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施特劳斯：作为文学家的人类学家
思想家以赛亚•伯林说过，生活大致可两分，一个是表面的、易于明述的层次，社会科学家从这个层次抽象出一些相似性，概括出若干规律；在这层次下面则是意识形态的根基，“它通向那些越来越晦暗、越来越隐秘但又四处弥漫着的特征，它们同各种感情和行为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难以辨认。我们靠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方可穿透表层——小说家做这样的事要比训练有素的‘社会科学家’更出色。”伯林所言甚是，但有一点他没意识到，在对人的思考和感受上，一个伟大的人类学家有时和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样出色。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便是如此。
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类学家，出身艺术世家。他的外曾祖父是一个乐团的小提琴手，父亲是位画家，母亲的家族也和画家渊源颇深。孩提时代的列维－施特劳斯常被父母带着去听歌剧，还一度梦想过当作曲家。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绘画、音乐和文学评论集《看•听•读》，是对作为艺术鉴赏家的列维－施特劳斯最好的注解。而且，列维－施特劳斯学术著作中的艺术性因素，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有人说，他著作中的索引读起来像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详细目录。他的巨著《神话学》，各个章节的标题设置和结构安排俨然是一首乐曲，而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其间夹杂有“序曲”、“终曲”、“奏鸣曲”、“赋格”、“合唱”、“交响乐”和“变奏曲”。他的修辞也十分独特，喜欢用举隅法，譬如用葫芦来指涉“容器”，用饮料来指“内容”，甚至把骨骼说成是“食物的反面”，把印第安人穿的一种软帮鞋说成是对“土地的对抗”。可以说，朦胧的诗意、思维的特质和写作的风格，使列维－施特劳斯在二十世纪的人类学家中独树一帜。
但是，说列维－施特劳斯是文学家，并不是就其单纯的表达形式而言的，而是基于对人类学作为一种志业的深刻理解和微妙实践。正如苏珊•桑塔格在《作为英雄的人类学家》一文中所评价的那样：“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发明了一种全职的人类学家的职业，其精神寄托如同创造性艺术家、冒险家或心理分析家的精神寄托。”要明白这种别有幽怀的“精神寄托”，就不能不谈到被喻为列维－施特劳斯“哲学自传”的《忧郁的热带》。这部短短六个月写就的自传，是进入列维－施特劳斯宏伟的人类学大厦的入口。
这部书出版于一九五五年，是列维－施特劳斯以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在巴西逗留期间对印第安人社会旅行调查的经历为核心，加上以前的知识积累和读书心得的回忆写成的半生回忆录。桑塔格对它赞誉有加：“《忧郁的热带》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它生动，细腻，思想大胆。它写得美。此外，正如一切伟大著作一样，它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迹；它以人的声音说话。”这部书甚至受到一些作家的热捧。台湾作家朱天文的小说《荒人手记》中，“我们是日落之后到日升之前产卵的海生闪光虫，一片闪闪亮白曾经让哥伦布以为那是陆地”等语句，就几乎是原封不动引自《忧郁的热带》的。尤其是书中出现的一篇以日记引用形式引用的在船上看日落的“日落记”，深得卡尔维诺所说的文学的“确切”之美。这篇风景写真寄托了列维－施特劳斯试图用语言手段来达到现场再现的野心：“如果我能找到一种语言来重现那些现象，那些如此不稳定又如此难以描述的现象的话，如果我有能力向别人说明一个永远不会以同样方式再出现的独特事件发生的各个阶段和次序的话，……我就一口气发现到我本行的最深刻的秘密：不论我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时候会遇到何种奇怪独特的经验，其中的意义和重要性我还是可以向每一个人说个明明白白。”这里隐约已经显露了列维－施特劳斯拯救时间之流的想法了。
