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把这篇文章粗略读完了，里面有些蛮有趣的数字，第三篇里涉及三线建设。但通篇来讲，数据还是很模糊，大约原始档案资料本身就是乌七八糟。研究文革的人如果没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以及一群助手们，很难写成有深度的鸿篇巨制。既然是国际环境，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特别是美苏东南亚国家数据缺乏，没有突出鲜明的对比。研究文革需要更有力度的team－work。有一群专业的档案资料员辅助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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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 名·
１， 饥饿和出口
２， 人祸和四清
３， 大三线和吃穿用
４， 用事实作报告
５， 二五军购
６， 军购和三面红旗
７， 再看三面红旗
８， 逐鹿中南
１．饥饿和出口
务实派，也就是走资派和毛泽东之间的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是“路线斗争”。这个斗争确实贯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其过程错综复杂，连绵不绝。在四清（６４——６６年）的过程中，两派冲突激化。计划的原因很多。我们慢慢讨论。首先要搞清楚：四清并非刘少奇所发动，而是毛泽东所发动。毛泽东在６０年跃进失败的时候，说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共产党手中。６２年毛发动阶级斗争，矛头指向下层—基层干部和五类分子——当时毛泽东需要务实派拯救经济，所以没有把务实派纳入攻击范围。四清是遵照他的指示，由刘少奇和书记处（邓小平为首）具体执行的从上而下的整肃。毛的目的是惩罚那些给他惹“乱子”的干部——毛泽东把大跃进饿死人，叫做“乱子”。四清可以把饿死三千万的责任，下放给了基层——把基层干部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给农民出气，毛泽东又能在农民的心目中，恢复“青天大老爷”的形象。毛对基层干部定的罪，比刘少奇的重得多。“1964年12月20日，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讲话中谈到当前运动中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听到这里，忽然打断刘少奇，当即反问：甚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甚么性质？”（江渭清回忆录）i。这反社会主义就是百分之百的敌我矛盾，处理不外是“关管杀”。比刘少奇说的严重多了。６４年的时候，毛刘之间已经正式开战，至于为什么会开战，毛泽东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中也说得很明白：“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我的第一章大字报】）。刘的问题是形左实右。或者说打着红旗反红旗，也就是说，四清虽是毛泽东发动，但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搞得完全不是毛泽东想搞的事情。最初可能是瞒住了毛泽东半年或几个月，或许根本就没有瞒住，总之是让毛泽东看明白了刘少奇想干什么，也看出来邓小平等人已经在积极主动地帮助刘少奇做文章，这才导致毛刘冲突激化，发动了文革。
刘少奇四清的目的，就是为了不使农民再被饿死，为农民建立四道防线。这四道防线防的是什么？防的主要是三样：高征购，干部多吃多占，和瞎指挥。这三件事就是悬在农民头上的三把刀，大跃进时让几千万农民死于非命。这是刘少奇和务实派最为紧要、也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因为毛泽东从来就不曾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坚持正面评价和宣传“三面红”：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而且自从６３年农村的经济部分恢复之后，毛泽东有很强烈的愿望，大幅增加三线投资和对外援助。所谓三线就是为世界武装革命准备的后方战略工业。主要是军工和为军工服务的重工业。所谓援外主要是对“朝越阿古”，和阿尔及利亚等处于“反帝第一线”的国家的援助。所以这三线和援外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而这世界革命是个无底洞：要和美国和整个西方，在全球范围打仗，需要多少财产才够？所以在６３年之后，刚刚能吃上饭的农民，面临着为了世界革命而抽调口粮的危险。
在这种紧要关头，刘少奇怎么办？他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他从６０年底努力推行三自一包，已经在６２年被毛泽东彻底否定（毛的“反三风”）。陈云因此称病修养，邓子恢被撤职，中共的农村工作部撤销。三自一包的路走不通了。而另外一条路则始终敞开着，那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公社化。这条路从来就没有被否定。所以公社的建制始终保持到８０年代。而三面红旗一直被大张旗鼓地正面宣传。于是和公社化紧密联系的“高征购、多吃多占、瞎指挥”，仍然是高悬在农民头上的三把刀，而且锋利不减。
我们知道，以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自然条件，农民绝不至于被饿死这么多。中共在这一事件上已经做了结论，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另外，经济困难和饿死人是两回事。经济困难并不是非得饿死人。现在很多家庭仍然经济困难，但是并没有饿死。如果安排得当，即使没钱上学，没钱看病，也不会饿死。所以经济困难的原因里有三分天灾，而饿死人则是十分人祸。因为饿死人集中在５９、６０、６１三年。而５８、５９、６０这三年净出口粮食８８７万吨。一边饿死人一边粮食大出口，这不是人祸是什么？以下为这几年的粮食出口数额：
年份 出口数量（万吨）
1956： 265
1957： 209
1958： 288
1959： 415
1960： 272
1961： 135
以下是进口数量：
年份 进口数额（万吨）
1956： 14
1957： 16
1958： 22
1959： 0.2
1960： 66
１９６１： ５８０
５９年出口了４１５万吨粮食，几乎没有进口。有人说中国粮食出口是因为“苏修逼债”。但是在５９年的时候，中国和苏联关系还很好。５９年２月４日中苏还签订了海军装备协定（二四协定），中国从苏联进口先进的海军装备，和生产设备。另外，根据５７年签订的协议（三月底和１０月１５日签订的两个国防新技术协议），苏联在５９年正向大量地向中共提供核武器有关设备。到了６０年７月，苏联拒绝延长对中国的出口贷款期限，中国才有还债压力。而且这个压力应该表现在６１年。但是，６１年粮食超纪录地大进口，当年周恩了还从赫鲁晓夫那里借了二十万吨粮食，以缓解东北严重的饥荒。也就是说在“逼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口粮食，甚至从债主那里借粮。所以说，在５９年没有“苏修逼债”，这一年粮食出口，完全是中国自愿的。或者说是毛泽东自愿的。
同样， 从上表可知从５８至６０年三年净出口粮食（出口减进口）８８６。８万吨。而在５９年到６１年饿死人大约三千万。如果不出口，这８８７万吨粮食分给三千万人，三年中每人每年可得１９７斤粮食。虽然挨饿但是饿不死。
我们知道５８年没有天灾。所以５９年的饿死人完全是人祸。而６１年是三个灾年的最后一年，也应该是最困难的一年，但是饿死的人反比５９、６０两年少。那是因为从６０年秋收发现严重缺粮之后，毛泽东甩手不管经济，交给刘少奇收拾烂摊子，而刘少奇鼓励三自一包，开荒自救。对农村征购的政策，从高征购，改为把政府储备粮返回饥荒严重的农村。从粮食出口，变为粮食大量进口。结果，虽然６１年天灾严重，而且是三个灾年的最后一年，但是人祸少了，饿死的人也少于６０年。
从上表可知在１９６１年进口了５８０吨粮食，减去出口的１３６万吨，净进口４４４万吨。这些进口粮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如果按每人一年２００斤为活命点，那么得出的数字是４千４百多万人。或者说，如果不进口这些粮食，天灾的最后一年６１年，和６２年（６２年上半年应该吃６１年生产的粮食。６２年青黄不接的春季应试最困难时期），将会饿死四千多万人。有了进口粮食，饥荒地区的压力相对减轻。有安徽老乡亲口对笔者说，６１年他们的孩子当时已经要饿死了。突然外面喊“发救济了”，一人二两面粉。把这面粉调成糊糊，撬开孩子的嘴灌进去，孩子就活了。
２，人祸和四清
人祸的具体现象，第一就是高征购。而高征购是有其过程和办法的。首先是公社化，或者叫做大核算。大核算就是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各大队的粮食产量报到公社，由公社核算，哪个农民该分多少，再分给农民。实行这种核算方式，就可以把自然村的粮食，先集中到公社粮库，核算后再分配。分配和可以是一月一分，也可以是一年一分。如果公社办食堂，粮食一粒也不分给农民，全部归公社保管。这大核算对农民来说，就是死亡陷阱。因为粮食一旦运出村子，再也运不回来。谁也不知道上哪里去，干什么用了。一个公社二三十个自然村，农民根本不知道公社机关里发生了什么。核算的过程和结果也根本和农民无关。但是大核算给了干部运走粮食的借口：既然核算在公社，那么我运走也是天经地义。有的时候直接从地里直接就运走。到公社里去“电气化脱粒”。结果是村里根本没粮食储存。
大核算或公社化对于农民没有好处。并非因为集体化不好，而是因为集体化必须有相应规则，没有相应规则的集体化，实际上是“集权化”。一个集体如想良好运作，则必须有很多规则，而且各种成员都必须遵守。至于如何维护这些规则，需要更复杂的机制，在这里不能细说。我们可以看看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一共不到七个人，虽然有党章注明民主集中制（实际上这个制度也并不好），却从４３年以后实行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决策规则导致了对刘、邓的整肃，林彪的逃跑。一共七个人的小集体，搞得你要杀我，我要杀你。这还是“英明伟大”的“天才”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连毛泽东都搞不好七个人的集体，如何能让农民搞好上万人的集体？所以集体化的问题，并非因为集体不如单干，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很多中国人，缺少形成集体，服从集体规则的素质。对于他们来说，搞集体就是搞集权。他们表面上热衷于集体化，实际上是热衷于集权化，这集权化当然是把权力通通集中在他的手里。也就是他们说了算——以前他们说了不算的，比如农民的口粮，一搞集体化，他也说了算了。以前农民院子里的鸡鸭农民说了算，一搞公社化，变成干部说了算了。他们说了算的结果，就是农民被饿死。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单干。
至于集体和单干哪个更好，说实在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因为单干和集体可以并行不悖。种田可以单干，企业可以全村出资。雇请拖拉机可以三五个农民集体出资。所以纠缠“集体好还是单干好”，本身就是被毛氏宣传误导的结果。关键的问题是集体必须有集体的规则。不然就不是集体而是集权。集权很容易变成“人祸”。所以务实派反对大核算不是反对集体化，而是反对集权化。而毛泽东推行公社化并非是是搞集体化,而是打着集体化的幌子进行集权化：把农民那点赖以活命的权力都收缴上来。结果是农民被饿死。
毛泽东搞的集体化大核算，使集权的程度大大提高，其首先表现在“征购效率” 的大大提高上：如果上级要征购粮食，只要向公社发一个指示，公社就可以把粮食运走。因为粮食都在公社粮库。公社已经把农民的粮食都集中在一起了。随时可以装车运走。如果没有大核算和食堂化，粮食在农民手里，要征购粮食需要挨家挨户地动员。那就会遇到农民顽强的抵抗。但是一旦大核算和食堂化，所有的粮食从地里直接运走了。都由公社说了算。为了完成征购任务，直接从公社粮库往外运就行了。如果实行食堂化，则农民家里根本不许贮藏粮食。所以这大核算的第一结果，就是导致了政府可以非常容易把农村的粮食运走，而农民对抗饥荒的能力下降到几乎为零。这是５８年到６０年大量饿死农民的主要原因。５９年出口粮食比５８年翻了一倍，６０年接着大出口。一边饿死人一边大出口。做到这一点需要极高的征购效率——能从全家饿得要死的人手里，把粮食征收上来，这是多大的本事？这全靠５８—６０年的公社化食堂化实现。我们知道这三年食堂化搞得最红火，粮食直接从地里运到公社，征调非常容易。
现在我们提出一个疑问：毛泽东搞公社化，到底看中的是哪一个效率：是生产效率，还是征购效率。如果看中生产效率，那是他的错误。他看走眼，他是糊涂虫。公社化比单干的生产效率差的多。如果毛泽东看中的征购效率，那他完全正确，一点没走眼，而且一点不糊涂。这效率还反映在可以对干部施加压力。上级把下级干部招上来，大呼小叫一压，下面的干部必然浮夸虚报，“放卫星”。结果，征购任务马上提高。这任务着落实到公社，不用往下动员，只要把公社粮库里那点粮食装车运走，就行了。如果公社没粮食了，就派干部下乡，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掘地三尺，一旦找出了私藏粮食，哪怕是地瓜干，也是大罪名。因为食堂化后农民没有理由私藏粮食——这些粮食是从哪儿来的？于是私藏和贪污同罪，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各地都有农民或基层干部，因为私藏地瓜干，而被作为“典型”而抓起来判刑。有些地方（比如河南信阳）出现过干部逼征粮食，把农民吊打致死的情况。
所以说这公社化、食堂化、大核算和高征购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了给农民建立“反饿死防线”，第一步就要打破这大核算。邓子恢主持的中共农村工作部，在６０年秋收之后开始推行三自一包，同时也推行小队核算。三自一包并非家庭核算，而是小队核算。一个小队的规模小于等于自然村。在６１年制定了【农业６０条】。这个【农业６０条】也是农民的一道饥饿防线。６０条的内容很多，真正有意义的就是规定小队核算，解散食堂，把口粮直接分给农民。务实派的所有重要人士，邓子恢、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等，都亲自参与制定６０条。实际上６０条有很多内容是为了敷衍毛泽东。刘少奇还特地写了一条“超过英国”，以示和大跃进的连续性。另外还强调发展集体经济，但是核心内容就是上述三条（小队核算，废除食堂，口粮到户）。从农业６０条中，我们已经看出了务实派的策略，那就是“形左实右”。因为形不左绝对不行。必须把右的实质，加上左的包装。现在大家都知道“包装”是什么意思。那时候人比较老实，特别是对上级，不敢“包装”。但是自从５９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整肃了彭黄张周之后，务实派都明白了：如果不用“左”来包装，右是绝对不能推行的。所以自从庐山会议之后，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都毫不犹豫，大规模地用“左”包装。说实在的，毛泽东自己最喜欢用左包装。文革就是一次大的包装：它和革命没有任何关系。“革命”是包装纸。他的大跃进也是个大包装：经济跃进和快速进入共产主义，都是彩印包装纸，用来包装高征购，和“二五大军购”。什么是二五大军购。我们在后面再说。这里我们先讨论把刘少奇给农民的建立的饥饿防线——这实际上导致文革因素之一。
【农业６０条】最主要的就是“小队核算”和废除食堂。其中规定小队既是核算单位，也是生产单位。所谓生产单位，就是由小队安排生产。这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瞎指挥。第二个好处是给包产留了后路。因为包产到户可以说是一种生产方式，如果小队是生产单位，那么小队有权力决定实行某些领域，某种程度的包产。至于分配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和年份，都有一些不同。另外６０条也规定解散食堂，口粮到户，并规定农民可以有自留地和庭院养殖。在６１年实行小队核算的同时，务实派企图在进一步，以邓子恢（中共农村工作部部长）、陈云等人为首，努力推行“包产到户”。并在几个饥荒严重的省份，比如安徽试点，结果是很成功。但是到了６２年，遭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刘少奇只能退守到【农业６０条】，也就是小队既是核算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在６２年九月底通过了【农业６０条（修正案）】。但是这个务实派的成果非常不巩固。因为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挑起了“阶级斗争”，并批判“单干黑风”。
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贴出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特别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把６２年和６４年放在一起。６２年有一连串的“右倾”行为。其中包括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广州会议（周恩来和陈毅说要给知识分子“摘帽加冕”，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三自一包，和通过【农业６０条】。而６４年的形左实右，就是四清了。四清就是用左倾包装起来的右倾运动。因为四清实际上就是推行农业六十条。就是巩固小队核算。而且用反右的名义，整肃大跃进中表现极左的干部。
至于刘少奇为什么要在６４年，通过四清强行推行【农业６０条】？因为“小队核算”一直有危险。毛泽东实际上反对小队核算。他认为从公社核算退到大队核算就够了。但是刘少奇非要退到小队核算。为什么？因为大队核算仍然是一把刀。有些地方好几个个村子一个大队，村子离大队近的几里，远的十几里。如果大队核算，粮食运到大队，农民还是看不见摸不着，依然是不知道它们干什么用了。我们说过，粮食只要运出村子，就再也运不回来。所以这大队核算对农民来说，不构成一道防线。刘少奇不能满足于大队核算。他必须退到小队核算。小队的规模小于或等于一个自然村。大的自然村就是几个小队。如果小队核算，粮食不能运出村子。粮食打下来都留在队里。一部分被政府征购，剩下除了种子之外，按照农业６０条“口粮到户”，口粮都会很快分给农民。小队只有百十号人，几十个劳动力。这些人都会积极参加评工计分和分配（笔者亲自参加过），谁拿走多少粮食也都看得见。这些粮食都干了什么，队长想瞒住大家也不容易。所以这小队核算是刘少奇给农民建立的第一道“饥饿防线”。
建立第二道饥饿防线，就需要整肃干部了。主要是基层干部。因为多吃多占，多拿多用，是基层干部的行为。不是说上级干部没有。县和地一级的干部当然也多吃多占，但是他们的人数少。而在公社化的时候，一个公社的脱产干部可能有几百人。每个大队都有几十个。就是每个生产队，都可能有几个。什么保管，记工，书记，等等，都可以脱产。大核算赋于如此庞大的干部队伍直接处理全部农民的产品的权力。这些产品当然也就空前方便地进入了他们的口袋或口腔。我们知道，在那种极端贫困的时代，谁都缺少营养，谁不想吃个饱饭或者好饭？很多干部明白：吃是最好的，而且要到外面去吃：一抹嘴谁也不知道。如果有食堂，则吃起来更容易。干部当然是吃小灶。就是在延安或中南海，中央机关的干部，也是按级别吃大中小灶。所以有了食堂，干部就可以合理吃小灶。公社化把农民庭院养殖的鸡鸭猪羊都给共产了，送进了食堂，通过小灶快速地进入了干部的肚子。如果没有食堂化，这些鸡鸭猪鹅应该进农民的肚子。或者，至少是为农民换点钱回来。有些村子连大的劳役牲口，也就是牛马驴骡，也被吃了。因为干部说以后使用拖拉机，实际原因是他们需要营养。更有胆子大的干部，贪了钱盖瓦房。但是瓦房人人都看得见。四清的时候这些干部就比较倒霉，被追究退赔。干部多吃多占如果厉害了，对农民的威胁也非常严重。因为农村非常贫困，你多吃喝几次，一些农民就要饿肚子。你吃农民的鸡鸭猪羊，农民就不敢养。你吃了牛马骡驴，劳动能力就大幅下降。
除了多吃多占，基层干部中非法打人关人的现象非常普遍。据丁抒先生的著作【人祸】所说：“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随刘一起去湖南调查，发现打人风同五八年相比丝毫不弱。她后来这样记述当时所见道：“打人，骂人的现象很普遍．．．．动不动就用专政手段，什么机关都可以打人捕人，没有个章程。”（注１２：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为此刘少奇将管政法的干部找去责问：“下面随便打人，甚至打死人，你们知不知道？管不管？”但他这个堂堂的国家主席除了空泛地提议设立“人民法庭”之外，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制止公社干部随意捆、打社员的风气”。
为了防止多吃多占和基层暴政，刘少奇用的是“整肃”。也就是把这些干部揪出来斗争。这也是最受干部和后人非议的行动。人们现在说这和文化革命时一样，也是整肃干部。更简单的说法，说四清是文革的前奏。四清导致了文革。如果从整肃干部方面说，四清和文革是有类似之处。但是，整肃和整肃不一样。首先是目的不一样。四清整肃是为了防止干部继续多吃多占，和制止暴力。而文革对干部的整肃目的完全相反，是为了减少对社会的投资，增加对军工的投资，并使暴力泛滥。这两次整肃是完全相反的两条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四清是为了藏粮于农民。文革是为了从市民身上抽调钱财。四清压制基层权力的暴行，而文革使权力暴行的范围扩展到城市，而且残酷程度大为提高。这是方向相反的运动。
四清整肃干部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贯彻农业６０条中的小队核算和定产定征。所谓定产就是说这一地区的产量大约只能是某个数。这样就防止了干部再次浮夸虚报。定征就是根据上述产量，有一个固定征购的比例。这样就防止了超额征购，和干部随意抽调。如果说四清和文革有关系，倒是可以这么说：因为四清为农民建立反饥饿防线，毛泽东难以从农民抽调粮食财物，只好改从城市抽调。我们知道文革最初一把火，是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讲话。那是在６４年，正是刘少奇为农民建立“饥饿防线”的时候，毛泽东可能这时已经感觉到，他再从农村抽调财物粮食已经有困难：有刘少奇的四道防线和农民的饥荒经验，想再来一次大征购，必然遇到巨大阻力。所以才看准了教育和城市投资，准备从这些方面下手抽钱。他也看准这会比从农村抽调钱财容易得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则文革和大跃进有继承关系：大跃进是从农村抽调资金用于“军购”和“解放台湾”。而文革是从城市抽调资金，用于“世界武革”。
