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认同“陈良宇落马”背后的主线是权力格局调整，肃贪反腐只是副线，对此事的解读可有两个视角，一是江泽民，二是胡锦涛。

从江泽民角度观之，卸任之初，对新一届领导人怀有看一看的心态：以前只能“听其言”，现在可以“观其行”；继任者到底行不行，事关党国存亡，只有试一试才见分晓。

既然没有完全放心，自要保持随时可“翻盘”的影响力。于是乃有九常委的布局，外间所传的“上海帮”，作为卸任后江泽民行使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局中之棋，陈良宇就是其中重要角色。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新一届领导人的表现既中规中矩，又能迭出新招，在经济转型、增进公平等方面屡有突破。实践证明，新一届领导人已能兼顾保党、保国的要求，老一代已可放心。与此同时，原来权力布局的负面性却逐渐凸显，不但使执政党无法形成“一个核心”这种最有利于发挥集权体制效率的格局，而且两大核心旗下势力不可避免的相互倾扎，成了各级官员阻挠不合己意、己利的中央决策上令下行的掩体与凭仗，严重恶化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及党内政治生态。显然，考察不应该无限期地延伸，由第四代彻底掌控全局已经刻不容缓。此时，江的态度举足轻重。陈良宇落马向外界公示了江的抉择，事实证明，江泽民具有顾全大局的理性与壮士断腕的决断。

从胡锦涛角度看，可居第一线掌权的法定时间已过去五分之二，自己仍未能名实相符，不难想见其心急如焚。不管是从个人得失考虑，还是从欲有一番作为的责任心出发，全面奠定胡锦涛时代已经时不我待。即将召开的十七大是一难得机会，正可借机全面洗牌，为胡锦涛时代的有效运转奠定组织基础。但这一切能否兑现，取决于仍掌遥控之能的江的态度。江、胡达成协议，乃有陈良宇的落马。陈良宇落马的必要性在于：江、胡达成协议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尽快让全党知道并且相信：江、胡已经达成协议，胡锦涛时代真正开始了。否则，十七大的洗牌必定要大经周折，延误时机。要使党内相信此点并不容易，口头表达已经无济于事，人们同样要“听其言，观其行”──十六大时早已有“言”，但未见其“行”；现在人们需要的是“行”。身为上海帮大将的陈良宇的落马，即是众目可见之“行”，可作为“江泽民已放手”的确切无疑信号。至此，胡锦涛的“核心”位子已经坐正，十七大洗牌时虽然在高层仍难免有所妥协，但对中下层已可生杀予夺。

由此可见陈良宇之“冤屈”。以反腐肃贪论，陈良宇罪有应得；但此次“办陈”的主因是铺垫十七大的布局，陈良宇于此完全是身不由己。陈虽然正面质疑过新领导集体的权威，但那时作为对新一届领导负有牵制之功能的上海帮之一员，藐视新权威乃题中应有之义──否则何能得江信任，成为卸任后的江泽民行使影响力的重要工具？改换门庭是官场大忌，既然选择了，就只能坚持到底，更何况自己效忠的对象并未失势。以公开诋砺新权威的方式表达对老权威的忠心，既直接有效，可能也确实为老权威所乐见，否则陈良宇何来胆量敢当面质疑中央决策？陈良宇之“聪明反被聪明误”之处在于：他自作主张，错选了攻击宏观调控作为发力点，将“表忠心”与“保私利”结合在一起。前者或为江泽民所乐见，后者必为江所不喜：宏观调控是中央共识，大局所在，纵然损及个人利益，也必须维持大局，不能自乱阵脚。陈良宇被选为十七大的祭品，此中自有其固然。陈的悲哀之处在于：此前他既无法拒绝被江利用，当下他也无力抵挡被江“弃子”。

当江对胡尚存疑虑、需要上海帮行使牵制之责时，江、陈仿佛一帮一体；及至江回心转意，上海帮再无所用、兼且弊生时，江对陈即弃之若蔽。这种决杀果断、视私情如无物，并非自江泽民始。邓小平曾断然罢黜杨家将，为江泽民的掌权铺路，尽管杨家将在1992年邓南巡时保驾护航、功不可没，尽管杨家将并没有象陈良宇这样被捉住贪腐尾巴。经历了文革的残酷政治斗争后，邓小平已变得温和而富于人情味。在其晚年，对部下的过错表现得多所包容，就象康熙晚年时一样。但一旦危及政权稳定，邓立即就由“绕指柔”变回“百炼钢”，表现出毫不迟疑、绝不手软，不管是应对“六四”，还是罢黜杨家将。江泽民虽历练远不能与邓相比，但面对危机隐患，同样表现得铁血果断，对待如此，对待陈良宇亦然，这是政治家成功的必备素质。并非邓、江有所特殊，而是政治乃一大染缸，浸染越深，离常人的性情就越远。所以对政治家的行为不能以常理猜度，他们有他们自己特殊的行事尺度与道德标准。在那儿，人情轻于鸿毛；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温情脉脉，其实这只是掩饰真实意图的面具，缓和人际磨擦的润滑剂。

私情不足恃，那些自以为背靠大树即可高枕无忧、横行无忌的利益攸关者当知所凛惕，当心不知不觉间沦为上位者权力游戏的牺牲品。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新旧权力的交割必须经历过渡期、过渡期的终结必须有所明示，预计如杨家将、陈良宇之辈仍将代代不绝，这是维系传统政治模式有效延续的必备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