列维－施特劳斯声称自己的智力是“新石器时代式”的，深具破坏性和迁徙性，这使他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像所有现代作家一样，只要试图去再现生存现状，就注定要承担“不在家”的命运：“人类学家自己是人类的一分子，可是他想从一个非常高远的观点去研究和评断人类，那个观点必须高远到使他可以忽视一个个别社会、个别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他生活与工作的情境，使他不得不远离自己的社群一段又一段长久的时间；由于曾经经历过如此全面性、如此突然的环境改变，使他染上一种长久不愈的无根性；最后，他没有办法在任何地方觉得适得其所；置身家乡，他在心理上已成为残废。”这种“无根性”，最终会使个人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变得无所适从，“我可以像古代的旅行者那样，有机会亲见种种的奇观异象，可是却看不到那些现象的意义，甚至对那些现象深感厌恶加以鄙视；不然就成为现代的旅行者，到处追寻已不存在的真实的种种遗痕。不论是从上面的哪一种观点来考察，我都只能是失败者。”
挽救这种“失败”的救赎之道，是列维－施特劳斯在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地质学（列维－施特劳斯称其为他思想的“三大情人”）的启示下，找到了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形式偏好，在桑塔格看来，来自于法国思想和感受性中对冷漠的膜拜和几何精神。在《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施特劳斯称自己的思想具有“轶事与几何学”的色彩。这种形式主义是对悲观现实的一种最好克制，是对历史流逝的一种必要结晶。在《忧郁的热带》中，列维－施特劳斯谈到了自己领略到结构主义精髓的那一刻：“当你忽然发现……可以同时在岩石上面发现两个菊石的遗痕，……两个化石之间存在着长达几万年的时间距离，在这时候，时间和空间合而为一：此刻仍然存活着多样性与不同的年代相重叠，并且加以保存延续。思想和情感进入一种新的层次，在那当中，每一滴汗，每一片肌肉的移动，每一息呼吸，全都成为过去的历史的象征，其发展的历史在我身体重现，而在同时，我的思想又拥抱其中的意义。我觉得自己处在更为浓郁的智识性里面，不同世纪，间隔遥远的地方在互相呼唤，最后终于用相同而唯一的声音说话。”这个结构主义实现的时空并置，也就是一种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感。
多年来，列维－施特劳斯一直将营造一种文化共同体（他称之为“文化同盟”），作为自己纯粹学者身份外的追求。他强调原始文明的重要性，是因为他相信当人类只有一种文明作参照时，人类的灾难也就开始了。正如汉娜•阿伦特指出的那样，“公共领域的实在性则要取决于共同世界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当共同世界只能从一个方面被看见，只能从一个视点呈现出来时，它的末日也就到来了。”捍卫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生活的共同感，是列维－施特劳斯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道义所在。在《忧郁的热带》中，列维－施特劳斯一开始就声明“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从本质上讲，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永远不会是旅游或者探险。它既不愉快也不刺激，反而可能是处在痛楚中。“到处都在发生的前文字民族的最终的、无可挽回的毁灭”，人类学成了一种悲哀的讣告。这种“原始”、“野蛮”种族和文化的毁灭，也许不是暴力而是人们认同的文明促使的。在一九五二年出版的《种族和历史》中，列维－施特劳斯呼吁：“世界受到单调和均一性的威胁，必须保留文化的多样性。……应当听麦子生长，应当鼓励秘密的潜能，唤醒所有人在历史留给我们的空间内共同生存的意识。”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他又声称“原始社会”对“文明社会”永具启示意义：“那些保存得最好的原始社会告诉我们，这些结构与人性无相悖逆。……这些形式将对应于人的一种永恒可能性，社会人类学负有监督这种可能性的使命，尤其是在人的最黑暗的时代。”正是在这里，尊重并致力于维护人类精神文化的丰富性和永恒性方面，列维－施特劳斯令人尊敬地步入了人类伟大文学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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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很好！
列维－施特劳斯，一度是我的偶像。一个批法国的法国佬，反犹太
的老犹太。
谢小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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