有人说四清对干部太残酷，斗争、退赔，让成千上万基层干部自杀。我们说过，四清是运动，不是法制。那时候没有法制。运动必然是冤假错案一大堆。而且各级干部都有派系山头，一定乘机整肃对手。但是，中国农村极度闭塞落后，说实在的，现在有法制了，但是对农村干部的多吃多占，也没有任何办法——农民根本打不起官司。好在现在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在村里活不下去，进城打工也能活。所以现在干部多吃多占造成的危害比以前小，不至于饿死人。但是并不是说现在对他们有任何办法。什么办法也没有。至于基层暴政，现在也比６０年代有所减轻。还是因为大家都能出去干活。干部在村子里打人，农民就跑了。在大跃进和６０年代初，多吃多占和基层暴力的危害性非常大。刘少奇惟一能作的，也只是对干部“惩戒”一番了。四清的整肃就是这个性质。对于务实派和刘少奇来说，干部挨整总比农民被饿死，打死要好。在四清中干部死亡数目，和饥荒中农民死亡数目，不到一比一万。所以刘少奇只能两害取其轻。于是许多人对此非常不满——当然这个“许多人”并不包括那三千万被饿死的农民。
说实在的，四清时对基层干部的整肃，对阻吓吃多占和基层暴政，有没有作用，或者，有多长时间的作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刘少奇是想让这个阻吓作用尽量地强大持久。他斗争干部，让干部退赔，并派出大批的工作队。以显示人数上的威力。而且宣传五年就再来一次，让干部感觉到：这里不是穷乡僻壤没人管，随时可能有大批干部进驻几个月，把你的老底都翻出来。
刘少奇建立的第三道饥饿防线，就是对县以上干部的“惩戒性整肃”了。虽然四清开始的时候说过“不触及县委”。但是那只是“小四清”不触及。但是不同形式的整肃却没有放过他们。因为对大饥荒的的责任，基层干部和上层干部负有不同责任。基层干部是多吃多占和打人关人，上层干部的责任是瞎指挥。但是最上层的瞎指挥是毛泽东，刘少奇没力量整肃他。只能整肃省以下的干部。惩戒他们的目的是告诫他们不能再这么干：你的治下饿死人，你就要负责任。干部不光是对上有责任，对下也有责任。至于干部先生们觉得哪边的责任更重，刘少奇不好明说，只能让吴晗先生写的海瑞系列来表现了。吴晗先生在四清前后写了系列性海瑞。【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前者说的是对下面的责任高于对上级的责任。后者说的是干部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批判皇帝的错误。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这些戏剧的含义，当然都心知肚明。刘少奇让北京市委写海瑞，毛泽东同时让秘书和上海市委批判【海瑞】。这上海市委的柯庆施，是“大跃进”的发起者。
刘少奇的“惩戒干部”策略和四清不一样。对县以上不搞四清，而是用其他很杂乱的罪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这件事。如果以 “瞎指挥”“饿死人”为罪名，在毛泽东那里通不过。通不过就办不成。刘少奇先生是天生或天才的务实派，做不成的事他不做。他要做就做成。怎么做成？那就是用很混乱的罪名来整肃干部，而且是越上层的干部，越常用“右倾”的罪名整肃。即便如此，在省级干部一层也遇到毛泽东的强大阻力。比如贵州省的省委书记周林（见高华【贵州省四清真相】）。在６４年四清时被免职，在６５年一月，毛泽东就下令复职。贵州省饿死的农民人数相当于大跃进前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那么按最基本的常理，其省委书记，特别是积极推行大跃进政策的书记，应该负有责任。但是毛泽东发话了，他说和“犯错误的干部同进退”（大致是这个意思）。还专门请周林同桌吃饭。刘少奇也就没什么办法了。
所以四清时的整肃干部，其真正意义，就是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据粗略统计，有上万名县级干部不同程度地挨整。如果县里饿死人，国家元首追究县长责任，也是天经地义。不管是在一千年前，还是两千年前，还是在不知多少年前的大禹时代，国家元首都应该作这种事。我们知道大禹的父亲是因为治水不成而处死。治水不成就要饿死人。饿死人就要有人负责。这是中国这个农业国家的传统。但是在６０年代，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个传统被破坏了。因为他是罪魁祸首，但是他不受追究，没人能追究他。他自己也拒不承认错误。刘少奇追究饥荒责任，也不能用“追究饿死人的责任”这个名义。他只能用其他的借口。后来毛泽东在他的【第一章大字报】说“６４年的形左实右”。就是说刘少奇用反右的名义，来追究大跃进的责任。比如说，以“烂掉”，或者，“变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两面政府”，“右倾”等杂乱的名义，来惩罚饿死农民的干部。因为这些罪名容易得到毛泽东的通过。如果你用 “饿死人”的罪名来整肃干部，那毛泽东是第一号罪犯。他可不能让你这么干。但是，为了让农民不再被饿死，刘少奇也不能不“惩戒”这些干部。如果不整他们，以后人们会认为当共产党干部，对上迎合吹牛拍马，浮夸虚报，饿死人照样舒舒服服做官，干部们一定再接再厉，甚至变本加厉。
当然很多有责任的人没有被追究。这也是没有办法，刘少奇没有这种力量。他必须利用一些人，整肃另外一些人。我们知道江渭清等人对刘少奇对四清有过对抗。说下面的干部没有这么糟，不用这么大规模整肃。江渭清说的也有理。因为大跃进的根源在在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不要人放卫星，人不会乱放。如果毛泽东不搞公社化，干部也没那么大权力。但是，刘少奇有刘少奇的想法：江苏也深受大跃进之害，照样饿死人。应该追究责任。华东局的第一书记柯庆施是大跃进的开创者。大跃进这个词就是他的发明。大跃进造成这么大损失，柯庆施非但一点事也没有，还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刘少奇也奈何柯庆施不得。江渭清后面有柯庆施。柯庆施自己也明白刘少奇的目标所指。当时他不能和刘少奇顶，他指示江渭清向刘少奇检讨。与此同时，柯庆施在毛的指使下，准备向刘少奇发起反攻。
在大跃进时，省级和地委级别的干部瞎指挥非常严重。有的省委说玉米高产，就下命令拔了麦子种玉米，说番薯高产，就拔了玉米种番薯。有的地方把几百万壮丁抽调出来“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变成“人民母社”，庄稼都烂在地里。有的地方强迫妇女全体出工，孩子在家里被饿死。中共干部的瞎指挥是有基础的。我们知道５６年反冒进实际上就是反瞎指挥。“冒进”就是瞎指挥加浮夸虚报。但是反冒进被毛泽东的“反反冒进”给镇压了。和反冒进配合的民间运动，也就是“大鸣大放”，被“反右运动”镇压了。从此瞎指挥如鱼得水，甚嚣尘上。变成瞎指挥不受追究，批评瞎指挥受追究，连不瞎的指挥都被追究。结果就是大跃进，饿死人。刘少奇要把这件事翻过来。因为不翻过来还是要饿死人。我们在前面说过，四清是知识分子去整肃工农干部。是知识分子追究工农干部迎合上级瞎指挥的责任。这和“大鸣大放”或“右派运动”有类似之处。如果想把四清和其他运动相比，应该和“大鸣大放”或“右派运动”相比。如果让“大鸣大放”搞下去，那么大约也是有很多工农干部被撤职。有了反右派的经验，干部们知道瞎指挥没责任。他们很喜欢说：我又没贪污，“最多算是官僚主义”。一旦到了“官僚主义”，就和没责任一样。但是对农民来说，瞎指挥就是屠杀。
所以刘少奇对这些人必须找个借口整肃。当时最容易通过的罪名就是“右倾”。这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如果反“左”，那毛泽东可不干。所以，四清的时候反了一大批右倾分子。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可知这些干部几乎都是大跃进的积极参与者，而且都有过瞎指挥、浮夸虚报的光辉历史。而且一定有很多农民的饿死在他们的治下。以右倾的名义整肃他们，实在是因为别的罪名都不能用。
刘少奇在四清时还提出“一切权力归贫协”。这个口号好像很左，实际上也是形左实右。因为每个生产队（小队）都有贫协，如果他们有权利，一方面是对干部有一些制约，防止多吃多占。另外一方面是对上面的高征购，可以用集体的力量，做一些抵抗：总比一个队长的力量大一些。但是这个口号并没有实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可能有什么其他的机构――比如贫协，代替党的领导。３，大三线和吃穿用
四清从整体上来说，是和毛泽东的大战略计划对着干。毛泽东坚持“集体化”，认为从公社核算退到大队核算，就够了。为了和【农业六十条】对抗，毛泽东自己搞了一个样板，就是大寨。毛泽东为什么不搞个几十条？因为书记处不听他的。邓小平已经在“６１整合”中倒向务实派了，正在起劲地为务实派搞条条。以前邓小平一直跟着毛泽东整肃刘周陈彭等人。６０年他被饿死人的惨状教育过来了。他搞了农业的条条，还搞了工业和教育的条条。都是防止再次大跃进。所以毛泽东只能搞个方便的东西，就是“样板”。大寨这个样板是大队核算。毛泽东自６３年大力推荐大寨。我们知道在６２年底好不容易通过了农业６０条（修正案），规定了小队核算。所以６３年的树立大寨样板，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反对小队核算。不但大寨是大队核算，由他带动整个昔阳县都是大队核算。至于为什么毛泽东如此坚决地坚持大核算。我们仍然要面对上面说过的问题：他是看中了大核算的生产效率，还是看中了征购效率。或者说，他是看上了集体化，还是集权化——答案是现成的：他本人在政治局常委这个小集体的做法，证明他喜欢集权而非集体。
而且毛泽东从５８年到６０年亲自领导经济，事实已经证明大核算的效果不好。而６０到６２年的三自一包和小队核算，已经证明单干或小集体的效果由于大核算。于是，在６２年，毛泽东和任何人一样，有了三年的失败，和两年的成功的经验。所以这时候他还相信他那种“大核算”有高生产效率，就说不过去了。由此我们有理由产生另外一个怀疑：曾为农民的毛泽东，自称“最了解农民的”毛泽东，是否可能相信亩产十六万斤？说实在的这件事太奇怪了。我们有理由假设，毛从一开始就故作相信，或者说故意装傻，装傻的目的是为了高征购：你们不是说亩产十六万斤？那高征购可不怪我。是你们说粮食多得吃不了。既然吃不了，我不征购干什么？而且毛用导弹专家钱学森作挡箭牌。难道他会以为钱先生比他更懂农业？怎么搞了一辈子农民运动的他，突然变得这么谦虚了？当年他嘲笑梁漱冥“不懂农民”，这梁漱冥真正是在农村搞过试验村。所以我们应该想到，他根本就不相信亩产十六万斤。他只是拿钱学森作挡箭牌。他根本就知道没这么高产量，高征购会把农民饿死。但是他也要高征购。为什么？还是要归结于我们在后面就要讨论的“二五军购”。我们在现阶段还是只从表面现象上讨论他的行为：就是他坚持大队核算，毫无疑问他看中了高征购效率。至于他为什么如此重视征购的高效率，我们就要看看这一时期的其他大动作。
在搞大寨样板的同时，也就是６３年，毛泽东准备在三线和“世界革命”上大干一番，这需要大量的粮食财物。三线的工人需要粮食，援外需要粮食（光是对越南每年援助５０万吨），进口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武器装备，都需要粮食出口。所以，在６２年“大队还是小队核算”的斗争的同时，也开展着另外斗争，就是“吃穿用” 和“大三线”的斗争。在６２年２月的西楼会议，务实派强调当时的困难非常严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当务之急是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并根据这一设想，作出了以后的经济计划，这些计划的重点就是让重工业和军工大批下马，把钱省下来投资于农业和轻工业。在６２年３月的财经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可以写一个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的“综合平衡”，（见１９６４年三线建设决策前后的中央分歧/陈东林）。所谓实现农轻重，就是按这个顺序决定投资多少。农业的投资增加到总投资的２０％。而重工业的投资减少。
我们要解释一下，在中国的重工业和军火工业不分。重工业包括军火工业。所以这个农轻重的说法会让人误解。因为重工业对国民经济并非不重要。我们知道化肥化纤的设备生产都应该是属于重工业。石油工业也属于重化工。这些工业对“吃穿用”也是至关重要。因为石油是化肥化纤的原料。所以我们应该搞清楚，中共的说的重工业实际上主要是军工和军工配套的重工业。而非和民用配套的重工业。
对轻工业的投资也有关农业。首先化纤的纺织也是轻工业。另外中国的轻工产品多少可以出口一部分。而获得的外汇可以进口先进的民用工业设备，或在必要时购买粮食。但是中国的重工业和军工产品不能出口，只能“无偿援外”。军工产品也完全地不能投入再生产。而粮食和轻工产品，从广义来说，都是可以投入再生产的。比如，你买了双鞋穿上，就可以干活。这就是投入再生产。没有鞋你就没法干活。所以这鞋和拖拉机的履带一样，是生产资料。但是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把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分开。实际上所有基本消费品都是生产资料。因为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而人这种生产力必须依靠消费品维持：你吃了饭才有力气工作。如果不吃就不能工作。所以馒头青菜和汽油煤炭一样，都是投入再生产的原料或资本。但是军工设备和产品，都不能投入再生产。做出的炮弹，必能放在仓库里。谁也不能用它。只有到了某一天轰隆隆爆炸，不知谁被炸死。所以食品和轻工产品实际上是生产资料，而军工产品才是消费品。但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这么看。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农轻重”这个比例实际上就是减少军工，增加民用。也就是增加再生产的资本。我们知道，一旦再生产的资本增加了，生产就可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大。经济就能发展，滚到了一定程度，就能呈“起飞”之势。这就是文革以后出现的情况。如果军工的比例过大，则生产非但不能起飞，反而因为投入再生产的资本太少（军工产品太多，都不能用于再生产；投入军工的资本太多，民用产业投资被挤占），生产会每况愈下。这就是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情况。文革前后在经济上的差别，主要就是军工在总投资中所占得比例的改变：文革之后（具体说是７８年）军工投资大幅减少，三线军工厂大批停产下马，用不了多久，经济即呈好转——虽然７８年到８０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增长很慢，但是这是好事。因为军工产值是破坏性的。把军工下马，经济才能恢复。在５０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史上，务实派一直强调“调整”。调整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减少军工增加民用。而文革之前和之中，统计数字都说工业大幅增长，甚至比日本和意大利增长还快，但是日子却越过越穷。因为增长的都是和军工有关的产业。在文革期间工业增长得还是很快，可是到了文革末期，“经济濒临崩溃”。这就是经济规律：军工产业越增长国民经济越困难。务实派并非不知道这一经济规律，他们和毛泽东都知道这些事。但是他们之间有 “路线斗争”。这个路线从建国初期就开始，就是要打仗还是要过日子。这个斗争在６２年就表现在是“大三线”还是“吃穿用”。刘少奇为首的主张吃穿用，毛泽东主张大三线（主要是军工）。这一斗争相当激烈，因为在６２年的时候，刚刚把饿死人的事基本上制止住了（没有完全制止住）。但是吃穿用极端缺乏，大部分农民虽然饿不死也吃不饱。受灾地区的农民成千上万地离乡背井出门要饭。所以务实派在“吃穿用”方向上很坚决，也很团结。但是毛泽东有了林彪的支持，拔出“阶级斗争”之尚方宝剑，一举粉碎“吃穿用”，就在６２年当年，强迫大家走上了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大三线建设。
根据务实派对６２年中国经济形势的估计，还应该继续调整四年，也就是从６３年到６６年，以恢复５８——６０三年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到了６６年，再恢复６１年下马的军工项目。但是毛泽东等不到。因为他急于“世界武装革命”，为此必须尽快建立军工基地。按毛泽东的想法，他搞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解放东南亚，美国肯定受不了，一定会打过来。所以这军工基地必须放在西部山沟里，也就是大三线。这个大三线有叫做“小而全”军工。就是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自己什么都能生产。包括核武器、核潜艇和洲际导弹。按务实派的计划，在６２年这个所谓“小而全军工”计划不能开始。在６２年必须按农轻重的顺序调正经济，到了６６年，经济恢复了，才能开始这个“小而全军工”。说它“小”，那是和苏联美国的相比。但是这个“小而全”本身就有问题。因为苏联美国的军工之所以这么庞大，就是因为他们要求 “全”。如果“全”了就不可能“小”。小了就不可能全。我们知道英国德国日本的重工和军工产业都很庞大。但是都不能称“全”。他们的很多武器还要从美国买。所以“小而全”是幌子。一旦要求“全套军工”，这个军工必然是庞大无比。而这庞大无比的军工需要庞大无比的资金。有核武器核潜艇和洲际导弹的军工，怎么可能小？毛泽东在“第一章大字报”中说的“６２年的右倾”，就包括务实派反对这个庞大军工投资，而去搞“吃穿用”。这和毛泽东的“世界武革”的雄伟宏图针锋相对，背道而驰。
面对毛泽东寒光闪闪“阶级斗争”尚方宝剑，务实派把只好把“吃穿用”收起。他们最多只能在大三线和军工产业的框架之内，搞一些和民用有关的工业。在农业方面，毛泽东也和务实派针锋相对，树立大寨样板，发展“集体经济”。毛泽东说，大寨不靠国家投资，靠集体的力量，开荒造田，照样发展了农业。这些说法都和“小队是核算和生产单位”和“增加农业投资”针锋相对。他提倡大寨的目的，一是要把计划投资于农业的钱，挪用于大三线。二是看重了大核算的征购效率。建设大三线和“世界革命”需要大量的农产品供应。大队核算可以保证高效率地征调这些农产品。
毛泽东说，中国大约是十五年就要打一次仗。自从５３年朝鲜战争结束，差不多应该是在６８年末打仗。当时（６２年）的情况好像有战争迹象。因为在６０年以后，国民党屡次派遣大型特工队登陆。蒋介石声称将反攻大陆。美国对越南的介入也逐渐加强。而中国军队在５０年代初就已经深深地卷入越南战争。有些军方人士甚至认为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开始。所以当务之急是发展三线，准备打仗。
既然战争迫在眉睫，那么“农轻重”的顺序必须放弃。但是这个“战争迫在眉睫”，是个“自设自证”的假说。也就是说，你使劲地要和别人打仗，那战争当然迫在眉睫。谁想要战争就一定能得到战争，而且是随时想要随时就有——只要你去打别人。但是，在５０年以后，中国确实有不和别人打仗的条件，而且这条件大大地超过打仗的可能性。因为中共政权的能力还是相当强大，在动员和战斗能力方面，都足以抵御外国的侵略——此前的国民党集团却无此能力，这也是国民党被淘汰的原因。在加上二战之后苏美对峙，处于“恐怖和平”（双方的原子武器都足以消灭对方）的状态，战争的机会更为减少。事实也证明中国大陆完全可以得到和平。至于台湾当局声称要反攻大陆，也是虚张声势，连美国都不支持他们。
所以毛泽东的“战争迫近”估计，不符合客观实际，出自他的主观愿望。虽然那时候中国已经参与越南战争，但是，这种参与完全是毛泽东自愿的。他完全可以不参与。不参与美国肯定就不会打你，事实证明就是参与了美国也没力量打你——一个越南都让他难以对付，还能打中国吗？但是事实也证明参与越战对中国有百害无一利。
所以毛泽东叫嚷“战争迫在眉睫”，这个战争并非外国侵略，而是毛泽东自己要搞的世界武革。他的 “世界武革”和“战争迫近论”，是相辅相成的一对，互为因果。因为他积极地参与反美战争，搞世界武革，那美国当然也会威胁你。按１９世纪德国参谋部发展出来的一套程序，美国的参谋部（和世界所有参谋部）要事先做好各种情况的应对计划，包括用核武攻击中国的计划。这个计划透露出来（故意或无意地），于是让人感到战争迫在眉睫。结果，毛泽东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吃穿用”，改为重点投资大三线。建立“全套先进军工”。特别是发展核武器。从６３年到文革结束，在十四年中，在大三线建设上花了两千多亿人民币，东南亚战场上花了一千多亿。这近四千亿的物资，多是从农民身上刮出来的。根据这一大形势，我们就知道６２年刚刚脱离饿死边缘的农民，再次面临高征购的威胁。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刘少奇搞四清的急迫程度。
４，用事实作报告
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除了建立前面说的“三道饥饿防线”，还在城市中建立了第四道防线。这道防线叫做“全民饥荒大教育”。让大批城里的干部下乡，了解农村悲惨的人祸。如果所有干部都知道大跃进的恶果，毛泽东再这么干，多少会遭遇抵制。至少是心理上的抵制。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城市和农村差距很大，城里人不知道农村的事情。三年困难时期城里人虽然挨饿，但是没有被饿死。在河南四川等地的城市居民，还能有每月２０斤粮食的供应。在北京成年男性有三十斤。四年级的小学生也有二十四斤。妇女有二十七斤。所以大城市吃不饱，小城镇饿不死。再加上中共的宣传机器强大，信息封锁严密。铺天盖地地宣传农民不但吃得饱而且吃不完，进城要饭的都是不好好干活的懒汉二流子。笔者的老师曾在街上厉声呵斥一个要饭的老婆子：你为什么不去敬老院！
在６０年代城里人对农村饿死人的事情，知道得很少。就是知道也不能说，谁说就是严重政治问题。西藏军区某高级干部在探亲后当众讲述农村的惨状，以扰乱军心的罪名被逮捕判刑。所以大饥荒被毛泽东瞒的滴水不漏。这对他再来这么一次，当然是有很大好处。而６２年开始的大三线和“世界武革”就需要毛泽东再来一次。刘少奇也针锋相对，搞四清的“大兵团作战”。一下子派下去几十万人，所有大学生必须参加。机关干部轮流参加。重点地区平均每两户农民一个工作队员。一来是威吓农村干部，二来是教育城市居民。这就是“用事实作的饥荒大报告”。比之赫鲁晓夫５６年在苏共二十大的斯大林报告，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半年的四清让所有参与者有亲身体会。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就是大逆不道：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三年才作报告，你刘少奇在我活得好好的时候，就作“事实报告”，向全体干部和知识分子，揭我的大短。大家都知道了饿死这么多人，我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岂不蒙上灰尘，而你刘少奇岂不变成农民救星？
