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在多伦多大学发表题为“孙中山与共产党”的精彩演讲



两个误解

　

　　辛先生开门见山，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两个误解，即当代中国人对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历史误解和政治误解。辛先生表示，他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并不新鲜，但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很刺激，因为其中包含着太多被“强权”所尘封的历史内容和制造的虚假概念，以及一大批中外历史学家们的势利和胆怯。这就不仅造成了历史误解，而且更为中共继续制造政治误解大开方便之门。

　　辛先生指出，孙中山先生确实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关系。这个关系前后只维持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就随着孙先生的逝世而终结。但是，因为这个关系留下了过于沉重的影响和太多可以利用的空间，特别是为制造历史谎言和政治谎话留下了一个很难动摇的历史“源头”；这个关系就变得既“光彩眩目”又“迷雾漫天”。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得对大陆的统治权后，长期宣传一些所谓“历史的事实”：孙中山曾“联俄联共”并实行“国共合作”，孙中山曾决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孙中山更用“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代替了他的“旧三民主义”，共产党在孙中山危难之际支持了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革命。再加上共产党“逢年过节”都要挂出孙中山象，共产党对台湾和海外统战时又常常使用孙中山的名号；并且更有甚者，共产党现在已经开始宣传他才是孙中山革命建国的继承者……这种种行径，就在中国这个“只许自己说谎、却绝不准别人讲话”的时代，理所当然地形成了“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过”这个完全违背事实的历史误解，以及顺理成章地制造了“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的伟业”这个在眼下已为共产党迫切需要的政治误解。然而，这一切不过都是些历史的谎言，不过都是些共产政治的伎俩。

　　辛先生表示，他将简述孙中山和共产党的真实关系，主要内容就是孙中山和共产党的四大关系，即思想关系、政治关系、历史关系和现实关系（也就是早已过世的孙中山和眼下还没有死掉的共产党的关系。）

　

思想关系

　

一、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共产党要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有三民主义

　　辛先生指出：众所周知，孙中山有一个革命建国的思想理论，就是三民主义。而共产党所要的“革命建国”的思想理论，却是马列主义。显然，这个事实，不需要证明，因为，它已经人尽皆知，所谓铁的事实。但是，为了监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马列主义，孰是孰非，谁为进步、谁为倒退，就还是有必要，对其各自的最基本思想作一个极简单的比较。

　　辛先生认为，在孙中山数十万字阐述三民主义理论的著述中，对其自己理论的最简单明了之概括，就是他在1923年11月所著的“中国革命史”中对三民主义理论的总结。辛先生在其主办的历史文化季刊《黄花岗杂志》第18期上重新发表这篇文章时，曾将题目改成为“中国共和革命史”，其意自然是要与中国共产革命划清界限。

　　在这篇文章里，孙中山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

　　辛先生表示，生活且革命在晚清时代的孙中山，如此地提出了他的民族主义理论，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晚清时代的中国，外有东西方列强岸岸既包括民主列强、又包括专制列强的欺悖；内有满清一族的专制统治和满清贵族对汉民族的歧视和欺辱。所以，彼时的孙中山，才要坚持继承中华先人所留下的好江山和好文化，吸收世界之好文化，对外求中华民族之独立地位，对内求各民族平等相待。而对于那些不知道杀了多少革命党的满清遗民，也绝不还以报复。这该是怎样高尚的民族情怀！难怪被中共禁演的大型历史剧《走向共和》，就称赞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是历史上少有的革命”！

　　在这篇文章里，孙中山又是这样地论述他的民权主义的。他说：余之从事革命，以中国非民主不可，其理由有三。……既知民为邦本，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满洲之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民之痛，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惑感者，犹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首之者也……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端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也就是说一有帝王不平等，二因满族专制统治不平等，三是造反者都想当皇帝制造不平等。

　　因此孙先生总结说：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宪然后可以图治。

　　孙先生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一是从三条理由证明“中国非民主不可”，所以，他的民权主义“第一就是民主”。二是他的民权主义开门见山地指明了：民主专制必不可行。也就是“民主专制不并行”，什么人民民主专政，不过是假民主真专制而已。三是必须实行宪政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辛先生问道：现在日日叫喊西方民主宪政、天天哀求共产党实行民主宪政、却又时常要骂一骂孙中山及其共和革命的改良派朋友们和在专制统治下自称是自由派的朋友们，孙中山先生究竟错在哪里？

