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师谈大师 06年09月19日
－－－－－－－－－－－－－－－－－－－－－－－－－－
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人施慎勿忘。
－－－－－－－－－－－－－－－－－－－－－－－－－－
范伯伯摇着头说：听国专那些先生们讲课，真是巨大的享受。唐文治先生是校长，那时已高寿八十，可仍然坚持亲自进讲堂授课。唐先生双目失明，讲解经史子集，全部背诵，声情并茂，甚至涕泪双流，学生们满座皆惊，永世难忘。期中期末，学生们都要当堂命题作诗填词，有时唐先生亲自坐在讲台上，由人唱了学生的名字，站起来应对。个个学生都如心中揣个小兔，诚惶诚恐，吟出一章。唐先生听过，当即点评，情深意切，在在精辟，让学生们感激得五体投地。
范伯伯又说，王蘧常先生上课来，从来不带书，手里只捏两支粉笔。进了教室，就在黑板上写字。他本来是大书法家，那满黑板的字可惜存不下来，否则每一节课的板书，就是书法精品集了。六姑父写过黑板之后，两眼一闭，摇头晃脑，不管什么，先秦诸子百家，出口成章，如行云流水，连个个版本里的小注，都背下来讲解，只字不差。
国专的其他教授，像周予同、钱穆、朱东润、王佩诤等等，对于学生的功课，真是兢兢业业，每天批阅，拿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地画圈点评，从来没有一天马虎过。他们都是当时的学界名流，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想想看吧，如今中国的所谓大师们，哪一个可同他们相比。
我没有见过别的大师们，可我几次到上海，都住在宛平路六姑父的房子里，朝夕之间，见过六姑父的言行举止。我晓得范伯伯的话里，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大师的品德，在于勤勉读书，尊敬学问，宽厚待人，绝无傲气。难怪范伯伯再三感叹，现在中国哪里有几个大师，都是些浅薄之人摇头摆尾罢了。
范伯伯讲了这许多前辈大师的故事，我仔细想来，其实还不仅仅只是崇拜他们的学问，他更为尊崇的，是前辈大师们的人格风范。不狂妄，不自大，勤奋热情，正直诚实，谦虚谨慎，兢兢业业，都属于人格的范畴。而显然的是，只有具备这些品质的人，才会真正的读书，才会真正的有学问，真正的有思想，真正的有成就。当然这样的人，因为其正直诚实，坚持真理，所以往往不见容于世俗社会。就像周予同先生，六姑父和范伯伯一样，哪里还会住高楼，坐华车，到处颐指气使。我相信，那些被万众呼为大师，整日里前呼后拥，不可一世的人，充其量不过假大师而已。
在范伯伯看来，真够大师资格的人，是万万不敢自称为大师的，听见别人称他大师也避之唯恐不及，绝不敢堂而皇之地笑着接受了。而且就算是真做了大师，像章太炎先生，或者唐文治先生，自己还是一样地勤苦读书，对别人不管是师长还是友朋还是学生，仍然恭恭敬敬，绝不敢有半点得意骄狂，不可一世。我相信，范伯伯的话是对的。而且范伯伯自己也是以此为标准，来为人处世的。
范伯伯1984年刚到外文出版局做局长，很快发现，局里很多刚刚被平反恢复工作的年老翻译和编辑，经常抱怨中饭吃不好，原因是办公室里没有地方热午饭，大家只能吃冷的。
范伯伯便把总务处长叫到面前，问是怎么回事？处长说：局里没有热午饭的锅。范伯伯感到可笑，诺大一个国家外文出版局，弄一口锅给同志们热午饭，能有多难呢？总务处长坚持说，局里从来没那规矩，不能办。又说，不能由着那些人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
范伯伯听了大不高兴，对那处长说：你今天就去给我买一个大锅回来，明天开始每天中午给所有的翻译编辑们热午饭。那时我已经到美国留学，记得父亲来信，还曾专门提到这件事，对于能够吃到热午餐而非常感激范伯伯，把他称作父母官。
也是在做外文局局长的时候，范伯伯发现外文局干部，特别是业务干部们，居住条件差到不堪一提的地步，决定想办法为职工们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盖宿舍房屋，当然要钱，外文局是国家事业单位，每一分钱都是国务院批的。他给当时国务院主管财经的姚依林副总理写了一封信，申请基建资金。经过打听，获知姚依林副总理在上海西夏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是王蘧常先生的学生。范伯伯高兴了，马上把自己写给姚副总理的信，寄到上海王蘧常先生那里，请求恩师帮助。