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大兵团作战”十分不满。他质问刘少奇为什么要派这么多人。这就很奇怪了。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特别喜欢把干部往农村送。为什么这次不喜欢了？他说：在安源煤矿，当时不是去了你刘少奇一个，就可以了。小站去了陈伯达一个，也够了。刘说，那时候有群众。毛刘二人的对话都像打哑谜。别人可能听不明白。他们俩都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干的是什么。毛泽东知道刘少奇是作“事实报告”。但是他也不能说出来。
四清之后虽然刘少奇被整肃了，但是这 “小队核算”还有周恩来等人的维护，没有被取消。江青在７５年９月在大寨的讲话，还对此发表一番言论： “大寨是大队核算制，而且整个昔阳都是大队核算制。同志们想一想，大寨、昔阳，旧社会是穷乡僻壤，荒山恶水呀！现在都能够搞成这个样子，亩产过千斤，有的至少也是五、六百斤。现在最好的地方有的还抓不好，为公家干活少，为他自己的自留地呀，自由市场干去了―――――大寨、昔阳能够做到的，全国为什么不能够做到呢”。在这之前，从７０年代初开始，陈永贵等人提倡全国推行大队核算。在昔阳县推行公社核算。但是遭到当时的各省委书记，和后来主管经济的邓小平、华国锋等人的反对。推行大核算持续到文化革命以后。也就是到７８年还在搞。实际上在整个文革之中，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提倡，很多地方取消了小队核算。有些省有３０％实行大队核算，有的地方实行了公社核算。至于农民的自由地和庭院养殖，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在辽宁毛远新从７５年搞“赶社会主义大集”，强迫农民把鸡蛋卖给国营的收购站。为此派出大批工人，在各农村集市街口强迫以低价收购鸡蛋。农民要是说自己吃，不卖，则当场打破。但是如此一来农民不再赶集，毛远新就强迫每户农民上缴一定数量的鸡蛋，不管你养不养鸡。结果不养鸡的必须花钱买鸡蛋。如此低价强征，和大跃进时一样。但是征购效率就比公社化时差了很多——收上来的鸡蛋，还不够工作队员犒劳自己的。如果是公社化食堂化，所有鸡鸭统统送到公社，不用在集市路口堵农民。
于是我们应该看到，刘少奇建立的饥饿防线，在文革中还是发挥了作用——它大大降低了征购效率，和瞎指挥的效率。文革之中农业并没有搞得太乱。除了６８年减产之外，文革几年都在增产。虽然对农民的征购每年都用新名目增加。比如什么“支援亚非拉”，“抗美援越粮”，“抓革命促生产粮”。但是总算是必须从农民手里征购，阻力相当大。而不可能从地里直接就运走——如果是公社核算，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四清，中国农民在文革之中的处境必然更为艰难。我们看到程世清（文革时期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等人的雄心壮志，他要江西上交一百亿斤公粮，生产６５万辆汽车。这公粮当然是从农民手里或嘴里挖，这生产汽车的设备，和原材料，也必然是靠农产品换来。于是，和大跃进一样，还是从农民身上刮粮食财物，发展程将军头脑中的工业。如果没有小队核算，分粮到户这些屏障，干部还是可以随意抽调粮食财物。那么农民还会被大量地饿死。
毫无疑问，毛泽东看出来刘少奇的四清，是为农民建立饥饿防线，阻止他毛泽东收集粮食推行“世界武革”。而且刘少奇这么干的时候，高举着他毛泽东的旗帜，轰轰烈烈地搞着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里说的“形左实右”。但是外形的左，到底是没瞒住天才的毛泽东。四清还没搞三年，到了６６年刘少奇自己被打到了。在６６年文革刚开始，由刘少奇和邓小平（书记处）派出工作组到学校，仿效四清的名称和做法，连工作组成员都是正在集训，准备下乡四清的干部，结果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就把这一行为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带队进驻北大的“四清专家”张承先被就地免职，接受批判。这样也间接地为农村的四清定了性。不久后农村工作组全部撤出，在四清中被整肃的一些农村干部追到城里，要清算工作组的“反动路线”。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完全破坏四清为农民建立的饥饿防线。在文革之中，有周恩来和邓小平，还有华国锋，在广大地区还是维持着小队核算，口粮到户。
正如刘少奇所说，历史会记载在他当国家主席的时候，中国饿死了几千万农民。如果历史公正，也应该记载：为了防止更多农民饿死，他刘少奇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５，二五军购，和毛的雄伟宏图
我们要说说５０年之后中国历史中最重要，却也不为人所重视的一段，就是５６年之后毛泽东的宏伟计划。或者叫做毛泽东的二五计划。这个计划和陈云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全不一样。我们说过，毛泽东一连四个运动，彻底破坏陈云的二五计划，这四个运动就是反反冒进，反右派，大跃进和反右倾（反彭德怀）。
至于毛泽东自己的二五计划是什么，我们只能推测。他的大跃进实际上是表面的一套，我们要查明的是他的实际的一套。他的伟大计划，是在６２年左右攻占台湾。台湾对毛泽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当时台湾还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承认台湾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为了夺取这一位置，也就是建立中共政权的正统地位——和毛泽东本人的正统地位，毛泽东认为攻占台湾是惟一办法。但是周恩来等人认为用外交方法也能达到这一目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周恩来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缺少国际知识，外交途径为他所十分不熟悉。根据他的“矛盾”理论，他只相信且热衷于“一个吃掉一个”。把台湾吃掉了，联合国席位只能是中共的。
在１９５５年赫鲁晓夫开始采取“缓和政策”，也就是东西方互相防御而不进攻。苏联采取这一措施，因为苏联经济相当落后。急需把二战留下的战时工业经济，改变为和平经济。赫鲁晓夫计划部分裁军，减少军费，发展农业和民用工业。为配合这一长远计划，苏联不能支持中共攻打台湾。按苏联自己的估计，他也没有力量帮助中共攻占台湾。但是最主要的是，苏联认为中共攻占台湾对苏联并没有好处。
为此中国就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对付在台湾海峡的美国舰队。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日，美国已经和台湾协定了【共同防御协定】。在此之前的朝鲜战争期间，第七舰队奉命封锁台湾海峡。（但是在５３年２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让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但是这次短暂撤出，并非为了给中共攻台方便，而是为了给国军攻打大陆方便，以强迫中共在朝鲜撤退。）。【美台共同防御协定】更明确规定，有一方受到攻击，则另外一方有责任协防。但是该协定并没有把紧靠大陆的离岛包括在协防范围内。也就是根据这个协议，中共在１９５５年１月，发起浙东海战，攻占一江山岛，而美国则协助蒋军实行“金刚计划”，把三万军政人员从大陈岛撤至台湾。但是【美台共同防御协定】使中共攻占台湾更为困难。毛泽东认为或许核武器可以把美国的舰队吓跑。为此毛泽东的二五计划包括了购买核武器，导弹和核潜艇，大型军舰等等装备。
在此之前，中共也曾企图说服苏联，帮助中国攻占台湾。估计中国要求苏联承担的角色，是威胁美国，使其不能参与。特别是在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６日，苏联成功地试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SS-6（射程八千公里）。对美国有了真正的威胁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５７年１１月在苏联的讲话：一是“东风压倒西风”。一是“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前一个说法是力劝苏联向美国采取进攻而非防御战略，第二个说法是让苏联别怕美国。鼓励苏联采取强硬态度，帮助中国威吓美国。但是苏联并没有这么作。主要原因我们在上面说过，苏联并不认为两岸统一对苏联有好处。苏联也确实“压”了美国一次，就是在５８年１０月开始的柏林危机：苏联用核战争威胁美国从西柏林撤兵，并没有成功。说明苏联即使帮助中国威胁美国，美国放弃【美台共同防御协定】可能性也不大。现在学者多认为５８年８月的金门炮战，和１０开始的柏林危机，并无关系。但笔者认为在这是中苏联动。５８年７月赫鲁晓夫访华，大约和毛泽东商定中苏配合——中国攻占金门，苏联使美军撤出西柏林。由此体现５７年１１月共产党会议的精神——东风压倒西风。但是美国硬是要抵抗东风。中共在５８年８月开始炮击金门，到了９月苏联向中共提供情报，说美国已经把金门也纳入协防范围。说明美国不退反进。西柏林在东德境内，四周被苏军包围，苏联用核战争威胁美国撤军，并封锁西柏林的陆路通道，美国就是不撤。所以在５８年这东风硬是被西风顶回来了。
但是，毛泽东仍然要借这个“东风”。毛认为如果有了苏联的导弹、原子弹和核潜艇，外加飞机军舰，还是能把美国从台湾海峡吓跑——这种思想到现在也还相当普遍 ——至于是否真能这样，因为没试过，所以不知道，甚至也不能说毛的想法是错的。但是买这些东西都要花大钱。为了筹这笔钱，就需要彻底地否定陈云或计委制定的二五计划。并把经济领导权从务实派手里夺过来。而夺取经济领导权，就靠那几次运动。首先是反反冒进，然后是反右派。这反反冒进和所有政治运动一样，是说一套做一套。说是反反冒进，实际上是借中共主体——工农干部之力，夺务实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权力。但是毛泽东不能说，打击你们，是为了夺得经济大权，把钱都用于军购。他不这么说，而是说你们打击了工农干部，把人家的干劲打击没了。务实分子在上面反冒进，知识分子在下面向领导提意见。他们说工农干部不懂业务，不懂科学，浮夸虚报。毛泽东说，这就是打击工农干部，夺取中共的领导权。毛泽东这么一说，工农干部当然很高兴。他们很支持毛泽东。他们并不知道毛泽东是要花钱大军购。而是认为毛泽东为他们撑腰了。他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好不容易当了官，现在务实分子和知识分子说他们不懂，胡搞，不是要把他们赶下台？打江山不能坐江山，这个理怎么说？毛泽东发现这一个诀窍，就是中共的主力是工农干部。只要有他们的支持，务实分子根本不是对手，知识分子“只有求饶的份”（毛语）。工农干部也很喜欢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总是为他们说话。说知识分子最愚蠢，工农分子最聪明。说知识分子应该被改造，而工农分子应该对其实行改造。简单地说，工农分子应该修理知识分子。于是，工农干部的权位就稳当了。
反冒进和“大鸣大放”（右派）同时，这两个行动是上下配合。毛自己说，反冒进为右派提供了弹药。实际上不只这种关系。实际上“右派”的首领多是周恩来系干部——有些是秘密党员，假冒民主人士，有些本来该入党，但是周恩来让他们留在党外，起党内人士不能起的作用。５６——５７年的时候，这些人士就起这种作用——他们挑头，发动知识分子，和上层务实分子配合。这就是大鸣大放。也就是说，当时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中共务实分子之间，是盟友关系。到后来仍是盟友关系。我们知道在６２年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摘帽加冕”，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也被毛泽东算作“６２年的右倾”（毛：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给予坚决打击，彻底否定。
毛泽东实在不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他攻占台湾有什么用处。在大跃进的时候，曾经想来个军备大跃进，中国自己设计制造先进武器。空军的项目就是“东风—113”新式战斗轰炸机，和东风１１７轰炸机。抗衡目标是美国的Ｆ-105和Ｂ58。５８年开始设计，到了５９年要求生产出一个样机，给国庆十周年献礼，虽然工人天天敲锣打鼓，到设计院要图纸，但是设计院的知识分子却说，别说今年明年设计不出来，就是十年以后能不能设计出来也不知道。所以毛泽东根本就不指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从苏联买新式武器上面ii。
毛泽东在５７年大获全胜。他依靠工农干部，夺取了经济领导权，这样他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开始自己的“军购——攻台”大计划。这也显出他缺乏国际知识，看不出国际形势变化：苏联不想帮你攻台，台湾却有美国协防，攻占台湾明显无望。再说中共已经占据大陆，坐拥九州，雄霸海内。占不占台湾有什么关系？在如此局势下，不如与国民党隔海共处，和平发展。再用外交手段争取国际地位。这是当时的战略势态，看不明白这个，非强行攻台，则必然碰壁。
当时务实派看清这种国际形势，所以他们的想法正好与毛泽东的相反。他们认为应该和苏联一起搞“缓和”，在亚洲建立无核区，和国民党隔海和平共处——同时迫使蒋军放弃近岸离岛，以使两岸脱离军事接触。这样就能大幅减少军备开支，增加对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投资。这是两条路线，正如毛泽东后来一直强调的，毛和走资派是“路线斗争”。但这两条路线是什么，怎么斗的，什么时候开始斗起来的，却很少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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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 名·
６，军购开支和三面红旗
二五军购是一五军购的继续。一五（５３——５７）期间苏联援建１５６个大企业项目。据董志凯先生所说，实际是１５０个，其中军工占４４个。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军民两用。但是一五的军工生产水平，不足以攻占台湾。二五军购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其重点是核武器、导弹和先进的海空军。核武器的作用是威胁美国，使其不得按５４年１２月２日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协防台湾：如果你的航母舰队来了，扔一个原子弹，让你的舰队全报销，你美国就受不了。如果没有原子弹，对美国就没有威胁手段。故此在５７年１０月和苏联签订国防新技术协议，购买苏联的核武器技术和空军装备、及生产设备。在此之前的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已经要求苏联援助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有些核武器专家在５６年就已经在中国工作。比如苏联“中型机械部”（核工业部）的某局总工程师Arshak A. Zadikian，作为顾问在中国从５６年工作到６０年。他的专业是铀矿的勘探和浓缩。iii 但是最重要的是海军。毛泽东在57年以前不停地向苏联建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在此前苏联已经给中国五种小型舰艇的生产设备和有关技术和图纸，和生产许可。但是对于攻占台湾来说，这些小型舰艇远远不够。攻占台湾需要能夺取制海和制空权，并能够压制海岸炮火的大型军舰。海岸炮的口径都很大，射程很远，要压制海岸炮火，没有大军舰不行。而夺取制海制空权需要军舰、导弹和飞机。毛泽东对核潜艇还表示了极大兴趣。有了核潜艇，和带核弹头的导弹，就能威胁美国的航母舰队和美国本土，迫使其放弃协防台湾。中共向苏联提出核潜艇的购买要求，苏联在５７年７月提出反建议：和中国建立“联合潜艇舰队”。毛泽东拒绝该建议，同时问苏联如果不搞联合舰队，还卖不卖给中国海军装备。苏联的回答是卖。苏联卖武器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赚钱。二是符合苏联的国际战略。苏联需要中国在太平洋威胁、牵制美国，分散美国的兵力。因此以前的苏联和现在的俄国都愿意向中国提供次先进的武器——不是最先进，但是对台海有威胁的武器。除此之外，赫鲁晓夫在当时另有特殊打算：他正致力于提高苏联的农业产量。当时苏联的农业还没有恢复到１９１７年革命之前的水平。他当时做了一些改革，以求在他当政后（５６年大权独揽）后，马上出政绩，比如在哈萨克斯坦开荒种玉米，但是否成功他也不知道（后来的事实证明效果不稳定）。但是最简单经济的办法，还是把对苏联来说已经落后的武器和军工技术和设备卖给中国，换来优质廉价的农产品——这样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马上就能提高。基于以上理由，中苏在５６至５９年中签订了若干个军购协议。据公开资料，这些协议包括：
1956年7月，中苏两国共同起草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草案）》。
１９５７年３月底，中苏协定【特种技术援助协议】包括喷气推进技术，在三个月后附加固体火箭，长程制导，和无线遥控技术。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５日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协议共5章22条，在协定中，苏联政府答应在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火箭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
１９５８年８月３日【八三协定】（购买长波电台协定。本来苏方提议双方合资）1958年9月29日签订的《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简称《核协定》），其中对每个项目的规模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1959年２月４号【二四协定】。（海军舰艇、导弹等装备的协定。）
其中以【国防新技术协议】最大也最重要。按照这些协定，苏联在５８至６２年交货，提供苏联在１９５１年爆炸的原子弹有关技术。据戴超武先生研究iv，这些技术还包括：“有关原子能工业发展的绝密技术（包括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可以发射核弹头的SS-1（8A11）和SS-2(8ZH38)型号的战术导弹、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s）以及液态燃料的火箭R-11FM，提供了这些导弹和火箭的技术资料、设计、组装和生产。这些都是苏联当时最新或较为先进的装备。”而中国也在这段时间付款。中国付出的只能是农产品和矿产品。其中农产品占主要部分。从此我们可知５８年至６０年粮食大出口的原因，其中５９年粮食出口比５８年提高一倍——为了上述军购付款。
我们看到，以上几个协定的签署时间，正好是毛泽东反反冒进，反右派和大跃进期间。这期间内毛泽东已经把经济领导权从刘周陈等人手中夺走。可以随意调用国家资源，用于这些庞大的军购计划。
而周恩来等人则和毛泽东背道而驰。在５８年１月２７日，赫鲁晓夫向周恩来建议，在亚洲建立无核区。周恩来在２月１号即回答说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都同意。并按苏联要求，和印度商量，让印度首先提出该建议。张闻天还主动提出由中共说服日本左翼政党，使日本也加入提案国行列（因为日本被原子弹轰炸，所以右翼党派也不能拒绝——到现在日本坚持无核化）。如果中印日三国都同意，则这一建议就可能变成正式条约。一旦该条约成立，则５７年１０月的【国防新技术协议】就有一大部分作废。我们看看日期：５７年１０月协定国防新技术协议，而两个月后苏联就提出无核区计划，并得到中共大部分领导人士的支持。这等于是中苏两党内部有一部分人合作，否定毛泽东的计划。没有了核武器，毛泽东的“军购——攻台”计划也就作废了一半。直到５８年５月，中共还一直表示同意并积极地推动这一无核区计划。
但是在５８年７月，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借口，借以否定苏联的建议。这个借口就是“联合舰队”。５８年７月苏联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该建议后，毛泽东激烈反对。其激烈程度让苏联吃惊并大惑不解。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过激反应另有企图，就是借此机会否定无核区计划。无核区和联合舰队就此一起完结。对于联合舰队，毛可以用“民族主义”，反对“租借权”等理由，来反对。使苏联马上收回这一建议。连无核区计划也不再谈了。
１９５８年北京附近的核反应堆（作为５７年国防新技术协议的一部分，由苏联援建、调试）建成之时，苏联派出“中机部”（核工业部）的副部长艾菲莫夫（Dmitriy V. Efremov）到北京祝贺。“他的行程包括会见毛泽东。这次会见对没有心理准备的艾菲莫夫是一个震惊。他回到旅馆时几近崩溃。他躺在沙发上。很明显他有过可怕的经历，并且茫然无措。后来他说，在他和毛的会见中，他奉命向毛澄清苏联领导对台湾危机的政策。这时这位中共领导人突然表现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态度。他不让艾菲莫夫再说什么，自己却滔滔不绝。从那时起，他不再称艾菲莫夫“同志”，而称“外国人”。艾菲莫夫在会见之后立即说，虽然用比较委婉的方式，但毛强调他已经把艾菲莫夫看作敌人。这一个半小时的会见，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攻击挖苦对方。艾菲莫夫意识到一个巨大而且不祥的过程开始了，而他则犯了一些错误”。v
苏联的态度是给中国的核援助，但是不支持毛泽东攻占台湾。这当然毛泽东的计划相抵牾。
虽然毛泽东否定了联合舰队，但是苏联还是愿意卖武器。而且，中共从别处也买不到武器。所以在５９年２月中苏之间还是协定了【二四协定】。购买大量海军装备。据沈志华文章说：