　　在这篇文章里，孙先生又是这样地叙述了他要提倡民生主义的一个重要目的的。孙先生说：……欧美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为尤烈。……故决定以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同时并行，将一举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经济革命之源也。

　　因为，民生两字，人皆能懂；民生主义，一目了然。更不用说，孙先生“一以民生为社会历史发展之中心”之民生史观的十分正确了。特别是孙先生不仅强烈地表示过反对贫富对立，而且也一再地表白过“余之民生主义，绝不是均贫富之主义也”！而他之所以要将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并一炉而治之”，就是因为，虽然近代欧洲民族独立已然蔚成风气、民权问题已经近乎解决，却由于机器发明、生产日盛，贫富不均现象日益严重，从而造成“经济革命”之焰，“较之政治革命为犹烈”，这才使孙先生感觉到，只要民生问题不能解决，则煽动穷人造反的经济革命，即马克思的共产革命，就会象洪水猛兽，吞灭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的成果，直至复辟专制而后止。所以，当时孙先生要戮力提倡民生，就远远地超过了一般地倡言民生的意义。他是为堵塞洪水猛兽的共产革命而来。

　　谁能说，这不是孙先生的英明预见！因为，近一百年来共产革命在东欧和东亚的荒唐和血腥历史，早已对他的预言作出了最令人痛心的证明了。

　

共产党要马克思主义

　　辛先生说，他今天不能大谈马克思主义。但他在美国宾州大学的讲演中，曾专门将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发展，当作一个参照物，从四个方面证明过马克思主义是对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反动作用，并且早在《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导论”就也曾有过详细论述。他今天只想以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出发点，简单地证明马克思主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大相迳庭。

　　第一、孙中山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和科学的民族主义，马克思则将德国流亡巴黎的手工业工人的帮语行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改造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提出“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以及号召“与一切的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并且，他还在对世界极其无知的情形之下，将人类社会定成为五大历史阶段，更因为德国封建历史漫长，他便以为全世界各民族国家都有封建时候、都和他那个德国一样长……说白了，他就是无视民族、反对民族主义；无知划分历史、一切以他为准；否定民族传统、毁弃民族精神。以至后来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都不仅要颠覆自己的国家，否定自己民族的历史，毁弃自己民族的文化，甚至都把前苏联当成了“工人阶级的祖国”，从而为了保卫苏联可以反对和叛变自己的民族和国家。1929年，当苏联对我们的祖国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时，中国共产党就曾坚决地和一再地服从斯大林的命令，实行“武装保卫苏联”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反民族主义的，而且是祸害各民族和阉割、糟蹋各民族自身传统的。

　　第二、孙中山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和进步的民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却在十九世纪正在走向民主和自由的欧洲，高喊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专政呀！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先生早在1926年就说过，“什么资产阶级专政、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凡是专政，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更何况马克思鼓吹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砸烂的只是自身的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的革命，既然无产阶级已经在革命中得到了整个世界，那末，他们还是“无产”的阶级吗？世界上已经灭亡的和还没有灭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无产阶级专制政权在一切方面的贪婪和无耻，就正是他们在历史的转眼之间就会走向亡党亡国的根由。

　　第三、孙中山提出了正确的和具有永恒生命的民生主义，以追求民生幸福和堵塞经济革命，即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则在十九世纪欧洲已经摆脱专制经济和行会经济、正在走向自由经济和建立市场经济的进步历程上，不仅号召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图摧毁这一伟大的历史进步，而且在其革命旗帜上，还鲜明地写着这样几个血淋淋的大字：消灭私有制！至于已经灭亡的和还没有灭亡的无产阶级政的国家，曾在消灭私有制的血旗下，迫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制造了怎样痛苦的民生，这在今天就实在不是什么秘密了！

　　辛先生的结论是：历史已经证明，虽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是正确的、科学的和进步的，但中国共产党却不要三民主义，而所要的恰恰是其的反面，即对世界历史进步起到了可怕倒退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思想上，共产党绝不是孙中山的继承者，而是他的敌人。

