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之所以那样迷恋芭蕾，与那个红色的芭蕾舞剧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吴清华踮着脚尖被五花大绑吊起来打，所有的fetish都在里面：foot fetish, bondage, gag, floggering, 那简直是太经典了。江青绝对是个domme:)我今天对BDSM的痴迷是否也源于此：）



　　　　　　　　　　　　　　　　平路

《夜宴》的牵强拼贴让人想起江青的《红色娘子军》：完全不同的元素硬生生揉合在一起，免不了成了一场闹剧。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夜宴》里，结尾时，章子怡的婉后角色称帝，她对着一疋红绸子自言自语：「我只喜欢茜素红，因为，它红得像人的欲望。」这时刻，背后射过来一支冷箭。结尾前的三十秒钟，她坠倒了。

导演这么匆匆「结束」她，确定要让婉后的欲望不能够得逞，也为着解除观众的焦虑吧。

否则，一部阳刚的电影里，结尾出现的是有可能千秋万世的女皇帝，将让人坐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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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院里看《夜宴》的当日，我正重读多年前以英文本轰动一时的书《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或译《红都女皇》）。当年在一九七二年，江青破例接见美国学者维特克夫人（Roxane Witke），在文革的光景里谈了十次话，作者根据谈话记录写成此书。一九七七年，英文本问世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翻开今年首度问世的中文版，对我这读者而言，场景稍稍拉远，历史的隙缝反而显露无遗，见微知着处包括：江青一再在访问中强调，她自己是一个「战士」。

除了说「我是一个战士」，江青还说：「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在直属于西北战场的一个特遣部队担任政治讲师，我仍然保持军人身份。」江青对一位美国女性有意识地强调自己在四七年与四九年西北战场上的角色，正因为她要提醒别人，自己参与了那场战役，是战场上的一员。

固然，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江青为什么需要特意强调？难道她体悟到若不能归属于军人身份，并以此撤换下女性身份，她自己永远是受排挤的一个异端。

隔三十年的光阴回头看，当时，维特克的描述甚至诙谐而逗趣。「她（指江青）总是突然中断对军事历史的叙述，带着明媚的微笑，有时转向墙上悬挂的主席书法，有时玩弄小巧的白兰花环，有时摆正放在我扇子上的茉莉花。」

私下里，江青的「军事化」始终是不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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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一个局外人的眼光，令人纳闷的还包括：比较先后期的照片，江青脸上的柔和光韵怎样在岁月里消失无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延安岁月，外国记者的叙述里，她其实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女人。这些记者满怀理想主义，或有溢美的想象（他们眼中，那时的毛主席是圆桌聚义的阿瑟王﹗），在当时的蓝苹身上，确实洋溢着女明星的曼妙气质。渐渐地，江青常在公开场合穿戎装，更比喻自己是毛主席在文化领域的「巡逻兵」。到后期，不只像忠贞的革命同志，她的样貌俨然已是一位风霜上脸（所以眼光凌厉？）的老红军。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毛一手掌控意识形态，江青又以毛的好学生参与权力场斗争。她越来越卖力，自以为是地统领文艺，包括把女性与军队这两个元素勉强嫁接在一起，出来那个著名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芭蕾舞，在我眼里，一向表现的是某种脆弱美学：超细的脚踝、微微屈张的脚弓、伤员绷带般的芭蕾舞鞋、以及从脚尖往上牵引的悬丝力量，皆在显现阴性气质里的脆弱之质。江青却意图用芭蕾舞写军事史，只好蛮干硬干，把某些芭蕾的场景动作混入她熟悉的西北战役，主角们拿起刀枪（甚至手榴弹），捆上红绑腿、系上红领巾。她还让角色们攥紧拳头，表现决心与愤怒。

《红色娘子军》的内在矛盾太大，女性翻身解放的「神话」注定成了四不像的闹剧。

江青自己的人生，也在尔后变成了闹剧：毛死后，有权力有欲望的遗孀必须连根拔除，她这位「红都女皇」，就在一场拟似宫廷政变里猝不及防地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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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里看完《夜宴》，我要说的还是其中过分充足的阳刚性。

《夜宴》剧本或者有《哈姆雷特》的影子，留在观众视网膜上的却是它空泛却惊人的视觉效果－－其中偶有佳作，当那些舞俑在「越人歌」里如落花般飘落时，那一瞬，充满了悲怆感。其实，《夜宴》也好，或者之前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陈凯歌的《无极》，问题皆在于大制作大阵容，其实是用阳刚的语汇系统，甚至是以文革式的极端（灿烂？）调性，声称在处理一些人心里幽微的感情。

就好像《夜宴》里随处都是不必要的嗜血镜头：总在滴血，或用拨洒的方式将银幕染得血迹斑斑……砍下来的头颅还流着血；自残时候，如同屠宰场里涌出的血；斗剑的几场戏，水潭里、竹林中旋转着坠地的血窟窿。观众一边接收着声色刺激，过一会，又要听葛优用严肃的声调念出：「是复仇的欲望使你穿越了死亡之谷，抑或你的忧郁打动了女人的心，维系了你的生命？」

这是悲剧吗？还是拼贴上的莎剧道白？此情此景，难怪观众要笑场。

我免不了想到《红色娘子军》的内在矛盾－－完全不同的元素硬生生揉合在一起，还是免不了揉成了一场闹剧。

□ 《亚洲周刊》二〇〇六年第四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