“根据协定，苏联将向中国出售629型导弹潜艇、633型鱼雷潜艇、205型导弹快艇、183型导弹快艇、184型水翼鱼雷快艇和Р-11ФМ型弹道导弹4 枚、П-15型飞航式导弹2枚，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共51项设备的设计图纸资料，还有部分舰艇制造器材及导弹的样品，并转让了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苏联的60名专家随即来到中国，协助开展设计和仿制工作。大部分技术资料和部分设备材料也陆续到货。这一协定的执行，对于中国海军从常规武器装备逐步向新的动力装置和导弹武器过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苏联继续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设备和技术，直到５９年６月。其间还提供了制作氢弹的设备（所谓“６号”。电磁浓缩设备。可以浓缩同位素锂。苏联的第一颗氢弹用该设备制造。该设备光是其中的磁铁就重２５０吨）。
但是到了５９年９月２５日，苏联和美国举行了戴维营会谈。在此前的准备阶段——５９年６月２０号，苏联给中国来信，说苏联正在和西方商量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故此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生产设备。而在这之前几天，彭德怀在６月１３日才从苏联回来（１３日到京，从莫斯科返京途中在蒙古停留）他从４月２４日离京访问苏联和华约各国，一个多月中和苏联军政高官有多次会谈。苏联中止协议，只在彭德怀访苏回国后７天。按常理考虑，中止“国防新技术协议”，必然先和国防部长交换意见。在彭德怀回国之后一个月，即５９年７月，即在庐山会议发表了反对大跃进的信件。参与者彭德怀和张闻天，他们在５８年都是“无核区计划”的支持者。而张闻天也在前不久去过苏联。
由于当时还有一千多苏联专家在中国，中国也向苏联订购了大量设备，他们对中国的工农业情况，有比较客观深入的了解，他们向苏联汇报的情报，其准确度远比中国盛行的浮夸虚报为高。所以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可能从苏联得知了中国大跃进的真实状况。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中途给张闻天的信中说：“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
这里说的“东海龙王”，就是赫鲁晓夫了。“漆黑一团的材料”，可能有一部分是从苏联得到。“尽是假的”，当然是和中国地方政府上报的材料对比。毛泽东有绝对权力，他说什么是真的，什么就是真的。此前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和赫鲁晓夫会晤的时候，也曾出示他５９年３月在湖南考察所得的资料。这时双方交换情报，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在中国国内已经得不到可靠信息。要想了解中国的情况，彭德怀只能用自己收集的资料，换苏联人掌握的资料。在彭德怀被整肃之后，赫鲁晓夫也给毛泽东写信，认为彭德怀是正确的，毛应该向彭道歉。这使毛泽东更确信彭德怀、张闻天和苏联勾结在一起，反对他的大跃进和军购计划。
但是我们应该认为，苏联人的行为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服务。他们的利益在三方面，一是卖武器挣钱。二是保持台湾分裂。三是苏联的国际总战略。从这三点出发，苏联都不应该再继续卖给中国核武器技术。彭德怀提供的信息，可能是让苏联人确定：中国的农业已经崩溃，中国没有能力，按５９年，也就是当时的水平，继续出口农产品支付军购费用。５９年是中国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虽然国内大批农民被饿死，粮食出口量却接近５８年的两倍。
现在看毛泽东后来的行为，就能有更深一步的认识：毛泽东认为苏联和中共务实分子内外联动，他不再可能买到能够攻占台湾的装备。（实际上苏联自己也没有足以战胜美国舰队的装备）。他的攻台计划要改变。从直接攻占台湾，变为在其他地域打击美国和占领地盘。既然你美国不让我攻占台湾，我毛泽东可以攻占别的地方。而且要狠狠打你。这一计划，用“革命”包装之后，就变成“世界游击战”“以世界农村保卫世界城市，最终占领城市”。这一战略的发起，实因毛泽东不能克服台湾海峡。如果能够打过海峡，则用不着这么麻烦了。直接攻占台湾，获得联合国席位，迫使世界各国承认其正统地位，就完了。但是攻“军购——攻台”被苏联、美国和中共务实派给破坏了。毛只能把攻台计划改为“世界武装革命”。
而这“世界武革”战略，不很需要苏联人的支持。第一是因为这种战争对先进的大型武器依赖程度不高。第二是苏联和中国在世界武革方面是竞争对手。应该把苏联排斥在外。因为第三世界或亚非拉各国，凡是和美国对抗的，比如越南古巴朝鲜，也必然也和苏联结好（阿尔巴尼亚除外）。因为苏联也是他们的支持者。也就是说，中国和苏联，在影响第三世界反美势力方面，是竞争者。首先两国就在越南展开竞争。而越南则两头讨好。到了７０年之后，越南倒向苏联。因为苏联提供了更为先进的，可用于解放南越的武器。而中国因为文革，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在７２年越南旱发动旱季攻势的时候，使用的武器９０％是苏联援助的。当时中国因为要对付苏联的威胁，必须把武器留给自己（６９年珍宝岛战役之后，中苏处于临战状态）。
因此中共对苏联的态度，也随着毛的世界战略而改变。在６０年之前，在毛的计划还是“军购—攻台”时，不管愿意不愿意，还是要和苏联维持良好关系，因为只有苏联人卖武器。但是在６１年后毛泽东的战略改变为“世界武革”，则和苏联没有必要维持关系。而且由于有互相竞争的关系，双方的冲突逐步激化。这时毛泽东把军火装备从依靠苏联，转为依靠中国自己生产。于是投入大量资金研制武器。毛泽东估计在如果发起世界武革，那么美国和西方可能都会受不了。很可能会来打中国。就像现在美国受不了基地组织，打了阿富汗，再打伊拉克，又要打伊朗。这基地组织就是世界游击战的继承者。逼得美国远征中东中亚，作犁庭扫穴式扫荡。毛泽东当时估计美国可能对中国来这一手。为此中国必须建立大后方。这大后方就是６２年开始提起的大三线。从“二五军购”到“三五大三线”的转变，对应从“军购攻台”，向“世界武革”的战略转变。
另外一个战略转变，就是从避免打美国人，变为专打美国人。我们知道在５８年８月，中共发起金门炮战。在炮战之前，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不能打美国人。开炮前还问前线指挥叶飞，会不会打着美国人，叶飞说说不准。有人建议向美国透风，让美国人撤离金门，免受伤亡。这是因为毛泽东那时处于“军购——攻台”战略之中。而攻台之前提是美国不参与协防台湾。如果把美国人炸死了，则会激怒美国，美国协防台湾的可能性会更大。到了６０年，苏联停止军售，毛认为直接攻占台湾已不可能，改为世界武装革命，战略方向从台湾改为东南亚。这导致了中共对越南的支持突然增加——本来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苏联让越南南北分治。对此问题最好参看【Ｂ同志（黎笋）的讲话】。在“军购攻台”期间，中国要求北越不要对南方采取行动。但是在６０年代初，毛泽东采用世界武革战略之后，即倾全力支持北越进攻南越。中国为此出资２００亿美金，出兵３２万。在其后几年中，越共把美国人打死了几万。不知道美国人是否明白，这几万人的死因，实因为美国不让他毛泽东过台湾海峡。如果让他过了，他毛泽东也懒得管越南，美国人也不至遭此劫难。
７，再看三面红旗
从以上分析可知，毛泽东大搞三面红旗，实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意。这三面红旗表面上看是为了“快速建成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为攻占台湾作准备。其中公社化和食堂化是关键。除了可以提高征购效率之外，还有“全民军事化”的作用。我们知道，管住了粮食就管住了人。在中国只要有粮食，就能建立军队。食堂化之后，粮食全在公社，也就是全在政府，以前不听话的散漫农民，如今要他们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干没饭吃。如果没有食堂化，农民不干了可以回家，在家也能吃饭。但是是食堂化之后，你回家就没饭吃。所以公社化食堂化非但提高征购效率，也大大提高动员效率。大修水利，大炼钢铁，正好是一场“动员大演习”。在前面说过，估计毛泽东计划在６２年左右攻台。攻台的战术，和现在经常说的一样，叫做 “万船齐发”。军队登上台湾岛之后，又有更繁重的增援补给任务。如果按清军攻台的模式，先占澎湖再占台湾，则战争可能长达数年。为此把上千万人投入战场（包括后勤补给），也不一定够。所以必须有极其强大的动员能力。这动员能力是胜败的关键。如果大家都有口粮在家，数百万人一看波涛汹涌，炮火连天，不上船去台湾，跑回家也有饭吃。你怎么管？如果老百姓不但有口粮在家，日子还过得不错，谁还愿意舍命攻台？４９年１０月的攻占金门失利，主要原因是无法动员足够船只和船工。已经参战的船工，一看战斗激烈，炮火凶猛，或怯战逃匿，或冲滩搁浅，致使增援补给不能按计划进行。为防止这种情况在攻台时发生，必须在５８年就建立强大、广泛的，以口粮管制为基础的，高效的军事动员机制。并在其后的几年之中，反复演习。到了６２年攻台时刻，就能充分发挥作用。
我们知道大跃进不光是农业的大跃进，工业上也搞了大跃进。我们应该考虑到，毛泽东对工业确实不懂。如果说他不懂农业或农民，这个值得怀疑。因为他到底是农民出身，自己种过地，在农村住了大半辈子，他自己也说最懂农民。当时的农业也没有什么高科技。所以对他相信亩产十六万斤，我们最好“存疑”。比较大而化之地说，他搞农业大跃进是三分不懂，七分故意。这七分，就是实行他的军购攻台大计划。这三分不懂，是考虑到了苏联的李森科假科学的坏影响。毛泽东受他多少影响，我们不知道。但是毛泽东在工业方面的所作所为，可能是五分不懂，五分故意。他从小不懂数理化，进城之后思想僵化，工业问题也太复杂。如果不是大学工科毕业，确实难以了解现代工业的基本情况。苏联专家向苏共汇报：中国派了一个兽医，作他们援建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总经理——他们不知道，兽医算是知识分子，能派个兽医来算是不错了。赫鲁晓夫说：在大跃进之中，“他们把一切都毁了”。这“一切”就是苏联远见的那些东西。毛的这种做法，有一半是因为他不懂。对于现代工业，外行比破坏分子的破坏力更大。中国有叶渚沛这样的国际水平的专家vi。政府中有陆达这样在柏林工业大学毕业的官员，破坏分子骗不过这些人。但是毛泽东把这些专家知识分子打得灰头土脸，哑口无言，然后推广宋朝的炼铁方法。陆达在大跃进中是鞍钢的总工程师，被当作“白旗”拔掉。叶渚沛早在５３年就成为“反苏分子”。因为叶认为苏联专家的采选矿方法落后，浪费了很多稀有资源。叶渚沛在５５年提出当时最先进的三高炼钢技术。并没有得到政府领导的支持。如果让叶先生，和诸多专家来领导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真能发展很快。我们知道经济不是不能“跃进”。日本意大利都发展很快，形同跃进。人家的发展靠科学技术，和全世界的资源。也依靠科学家和有国际知识的人才。如果毛泽东也这么作，中国的发展速度也不会慢。但是毛泽东不这么作，应该说有一半的原因是不懂。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是因为不懂，还有一半原因是故意：那就是他需要数字，堵住“务实派”的嘴，以维持他对经济的领导权。他认为小高炉能非常方便地给他这种数字——小高炉小炒炉（直径一米五左右，和小坟头一样的炼钢炉）散布于全国各个角落，谁能调查它们生产多少钢铁或炉渣？如果这数字超过了陈云制定的二五计划，那就说明咱毛泽东夺取你的经济领导权，夺得有道理。至于这数字是一些浮夸虚报，那他并不关心，因为他并不指望用中国炼的钢来攻战台湾。他对中国的武器制造水平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在５８年军工系统也搞了大跃进，由哈尔滨军工带头，在沈阳112厂设计生产中国自己的新式战斗机【东风—113】和轰炸机【东风-117】，（抗衡目标是美国的F-105和B-58）。国防部长彭德怀要求由中国自己设计，向苏联保密。准备５９年在国庆十周年献礼，结果没有搞出来。又要求设计人员在６１年，也就是中共４０周年献礼，112厂的工人天天敲锣打鼓，到设计院去要图纸，以便下料开工，但是设计人员（在大跃进的时代，居然）说：别说今年明年，就是十年以后，能不能搞出来都不一定。因为缺少各种设备和材料。所以，在毛泽东的攻台计划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钢铁，不起作用。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活靶子，钢铁的作用出假数字，真正能用于攻台的装备，得从苏联买。后来，到了６１年，虽然天天骂“苏修”，还是从苏联买来了米格２１的图纸、材料和生产设备。
我们已经引述过他的名言：“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条件，不能凭手气。”笔者认为毛说这句话，实在有点假装天真了。他毛泽东能以为炼钢凭手气？为慎重起见，我想我们还是不要轻信毛的说法。我们还是这么考虑：他毛泽东虽然不懂，但还没有不懂到把炼钢和打麻将分不清的程度。但是，他急于要数字，那怕是炉渣的数字。炉渣的数字对他也很重要，因为这些数字，可以巩固他对经济的领导权。就像“亩产十六万斤”，他知道这个数字有问题，但是他还是要钱学森给这个数字作论证。因为这个数字对他的高征购有好处。他需要这些数字帮助他完成大军购，一旦军购成功，飞机军舰原子弹都齐备了，然后大军过海，攻占台澎，什么过失都烟消云散。饿死人也不算事，炼炉渣也不算事——浮夸虚报非但不算过错，后人还会认为那是高明的策略——他毛泽东用非常之手段，欺骗和鞭策怠惰踟蹰，安于享乐的共军，驱使其冲破美国防线，一举攻占台湾。按中国的传统：“胜则全是，败则全非”。按世界战争传统：“胜利者不受审判”。按后来的说法：“宁失千军，不丢寸土”。不管怎么说，他毛泽东都有理。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大跃进，那就可以解释很多难解之谜了：大跃进是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为攻占台湾作准备。既然是军事行动的一部分，那么“兵不厌诈”。虚假的东西越多越好。粮食和钢铁的虚报产量好比“疑兵”、“假情报”。好比是曹操进军江南，号称“八十万大军”，吓得东吴一大伙人要投降。毛泽东也想把台湾国军吓成这样。而且把美国吓得撤走军舰，远远地看着他百万雄师过大海。我们知道毛泽东熟读历史，特别喜欢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领袖专会使用诈术欺骗部下，从宋江挖出石碑排座次，到元末起义，先假称“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然后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把一个石人埋在土里，让人挖出来，民工就信了。实际上古今中外，不用诈术而能兴兵者稀。布什先生攻占伊拉克的理由有两条，一条是萨达姆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第二条是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攻占了巴格达，把伊拉克翻了个底朝天，这两条一条也没有。但是没关系，伊拉克已经打下来了，美国人还是挺支持布什。说到底，布什还是用诈术兴兵。连美国小布都少不了用这招，毛泽东用也是很自然了。毛泽东用诈术可是老手。土地改革，分田分地，都是诈术。他要用分田分地动员农民当兵参战，一旦中共夺取政权，就把那土地收回了。
三面红旗是为实现军购攻台的大诈术，着实骗了不少人。本国人民基本被骗倒，甚至连毛泽东本人都可能受骗。外国人民也受骗不轻。据说到了７０年代中日建交之后，日本还有人来问大炼钢铁的实际后果。５０年代末，日本正在发展超大高炉，以提高质量和减低成本。但中国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做一些小高炉。按科学道理，日本人觉得中国这一套不行。但是，后来看到数字，硬是比他们的大炉子“多快好省”。令他们疑惑不解。他们就没想到中国的钢产量是“诈术”。
所以，表面上毛泽东好像大傻瓜一样地相信浮夸虚报，而且鼓励浮夸虚报，实际上他是有目的——他需要这些数字，哪怕是假的。一来巩固对经济的领导，二来威吓美蒋，三来鼓动大陆民众积极参军攻台。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他在５９年庐山会议时给张闻天的信：“你找来的漆黑一团的材料，尽是假的。”毛泽东靠什么反击张闻天彭德怀的进攻？靠虚假数字。根据下面上报的数字，说你的真数字是假的。这假数字就是毛泽东的武器。既能威吓美台，又能用来镇压务实分子和知识分子。这么有用的武器当然越多越好，越厉害越好。
毛泽东通过反反冒进，鼓励浮夸虚报，要的就是这些虚假数字。反反冒进是５７年初开始的，说明毛泽东在大跃进开始之前，在反右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制造并使用虚假数字，用诈术为“军购—攻台”服务。从这个角度看反右，就知这是毛泽东故意把中国人搞得傻乎乎。好让他能用“诈术”兴兵。但这虚假数字是双锋利刃：中共内部的的信息系统全部被其破坏，真信息都消失了，就剩下假数字了。结果中共干部也被唬住。连赵紫阳等人，也相信农民还有很多粮食，征收不上来，是农民瞒产私分。应该说中共干部如赵紫阳等，还是比较认真务实的。如果他们都对农民的状态有如此错误的认识，说明中共的信息系统崩溃，下面送上来的全是假情报。笔者认为连毛泽东本人也是受害者。要说使用假数字，中共也有传统。当年平型关战役之后，毛泽东亲自把上报战果夸大数倍。在抗美援朝期间，东北空军司令部的上报数字，也比实际战果夸大一倍有多，由东北空军司令段苏权揭发，段却因此在空军挨整，最后离开空军。也是在朝鲜战争中，在发动狙击运动的时候，上报的战果，击毙的敌人居然超过了美军的建制。假数字是中共的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有破坏自身情报工作的负作用。但是没关系，中共还是打赢了。所以毛泽东对玩假数字不但熟能生巧而且乐此不疲。特别是为成就军购攻台的大事业，他不光是要骗国军，美军，还要骗自己的的共军。怎么骗？干脆从最底层上报的数字就作假。他只有骗过了自己的共军，才能维持他对经济的领导权，才能把他的军购攻台五年计划完成。
这个军购攻台计划，在５０年代是公开的。到处都张贴着“解放台湾”的广告，“解放台湾”的口号天天重复，甚至被编成大型木偶戏，小学也组织学生观看。而大量军购也是公开的。因为解放军的装备都是苏制的，或苏联援建工厂制造的。保密的只是时间表。从这个意义上看，反对三面红旗，就是反对他的军购攻台。当然中国人没有力量制止他的计划。倒是苏联人管用。苏联５９年６月停止核武器的援助，６０年７月停止几乎所有军工项目的援助。毛泽东就只能放弃攻台。
这下子让毛泽东意识到，他犯了错误，他的军购——攻台计划太依靠苏联人，如果苏联人不卖给你武器，你就没办法。你就是接着搞大跃进高征购，也没意思了。你征收来再多的粮食，人家也不卖你武器。这时候他知道继续把持着经济领导权，也没有意义。只好在６０年底——苏联停止军售３个月后，把经济领导权交出，让刘少奇去收拾烂摊子。在６０年毛泽东在杭州研究苏联经济。这事也比较奇怪。中国经济被他搞成这样。他研究苏联干什么？中国的经济和苏联的经济还是有很大不同。笔者认为他研究的题目是：为什么苏联就不要中国的粮食了？他以前的估计是苏联一定会要中国的农产品。不然苏联人没法活。所以他认为无论如何，也能从苏联买到攻台装备。但是６０年苏联就硬是不卖了。
如此解释他的行为，并不否定在前面说的：到了６０年底，他看到二次跃进彻底失败，故放弃经济领导权。如果他的经济政策很成功。他当然还是愿意继续把持经济领导权。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苏联的行为，是以他们的国家利益为基准。我们已经再三讨论过苏联的国家利益，现在再进一步分析：苏联的国家利益大约有这么三条原则：１，用落后的武器赚钱。２，大陆和台湾分裂。３，让中国在东方威胁美国。吸引美国的兵力。从１９５０年起，直到现在，苏俄始终一成不变地按上述三原则行动。这第一、三两条都好理解。至于这第二条有什么道理。我们可以从越南对中国的情况看出来。越南统一了，就来打中国。如果朝鲜统一了，那中国的东北就可能出事情。我们再看大陆台湾分裂对俄罗斯有多大的好处，那就更明白这一条的战略意义了：苏联分裂之后，俄罗斯的军工产业在很大程度上靠中国的美元维持。中国为什么这么起劲地给俄罗斯送美元，购买连印度都不要的飞机？因为中国有个台湾问题。
我们再看台海分裂对美国有多大的好处（台湾也用大把的美金买军火），也就明白了，这台海分裂是美苏或美俄两国的共同利益。这个分裂是由两个超级大国共同维持的。在５９年的时候，苏联和美国都认为中国有攻台的企图。按赫鲁晓夫的话说，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所以认为应该控制中国的军购，在当时就是停一停。如果卖的太多了，会使毛泽东认为“长缨在手”，真格地渡海攻台，甚至扔原子弹（如果苏联早早地卖给他）。那不是很麻烦？所以在６０年苏联就把军火买卖停了。等到毛泽东认为军购攻台无望，放弃了经济领导权，苏联又恢复武器买卖了：６１年同意卖给中国米格２１和制造图纸，设备，生产许可。后来还有防空装备、坦克、装甲车等等。这些装备对苏联来说落后，而对中国来说还是很先进。也就是说，苏联根据自己的利益，控制着中国的军购速度。又要挣钱，又不能让中国给他惹麻烦。台海两岸的军备水平，分别在苏美的控制之下。苏美两位大佬维持着两岸的分裂和军购竞争，从中大笔捞中国人的血汗钱。台湾海峡就是苏美或俄美两国的ＡＴＭ。这么一个好地方，苏美两国怎能让毛蒋二公破坏？毛泽东看不清这一势态，蒋介石也看不清。中共内部的务实份子，还是比较明白。所以他们愿意搞“无核区”，“吃穿用，农轻重”，而攻台不感兴趣。
苏联有时候也很愿意，甚至主动卖武器给中国。那是出于第一、三条原则。卖给你武器，挣大钱，何乐而不为？你有了厉害的武器，作出攻台姿态，美国就紧张了，必须在西太平洋部署强大舰队。苏俄在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威胁就小一些。
对于大跃进，还有一点值得深入讨论。那就是食堂化。食堂化在某些地方，一开始很受欢迎。因为中国农民世世代代吃不饱。在５６年高级社的时候，把农民的牲口土地“入社”集体化了。在５７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挨饿，甚至饿死。一旦食堂化，农民发现能放开肚子大吃，自然欣喜非常。再听说以后的粮食吃不完，更加兴高采烈，大吃猛吃。
笔者的感觉，这有点像文革刚开始的学生造反。学生在造反之初真是高兴。少说也有９０％的人是真高兴。他们高兴什么？首先是不考试了，然后是坐火车不要钱，随便你全中国到处玩。各处接待站还提供免费食宿。这多好啊。笔者认为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时的手段，基本一样，就是让你高高兴兴地把自己赖以为生的资源破坏，同时高兴地交给他处置。大跃进之前，农民吃不饱，毛泽东说，咱们来个痛快的，把你的口粮都拿出来，送到食堂来，我让你们猛吃，大吃。农民很高兴。把口粮拿出来送给食堂，毛泽东一方面让大家猛吃，一方面从后门把粮食往外运。送给苏联换了核技术和米格飞机。如果不搞食堂化，粮食在农民手里，他就不能从公社仓库里直接运走粮食。农民一边大吃，他一边猛运。你吃的高兴，他运的方便。等到没粮食吃了，农民饿死了，他的武器也买到了。文革也是这样。学生说，我们多苦啊。升学压力这么大，功课这么多。教育这么差。毛泽东说，那好啊，我们把学校砸烂吧。学生就高兴了，造反了，可是学校砸烂了，学生更没学上，别说好的教育，连坏的教育也没有了。学生只好统统下乡。这么一来，这些学生本来在城里吃的口粮，还有本来应该给教育的投资，都省下了。毛泽东拿这些东西干什么？搞他的大三线，发动世界革命！