　

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没有什么新旧真假，而共产党却制造了一个假的“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至死只有一个主张“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辛先生指出：一个铁定的历史事实是，孙中山先生从来只有一个主张“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1月，《民报》发刊，孙中山为其撰写发刊词，正式揭示要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作为中国国民革命之思想方针和理论基础。其后《民报》又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进行了很多的讨论，但还没有将孙先生的三大主义简称为“三民主义”。至1906年8月，香港《中国日报》因在广告上介绍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才开始简称“三民主义”，此后各地报纸相率采用，三民主义便日渐成为一个专有的理论名词，或曰理论概念，而得以迅速普及。

　　此后直至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辞世，其间20年，孙先生曾专门演讲和著述三民主义不下十数次，涉及三民主义犹不下数百次，所讲的都是民族、民权和民生。其中，于1919年攥写成稿的卓越的三民主义文言本，和1924年的春天，即在先生已经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后，因先生于广州作三民主义之最后一次系统讲演，而出版的白话本《三民主义讲演录》，凡二十万言，讲的也都是“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从来没有讲过其它任何内容的三民主义。至于先生在已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后的最后一次三民主义讲演中，曾明确、科学和系统地批判过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我们姑且就不说了。

　　所以，自孙中山先生1905年揭橥“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到先生死前最后一次系统讲演民族民权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从来就无所谓新旧。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来居然有了“新和旧”的问题，并且还有人要用新的取代、否定、批判旧的，要用“革命的三民主义”否定“不革命的三民主义”，甚至诋毁后者是过时的，是资产阶级的，则已是孙中山先生“过世”两年之后的事情了。

　

鲍罗廷为死后的孙中山制造了一个“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

　　辛先生指出，历史的悲剧在于，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年之后，自1927年至1949年，那个蓄意捏造的“新三民主义”，在共产党内部和那个思想十分自由、舆论也相当自由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发生、发展、发酵了整整22年。而自1949年起，即共产党已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国家、并在一切方面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直到目前，由于共产党只准许在教科书和一切宣传材料上，歌颂其制造的“新三民主义”、而绝不容许任何人揭露其制造“新三民主义”的来龙去脉；于是共产党制造的“新三民主义”便在中国大陆，获得了绝对的思想和“学术”统治地位。以至于今天中国大陆的很多历史学者虽然早已经知道了真假三民主义的真相和由来，但在为共产党编教科书时，还是要违心地说假话。因为若不如此，他们就不能够当教授、做专家，更不能成名。这样一来，遍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人都以假代真，或真假颠倒，也就毫不奇怪了。

　　但是，辛先生要引用一句毛主席说得很漂亮的“最高指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事实是，孙中山先生直到死，就只有过一个三民主义，因而也就从来就没有所谓新旧之分、真假之分、革命不革命之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

　　那末，新三民主义究竟从何而来，又是何时问世的？对此，辛先生他在1999年于美国出版的《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曾明白地写道：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被苏俄和中共解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纯属捏造。近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结果，已一再证明它们不过是共产党的“创作”。

　　中国大陆学者陈锡其教授早已在他的论文“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至于日后是谁总结的，他显然不敢说。

　　另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黄彦教授则进一步于论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文。”

　　还有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鲁振群教授，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面，进一步地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

　　为了拖延、反对和破坏中国国民党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谓“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产党的文件。这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世，蒋介石护党，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着中共为再度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北伐和意在打倒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而使用的阴谋策略。

　　1927年4月1日，苏俄顾问鲍罗廷终于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号上，首次公开提出并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首次公开为死去的孙中山宣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两年有余。

　　台湾的国民党史家李云汉教授对此提出了更早的佐证，证明了大陆学者言之不虚。他说：共产党人对于三民主义的最大诬蔑和曲解，是捏造了所谓“三大政策”，并妄图以“三大政策”来取代三民主义。事实上，在孙先生的全部言论和国民党历次的宣言、决议案中，从来就没有“三大政策”一词，而且在孙先生在世的时候，共产份子也不敢提出这一伪造的名词。这一名词不见于国民党的文献，其最早出现乃在中共上海区《秘密通讯》第七号，时间在民国十四年的十二月（1925年12月）。共党的《秘密通讯》上有这样的话：“承认一些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辅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他还说，“民国十六年一月起，鲍罗廷和他指使下的共产党人乃大肆叫嚣所谓“三大政策”。特别是在武汉地区，只听到“拥护三大政策”的叫嚣，很少人敢宣传三民主义了。”

