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还能走多远

南方周末　 　2006-11-16 15:19:19


　　恐怖主义还能走多远
　　一个经济学者对当代世界秩序的观察与思考
　　
　　□党国英
　　
　　编者按：今年是9·11事件5周年，面对这样的历史性转折，人们的反思各异，最糟糕的当然是事不关己、漠然处之。但因深陷在恐怖袭击和反恐局部战争的日常新闻中而过分的忧虑，显然也是不利于厘清思路。本文作者从贸易发展、民族国家等历史长程事件检视恐怖主义战争的今昔，他对未来提供了一份经过深思熟虑的乐观主义的人类和平版图。是耶？非耶？敬请读者垂注。
　　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成为一种重要现象。对待恐怖主义，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清晰和坚定的，但在学者中间似有浪漫主义的想法。也许可以对恐怖主义做出一种理论化的解释，且借助这种解释能够消除一些浪漫主义的想法。本文是做这件事情的一种尝试。
　　1、是非判断的一个底线：让坏事不要更坏
　　有时候，人类社会似乎不能避免一些坏事，但却可以找到办法让坏事不至于更坏。如果我们还没有好的办法根除坏事，就拿出办法来限制坏事的影响程度，也不失为明智之举。但这个道理似乎并不是人人能接受。按一种机械式的思维，我们应该消除坏事本身；如果想办法减轻坏事的影响，例如，给做坏事制定一种规则，似乎就放纵、姑息了坏人。我以为这种想法要不得。
　　在一些国家，色情行业是被禁止的，但政府又没有好的办法真正禁绝色情行业。实际上，处于地下的色情行业比合法的色情行业危害更大，它可能滋生黑社会，让从业者遭受极度摧残和剥夺，同时也更广泛地传播疾病。如果在一些公共场所免费供应安全套之类的东西，显然可以减轻疾病传播的程度，这正是出于“让坏事不要更坏”的考虑。这两年，我国一些城市政府已经这样做了。
　　对战争这样的“坏事”，我们的教科书上有说法，认为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之分，或者战争的双方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两个国家要争夺一块本不属于它们任何一方的无人居住的土地而发生了战争，可能没有任何一方是正义的。两家如果坐下来谈判，达成协议，将这块土地依一定比例分割；或者把这块土地作为公地，共同利用，就是比较文明的行为。也许用野蛮这个词来描述某些战争可能更为合适。现代人类似乎文明了许多，有些事情能够商量，而不诉诸武力，例如对太空的探索，对海洋的开发利用，都可以谈判。
　　战争在现代世界还是没有消除，并且在以后几十年内也看不出能够产生消除战争的社会条件。既然一时半会儿不能消除战争，那能不能让战争各方遵守一些规矩？事实上人类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来制定并遵守战争的规矩，这也算是出于“让坏事不要更坏”。这就有了文明的意味。
　　从1864年到1949年，一些国家在日内瓦先后缔结了4项约束战争行为的国际公约，统称《日内瓦公约》，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1949年，国民党政府是公约的缔约国，1956年新中国政府加入了公约。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全文3万余字，几乎悉数讲具体规则，没有大话空话。只有第158条讲到，公约的“原则系产自文明人民间树立之惯例，人道法则与公众良心之要求”。公约有大量非常细致的条款对许多事项做了规定，例如，公约第27条规定：被保护人之人身、荣誉、家庭权利、宗教信仰与仪式、风俗与习惯，在一切情形下均应予以尊重。无论何时，被保护人均须受人道待遇，并应受保护，特别使其免受一切暴行，或暴行的威胁及侮辱与公众好奇心的烦扰。公约第32条规定：各缔约国特别同意禁止各该国采取任何足以使其手中之被保护人遭受身体痛苦或消灭之措施。此项禁令不仅适用于谋杀、酷刑、体刑、残伤肢体及非为治疗被保护人所必需之医学或科学实验，并适用于文武人员施行之其他任何残酷措施。“被保护人”是指战争中的或被占领国的平民以及放下武器的军人等。
　　1949年之后，世界局部战争不断，应该说日内瓦公约起到了有益作用，战争这样的坏事有了规矩，使得坏事不至于更坏。但在交战中，日内瓦公约缔约国的军队也常常违反公约，例如，美国军队在伊拉克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最重要的事情却是参与战争的国家的政府或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是不是遵守公约。如果政府遵守公约，就会对违反公约的士兵或指挥官予以惩罚。美国在二战胜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还给日本投放两枚原子弹(注意：是两枚，不是一枚)，也属于蛮干行为。