同样，我们在前面说过，公社化食堂化是一种动员机制：管住了口粮就管住了人，谁不服管没饭吃。文革也仍然是建立一套动员机制。毛泽东公开说“红卫兵是解放军的预备队”。除此之外，在农村受过吃苦锻炼的广大知识青年，是比学生好得多的兵源。大量知识青年直接去了建设兵团，那真身就是解放军的一部分。兵团和农村很苦，而毛泽东掌握着户口和粮食，只要一招兵，大家莫不奋勇报名。毛泽东对此太有经验了。他知道只要有粮食和城市户口在手，必然有踊跃报名参军之人。如果不把学生赶下乡，首先他们不太适合当兵，其次城市户口和工作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如果没有文革，他们都有城市户口和工作。我们知道黑五类出身的遇罗克，在文革前虽然没有上大学，但是拥有北京户口和技术工人的工作。在文革之前，对于城市青年来说，城市户口和工作不稀罕。但这在文革时期，却变得十分稀罕宝贵。连大学生都梦寐以求而得不到。为这东西，人们就能踊跃地当兵打仗。由此可知。文革和大跃进一样，为毛泽东提供了非常有效的，以前没有的动员机制。 - posted on 11/17/2006
·佚 名·
８，逐鹿中南
中南半岛就是东南亚的大陆部分，包括越、老、柬、泰。马、缅等国。毛泽东的世界武革，包括一个进军计划，方向为中南半岛。我们知道在５０年代毛泽东的战略计划是“军购攻台”。但是经过金门危机和６０年苏联拒绝继续贷款军售之后，攻台计划不能继续。毛泽东的战略方向改为东南亚。应该说南进本来就是毛泽东的第二方案。第一方案当然是攻占台湾。既然攻台不成，毛泽东才被迫改为第二方案。对毛泽东来说，进军中南半岛也很多好处。一方面是可以占领更大的地盘，按毛的说法，这可以安置中国过多的农民。但这是表面理由——毛泽东如果真为农民着想，可以采取更容易和有效的措施。而且那里本来就有很多华人，掌握着东南亚的经济。如果打过去对当地华人是灾难。所以毛泽东绝非为中国人民着想，其真正的理由是满足毛泽东自己执着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梦。如果毛能在东南亚占据一块地方，并用建设兵团将其巩固，则毛泽东的武功就可超过忽必烈。至于为此付出的经济和人命成本，则在传统上是不被考虑的——成本在于一时，好处泽被万代。后世在享受好处的时候，对前人的牺牲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所以要想让名传后世，就必须牺牲今人。
另外一方面，南进计划也是对美国的惩罚——是美国阻止了毛泽东攻占台湾。对于毛泽东，中南半岛是台湾的替代。你美国不让攻台，我就南进。对于毛泽东的南进计划，请参看【冷战中国网】上之【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报告】vii。该报告大约发生在１９８０年，也就是“自卫反击战”之后不久。文中说：
在1963年赫鲁晓夫犯错误时，中国人立即发布了一项包括25点的声明，邀请我党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长征兄弟和我以及其他兄弟一同前往……
在我们离开之前，毛会见了长征兄弟和我本人。毛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最后他宣称：“同志们，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将是五亿渴望土地的农民的主席，我将派一支军队一直打到东南亚。” 邓小平当时也在座，他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农民的境况是如此糟糕。”
“ 毛问我：
——老挝，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
——大约20万（平方公里）。
——人口有多少？（毛问）
——（我回答）大约300万！
——（毛回答）那不是很多嘛！我要让我的人民到那里去，就这样！
——（毛问）泰国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大约50万（平方公里）。
——那么有多少人口？（毛问）
——大约4,000万！（我回答）
——我的天！（毛说）中国的四川省有50万平方公里，却有9000万人。
我还要让那里的更多一些的人去（泰国）！
对越南，他们不敢以这种方式谈论迁移人口的事。然而，他（毛）对我说：“同志呀，贵国人民真的打败了元朝军队吗？”我说：“的确如此。”“你们是不是真的打败了清朝的军队？”我说：“的确如此。”他说：“也打败了明朝的军队？”我说：“是的，还有你。我也打败了你。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对毛泽东说话。他说：“知道，知道！”他想拿走老挝，拿走整个泰国……还想拿走全部东南亚。让[他的]人民去那里生活。当时情况复杂（到如此程度）。 （以上摘自冷战中国网）
黎笋的这个讲话很重要，想理解中国文革的人，都应看看这片文章。该文章有很多内容，黎笋首先说中国从５４年到６０年，不支持越共南下：
朝鲜的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周恩来）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们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份。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
我们说：“我们不得不和美国作战以解放南越。”但毛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南越必须坐等很长一段时间，从现在起等一辈子，五到十辈子，甚至二十辈子的时间。你们不能和美国人打。和美国人打是危险的。”毛泽东害怕美国到如此程度……
……，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从吴庭艳政府手中夺取权力。我们并不在意中国人。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但是在１９６０年中国的态度突然变化，据沈志华先生的文章：1960年初，越劳党中央开始在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村发动总奋起。5月，周恩来、邓小平在与越南领导人商谈南越斗争方针问题时即提出：总的说来，要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在城市里，一般地说是搞政治斗争，但最后要搞垮美吴集团，没有武装力量不行；南越农村有广泛的群众运动，有武装斗争，但武装斗争中也有政治斗争。[11]这表明中国的对越政策此时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数月后，越劳党三大就进一步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率先予以承认。翌年2月15日，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宣布将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统一为“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
我们在上面说过，６０年也正是毛泽东的战略大改变的时候。从军购攻台，转为世界武革——而南进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这一南进计划，笔者几十年前已有所闻，并非全信黎笋之说，而是根据之前之后的事情，作一推断：毛的计划，是和越共，巴特寮（老挝共产党），和柬共和马共，联合夺得东南亚的政权，或全部或一部。中共作为上述行动的参与者和投资者，理应获得回报。
也就是说，在５０年代，越南是中共手中的筹码。如果美国放弃台海，则中国压制越共，把南越交给美国。中共从５４年的５９年，６年的时间，也就是毛泽东的军购攻台计划期间，一直压制越共，不让他南进。而美国就是乘这一段时间，在越南建立了南越政权。说白了，这就是用南越换台湾。如果用现在的情况作一类比，大约相当于现在朝鲜的台湾的角色：美国对待台独的态度，大约也就是中国对于朝核的态度。这里面仍然有个交换。但是在５０到６０年代。美国并不接受这种交换。中国在５４年签订了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从５５年周恩来就企图和美国接触。就台湾问题谈判。中方的立场一直是“中美不战，中共攻台”。让美国放弃台湾，但是总要给美国一个报酬，那就是东南亚。但是美国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既保住台湾又保住中南半岛。所以美国一方面坚持协防台湾。一方面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但是这个条约的参与国，主要是西方国家，中南半岛中只有泰国。所以说美国在中南半岛的势力相当弱。如果中国支持越共，并自己大举南下，美国也会吃亏。根据这种判断，毛泽东认为美国可能会权衡南越和台湾的利弊，或许有可能和中共用台湾换南越。但是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采用所谓“边缘战略”，就是一碰上共产党，就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进入战争边缘——多半就能把对方吓回去。杜勒斯认为在５８年金门危机（８月开始）和柏林危机（十月底开始）时，用这种策略，都成功了。中共在５８年８月开始炮击金门，在９月从苏联获得情报，说美国改变５４年１２月签署的美台防御协定，把金门也纳入协防领域（该协议只允诺协防台澎）。中国即降低了炮击力度。在５８年１０月开始的柏林危机，苏联威胁要进行核战争，迫使美国从西柏林撤军，美国也作出打核战的姿态，于是苏联也没敢怎么样。既然两次成功，杜勒斯在中南半岛也沿用这一策略。我们并不知道中美在此期间，有没有在南越和台湾问题上讨价还价。我们只知道美中华沙会谈在１９５７年１２月中断。中断的原因是中国要求过签订一个中美之间不使用武力协议。但是美国要求附带一个中共对台不使用的武力条款。双方谈不拢，会谈中断。金门炮战（５８年８月）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美国恢复已经中断９个原的中美谈判。谈判的目的还是那个：用南越换台湾。显然中美之间没有做成交易。现在看来，即使中共和美国之间有畅通的交流管道，这个交易也很难作成。一是这种交易必须以牢固的互信作基础。而中美双方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这种互信。二是对美国这种有制海能力的国家，台湾比南越更为重要和容易防守。
到了６０年，毛泽东发现苏联不卖武器，而美国在金门表现出寸步不让的的态度。 “军购攻台”无成功的可能性。被迫采用第二方案，也就是世界武革和南进。所以在６０年，中国对越共一改以前的态度，全力支持北越军队大举南下。这一转变的公开表现是６０年５月的中越会谈（在苏联正式停止对中国军援前一个多月，当然，中苏都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同时也是在６０年，老挝在四月选举之后，巴特寮在中越的支持之下，发起武装斗争。
毛泽东的计划，应是让北越军队南进攻击美军，拖住美军主力，并消耗其有生力量，逼迫美国按照朝鲜模式，派出地面部队进攻北越。中共也按朝鲜模式大举派兵南下。因为越南形状狭长，周旋不便，所以战争必然伸延进入西部的老挝、柬埔寨和泰国。战争展开之后，中国军队将以以西部（老挝柬埔寨）的山地和丛林为根据地，美军则以东部的海洋为基地。
中国大规模参战的时机，应在美军地面部队进入北越之时。这一点也是公开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1965年3月22日发表声明：“如果美帝国主义者继续派遣美国及其仆从的作战部队到越南南方并继续将战火扩展到越南北方和老挝，那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将呼吁各国人民派遣青年和军人来越南南方，同南越人民一道消灭共同的敌人”。
在６５年的时候，苏联和保加利亚等华约国家也都提出派志愿人员到越南参加抗美斗争。而中国要求越南拒绝他们，只接受中国的军队。
也是在６０年，由中共直接支持的马共，从马来西亚转入泰国山区，同时缅共武装也在中共的支持下活动。 马共首领陈平和毛泽东。陈实际为中共干部，现住中国，２００３年曾要求回马来西亚，被马国政府拒绝。 美国也明白毛泽东的企图。美国坚持两大策略。一是不派地面部队进入北越。二是大规模空袭老挝。
为了阻止中共南下，美国从６０年开始，不停地向中共传达信息，说美国无意与中共为敌，对中国绝无侵犯之意。并说如果中共不支持越共南进，则美国马上打道回府。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奏效——因为美国没有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中共反而更努力地鼓励越共南进。我们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南进计划在起作用。美国在增兵南越的同时，也就是在６４年，一再向中共和全世界保证，不派地面部队进入北越，不试图占领北越——也就是说，越南战争不是朝鲜战争，所以大家别按朝鲜战争的模式行动。除了美国之外，不希望中共南下的还有苏联和越南。苏联一直想把越南拉到自己的一边。越南有自己的生存问题，喜欢投靠大老板。在文革之后，中国虽然倾其所有，还是比不过苏联。特别是６７年夺权，全国局势混乱，生产停摆。虽然专为支援越南，在全国发动“清仓挖潜”，但是和苏联的财力和装备相比，中国就差远了。到了６９年，苏联已经成为越南的主要武器供应者。越南也义无反顾地倒向苏联。苏越两国形成联盟，按毛泽东的想法，应该对苏联进行警告和报复，于是就有了珍宝岛战役。但是这么一打，使苏联把中国当作第一敌人。苏联更积极地支持越南，只等越南统一之后，苏越立即形成对中国南北夹攻势态。
在６０年代，珍宝岛战役之前，毛泽东还很着迷于他的南下战略。他从被三面红旗严重摧残的中国经济中，每年拿出５０万吨食品，无数武器弹药，和数目不明的美金，支援北越，使北越军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大举南下。毛泽东在６２年否决了务实派的“吃穿用，农轻重”方针，而把资源投入大三线和对外军援。他估计美国可能在７０年左右进攻北越——也就是他挥师南下的时候。在此之前应把大三线基本建成，并把成昆铁路修通。成昆铁路联系四川和云南，也是大三线向中南半岛的补给线。特别是向老挝进军，不能使用靠近东边海岸的中越铁路。成昆铁路在从６４年大举动工（在大跃进５８年修了６１公里就停了），到７０年建成通车（全长１１４１公里）。真是按他的南下时间表修通了。但是通车之时情况已经大变，中苏之间战云密布，南进战略流产。这条进军通道变成了撤军通道。
在中国的支持下，北越军队大举南下。迫使美国逐年增兵。以下是美军的越南的人数：
１９６２年，美军顾问1200人， １９６３年 美军顾问15000人 １９６５年 战斗部队二十万。
美国飞机轰炸北越。６５年４月，约翰逊下令向越南增兵６万，并把同盟国南韩和澳大利亚的军队也派驻越南。在６５年５月，越共出动三千正规军，攻占南越省会Song Be,当时已经和美军进行三个团以上的规模的战役。在６５——６６一年之中，驻越美军猛增一倍。
６６年底 战斗部队四十万 ６７年 达50万 ６８年 达54万
可以看出从６５到６８年美军加速增兵。战争迅速扩大。在６５、６６年期间，毛泽东推测，美国可能在７０年之前从地面进攻北越。美国承诺的不派地面部队进攻北越，很可能被迫作废。而中国也就加紧准备，在美军北上的同时大举南下。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的时间表里，文革开始于南进大战前夕。目的之一是肃清务实派的阻力。这些务实派显然是不想打仗。而是想搞“吃穿用，农轻重”，给百姓温饱安乐。特别是在毛泽东热衷世界武革和大三线之时，刘少奇通过四清，建立了小队核算，阻止毛泽东调用更多的粮食。也阻止他建立以口粮管制为基础的动员体系。另外，九大的召开早已在日程上，自1956年召开八大之后，到了６５年已经有九年。到了６６年无论要开，不然十年不开代表大会，说不过去。这时刘少奇的威望与日俱增，一旦召开九大，则毛泽东很可能失去绝对领导权。所以为了保持权力，和实现毛心目中的宏图伟业，必须首先把刘少奇等人赶走。务实派和南下计划之间的关系，见以下摘录：（自沈自华先生的文章【关于1950-1970年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简评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1962年，王稼祥提出的在老挝和越南问题上，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中国 “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援外工作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正确意见，被康生等人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帽子。此后，毛泽东即把所谓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作为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的主要例证，反复点名批评、、…… 所谓三和一少，当然是否定南进计划。量力而行当然也就不能大举下南下。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在６５年对罗瑞卿的整肃，也和这一计划有关。罗认为南进必须和苏联联合。罗从军事角度考虑，中国不可能既南向攻美，又北面防苏，如此两面作战为兵家大忌。在６５年美国加速增兵越南的时候，中国应该和苏联联合。罗瑞卿的意见，实际内容和周恩来张闻天和刘少奇等人的意见一致，这几个人在和越共领导会谈的时候，多次表现出来这种态度。对于务实派来说，如果不能阻止毛泽东的南进计划，那就只能和苏联联合——中国没有力量既反苏又抗美。但是毛泽东不愿意。毛为什么不愿意，我们只能猜测。第一个原因是他想作过国际共运的老大，如果和苏联联合，他只能当老二。第二原因可能是他认为，一旦和苏联联合，南进根本就不能进行。就像５０年代赫鲁晓夫一直阻止他攻占台湾。如果站在苏联的立场来考虑，苏联一定会支持越南，遏制中国南进。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会认为罗瑞卿的意见的实质，和王稼祥的一样。如果采纳，毛泽东既要当共运老二，又不能开疆扩土。那他还能干什么？
由此也可明白林彪整肃罗瑞卿的理由，叫做“用军事冲击政治”。罗瑞卿的建议，表面上完全是从军事策略出发，但实际上破坏毛泽东的政治计划。什么叫做政治？毛泽东对政治有自己的定义：政治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关键是夺权。对毛泽东来说，当时的政治有两大重点，一是防止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夺权，二是争当国际共运老大。罗瑞卿在这两方面都不为毛泽东出力。所以林彪说罗瑞卿“用军事冲击政治”。这个理由十分乖巧，完全迎合毛泽东的意图。说明林彪“脑子就是灵”。于是毛泽东罢免了罗瑞卿。当然他也会想到罗瑞卿是务实派在军内的代表，整肃了罗瑞卿，也是为整肃刘少奇、贺龙作准备。
但是从军事上说，苏联在北面确实是个威胁，足以阻止中共南进。毛泽东以其“打麻将十三张牌，主要靠手气”的赌徒态度，认为不用理睬苏联。因为北约在欧洲牵制苏联，苏联没有力量攻击中国――苏联也不想两面作战。如果苏联不想两面作战，他不会打中国，那中国也不会两面作战。我们看到，基于这种考虑，他很放心地和苏联在边境搞摩擦。甚至用“珍宝岛战役”惩罚苏联。他认为既能和苏联搞小战争，又能南下。至于务实派为什么反对南进计划，那是基于当时的事实和历史：南进比攻台更难于成功。攻台的敌人只是美蒋。而南进的敌人将是美苏越泰老柬六国。中南半岛部族众多，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中国人不适应。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在那里“天时地利人和”三利尽失。从历史上看，攻台屡屡成功，南下往往失败。再加上云南广西有很多少数民族，安抚都不容易，更别指望让他们打仗——毛泽东说他想让壮族苗族士兵南下老挝。中国的经济也经不起远征大战的折腾。南下对中国人民和中南半岛的人民，都有害无利。
毛泽东也知道南进是个无底洞。所以他在文革期间也建立起一套动员体制。红卫兵就是解放军的预备队。下乡知青变成兵源。从城市里抽调大批资金，用于南进。
但是我们看见，越战和文革都没有按毛泽东的设想进行。在越南美国坚持不派地面部队北上。而中国的文革迟迟不能结束。６７年夺权不成。大批军队散布到地方军管。６８年建立起各省革委会，局势算是稳定了。这时毛泽东认为在７０年前就可以南下viii。于是在６８年４月发表了支持黑人反暴斗争的声明，该声明最后几句，大约就是“反美战争总动员”：
“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
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ix ６９年三月就发生了珍宝岛战役。这也给了美国一个信息：中国是不能南下了。所以美国在７０年４月３０日，在柬埔寨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当时西哈努克正在中国访问，国内政变了，他在北京建立流亡政府，号召在发动柬埔寨反美战争。按说这是中国出兵东南下的绝好机会。但是，毛泽东知道自己已经没这个力量。只能坐失良机——从６９年３月，中共已经开始从越南和老挝撤兵。也是在７０年，美国支持的南越军队进入老挝，这也是毛泽东等待很久的进军机会。当然，这也是美国知道中国不能南下，才派南越军队攻入老挝。毛泽东在７０年５月发表了【５、２０声明】。这时候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南下计划，只是在时间上有所推迟。柬埔寨和老挝仍是该计划的中心。在此前的５月１１日毛泽东和越共总书记黎笋的谈话中，说：
毛泽东：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壮族人很能打。x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向黎笋提到他当年是国共两党的跨党分子。笔者以为毛泽东在这种场合说话都是语义双关，意思是让黎笋在中苏之间“跨党”，或者 “身在曹营心在汉”。给他毛泽东留下一些地方，供他南下开疆扩土。不然他不是白花了这十年和三千多亿人民币？后来我们知道，越南一点面子也不给，硬是把老挝柬埔寨全占了。
如果毛泽东有些微国际知识和历史知识，他应该看到，中南半岛的共产战争，只能摧毁华人和中国的势力。他还想着让壮族和苗族南下，实际上那里早就有很多华人，还掌握着当地经济。
