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地是在河南。
“妈妈，你上辈子做了什么孽，让我得这个病？”满脸浮肿长满了小痱子的女孩哭着对她的妈妈说。
“孩子，妈没做什么孽啊。妈一辈子都做好事。”妈妈搂着没有了正常人面容的女儿嚎啕痛哭。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既不求名更不贪财，为了能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还有什么会比自己的孩子更重要的事情么？天塌下来，能顶着；地陷下去，能撑着，可是眼看着孩子正一天天地即将远离自己而去，还有没有比这个更痛心的事儿呢？妈妈说，“孩子，妈想办法救你的命，不怕。”孩子说，“妈妈，我长大了想当医生，给别人看病不要钱。”
小女孩因输血不幸感染艾滋病，心脏造血功能正在日益衰竭，而做妈妈的已花光了所有的钱，接下来能做的事就是慢慢等待死亡的来临。“如果政府不给我个说法，我最后人才两空，我会报复。”怨怒的母亲已没有了希望，走投无路。

“我儿子可是在北京输的血啊，连北京都不能保障安全，我们到哪里还能找到安全呢？”又一位妈妈早已泣不成声。
孩子的爸爸说，“我们去起诉，一审败诉；再上诉，二审再败诉。我不相信这个社会没有公平，我们从医院传染的艾滋病，医院应该为我们负责。如果真的没有人为我儿子负责的话，在他死之前，我要把他的血液注进我的身体，这样，儿子就永远都活在我身上。我不相信这个社会没有公平。”

年已八十的高耀洁教授在老伴辞世后，毅然奋战在抗艾滋病的第一线。老教授老泪纵横，“文革的时候他们给我戴上三角形高帽子，一顶是阶级敌人，一顶是反动学术权威，一顶是刽子手，他们说我给妇女刮宫太多，就说我是刽子手。我顶不住这个压力，躺在床上自杀，可是我睁开眼睛看三个孩子喊妈，我就不死了，我要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今天我能坚持抗艾滋病，就是我心底里有个信念，我要看到这个社会的公正。”高耀洁教授2003年当选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
可是，总有某些无形的东西在阻止她，“我去艾滋村里调查，现在是越来越困难了。好多艾滋患者被监控起来，我们见不到面，了解真相越来越难。”为了抗击艾滋病，高教授自费出版书籍，免费邮寄给各地，看着她疲缓的步伐，没有人不动容，本该颐养天年的她依旧在奋力地掀开那愈来愈沉重的铁幕，“人们原来都以为艾滋病是通过性交传染的，可是河南农村的艾滋病却大部分都是通过卖血传染的，血浆经济害惨了这些人，他们如今承受的苦难谁来背负？”
最伟大的艺术从来都来自于生活，赤裸裸的悲惨民情洞穿观者的每一根神经，真实才是艺术的生命力所在。

在河南惨痛的艾滋病现状背后，一个问题油然而生——谁来为那些死者病者买单？
因为贫穷而卖血，又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在病发区的许多村子里，有的人家已空荡荡无一人生还，妻子丈夫相互感染，随后又波及到孩子，没钱医治，只有死亡。地方政府财政竭蹶无能为力，只好向上找，到北京去找，找到了卫生部，可是依照法律又是越级上访。地方解决不了，到北京又违法，去法院上诉，法院却不立案。呼天天不灵，喊地地不应，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
为了死命地遮掩真相外泄，各级地方政府层层设垒。凡是最能鼓动的艾滋病患者都有人监控，就算你去了北京，也要派人把你请回来。一位村民说，“消息封死了，外界得不到信息，我们也拿不到捐款，当地又没办法解决，我们只有等死。”报喜不报忧，从来是中国政治的弊端，各级官员严防死守，惧怕坏消息出门，怕影响了自己的政绩，怕给上司丢丑，怕丢了自己的官帽子。
但是，艾滋病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不容抹杀。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艾滋病不属于病人，而属于全社会，艾滋病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广泛得无边的社会问题。有了问题要解决，只堵不疏，积愤日久，终归大弊。难以想象那些得了病的人一旦报复社会，将是何种后果。

更多的人正在死去。北京的政策在地方轻易地就走了样，免费派发的致艾药物堂而皇之地摆在了药店的柜台上；地方大员明目张胆地撒谎，每年给每位艾滋病患者的补贴不过一百二十元，每天折合四毛钱，却被说成是每年八千元；更有官员把艾滋病患者视为大害。
作为学者的导演艾教授此时直逼社会现实，尖锐地把艾滋病问题摆到观者眼前，在艾滋病的身后还有更深刻的问题，涉及社会，涉及政府，涉及政治，几乎无所不涉。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看得胸闷，就仿佛有一块巨石压在胸口，让人喘息不过来。这压力不是有形的，而是无形的，异常沉重。
在一派歌舞升平之下，总有一些人会跳出来，刺破肥皂泡，把血淋淋的现实丢给人们去看。从象牙塔里挣脱出来的学者无疑是非同寻常的，他们直面草根阶层的悲苦，为弱势群体既鼓且呼，他们不逃避活生生的现实，他们以一己之力扛住整个社会的重压和责任。不用再比较了，书房里的鸵鸟艺术无论多么玄奥，在此刻都已软弱无力。

日子照旧过，爱滋村里农民开始信佛。佛教教导人们，今生我们是受苦受难的，来世我们将会得救。

Prof Ai Xiao-ming:中原纪事，2006.

200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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