　　李云汉教授的话，证明了大陆学者小心翼翼地求证。

　　毛泽东曾指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假的、伪的、过时的、不革命的和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

　　辛先生说道，撒谎者都有一个经验，那就是：撒谎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圆谎”。就是怎样才能记住自己的谎言，直至将他变成“本能的真话”。因为，只要撒谎者还没有将谎言变成本能或本能的一部分，一旦重复谎言，或经常重复谎言，就可能露出“破绽”，甚至露出“天机”。

　　在卫国战争伊始，毛泽东的共产党曾宣誓要“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1937年3月15日，中共为图存，曾第一次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了“四项保证”。其内容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他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这是中共第一次公开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保证：“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而且，根据四项保证的内容，这里提到的三民主义，应是孙中山的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而不是鲍罗廷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和毛泽东好象将苏联顾问制造的“新三民主义”暂时地忘记了。

　　所以，就在共产党刚刚做过第一次保证之后，1937年5月3日，毛泽东才会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高亢的宣誓说：“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请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9页。

　　请大家注意，毛在这里为共产党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当党愿为其彻底实现”，作出了明确的说明，就是这个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而不是连一个“民字”也没有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

　　1937年7月15日，因芦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中国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就要全面开始，中国共产党为表示他愿意服从中华民国政府领导的抗战，又第二次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作出了上述的四乡保证。由于保证未变，所以“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的誓言也没有变，而且我们相信，其提及的三民主义的内容也没有变。

　　然而，全面抗战终于开打，毛泽东也终于在他延安的窑洞里兴高彩烈地喝着红葡萄酒大声地笑着说道：“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到日本人那里去了！”意思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对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由于一方面是“四项保证”刚刚重复作过，不好立即翻脸；另一方面，中共这个时候还仅仅有三、两万人马、两三个县地盘，也还不敢马上翻脸。所以，在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表示坚决抗日的决心时，他们说话还是较为小心，而不敢大胆妄为，更不敢公开大撒其谎。所以：

　　1937年9月22日，即在刚刚做过第二次保证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毛泽东复又宣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又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重又宣誓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请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8页。

　　可是，毛泽东迅速改口称共产党所说的三民主义是革命的和联俄联共的三民主义。仅仅不到一个月，大概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自己“大意失荆州”，忘记了苏俄顾问和共产党早已为死去的孙中山制造了一个“新”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并且此时全面抗战已经打响，中华民国的国民革命军在对日寇的奋勇抗击之中，京绥、京汉、津浦三线和上海“8.19”淞沪抗战正打得难分难解，毛泽东知道蒋介石不能奈何他了。于是毛便在“与英国记者贝特朗的谈话”中，含混地改口说道：“……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请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48页。

　　请大家注意，时隔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毛泽东就已经悄然地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抛弃了，开始重新拾起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三大政策”为自己“圆谎”。但是，他还不敢来真的，还有些羞羞答答。因为，他还不敢说共产党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他甚至承认，这个假的三民主义的纲领还没有得到国民党和全国各党派的承认。因为，毛泽东知道，继续撒谎和撒大谎的时候显然还没有到。然而，时机终于日渐成熟了。

　　1939年12月，当蒋介石持久战的战略已经实现，大中华民国的对日抗战已经转入艰苦万分的“相持阶段”；当只有后方没有前方的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已经拥有“游而不击，专图扩张”的50万农民“革命”军队时，专心在窑洞中研究中国未来“共产建国”理论的毛泽东，终于在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本小册子中明确“赖帐”说：“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9月22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请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11页。