但是南进计划实际上在６９年就已经不可能了。中共军队在６９年３月开始从越南撤退。这是因为珍宝岛战役发生，除了毛泽东，所有当时的领导人都反对南进。连江青也反对南下。因为国内太乱。女人在战争中也显不出什么能力。周恩来和林彪也反对。如果让毛泽往下搞，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是他们个人的灾难。
美国并非不知道中国对老挝的企图。艾森豪威尔在６０年交接总统权力给肯尼迪时，特别提醒他，老挝是他的重点之一，也是东南亚“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艾森豪威尔说：“为了不让共党占领老挝，我们不惜战斗”。在６０年代，中共派大批部队进入老挝和柬埔寨修路，并有军事代表（段苏权）在巴特寮常驻。这些公路联通中老柬越，一旦大战爆发，中共军队就可通过这些道路直捣老挝泰国和柬埔寨。中共并没有派出很多作战部队进入老挝。因为老挝境内的敌人，只限于美国支持训练的苗族（的一个部落）。总共有几千人。主要的敌人来自美国的空袭。美国招募的苗族战士，1975年小部分移民美国，大部分被越南军队消灭。中、越、美三国在老挝的战争，美国叫做“秘密战”。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名字。现在网上对段苏权将军的纪念网页，对其任驻巴特寮顾问组长一事，也一字不提。美国对老挝战争的沉默程度，和中共不相上下。但是这场战争却是非常惨烈。美国在老挝投下两百多万吨炸弹，超过二战美国扔的炸弹的总重量，几乎合老挝每人一吨。在某些省份和每人两吨。据美国人说，由于扔了太多炸弹和落叶剂，现在老挝有些地方看上去和月球一样。苗族人帮助美国，保护美国飞行员，打击中越寮共产军队，后来在７５年被越共灭族。在此前美国把两千苗族人接到美国。
珍宝岛战役给了美国一个机会，到柬埔寨去扫清越共的补给线。这个补给线主要是苏联使用的。苏联的重装备（大炮坦克导弹）主要从苏联运到西哈努克港，然后通过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送给在南越的越共军队。珍宝岛战役之后，美国知道中共不能南下，才敢于在柬埔寨发动政变。
但是珍宝岛战役也使使美国看出，这个世界并非是原来想象的共产——资产两极。美国和苏联没打过仗，中国和苏联倒是打起来了。中南半岛的局势也因此而改观：如果美国待在越南，则是越中苏三国对付美国一国，美国受不了。如果美国撤走，则能形成中美对抗苏越的局面，这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大为有利——因为美苏之争的重要性和规模，远大于中南半岛。故珍宝岛战役之后，美国把６０年代信奉的“多米诺”和“升级战”理论，统统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用放弃中南半岛，换取美中的反苏同盟。这个策略很高明，应该说美国的国际战略水平，因此提高一个档次。美国从６９年从越南撤军。到了６９年底，驻越美军比６８年底的５４万减少６万。为４８万。
６９年三月的珍宝岛战役，真是一件近代史上的大事。就在这个月，中国也开始从越南撤军。中国从６４年到６９年，派出３２万军队进入越南。从６９年３月开始撤军，以增强北部防线。６９年的８月，美国国务卿和越共代表在巴黎秘密会谈，商讨撤军计划。从此美国撤军已成定局，只剩下时间表的问题。
与此同时，苏联的国际战略也有重大变化。苏共在1969年6月5-1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共有75个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现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和共产党、工人党和一切反帝力量的统一行动》,和有关中国和越南等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苏联代替中国，成为越共的第一投资者。也标志着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的开始。我们应该注意，在个会议后两个月，苏联即主动发起铁列克提战役。该战役说明从此苏共放弃以欧洲为重点的战略，改为以大洋为进军方向的全球战略——说明勃列日涅夫和毛泽东一样，也有“雄主之梦”。他如果作一首诗，应该是“伊凡雷帝，略输文采，叶卡林娜，太过风骚，一代天骄，彼得大帝，只识木船泛水泡。具往已，试争霸五洋，还看今朝”。勃列日涅夫也有南下战略，目标是太平洋或印度洋——比毛先生的中南半岛之梦，气派大多了。毛泽东的南下之梦，做到７０年就醒了。不全醒也是迷迷糊糊，不能接着往下做。但是勃列日涅夫的大洋之梦，一直做到９０年（他的接班人接着做）。着实比毛氏的梦又大又长，结果当然也是又大又坏：把一个苏联给做掉了。如果让毛氏也这么作梦，中国也已经被他做掉了——而且是赶在苏联解体之前。毛泽东在铁列克提事件之后，了解到勃列日涅夫不是赫鲁晓夫，而是和他一样执迷于“雄主”的人物。和勃氏一比，他就软了。后来联美反苏时的口号，叫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三句话是从朱元璋那里抄来的——洪武皇帝是毛泽东经常学习的好榜样。原来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但是这个“不称霸”当时就有人认为不妥。因为以中国的实力，离称霸着实遥远。连台湾海峡都过不去，自己的领土还被别人分裂，如何谈得上称霸？那么这“不称霸”从何而来？就是从毛氏对勃氏的嫉恨——碰上勃氏，就得让他老勃称霸，他老毛就得从中南半岛撤退，雄主之梦破灭，最高目标也就只能是“守成”。如果碰上的不是勃氏，还是赫鲁晓夫，那这个南下梦还能接着作。这个勃氏真敢下狠手：后来突进阿富汗，直逼印度洋。如果中国在７０年代陷入中南半岛的泥沼（正如苏联陷入阿富汗泥沼），那在８０年左右，苏军坦克可能就不去阿富汗，而是沿着林彪将军北逃的路线，直插山海关，再建满洲国。我们应该感谢珍宝岛战役，和铁列克提牺牲的烈士。他们让毛泽东的南下迷梦破碎，不然中国没有今天。
1969年的时候，毛泽东已经７６岁，头脑转得慢。珍宝岛战役之后没有马上拐弯。在越美会谈（６９年８月）的时候，中国驻越大使奉上峰之命，要求北越把美国的地面部队，吸引进入越南北方。显然还处于“美国北上中国南下”的计划之中。实际上，从６６年到６９年，越美双方都避免出现这种“北上南下”局面——如果出现了，对美国和越南都不利。所以到了６９年还要求越南“吸引美军北上”，实在是把越南人当傻瓜了。如果毛泽东的脑子转得快，珍宝岛战役之后，马上就应该停止应该援越，改为援美。并封锁苏联的援越通道。如果有中美两国的支持，柬埔寨也不会被越共占领。老挝可以保留一半。中南半岛华人势力也可以保留一半。越南不能也不敢和苏联南北夹击中国。但是，毛继续支持越南到７６年。此前和苏联开展“援越竞赛”。新生产出来的武器，来不及装备中国军队，就给了越军。甚至把中国军队的现役装备，检修后交给越南。如果要评比近代史上最糟糕的内政和外交，毛泽东一定是双料冠军。
除了脑子转得慢，毛也太缺乏国际知识。所谓国际知识就是现代知识，当时国际上可利用的资源，包括国际市场、资本和科技。这些资源可在全球范围流动，既容易获取也容易获利。当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和南欧国家，正在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经济、文化和综合国力都突飞猛进。而毛泽东的国际思维却停留在忽必烈时代，对现代丰富的国际资源一无所知，却盯着老挝的穷乡僻壤。而且，６０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各老牌殖民国家，纷纷放弃经营了百年以上的殖民地，他毛泽东却想效仿法国一百年前的做法，殖民中南半岛。真可谓不识时务。而且毛和黎笋的谈话，表现出毛的思维非常混乱，居然说６９年５月卸任的中国驻越南大使朱其文是国民党。
毛泽东的南下战略，耗费中国人民将近三千多亿人民币：大三线耗费两千多亿人民币，的越战耗费一千多亿人民币，而１９７０年的全国ＧＤＰ也才不到两千两百亿xi，从４９年到７９年的基建总投资仅为六千亿元。
花了这么多钱，培养了越南这样一个敌人。自从苏联在７０年成为越共的主要投资人，向越共提供了更为先进的武器，包括SAM２式导弹（攻击高空目标，可以击落Ｂ—52）,雷达联动高炮（攻击中低空目标），坦克，装甲运兵车，130野战炮（M46,射程达２７公里，平射可穿透250mm装甲）。这些武器中国当时不能制造，手里有的也是从苏联买的，还不如越南的先进。在此之前中国只能向越共提供１０７火箭弹，和手动３７高射机关炮（只能目测瞄准）。一旦换上了苏联武器，越共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军。当然更超过中国军队。非但有力量赶走美国，更能和苏联配合南北夹攻中国。毛泽东的南进政策对当地华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华人本是南越、柬埔寨和老挝的经济的主力。实际掌握着经济和技术行业。从教师、律师和医生，多是华裔。法国和美国都需要当地华裔的支持。雇佣的人也有很多是华裔。共产党当政之后，华人成为被迫害的第一目标。或被处死，或被迫放弃财产逃亡国外。经营了几百年的华人势力，被彻底摧毁。
i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原载《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四月号第四十六期 ，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著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ii中国东风113战斗机研制始末(图)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9月08日 12:58:16 来源：千龙新闻网
1958 年底，虽然军工的勤工俭学活动停止了，但伴随勤工俭学活动兴起的技术革新与革命运动，由于同部队改进武器装备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迅猛发展，形成了空前活跃的“大搞科研、猛攻尖端”的热潮。在此背景下，一项大胆超前，集合空军工程系全系力量的绝密课题“东风——113”轰轰烈烈却又悄然地铺开……当时的具体背景是怎样的？课题的目标是什么？研制进程是否顺利？最后结果如何？几十年后，当年的参与者为您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1958年，在全国教育革命向科学进军的浪潮中，不少航空学校、工厂都设计新式飞机。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的教学人员也想为革新空军装备做些贡献。部分师生提出了设计新飞机的要求。系党委支持这一要求。系主任唐铎召开各专科主任、各教研室主任、支部书记和教员(包括在系的院军事、政治教员)代表会议，讨论是否设计新式飞机。大家一致同意设计新式飞机。新机的作战对象为美国F—105战斗机和B—58轰炸机。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正在学院视察。我们向他汇报请示，他支持新机的设计工作，指示不要苏联顾问参加，严格保密。
系各教研室根据新机设计的作战对象，经过反复计算的结果，新机的最大速度为M数2.5(简称2.5，下同)，高度为25000米。设计这种新式飞机，需要研制新发动机、空空导弹、航空机关炮、航空雷达、自动驾驶仪、计算机、大口径低速风洞实验设备和“热障”等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有的老教授认为，短期内难以解决。专科干部和教员则认为，只要组织全院和全国院校、科研单位、航空工厂和空军部队的大协作，这些问题完全可以解决；并提出于国庆10周年上天献礼。
8月，安东(时任国防科委秘书长)来院，看了空军工程系结合毕业设计的飞机后说：你们9月20日前搞出个飞机总体设计方案，带到北京去审查。
8月25日，在去北京审查方案前，院首长听取了汇报，刘居英副院长指出，让戴其萼带队去北京参加审查，力争通过用我们的方案，同时，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学院只是开个头，方案的实现，要全国大协作。
在北京参加预审会的有：一机部有关局、厂，冶金部，基建部(他们负责金属、非金属材料)，空军有关部门，如工程部、通讯处等单位的代表。王诤(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钱学森(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也参加了会议。会前，我们曾向他们分别汇报过，得到他们的支持。会议分飞机、发动机、无线电、兵器 4个组。经过预审，都同意学院的方案。负责航空机关炮的总工程师说：我们保证把六管炮做出来。黄克诚大将了解预审会议情况后对我们说：好！有了这个方案大家一起干。
9月30日，国庆节前夕，中央军委召开审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彭德怀、聂荣臻、赵尔陆、王诤、钱学森、孙俊人(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叶正大(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四局局长)、安东和各机部、工厂、空军的领导或代表。学院空军工程系各专业1人：一专业杨庆雄、二专业郭庾荫、三专业陈明荫、四专业孙仲康和系副主任戴其萼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彭总讲话，他说：“今天请大家来，议论一下2.5设计方案行不行。我们走自己的路，全国大协作，要迎头赶上，不能再仿制下去了。预审小组汇报预审情况后，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发言：我们一机部还有个方案。接着叶正大说：军工2.5方案好，我们也有个1.8方案，建议两家方案同时搞，百花齐放。会议出现了是按一家，还是按两家方案搞的争论。这时，彭总、聂总因有国庆活动退席，陈院长因心脏病也退席，由黄老继续主持会议。空军的同志说：我们是使用单位，人力、物力、财力有限，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我们只要一个，要性能好的，就是要两个 2.5的。孙俊人说：2.5方案有新玩艺，可以实现；1.8方案还没有搞出设计，只有一个总体方案。王鹤寿(时任重工业部部长)、钱学森、王诤等人都表态同意搞2.5方案。总之，大家认为军工2.5方案准备工作充分，做过多项实验，指标先进，工程实施有可能等等。通过辩论，黄老最后拍板，决定只搞一家，不搞两家，只上两个2.5方案；全国大协作，集中精力打歼灭战。一机部也表示同意黄老的结论。随之他们又提出一些实际问题，如要进行技术设计、工艺设计，要建试制厂，需要经费5千万元。黄老表态，同意从军费中给5千万元。
关于5千万元建厂费。10月1日那天，陈院长对戴其萼说：西安军电建个无线电厂，军工建个机械电子加工厂，生产组合器件，再建一个导弹工厂。指导思想是教学、科研、试制相结合，3个工厂互通有无，为全军服务；军队也要搞科研，谁来都可以加工。向彭总汇报后，彭总说：这钱我们部队自己用。两天后，学院派李焕部长赴京，研究建厂方案。
10月2日，中央军委起草报告，成立试制领导小组，组长赵尔陆，第一副组长刘亚楼(时任空军司令员)。成员王鹤寿、王诤及有关机部领导，学院有刘居英、唐铎。任务代号：“东风—113”。报告送到党中央，邓小平总书记批示：同意军委报告。中央批件下来后，便开始组织下厂。刘亚楼主持会议，研究下厂问题。试制领导小组决定，军工的飞机、发动机设计人员到沈阳112厂、401厂、航空雷达的设计人员到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其他的设计人员到有关工厂、院校、科研单位参加研制工作，并归该单位领导。
根据试制领导小组决定，报学院首长批准，系空气动力学教研室副主任马明德教授负责学院低速风洞设计建设，院理论力学教研室主任陈伯屏教授到系负责“热障”攻关。陈和系空气动力学罗时钧教授、系航空发动机教研室副主任董绍庸教授等带领一、二、三期学员于1958年 10月下厂参加研制工作。二、三期学员没有学完的课程，教员到厂继续授课。学员一边听课学习，一边参加研制工作。
为了加强党对研制工作的领导，进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系党委决定派系党委委员、飞机发动机专科主任沈伯瑛到沈阳，无线电专科主任高勇到西安领导各该地区的研制工作。有关参加设计新机的各专科的年级主任也同学员一起下厂工作。
1959 年3月，系党委让于达康带领系机关几个同志到沈阳飞机发动机工厂了解情况。当时工厂同时试制两种飞机，要求东风—113机于当年试制出来向国庆节献礼。工人们每天敲锣打鼓到设计室，要求送生产图纸下车间试制。于达康在工厂住了近一个月，同教授、教员、设计组长、车间主任、工程师、工厂领导、老工人、军代表都谈过话，边谈边研究、他们的意见基本一致：今年国庆节肯定试制不出来，明年国庆节也试制不出来，再过10年完成试制任务也没有把握。他们认为当时有三大困难。
首先，要做的许多试验无法进行。如：空气动力试验，学院的低速风洞才开始设计，工厂的高速风洞、天秤未过关。又如：飞机弹射座椅试验，发动机的叶片、燃烧室、尾喷口等部件实验和发动机高空试验，因没有实验室无法进行。还有“热障”问题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攻关，尚无结果。
其次，需要的许多材料，如飞机需要的钛合金。有机玻璃、泡沫塑料、硅橡胶和发动机需用的耐高温、高压的多种高强度钢材我国还没有。制造无线电元件的锗，国内研制的质量太差，硅国内尚未研制出来。
第三，需要的新工艺，如钛合金、发动机叶片的加工等等，国内尚未研制出来。
于达康把东风—113试制的情况和困难向系党委、院首长汇报后，他们认为问题比较大，确定：立即通知学院在工厂参加研制的师生，不要把设计图纸下到车间，以免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同时，向中央军委报告，说明在东风—113研制过程中需要的试验条件、新工艺、新材料和许多重大技术问题目前国内都未过关；而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估计需要10年时间，因此东风—113飞机1959年、1960年不可能上天。面对这些情况，东风—113是继续搞下去，还是停止另作部署，请求中央、军委给予指示。
根据院首长指示，于达康到北京，同许鸣真(时任学院驻京办事处主任)同志一起到陈赓院长家中，向陈院长汇报了东风—113的研制情况和遇到的困难；检查了我们领导上的问题；汇报了院系领导提出的处理意见。陈院长同意院系领导对东风—113研制的看法。他立即面报周总理。总理指示：研制工作要实事求是，东风—113要坚持搞下去，即使10年还搞不出来，但创造了我国研制现代化战斗机的条件，也是个很大成绩。
根据周总理指示和院首长决定，系调整了科研力量，把参加基础理论设计的部分教员调回，只留下杨庆雄等少数教员在工厂继续带领学员进行设计工作。
1959年10月20日，试制领导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认为东风—113的设计试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今后应继续进行，争取早日试制成功。
同年11月，国防科委提出，必须加快东风—113的试制，争取向党成立40周年献礼。一机部四局随即决定：112厂设计室暂停东风—117的设计工作，与军工东风—113设计室合并，组成统一的设计，在工厂党委领导下，进行东风—113的设计工作。合并后的设计室主任为军工空军工程系专科主任王秀山，副主任为罗时钧、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杨庆雄、黄序。
1960年11月，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办主任贺龙到112厂检查工作，发现大批飞机因质量问题不能出厂，严厉批评了工厂领导。但东风—113的试制工作，因设计图纸尚未下车间，工厂用于试制的时间只有1034工时，没有什么浪费，受到了鼓励。
1961年6月1日，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成立。东风—113的任务移交给六院。军工在厂参加东风—113设计的部分教员调回学院。毕业学员除分配其他单位的外，其余都分配到六院工作。军工东风—113的设计工作告一段落。
后来，中央军委、国防科委在总结了东风—113和其他型号飞机的研制经验后，采取了有力措施：组建航空研究院、所，提高研制队伍的水平，充分利用我国的航空物资技术基础和东风—113研制中创造的条件(如军工的低速风洞)和部分成果，充分发挥全国大协作的积极性，终于战胜了种种干扰和困难，研制出现代化的歼 —8飞机，装备了部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研制东风—113的3年实践说明，由于当时的原材料等方面的一些条件不够，整机没有完成，但它促进了学院的科研，促进了全国大协作，促进了航空工业机载火控电子设备、航空材料、航空工艺等方面的科研，培养了大批科研人才，为成立航空研究院提供了条件，取得了一批技术成果。说明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迎头赶上的指导方针是对的。有人说：一个学校要设计一架大飞机，是方针错误。这不符合实际，也是不能同意的。
iii Did the USSR Share Atomic Secrets with China? By Evgeny A. Negin and Yuri N. Smirnov iv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作者：戴超武。见“戴超武个人网站” v 同iii vi 参看网站：http://www.cpst.net.cn， 叶渚沛
（１９０２～１９７１）
叶渚沛，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１９９３年改称院士）。我国化工冶金学科的奠基人，氧气转炉炼钢的倡导者之一。提出强化冶练的“三高”理论及提倡矮胖型高炉炉型。他潜心研究我国众多复杂矿的综合利用，在国内率先提出冶金领域内发展碳热超高温新技术和开发微粒学及采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冶金过程，为我国冶金事业作出贡献。
叶渚沛１９０２年１０月６日生于菲律宾马尼拉市一个华侨家庭。１９２１年叶渚沛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科罗拉多矿冶学院矿业系，后转学冶金与化学工程，１９２５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并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又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并获金属物理化学博士。１９２８年受聘于美国联合碳化物研究所和中央合金钢公司任工程师。后又在美国机器铸造公司担任工程师，及该公司冶金部主任和顾问工程师等职。从１９３１至１９３３年，他在美国与英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１０余篇有关铁、钢与合金的化学热力学与物理化学特性的学术论文，引起当时国际冶金界的注意。１９３３年叶渚沛在德国的工厂与中心实验室考察了数月并与一些大学教授进行了学术交流。柏林工业大学的杜勒（Ｒ·Ｄｕｒｒｅｒ）教授对叶渚沛的学识极为欣赏，希望他留在德国工作。叶渚沛谢绝了盛情邀请，于１９３３年末回到多难的祖国。