　　最近一些年的局部战争多是属于所谓“反恐战争”。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恐怖主义军事集团并没有遵守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仅把敌对国的平民作为人质或屠杀对象，甚至也把本国平民作为人质。从军事实力的对比来说，恐怖主义军事集团处于劣势；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他们还会获得人们的一些同情。但我以为，在这里同情心不能替代理性；我们要小心设问：因为军事实力处于劣势就可以不遵守日内瓦公约么？滋生恐怖主义势力的国家就可以不承担维护日内瓦公约的责任么？恐怖主义不会仅仅是“明珠家的事情”，有朝一日我们遇到恐怖主义麻烦又该如何？我们需要理性来回答这些问题。
　　2、守规矩才能强大
　　在许多情况下，很难用基于价值观的“正确”或“错误”这样的断语来评价一种政治行为，特别是很难评价集团的政治行为；对恐怖主义的评价也是这样。
　　有人说，恐怖主义行为是弱者的政治行动逻辑，这种说法令人生疑。
　　对“弱势”这个政治特点要具体分析。如果说弱势表现为穷，就不对了，因为恐怖主义集团似乎不穷，恐怖主义集团的核心成员更不能说穷。有一种理论，叫做“边缘—核心”理论，说核心国家(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对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剥削，边缘国家成为穷国并难以摆脱困境。以这个理论为基础，就有人说国际剥削产生了恐怖主义。然而，也不是所有穷国都产生恐怖主义。贫穷与恐怖主义可能是一种现实的共同后果。
　　如果从产生战争的技术角度看，恐怖主义的确处于劣势。然而，这种劣势似乎是免不了的。在和平居民没有防范的情况下，恐怖主义似乎能获得短期胜利，造成自己想要制造的轰动效应。但一旦和平社会加强防范，恐怖主义的杀伤力就相当有限了。今年8月10日，21名恐怖嫌犯准备从英国希思罗机场登上前往纽约、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等地的主要航班，但这个行动失败了，英国警察在国际反恐网络的支持下挫败了这场阴谋。在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人们似乎积累了很多经验，反恐的能力提高了，恐怖主义被逐渐压缩在很小空间。
　　一个政治集团在处于军事劣势的情况下，能否用恐怖主义的手段使自己强大起来？我看不能。恐怖主义行为会使敌国民众加强政治团结，也使敌国的政治家有了动员民众的更有效的手段，这就会使自己更处于劣势。恐怖主义军事集团往往没有获得国家政权，尽管它们对国家政权有一定影响。它们没有成为所在国家的建设力量，反而可能引起国家在政治上发生分裂，更容易使自己的国家积贫积弱，到头来自己还是改变不了弱势地位。
　　一个政治集团要使自己强大起来，或者要使所在国家强大起来，必须进入国家的合法政治渠道。但这不是要使自己的集团恐怖主义转变为国家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会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更大的灾难，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就走了这个道路。恐怖主义政治集团应彻底改弦更张，放弃恐怖主义手段，以建设性的态度进入自己国家的主流政治。当然，产生恐怖主义的国家本身就缺乏成熟的现代政治的土壤，建设好这样的国家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办到。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二战后，有不少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没有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其社会精英不仅自己不搞恐怖主义，也没有给自己的社会留下恐怖主义活跃的空间；他们努力在自己的社会建立适合社会发展的规矩，而体现在日内瓦公约中对人的生命
　　的珍爱和对自由精神的尊重，则是这些规矩的底线。凭借先进的规矩，那些相对衰弱的国家变得强大了。
　　当然，一个政治集团放弃自己的传统立场可能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尽管这种变化可能意味着所在国的福利增长。劝告可能没有用，恐怖主义也许不吃这一套。要让恐怖主义集团变成守规矩的政治集团，需要创造一系列的社会条件，以改变它们的预期福利函数，使它们不得不接受国际通行的政治规则。
　　3、恐怖主义是人类的一种慢性病
　　既然恐怖主义不是在“强势”与“弱势”之间建立平衡的好办法，为什么还会有恐怖主义流行呢？如果能建立一种关于恐怖主义的社会学或经济学，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现象。
　　恐怖主义是人类的一种慢性病。这种社会政治病多现于国际政治舞台，人们便容易把它归咎于国际关系的不合理。其实，国际关系问题还要从国内关系中寻找答案；国际关系是国内关系的表象。对恐怖主义的彻底解释也要靠国内关系的讨论。