　　毛泽东终于彻底地翻案了，将他和他的党在1937年两次保证之后，曾高亢地、坚决地宣言过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誓言，及其所包含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内容，完全抛弃了，不仅将前苏联顾问所捏造的新三民主义即三大政策重新塞给了死去的孙中山，而且还为这个连一个民字也没有的“假三民主义”冠上了革命的三个字，其言下之意，自然是指责孙中山原有的三民主义不是革命的了。这当然不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毛泽东并且蛮横攻击谩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假的、伪的、过时的、不革命的、和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两个月之后的1940年1月，毛又在他的延安窑洞里为共产党将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专制国家，写作了他的又一篇“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毛在这部新著中先还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请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1页。这就将“三大政策”说成是孙先生提出的。

　　为了要让谎言显得比真话还要真实，毛泽东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为死后的孙中山所制造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塞给了死去的孙中山本人。毛的话等于是在说，死后的孙中山先生，因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才将他的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并重新树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毛就伟大在敢为死人编谎！毛在假惺惺地表扬孙中山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时，仍然没有忘记点明孙先生领导的“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

　　毛为了将鲍罗廷为他们制造的新三民主义“合法化”，终于开始攻击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了。还是在这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无中生有地说1924年1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合订本，新民主主义论，650）他还进一步地说：“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请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4页《新民主主义论》。

　　在这里，毛为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圆谎，干脆造了一个更大的谎言，居然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时代，甚至公然指称，“1924年前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是过了时的三民主义”。也就是说，第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第二，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旧三民主义。

　　辛先生表示，他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一，中国大陆学者早已明确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文。”原来，这个某些文章，原来就是毛泽东的文章，是他的文章在子虚乌有地大撒其谎！第二，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曾在广州连续讲了三个月的三民主义，还出版了他二十万言的演讲录，其内容就是“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和“民生主义四讲”，更无一字提到他还有一个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更没有宣布他讲了二十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是过时的，是不革命的。

　　由于毛泽东的谎越撒越离谱，已经越来越收不了摊子了，于是他干脆悍然不顾地要弄假成真、直至去真存假了。他说，“……这种新时期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假三民主主义。”请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0页《新民主主义论》。

　　至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毛泽东的嘴巴里，居然从此就成了假三民主义、伪三民主义！而苏联顾问为死人造出来假的新三民主义倒成了真三民主义了。

　　为了维护直至捍卫谎言，为要彻底收回共产党在抗战开始时要为孙中山三民主义坚决奋斗的高亢誓言，在毫无言论自由的延安，毛泽东终于放开胆量无比蛮横地进一步宣称：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

　　为了将谎言变成真理，为了彻底地划清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思想界限，更为了彻底地抛弃和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终于向死去的孙中山摊开了底牌，说明了共产党和孙中山在思想上从来就不是一路人，他说：“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是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毛泽东：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49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毛泽东终于把话说绝了。毛泽东也终于把孙中山为之宣传奋斗了一生的岸岸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彻底地埋葬在无穷的共产谎言之中。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如此地攻击、诬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此地吹捧苏联顾问为他们制造的新三民主义，并且欺骗至今，其根本原因则是，只要承认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建国思想，中国共产革命就无路可走，毛泽东要夺权打天下就毫无道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党天下就不可能实现……，就不说列宁早就指斥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是“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反动学说”为基础的呢！（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因为，自称“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毛泽东，和他的中国马列子孙集团，是必须对马列的任何“最高指示”都要顶礼膜拜的，更是必须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惟有如此，才能做到“承认它，是为了打倒他”。毛泽东从来就是这么说的，共产党至今也都是这么做的。至于自称是孙中山继承者的胡锦涛上台后，又阳冒三民主义之名，搞笑般地又搞出了一个“新三民主义”，说到底，还不是要继续不承认孙中山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吗？

　

政治关系

　

一、革命关系

　　辛先生接着讨论了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关系。他首先讲述了两者之革命的关系。他指出：孙中山领导的是要走向共和的中国国民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从性质上来说，就是孙中山提倡和发动的中国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的总概念或总名称。它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民族革命方面，对外反对东西方列强的欺悖和瓜分，追求民族的独立地位；对内推翻满清少数部族的贵族统治，追求满、汉和各民族间的平等。在民权方面，则志在推翻专制，结束帝制，志在创建一个民主共和国。是为了走向共和，而不是为了夺权专政。在民生方面，则意在发展自由经济、节制资本经济、为民生幸福而奋斗。所以，他既包含了美国独立革命的民族意义，又包含了欧洲民主革命的内容，还增加了中国民生革命的特色。民国创建之初、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前，新中国岸岸大中华民国，确实是在上述方面有着卓越的表现的。