回国后，叶渚沛任国防设计委员会（１９３５年更名为资源委员会）化学专门委员，他首先考察了我国的矿产资源，随即建议在南京建立一个冶金研究室，进行铁合金、铝金属、氮肥等专题研究，由他担任室主任。“七七事变”后，该室随南京国民政府迁到武汉。１９３８年３月，新西兰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陪同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前来叶家拜访。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在途中医疗器械等全部丢失。叶渚沛当即将自己全部积蓄拿出来，并向钱昌照等募捐，为白求恩置办了行装和医疗器械，送他前往延安。１９３９年叶渚沛随冶金研究室撤至重庆。他除担任原职外，还兼任重庆炼铜厂厂长和电化冶炼厂总经理等。在任期间，领导技术人员与工人生产了抗战急需的电解铜，使铜含量达到９９．９３％；纯锌达９９．９５％；用电炉炼出含硫为０．０３４％、磷为０．０１％的特殊钢，建造新型平炉以及用回转窑试生产海绵铁等新工艺、新技术。
叶渚沛当时还从事社会活动，他同情和支持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此，曾为３Ｓ（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协会捐款，并通过斯诺把捐款送到延安；他单独资助过一些青年奔赴延安；还常常利用自己的住宅和所管辖的工厂掩护我地下党工作人员。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叶渚沛受我党委托，为周恩来副主席与英国使馆代办安排了一次秘密会晤，使我党通过外交途径向西方国家说明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国民党对叶渚沛的“越轨”行为有所察觉，他受到特务盯梢，在处境危险的情况下，加上个人生活的事，他于１９４４年以考察名义到欧美各国进行工业考察。当时他说，要使自己的科学技术知识赶上时代要求，必须了解世界工业发展新情况、新动向。他特别对美国钢铁工业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尔后，他受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科学组副组长。组长是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任期满后，叶渚沛旅居法国和意大利。在威尼斯，他与美国玛茜女士结为夫妻。１９４８年叶渚沛到美国，受聘于联合国经济事务部，任经济事务官。在此期间，叶渚沛发表了《生铁铸造》、《钢铁生产增长的可能速度》、《国家收入的依据》等多篇论文。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身居异国的叶渚沛欣喜万分，邀集朋友在家中举办家宴以示庆贺。他激动地说：“我们这些长期漂泊海外的游子，从此有了自己的国家。为祖国争誉，振兴中华的抱负可以实现了。”他毅然辞去在联合国的职务，偕妻子与子女返抵香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下，１９５０年叶渚沛与其家眷回到广州。不久，在北京受到周总理的亲自接见。此后，叶被政务院任命为重工业部顾问。而后由吴玉章将叶渚沛推荐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同年叶渚沛调到中国科学院任学术秘书，１９５５年当选为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同年委派他筹备建立化工冶金研究所，该所于１９５８年建成，他担任第一任所长。１９５４～１９５７年他先后被选为第二届与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６４年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该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叶渚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而这位科学家当时想到的仍是科学研究与写作。１９７１年，他因患癌症住院，但始终没有停止过写作。自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１年，他系统地写出了《发展超高温新化工冶金过程的前途》、《超高温炭热新技术》、《高温冶炼磷酸盐矿制磷过程的基础理论研究》、《高温石球热风炉》及有关农业问题等２０余万字的论文及资料。１９７１年他刚平反不久，就上书毛主席，要求保留化工冶金研究所的科研性质，不能把它“打烂”，信中还建议加强超高温炭热新技术的研究，却没有提到他本人的遭遇。当孩子们见他的面庞日益消瘦，问他５０年代回国是否后悔，叶渚沛回答说：“我的命运就是与新中国连在一起的。在美国，我感到我的工作只是给美国社会增添财富，不是我所追求的人生。不，我不后悔，……这是我人生必由之路。”在他弥留之际，对亲属留下的唯一遗嘱是：“把蹲‘牛棚’以来所写的论文和建议书，献给国家，将来会有用的。”
叶渚沛因患直肠癌医治无效，于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４日逝世。为他守灵的，除妻子儿女外，还有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和马海德等。
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０日，中国科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叶渚沛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在叶渚沛的悼文中，郑重地写下了：“人民科学家”五个大字，表达了国家与人民对叶渚沛的崇敬。
vii ：《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译自越文原件的英译本。该文本由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所长Stein T?nnesson在2000年1月香港“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公布，T?nnesson博士并向会议提交了关于该文件的研究性文章：《黎笋与中国1979,和1952-1979》（Le Duan and China 1979,and 1952-1979）。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2001年秋/冬号[1]以《黎笋和中国的决裂》为题（Le Duan and the Break with China），发表了这两份材料：总的来说，我们打败美国人以后，就没有帝国主义再敢和我们打仗了。只有中国反动派，认为他们还能和我们打仗，并且敢于和我们打仗。但是中国人民根本不想那样对付我们。
我不知道这些中国反动派中的某些人还能再继续存在多久。然而，只要他们存在，他们就会像最近（指1979年初）所做的那样攻击我们。如果战争来自北方，那么中北部的义安、河静和清化各省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基地。这些地方作为最有效、最好、最坚固的基地，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如果北部的三角洲地区继续保持畅通无阻，那么形势就会非常复杂。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初如果不是越南人，就不会有任何人与美国打仗，因为那时越南人在和美国打仗，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害怕美国。……尽管中国人帮助过北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朝鲜的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们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份。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
当时我们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这时毛泽东告诉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说我们必须强迫老挝立即将他们已经解放了的两个省交给万象政府。不然美国人就会摧毁它们，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越南不得不立即就此与美国打交道。毛这样强迫我们，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这样，在这两个老挝的省份被交给万象后，老挝反动派立即逮捕了苏发努冯。当时老挝有两个营被包围。而且，他们还没有作好战斗准备。后来，一个营逃出包围。就在这时，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必须允许老挝人发动游击战争。我邀请中国人前来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同志们，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向老挝人施加压力，那么他们的力量就会彻底瓦解。现在必须允许他们搞游击战。”
张闻天，原来是中共总书记，用洛甫做笔名，这样回答我：“是的，同志们，你说得对。我们要允许老挝营发动游击战。”
我马上问张闻天：“同志们，如果你们允许老挝人进行游击战，那么在南越发动游击战也就没有甚么好怕的了。是甚么把你们吓成这样，以至于到现在还在阻止这种行动？” 他说：“没有甚么好害怕的！”
这就是张闻天说的话。然而，当时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也坐在那里，听着大家谈话。他立即向中国打电报汇报黎笋和张闻天之间的谈话。毛立即回电：“越南不能在南方从事游击战争。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作后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所以，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对不对？
然而，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从吴庭艳政府手中夺取权力。我们并不在意中国人。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
我对中国人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在我们的战斗已经发生、而且中国认识到我们能够有效地战斗之后，毛突然有了新的思想路线。他说因为美国人正在同我们作战，他将派中国部队帮助我们修路。他的实质目的是摸清我国的情况，以便以后他能够攻击我们，并且由此再向东南亚扩张。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不得不允许中国部队进入。但是这不碍事。他们决定派他们的士兵进来。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对此我也只能同意。
后来，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20,000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到南部的一条公路。我拒绝了。他们继续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不会动摇。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但是我就是不接受。他们不断地施加压力，但是我没有同意。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 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
在美国人已经派了几十万人进入南越后，我们在1968年发动了一场总攻，以逼迫他们使战争降级。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促使他们逐步降级。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和我们作战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有两亿人口、主宰着世界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促使他们逐步降级，那么我们就会举步艰难，也就不会打败敌人。我们必须通过战斗来销蚀他们的意志，从而迫使他们走到桌子前和我们谈判，而同时也不允许他们增派军队。
到了美国人想和我们谈判的时候，何伟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美国谈判。你们必须把美国部队牵到越南北部来和他们作战。”他这样向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极为困惑。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每次与中国人之间出现这种情形，都非常令人厌烦。
我们断定不能这样行事──指何伟提出的不和美国人谈判的建议。我们必须坐下来。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促使他们降级。在此期间，中国向美国发出声明：“如果你不打我，我就不会打你。无论你们想向越南派多少部队，随你们的便。”中国自觉自愿地做这样的事， 以这种方式来压我们。
中国人积极地与美国人做交易，强迫我们以这种方式成为用来讨价还价的一张牌。当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以后，他们立即利用中国人加速他们从南越撤军。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中国去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
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并减轻美国的失败，同时还要引诱中国更多地站到美国一边。在尼克松去中国之前，周恩来前来会见我。
周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即将来访问我，主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所以我必须会见你，同志，以便和你讨论。”
我回答说：“同志，你愿意说甚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祖国；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越南的事务，而且你没有权力与美国人讨论越南的事务。今天，同志，我要亲自告诉你一些我还没有对政治局讲过的事情，因为，同志，你们已经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说：
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奠边府的胜利，我正在后义省。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在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
一到南方，我立即向胡伯伯发电报，要求留在南方下来，不回北方，这样我就可以再斗争个十来年。我对周恩来说：“同志，你给我带来这样大的困难──指1954年在日内瓦周在分割越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你知道吗，同志？”
周恩来说：“我在你面前道歉，同志。我错了。我在这一点上错了。”在尼克松已经去过中国之后，周恩来再次来越南，为的是向我询问关于南越的战斗的一些问题。
然而，我马上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见过面了，同志。很快美国就会更猛烈地进攻我们。”我根本不害怕。美国和中国已经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我。周恩来始终没有把这种观点斥为站不住脚的，只是说：“我将向你方同志增加输送枪炮弹药。” 然周恩来针对担心中美之间进行密谋说：“没有这回事。”
然而，双方已经讨论了如何更猛烈地打击我们，包括B-52的轰炸和封锁海防港。事实显然就是如此。
如果苏联和中国相互之间没有发生纠纷，那么美国也不会那样猛烈地打击我们。由于中苏两大国处于冲突之中，美国人就没有被社会主义集团的一致反对所阻挡。尽管越南能够和中苏双方都保持一致和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依靠中国人。当时，中国每年提供500,000吨的食品援助，还有枪炮、弹药和钱，更不用说美元援助了。苏联也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保持与中国和苏联的一致和团结──事情就会十分危险。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南越的事态发展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至于苏联人，我根本没有就南越的局势说任何事。我只谈一般性的问题。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我却不得不说两家都在和美国人作战。我不得不到那里去，多次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谈，而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双方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次，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来往。
他们使得情况十分紧张。邓小平，与康生一道，前来告诉我说：“同志，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估计是人民币）。你们不能从苏联方面接受任何东西。”
我不能容许这一点。我说：“不，我们必须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团结和一致。”
在1963年赫鲁晓夫犯错误时，中国人立即发布了一项包括25点的声明，邀请我党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长征兄弟和我以及其他兄弟一同前往。在讨论中，他们听取了我们的十条左右的意见，但是当我们谈到“不能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时”，他们就不再听下去了……。邓小平说：“我掌管着我自己的文件。我征求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不接受你们的这种观点。”
在我们离开之前，毛会见了长征兄弟和我本人。毛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最后他宣称：“同志们，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将是五亿渴望土地的农民的主席，我将派一支军队一直打到东南亚。”邓小平当时也在座，他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农民的境况是如此糟糕。”
我们出来后，我对长征兄弟说：“刚才你听到了吧，这是夺取我国和东南亚的阴谋。现在这很清楚。”他们竟敢用这种方式宣布。他们还以为我们听不明白。他们真的是无时不刻不在想着和越南打仗！
我要对同志们多说说，以便你们更多地看到这件事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毛问我：
老挝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大约20万平方公里。
人口有多少？
大约300万！
那不是很多嘛！我要让我的人民到那里去，就这样！
毛再问：泰国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大约50万平方公里。
那么有多少人口？
大约4,000万！
我的天！中国的四川省有50万平方公里，却有9000万人。我还要让那里的更多一些的人去泰国！
对越南，他们不敢以这种方式谈论迁移人口的事。然而，毛对我说：“同志呀，贵国人民真的打败了元朝军队吗？”我说：“的确如此。”“你们是不是真的打败了清朝的军队？”我说：“的确如此。”他说：“也打败了明朝的军队？”我说：“是的，还有你。我也打败了你。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对毛泽东说话。他说：“知道，知道！”他想拿走老挝，拿走整个泰国……还想拿走全部东南亚。让他的人民去那里生活。当时情况复杂到如此程度。
过去──指对以往中国的几次威胁可能引发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出周密准备；我们并不是没有准备。如果我们没有准备，最近局势就会非常危险。这不是简单的事。十年前，我召集军队的兄弟来和我会见。我告诉他们苏联和美国互相争执。至于中国，他们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者联手。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你们必须立即研究这个问题。我担心军队不理解我，所以我告诉他们无论如何要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还是感到很难理解。这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不能以其他方式讲。而且我没有让别人抓住把柄。 我到苏联时，苏联人也因为中国的事对我很强硬。苏联召集了一个80国共产党的会议来支持越南，但是越南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聚会不仅仅是为了帮助越南，它还被用来谴责中国。这样越南就没有去。苏联人说：“现在你们放弃了国际主义还是怎的？你们为甚么这样做？”我说：“我们根本没有放弃国际主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然而，要做一个国际主义者，首先就要打败美国人。如果想打败美国人，就必须与中国保持一致和团结。如果我前去参加了这个会议，那么中国人就会给我们制造非常严重的困难。同志们，请理解我吧。”