　　人类早期的战争普遍具有恐怖主义的特点。一个族群在扩张自己地盘的时候如果遇到抵抗，对方族群就会成为普遍的敌人。在武器还很简单的时候，武装人员与非武装人员本来就没有明显的界限，战争杀戮也就无法在平民与武装人员之间实行区别。这个时候战争行为也就是恐怖主义行为。这个时代是争夺土地产品的时代，战争的目的常常是获得殖民土地。侵略者和原住民很难在暴力控制之下做邻居，侵略者对原住民的普遍屠杀就容易发生。简单说，狩猎、放牧和农耕时代的恐怖主义应该是战争的常态。
　　人类恐怖主义战争止于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系列社会经济事变的后果。推动民族国家形成的最后动力是贸易。贸易活动半径的扩大，推动语言的统一，而文字的统一和度量衡的统一则进一步加快语言的统一。伴随贸易的殖民是和平的殖民，除非有宗教因素干扰商业殖民队伍和平地融入当地社会。商业团队也常常武装起来，但它的目的已经不是掠夺土地。如果有官方武装保护贸易活动，商业殖民就更容易采取和平的形式。
　　然而，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平衡，这正是恐怖主义存续的基本原因。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尽管分为100多个国家，但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发生过民族革命，没有建立起民族国家，甚至不具备建立民族国家的现实基础。很多国家是部落的组合体，政权操控在某个军事集团手上。因为事实上不存在统一的国家制度，国家内部政治派系林立，部族纷争不断，一些政治集团也就按黑社会的行规进行内部治理。国家内部平等的缺失，是产生国际恐怖主义的社会根源。道理很简单，加强集团内聚力的一个不二法宝便是树立敌人，而这个敌人首当其冲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因为它的富强很容易被看作别人贫弱的原因。此外，在未完成民族革命的国家，宗教冲突也有恐怖主义特点，但这种恐怖主义不能威胁那些大国，大国也就袖手旁观，只管自己清静是了。现在，恐怖主义到了自己家里，大国才祭起了反恐旗帜。
　　既然恐怖主义与国内的社会关系状况有关，那么，只要国内关系状况有了改善，恐怖主义就可能消除。
　　4、亚当·斯密的战争理论——常备军的意义
　　在论述战争的历史文献中，经济学家的意见很有特点。亚当·斯密这位当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在他的《国富论》中专门辟出一章来讨论战争和军队问题，其中对战争形式具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亚当·斯密认为，游牧民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在初级阶段的农业社会，农夫也有一些闲暇时间；而工匠或制造业工人完全没有闲暇时间。第一种人可以将大量时间用于军事训练，没有任何损失；第二种人可以将一部分时间用于这个方面，也无损失；而第三种人即使将一小部分时间用于这方面也会有损失，他出于自身利益会完全忽视军事训练。技术和制造业的进步必然会带来农业的各种改进，使得农夫也像工匠那样几乎没有闲暇时间了。农民变得也像城市居民那样忽视军事训练了。由此人民大众逐渐不再好战。按照这个论述，以工商业为主体的民族应该具有和平倾向。
　　在人类历史上，由普遍的人群之间的杀戮到常备军的出现，使战争专业化，是一个进步；再由专业化的战争到彻底消灭战争，则将是一个更大的进步。前一个进步应该是后一个进步的基础。有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说，现代战争的毁灭程度极高，对生命和财产的消耗巨大，因此更具有野蛮性。但这个观点可能经不住深入推敲。对财产的毁灭要看它在总财产中的比例，不好看绝对量。从文明角度看，注重战争的规则；专业人员之间的杀戮总要比普遍的杀戮好。
　　对于战争方式及其文明性质的讨论，亚当·斯密也有精彩的论述。他指出，第一，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战争必须国家化，必须建立常备军。第二，只有建立常备军，一国才能永续文明，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存其文明。第三，常备军决不会危及自由，相反，某些情况下它还可能有利于自由；常备军的存在会使君主安心，君主实力在握便会宽恕抗议，从而使国家拥有一定自由。显然，亚当·斯密是从经济学功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的。
　　在亚当·斯密时代，恐怖主义还没有成为一个有特殊含义的词，亚当·斯密使用了一个有更广泛含义的词“民兵”。他指出，希腊共和国和波斯帝国的衰落，就是常备军对各类民兵拥有无比优势的结果。在古代的所有文明国家，如希腊、叙利亚和埃及，这些国家的民兵对罗马的常备军都只有微弱的抵抗。而一些野蛮国家的民兵的抵抗就激烈得多。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古代历史有明确记载的人类事务的第三次大革命。这次革命的原因，是野蛮国民兵对于文明国民兵的无比优势，是游牧国民兵相对由农夫、工匠和制造业组成的国家的民兵的无比优势。罗马的常备军逐渐退化为腐败、疏忽、纪律散漫的民兵，不能抵抗后来的入侵了。显然，不能笼统地说民兵就是恐怖军事力量，但按照斯密的说法，野蛮国的民兵已经类似于恐怖军事力量了。这种力量虽然不能战胜强大常备军，但却可以战胜由常备军退化而成的民兵。