六姑父接信后，在范伯伯写给姚副总理信头注了八个字：此生诚实，其言可信。然后从上海把信寄给北京的姚依林副总理，没过几天国务院就批给外文局两百万元的基建资金，盖起两座宿舍楼，解决了许多干部的住宿问题。
听完这个故事，我仔细想想，觉得这件事情，从几个方面证明了同一个道理。范伯伯对恩师的尊敬，虽然毕业三十年了，仍然有事就向恩师请教，并且相信会获得恩师的帮助。六姑父对学生的关怀，凡学生有事相求，必亲自过问尽力解决。姚依林副总理对老师的尊重，他虽贵为副总理，对数十年前教过他的老师，还是不敢怠慢。
何以王蘧常先生对姚依林副总理保持了那么大的影响力呢？范伯伯笑了说：你六姑父做老师，那确实是非常迷人的，讲课讲得好，人品也好，一代宗师，凡他教过一节课，所有学生对他都一定是永远尊敬爱戴的，姚依林副总理也不会例外。
因为谈到外文局，我也向范伯伯讲了一个故事，是父亲讲给我听的。
1982年，当时父亲刚刚平反。外文局组织了一个新闻代表团访美，不曾想父亲也在代表名单之中。
据说，因为父亲中文和英文都出色，高规格的新闻代表团需要他来撑面子。可父亲私下里对我说：那一定是范伯伯做主，坚持把他带上。这件事，对于当时刚获得平反不久的父亲，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我对范伯伯讲这事，他说他不记得了。但是父亲记得，而且对我说，人一辈子可能没有仇人，但一定有恩人，范伯伯就是一个，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听到父亲告诫我的话，范伯伯显得很激动，对我说：也许这是读书世家相同的家教吧。范伯伯十岁的时候，就记住了母亲的一个教训：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人施慎勿忘。听范伯伯这一说，我才懂得，为什么父亲访美一事，范伯伯记不得了，而父亲却仍然记得。
范伯伯感叹起来，所以他特别喜欢我的这本《百世门风》，我这样的年龄，居然懂得尊重家风，延续门风，很不容易。范伯伯说，中国人现在经常喜欢说国风，民风，世风等等，却几乎从来不提家风和门风。可是离开家风和门风，哪里来的国风和民风。对自己家风和门风毫无所知的人，他会关心国风和民风么？连自己的家门和长辈都不知道热爱的人，他会热爱祖国和民族么？
言及此处，范伯伯眯起眼睛，吟出一首诗来：
翠峰高与白云闲，
吾祖曾居水石间。
千载家风应未坠，
子孙还解爱青山。
那是范伯伯的先祖范仲淹先生的诗，收在《范文正公文集》里，范伯伯说那是他经常读的一本书。我看范伯伯动情，便提出请范伯伯为我的小书写篇评论。其实我心里是一直有这想法的，但出于家教的缘故，不敢轻易提出。而且知道范伯伯年事已高，又在清华大学做领导并教书，时间精力都有限。不料范伯伯满口答应下来，并且从随身带的小包里，取出一叠稿纸，递给我说：读过我的书后，有些想法，也估计到我会请他写个评论，所以已经写了一篇出来。他说写了两稿，还是不满意，所以还不算交稿。
我听了又惊又喜又感动。范伯伯是诗书画三绝的大家，写这么一篇小小的书评，还竟然要三易其稿，我做晚辈，如何敢当。但范伯伯坚持要重新写过才算数。并且当场问我几个问题，又拿笔记录下来我的回答。因为我回国时间不多，期间还要到外地开会，所以约定回京后再度拜见范伯伯。
一星期后我回到北京，给范伯伯打电话，他马上高兴地说：书评已经写好了，你看看如果可以，就算交稿。我们约在万寿路清香林茶馆见面，范伯伯拿出他的《百世门风》书评，题目是“子孙应解爱青山”，文正公诗的点题一句，范伯伯将还字改做应。范伯伯同时又将文正公此诗写了一幅长长的条幅，送给我保存，鼓励我继承家传，发扬门风，热爱祖国文化，让我意外地惊喜不尽，也感激不尽。
望着范伯伯花白的头发，和蔼的笑脸，我想起了他的恩师唐文治先生和王蘧常先生，想起了我家许许多多长辈人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想起了父亲母亲讲给我听的许多历史名家的故事。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清晰地懂得，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大师？懂得了，我应该对大师抱持一种怎样的态度，向大师们学习怎样地做学问，做人。
（完）
【科罗拉多】 沈宁
Please paste HTML code and press Enter.
(c) 2010 Maya Chilam Fou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