激活自我

　　美国作家马克•拉里在他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中，曾谈到，“极限体验”作为开启属于自己的道路，也许是种有效的精神训练，但如果认为这可以揭示公共政治世界的秘密的话，那是既危险又荒谬的。本书的最后一句写到：“无怪乎法国人依旧称我们是大孩子”，这最后一句恰恰是对这本书整体思维水平的最好评价。美国人不理解福科为什么津津乐道于控制型社会——圆型监狱、工厂、医院、学校、家庭、被性化了性生活等等，如何在暗中实施着暴力，他们说，古拉格群岛、斯大林集权、纳粹主义等等难道不比这更让人毛骨悚然吗？对集权主义最富批判性的是阿伦特的思想，她认为把罪恶以某种方式客观化，匿名地客观化这才是令人恐惧的地方。阿伦特超越了受害者话语，而是深入暴力的内部，去探寻暴力生成的机制，仅在这个层面，阿伦特和福科的工作类似。谁更残忍，谁更惨烈，谁更不幸，这不是福科的问题，福科的问题是建立起哪怕是最小的空间，作为政治目标，抵抗所有的控制与监禁，开始我们新战斗，新的政治。

　　必须警惕某种固定的话语范式，比如批评家齐则克对多元主义文化范式的批判，表面上的多元，依然遵循某种过滤的逻辑。齐则克击碎了受害者话语的某钟种“自恋情结”——一种被他人凝视目光所建构的抵抗，进而质问到：尊重少数派的斗争逻辑里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他们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受害话语及其意识形态的内在化，这恐怕是对中国问题尖锐的提醒。在政治，政治是不可能的情况下，接受福科恰恰必须从行为艺术家的“装疯”套路里走出来。在日常生活中，全球化、媒体、消费及大众文化已经联手打造了新的“圆型监狱”，身体、政治、权力与话语的层次、内容、结构和运作机制更加的复杂多变，更加的隐晦。在融入世界与背离世界的双重变奏中，要么是濒临灭绝的物种，要么是丧失自觉意识，左派与右派的出场都显得莽撞而草率。在被各种权力所监视的目光中，在西方中心、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之外，去激活自我就是激活某种政治想像力，正如德勒兹所说：“人类的唯一机会在革命的生成之中；只有革命的生成能够避开耻辱，或是对不可原谅的事物作出回答”。

　　政治哲学家施米特热正处在当今中国思想界的高烧阶段，而福科似乎被人淡忘了，除了行为艺术家和少数文学创作者，在我们这里，福科被理解成“太审美”的虚构文本，因为我们习惯于自上而下去寻找更加宏大的，一劳永逸的的解决方案。而福科的权力概念恰恰与施米特的政治概念相印证：权力像一个无穷数，如福科所言，是毛细血管状的事物；施米特认为，要去无限地划分敌友，才能激活人的政治本性，让施米特感兴趣的是政治的“决断时刻”，这难道不是福科式的“极限体验”吗，政治或者权力推进到最后，依然是绕不过福科的范畴——关注自我。

　　1984年6月29日上午，福科的葬礼在巴黎硝石库医院的一个后院举行，吉尔•德勒兹以低沉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念诵着悼词：

　　……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刻，这是绝对必须知道人们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思考，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观察，——如果人们打算继续观察和思考的话。

　　……

　　悼词选自福科的《性经验史》第二卷的导言，福科离开的地方——硝石库医院，曾经禁闭过精神病人，这巧合，暗示着一名战士倒在了属于他的阵地上。

　　（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