　　欧洲的民族国家建立比较晚，中世纪的欧洲甚至没有常备军，自然也不好区别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好在他们的“民”就是贵族，后来也包括非贵族的自由人，农奴参战有限，杀戮的对象也就有了一定约束。翻看欧洲历史文献，可以看到欧洲历史上的战争异常惨烈。在北欧海盗(也翻译做“维京人”)从几个方位的几次南下侵略的时候，常常伴随灭绝性的屠杀行为，那是极端的恐怖主义行为。欧洲的民族国家在近代开始陆续形成，其推动力首先是贸易，其次是宗教改革。牧师传播《圣经》对于统一语言和文字做出了贡献，也推动了民族国家的确立。欧洲文明后来居上，所以《日内瓦公约》这样的文件便产生在欧洲。
　　当今世界的主要文明国家都以常备军的形式建立军事力量，有的国家的民兵只是常备军的补充，有的国家则建立了预备役制度。一些恐怖主义活跃的地区，恐怖分子也大多不是合法的存在；只是在国家权威衰微的情况下才给恐怖主义留下了空间。一些非洲国家因为纲纪无常，才有了“全民皆兵”的现象，甚至童子军成了荷枪实弹的杀人魔。这些国家的内乱目前还不能影响国际社会，但如果在这些国家也发现了大量像石油那样重要的资源，部族力量有了国内财团的支持，再加上大国介入时不能一碗水端平，也许在什么时候会滋生出国际恐怖主义来。但目前我们似乎还没有必要为出现这种局面担忧。
　　5、世界和平不是幻想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我们自然会有这样的推论：世界各国建立独立的强大的常备军才有利于国内的和平与自由，这种和平与自由也是防止国际恐怖主义滋生泛滥的基础。另外的知识又告诉我们，强大的常备军要仰仗国家的经济成长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有了这些条件，世界和平才有了真正的基础。显然，这种秩序是不能靠“国际警察”建立的。我以为世界各大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这个道理。大国对世界和平不是不能做出贡献，但他们的既定战略是不是最佳选择，的确需要认真检讨。
　　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越来越多的政治集团开始放弃恐怖主义立场，选择了文明的政治活动方式。特别是通过民主政治，一些政治集团会发现自己是“少数派”，发现自己并不能代表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代表的人群。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改变自己的政治行为。英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英国，早就有主张苏格兰独立的政党(苏格兰国民党)，但他们长期在苏格兰是少数派。好在这个党的领袖们没有选择恐怖主义活动方式，而是完全接受民主政治的规则，用合法的手段为苏格兰人民争取利益。多年下来，英国政府也在不断让步，苏格兰人的自治程度有了明显提高。类似很多事例表明，人类的智慧与宽容可以为任何合理的政治理念提供实现的条件。
　　对世界和平的远景应该树立信心。人类有300万年的历史，日内瓦公约的签订到现在不过是一个瞬间。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难道还需要悲观么？比起蛮荒时代的普遍杀戮，现在恐怖主义也算是局部问题了。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兴起了和平结盟的浪潮，且成绩斐然。欧盟是成功的，“上海会议”也在走向成功。基本的经验是，国内治理越是成功，国际恐怖主义的空间就越小。世界各大国要真正负起责任来，要帮助穷国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改良政治，至少不要总想着给人家卖武器。许多部族国家要完成民族革命、实现经济腾飞的确面临许多困难，但回忆一下二三百年前的西欧革命又何尝不是困难重重。人类是有共性的。科学家不是发现当今人类的共同祖先不过是一个规模在1000人左右的群体么？有的民族走错了路，用几百年多绕一两个弯子，也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最终大家会殊途同归，走向永久的和平。(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P118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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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的东西都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