在中国也有很多不同和相反的意见。周恩来赞成与苏联建立联合阵线以反对美国。有一次，我到苏联去参加国庆活动，我能够读到中国发给苏联的电报，上面说“无论甚么时候有人攻击苏联，中国人都会和你们站在一起。”这是因为苏联和中国早先（1950年2月）就有一个友好条约。我坐在周恩来旁边，问他：“同志，在最近你们发给苏联的电报中，你们同意和苏联建立阵线，但是你们为甚么不建立一个反对美国的联合阵线呢？”周恩来说：“我们能呀。我同意这个观点。同志们，我将和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建立一个阵线。”彭真也在座，插话说：“这个看法极为正确！”但是在上海讨论这个问题时，毛说这是不可能的，取消了这个打算。你们看事情有多复杂。
尽管周恩来持有一些那样的观点，但是他确实同意建立一个阵线，而且他对越南帮助很多。我能够搞懂许多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多亏了他。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正在竭尽全力在这里生存下来，用李强为你们聚集和提供援助。”这里面的意思是，周为了帮助越南人能够利用李强。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周恩来，这本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欠他的情。
然而，如果说其他中国领导人和周恩来的观点一样，那就不对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完全可以说，最不守信用的人，满脑子大汉族思想的人，想拿走东南亚的人，主要是毛。中国的所有政策都掌握在他手里。
在当前中国的领导人中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未来事情将会怎样发展，然而，事实就是他们已经攻击了我们。过去，邓小平做过两件事，现在都已被颠倒了。这就是，当我们在南越赢得胜利后，中国有许多领导人不高兴，但邓小平却祝贺我们。结果，他立即被其他人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当我最后一次到中国，我是代表团团长，而且我会见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谈到领土问题，包括对几个岛屿的讨论，我说：“我们两国相互邻近。我们的领土中有几个地区还没有清楚地划界。双方都应该建立专门机构来考虑这个问题。同志们，请在这一点上同意我。”邓小平同意了，但他这样做了之后，立即被其他领导人的集团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但是现在他邓小平是疯狂的。因为他想要表明他不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所以他更猛烈地打击越南。他纵容他们攻击越南。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一百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现役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威胁。如果没有这样的威胁，那么这样大的现役军队是没有必要的。最近我们在两条战线上受到进攻，我们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保持一支大军，那就会十分危险。
二战后初期，人人都以为国际宪兵是美帝国主义。他们能够夺取和恐吓全世界。每个国家，包括大国，都害怕美国。只有越南人不害怕美国。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工作经历教会了我。第一个害怕美国的是毛泽东。他告诉我，就是说要告诉越南人和老挝人：“你们必须把老挝的两个解放区移交给万象政府。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美国就会把这作为发动攻击的藉口。这太危险。”对于越南，我们说：“我们不得不和美国作战以解放南越。”但毛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南越必须坐等很长一段时间，从现在起等一辈子，五到十辈子，甚至二十辈子的时间。你们不能和美国人打。和美国人打是危险的。”毛泽东害怕美国到如此程度……
但是越南不害怕。越南继续前进、战斗。如果越南不战斗，那么南越就不会解放。一个没有解放的国家将会是一个依附于人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半是自由的，这个国家就是不独立的。直到1975年，我国才最终实现了完全独立。伴随对立而来的是自由。自由应该是对整个越南民族的自由……
恩格斯曾经论述过人民战争。后来苏联、中国和我们自己也都谈论过这个问题。然而，这三个国家在人民战争的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并不是仅仅因为你有亿万人民，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中国也谈论人民战争，然而，他们的主张是“敌进我退”。换句话说，防御是主要特征，战争被分为三个阶段，以乡村包围城市，而主力只留在深山老林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处在防御之中，而且非常虚弱。以4亿人民对日军30万到40万部队，中国人仍然不能打败他们。
我得不断重申这一点，因为在向我们派顾问之前，我们越南人中的一些兄弟并不理解。
他们认为中国人非常能干。但是他们并不那么有本事，所以我们并不听中国人的建议。
在1952年，我离开北越到中国去，因为我生病了，需要治疗。是我第一次出国。我向他们中国人提出问题，看到了许多奇怪的事情。有许多地方曾经被日本军队占领过，每一个地区都有5000万人口，但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游击队战士。
我从中国回来后，我见到了胡伯伯。他问我：
这是你第一次出国，对吗？
对，我第一次出国。
你看到了甚么？
我看到了两件事：越南非常勇敢，中国人一点也不勇敢。
从那一天起我就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越南人完全不同于他们。越南人身上的勇气是天生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一个防御性的战略。居民们人自为战。
最近，中国人调集数十万部队进来侵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动用了民兵和地方部队来攻击他们。我们并不采取防御姿态，这样就使他们遭受挫折。他们连单独的一个排也消灭不了，而我们却消灭了他们好几个团和好几十个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进攻性战略。
美帝国主义者在一场漫长的战争中和我们作战。他们是如此强大，然而他们失败了。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就是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因为这一点，他们才如此猛烈地攻击我们。
越南和美国人战斗，非常凶猛地和他们战斗，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极大的国家，不仅能聚集1000万军队，能调动相当强大的武器来和我们作战。所以我们不得不战斗了相当长的时期，以驱使他们降级。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人不能。当美军进攻广知（Quong Tre）时，政治局下令部队立即投入战斗。我们不害怕。在这之后我到中国见周恩来。他告诉我：“这次的进攻也许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没有两次。没有人敢于像你们那样做，同志们，你们做了。”
……周恩来是总参谋长。他敢讲话，他更坦率。他告诉我：“要是我从前就知道贵国同志们采用的方法，我们就不需要进行长征了。”所谓长征是甚么呢？在长征开始时有30万军队，在长征结束时只剩下3万人。27万人损失掉了。这样做事，真是愚蠢透顶……我这样说，就使同志们我们比他们强多少。在最近的将来，如果我们对中国人作战，我们一定会胜利
……然而，说真的，如果另外一个国家不是越南对中国作战，他们能不能像这样像越南一样获胜，就不清楚了。
…… 如果过去苏联和中国相互联合起来，美国人是不是还敢于和我们作战就不能肯定了。如果两国联合起来，共同帮助我们，美国人是不是还敢于采取他们实际上采取了的那种方式和我们作战，就不能肯定了。他们一开始就会退缩不前了。他们就会像肯尼迪时期那样退缩不前。越南、中国和苏联都帮助老挝，美国就立即和老挝签订了一个条约。他们不敢把美国部队送到老挝去，他们立即让老挝人独立……
viii进入1966年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地关注越南南方战场形势的变化，并直接就作战计划等问题向越南领导人提供参考意见，以此排除他们在和谈时机问题上的犹豫及动摇。8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即与越方共同设想作战方案。毛泽东建议越方在越南最南边的金瓯半岛发展一点主力军，以吸引一部分敌人主力。他指出：经验是打出来的，信心也是打出来的，信心越打越高。你们抓到了规律，主要的经验是你们找到的。从60年到66年，7年了，逐步扩大，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胜仗。从很少的几支枪一下发展到了几十万军队。美国为什么要增兵?那还是因为你们的力量厉害。当周恩来谈到中越双方这次设想第一期作战计划两年半，直到1968年底两个旱季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一定会打出一个明堂来，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你们手里，再有两年半我看情况会起变化。他甚至曾向胡志明提出：我要去打，不仅去北方，而且去南方，走胡志明小道，不一定要死在中国，被美国打死很好。
ix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１〕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一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２〕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
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３〕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
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x参看：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
这个谈话很重要，根据这个谈话整理出来【毛泽东５，２０声明】但也说明毛泽东这时还没有从南进迷梦中醒来。认为抗苏和南进可以同时进行。
1970年5月11日下午6：45-8：15，北京，人民大会堂[5]
毛泽东：我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你的？
黎笋：1964年。我们看到毛主席身体健康，感到很高兴。目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形势比较复杂，也存在一些困难。
毛泽东：困难哪一国都有，苏联也有，美国也有。
黎笋：我们很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我们中央和政治局知道毛主席给我们的工作提意见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
毛泽东：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你们是越做越好。
黎笋：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工作。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
毛泽东：对，是持久战。你们要准备打持久战，但是如果打短一些不是更好吗?
究竟谁怕谁呢？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还是大国怕小国，风吹草动他都惊慌失措。1964年北部湾事件你们是整了他一下，但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实际上，你们并不是真的打他（美国海军军舰），但他们自己紧张起来了，说越南的鱼雷艇来了，开炮就打。[6]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越南人的鱼雷攻击)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是场虚惊。既然打起来了，那就只好打了。对军火商是有利的。(从那时起)美国的总统每天晚上睡觉很少。尼克松自己讲，他的主要的精力是对付越南。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西哈努克亲王，他也不好惹，你惹他，他就要跳出来骂娘。
我们有些大使馆，我看要整顿一下。我们中国一些大使馆有大国沙文主义，尽是把人家的缺点看得多，不顾大局。(中国)驻越南的上任大使是谁?
周恩来：朱其文。
毛泽东：朱其文跟你们搞得很僵。事实上朱其文是个国民党，他要跑到外国去。我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你们跟国民党打交道，他为什么不捣你们的乱呀？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看到（他发回的）那些电报是不高兴的。
黎笋：我们越南人民心中牢记着毛主席的恩情。在九年的抗法战争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能坚持打持久战，尤其是在南方坚持长期抗战？我们为什敢于长期打下去？这主要因为我们依靠了毛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不一定。
黎笋：当然这是事实。我们还要善于在越南的实际环境中运用。
毛泽东：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创造。怎么能说你们没有创造，没有经验呢？吴庭艳一杀16万，我是听的报告，不晓得准不准确，但我知道杀死了十几万人就是了。
黎笋：是的，16万人被杀害了，而且许多人被投入监狱。
毛泽东：我看这就好了。你来杀我，我不可以杀你呀？
黎笋：正是这样。单是在1969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61万人，其中23万是美国人。
毛泽东：美国人的人力分配不够，因为他们在全世界铺的太广了。所以，当他们的人被杀死时，他们的心都碎了。死个几万人，对他是一件大事。你们越南人，不论北越、南越，我看死人是要死的。
黎笋：我们现在的打法死伤很少。不然，我们就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毛泽东：是啊。恐怕老挝困难一点。老挝族在中国有没有啊？
周恩来：有一些。
毛泽东：他们住在哪儿?
周恩来：在云南省，同老挝交界的地方。
毛泽东：在西双版纳吗?
黄永胜：西双版纳也有一些。
周恩来：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像。
毛泽东：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壮族人很能打。过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就是靠壮族人。壮族人现在有多少？8百万？
周恩来：现在多了，有1千多万人了。
毛泽东：这是韦国清那一族，他自己不承认。我曾问过他，他是哪一族的？是少数民族吧？他说他是汉族。后来他才承认他是壮族人。
周恩来：太平天国的战士都很善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就是壮族人。
毛泽东：太平天国也有一部分军队是广西的。
黎笋：越南的侬族也很能打仗，他们和广西的壮族人都属于同一个民族。
毛泽东：东南亚是一个马蜂窝。东南亚的人民一天天在觉醒。有些和平主义者认为无非是公鸡好斗。哪有那么多公鸡呀！现在母鸡也好斗了嘛！
黎笋：不斗就没有出路。
毛泽东：是啊，不斗不行了。你逼得人家没有路走了嘛，欺负人嘛！
黎笋：柬埔寨人和老挝人本来都信佛教，不好斗。现在他们也好斗起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也不要说信佛教的人就不好斗，中国也是信佛教的，辛亥革命打了17年，后来是内部两派打，这样教育了人民。然后是北伐战争，然后就有红军了，然后日本人侵略中国，日本人投降以后就是蒋介石同我们打，打了不到四年，他就不干了，跑到台湾去了。他现在在联合国里说他代表整个中国。他跟我们几个人的关系可密切了。我跟蒋介石算是见过几次面，国民党在广州开中央全会的时候见过。我是一个国民党，是个跨党分子，我又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参加了，我们的总理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的代理党代表。林彪同志就不用说了，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在黄埔读了9个月。在中国，老一辈的人没有跟他打过交道的很少。
林彪：我也是一个跨党分子。
毛泽东：国民党的党部甚至都是我们帮他组织的。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国民党就不可能北伐。那时，在北方，在黄河一带地区，他国民党连党都没有，党部都没有。他是靠共产党帮他组织。
……
黎笋：最近，尼克松宣称说，在过去190年里美国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意思是他这次也不愿意被越南打败。
毛泽东：没有被打败过？
黎笋：实际上他被打败好几次了。在中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抗法战争中，他给法国人开支百分之八十的军费，结果他仍然被打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刚才讲的第一点是不要怕帝国主义。究竟谁真怕谁？小国，部分小民族存在这个问题。他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
……(毛回忆并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毛泽东：……那时我还告诉你，如果美国人不到中国边境来，你们不请我们去，我们是不出兵的。
黎笋：我们也这样想。当我们还有能力打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后方”更稳固一些。在我们越南人民打美国人的时候，中国是我们的“大后方”。因此，我们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即使我们的飞机受到攻击，也不要到中国机场降落。
毛泽东：可以嘛，我们不怕。如果美国空军要来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就让他来嘛。
黎笋：虽然我们下了这样的命令，但我们仍然需要依靠你们的支持。那时，你们派来的几个师在越南同样打美国飞机。
毛泽东：就是嘛。美国人就是怕打，他们没勇气。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两次日内瓦会议是谁破坏的？你们和我们都是老老实实遵守(会议协议)，但是他们不干嘛！不干更好。
因此，甚至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他发表公开讲话时，也不得不说只要召开国际会议，就必须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商量。他们现在的领导人好多我不熟悉，不认识。柯西金我认识，并且同他谈过话。西方报纸总是造他们的谣，说他们的领导层怎样不和。我也闹不清楚。听说老百姓对柯西金这位领导人比较感兴趣。
黎笋：我们也听说了。
毛泽东：你们也听说了？我看斯大林又活起来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包括整个世界。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主要是两个大国，现在都说三大国，中国不算。中国的原子武器还刚开始研究，还在研究阶段，这有什么可怕呀？中国人多，因此他们怕中国。但是我们也怕，因为人多要吃饭，要穿衣，那个问题可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研究节制生育，使人口少一点。
……
黎笋：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战斗，是因为毛主席讲了，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美国害怕了。这是非常重要的。[7]
毛泽东：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侵略人家，我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你去几十万海、陆、空军欺负越南人民，中国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哪个法律上有这条规定？
黎笋：美国人说他可以动员1千2百万军队，可是他只能派50万军队到越南，如果越过了这个界限，他们就害怕了。
周恩来：中国人多他也怕。
毛泽东：人多还有一个不怕，打就打。横竖我跟你没有关系。你占了我的台湾，我没有占领你的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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