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

土耳期作家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以现代经验结合对文化历史的深度剖析，写成一部部游走古今、集古典与晚代于一身的文学巨著。当代中国少有作家书写古代，也只有鲁迅能以「多声体」的多种主观观点去编织小说。

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Orhan Pamuk）得到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深庆得人，这一次总算给对了（可惜另一位名作家—印度尼西亚的Pramoedya Ananta Toer—却因逝世而未能得奖），我的第二个反应是立即从书架上取下帕慕克两本着作来重读；《伊斯坦堡》和《我的名字叫红》，前者我看过，已为文推荐（见本刊十九卷四十八期），后者我却没有读完，现在又从头读起，仍然兴味盎然。

带著书游伊斯坦堡

我对于这两本书的初步印象是：帕慕克笔下的土耳其历史和文化—特别是他心爱的伊斯坦堡—太丰富了，令人读来目不暇给，而我心目中的伊斯坦堡（三十年前曾去过一次）也因为帕慕克的小说文笔的描绘而大为改观，显得较现实中的伊斯坦堡更丰富。我将来如有机会重游，必定会带这两本书去，边游边读。

为什么中国至今仍然没有一部以十六世纪末明朝的北京为背景（即《红》书的时代）的巨幅小说﹖时正当耶稣教士进入中国的前夕，中国也有绘画的传统—文人画—也受到了不少来自西方（包括中亚）的影响。为什么中国当代的作家只写当代，而仅有极少数的作家（包括我所知道的两位女作家李瑜和孟晖）探讨古代的题材﹖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早就写过一篇长文讨论帕慕克和他的这本小说，论证甚详，有心读者可以参阅（见十月十四日《明报》世纪版的副刊)。张校长亦曾邀请帕慕克到该校演讲，不巧我刚好到北京讲学，坐失良机，只能从阅读中来体会作者的风格。对我而言，帕慕克是一位集古典和现代于一身的Stylist—所谓「风格」，并非是无中生有或文字游戏，而是一种从文化的蕴酿中提炼出来的文字艺术。

我不懂土耳其文，但从此书的英文译本中（译者Erdag M.Goknar显然也是土耳其人，曾在美国杜克大学任客座教授，也在写小说）也可以揣摩得出来。作者所用的「说书」方式和中国不同，非但是全知观点，而且是一种「多声体」的多种主观观点所织成的，所以全书五十九章的标题全用「我」字，只有一章用「我们」（和高行健的《灵山》恰好相反）。而这些不同的「我」，非但是人，有的也是鬼（如第四十七章的「我撒旦」）和禽兽（狗和马），甚至连树都会说话。而最离奇的也是全书的关键—是颜色，然而这种「没有身体」（disembodied）的观念照样可以说话论道，第三十一章的标题就叫作「我是红」，文中说：「红是一种鲜明的色彩，它有色有味，用手指摸着像铜铁，放在掌中会发热，放在口中像盐腌肉，闻起来像匹马，如果是朵花的话，它嗅起来又像雏菊，而不是红玫瑰（见英译本一百八十八页）。」读了这一串妙不可言的文字，我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帕慕克把一个抽象的色彩观念具体化了，而且描绘得如此多采多姿。中国作家中有人试用过这种方法来写吗﹖有，据我所知只有一人—鲁迅，读者如不信，可看他的散文诗集《野草》，内中也有烧得如冰的「死火」，也有「狗的驳诘」和魔鬼的声音。但《野草》不是小说，小说需要故事、人物、和情节。

帕慕克在《红》中说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我觉得他的手法显然在模拟阿拉伯说故事的传统，不像西方小说一样有一个明显的「开端」（在萨依德的学术名著《Beginnings》中讨论甚详），而是像织地毯一样，一块块或一片片铺上去的。这种「铺陈」的功夫，中国传统小说中也有，但鲜见如此主观的笔法，譬如第一章就叫作「我是一个尸首」！死人也会说话﹖当然可以，因为东西文化传统皆有灵魂之说，而活人偏偏对死后是否有灵魂的问题特感兴趣。

从叙事学的角度而言，这是帕慕克故意玩的游戏；其它现代小说家中—包括台湾的王桢和—以死人观点叙事的大有人在，而更流行的是从一件谋杀案中引出一连串的「文本」，埃柯（Umberto Eco）的《玫瑰的名字》和丹布朗的《达文西密码》，皆是如此。然而帕慕克引出来的却是一幅幅的「袖珍画」（Miniatures）。可惜此书的英文版没有插图，我觉得应该把书中提到的几幅重要的袖珍画放进去，如故事中提起的那对情侣；女人看男人的像就爱上他了，而男人亦然，犹如《聊斋》中的「画皮」和《牡丹亭》中柳梦梅看画那场戏的变奏。

但《红》书中更妙的变奏却是土耳其文化中的「闺怨」。故事中的女主角Shekure（最后也由她收场）就是一位「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怨妇，不料有一天她「春日盈妆上翠楼」时，打开窗户一看，就在一剎那间，她的儿时情人「黑」驰马而过，于是她写了一封「密码」信给他，交给犹太女传信（这人不识字却能解读），他当然回了信，于是……

走笔至此，篇幅已尽，只好下回分解。帕慕克至今写了七本书，其中四本已有中译本，如要详细阅读讨论，可能要写成一本专著。我目前只读过这两本书，下一本当是《雪》。

奥罕·帕慕克小档案

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出生于伊斯坦堡，在伊斯坦堡科技大学主修建筑以及伊斯坦堡大学念新闻研究所。迄今共有七本着作。一九七九年第一部作品《塞德贝和他的儿子们》出版，八三年出版第二本小说《寂静的房子》，获得欧洲发现奖，八五年出版第一本历史小说《白色城堡》，九零年获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九七年《新生命》出版，成为土耳其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书籍。九八年《我的名字叫红》出版，确定了他在国际文坛上的的文学地位，零六年七月，《伊斯坦堡》出版。

□ 《亚洲周刊》二〇〇六年第四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