　　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一是推倒专制，建立共和，所以又称共和革命；二是在革命初造成功前，要坚定地反对专制改良；而当专制势力卷土重来之时，则要坚定地反对专制复辟，以坚定地走向共和、勇敢地捍卫共和、最终地完成共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在反对革命前的专制改良主义行径，和在革命初造成功后坚定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反对张勋复辟满清、和反对北洋“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的艰难奋斗中，确实是无负于他自身的使命的。而也正是它反对专制复辟的坚定表现，才又使它同样地具有了欧洲各国共和革命的鲜明性质和特征。后来，它虽然和俄国二月民主革命一样，遭遇了共产革命对他的进攻甚至遭遇失败，但是，它的前途却是十分的光明的。因为，共和必将胜利，共产已经败亡。“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而共产党则指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理所当然的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关系，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关系。我们中国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说只有存在思想上的共识，才能相谋；若不存在思想上的共识，就不可能同道。由于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思想基础是进步的三民主义，而共产党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思想基础是倒退的马克思主义，中共要受苏俄的命令，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建立一个附属于苏俄的共产党专制的国家，就不可能不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为，只需中国的国民革命要朝着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方向发展并获得成功，就不符合中华民族的世仇大敌岸岸新老沙皇的利益，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不符合共产主义革命一心要为所谓的“无产阶级”得到全世界岸岸而进行的无休止的和残酷的阶级斗争道路。

　　为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共产革命的辞典里面，中共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宁斯大林的旨意，虽然在谋略上曾着意混淆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革命在性质和使命上的根本区别，意在利用和诱变中国的国民革命，但在思想、理论和行动上，则从来都是指责孙中山的中国国民革命、否定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和坚决要打倒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的。

　　毛泽东就在他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完全根据马克思对世界无知、对中国更无知的历史唯物主义即阶级斗争理论，称：“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毛选》合订本625页）

　　然后，毛泽东便居心叵测地把1840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认定为“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并且把“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都视为“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的革命，即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毛选》合订本627页）

　　当毛泽东存心将志在结束二千年君主帝制、一心要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岸岸即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发端，与太平天国造反这一类意在推翻旧王朝、复辟旧制度的革命混为一谈之后，他终于不怀好意地说：“辛亥革命，……按其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统治仍然需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毛选》合订本625页）

　　这是因为毛泽东根据列宁的革命阶段论，把中国的近现代所出现的革命，分为先后两个部分：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在第一步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又分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便被毛泽东指责为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的这个划分，不仅把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推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地位，而且把孙中山正在领导的反复辟的中国国民革命，即毛泽东说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到必须被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取代的地位。毛等于在宣布说，虽然孙中山的革命，现在还没有到成为他们对象的时候，但现在就已经应该为他们所取代。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但却不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先行者。因为不仅孙中山的革命和共产党的革命性质完全不同，甚至相反，而且共产党早就指斥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早就指认孙中山的革命是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推倒的革命，孙中山先生又怎么能够成为共产党的革命、即中国共产革命的先行者呢？

　　正因为如此，辛亥之后的孙中山要继续领导反对形形色色专制复辟中国国民革命，而共产党则要受俄命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孙中山要继续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以捍卫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岸岸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共产党才会受俄命一心要颠覆我们的亚洲第一共和岸岸大中华民国；孙中山要反对“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的军阀复辟混战，决心北伐打倒军阀，共产党才会为受俄命发动共产革命，而反对北伐、利用北伐、破坏北伐，直至背叛北伐，彻底叛变中国的国民革命，从此便在前苏联斯大林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在中国发动武装报导，煽动土地革命，建立属于前苏俄的苏维埃政权……

　

二、建国关系

　　辛先生接着讲述了孙中山先生与中共在建国方面的分野。

　　孙中山创建的大中华民国，是他一心要建设的三民主义好中国。他时刻毋忘“走向共和”。

　　在民族方面，他要：

　　对上承接“文武周公、秦皇汉武……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一脉相承，决心第二次驱除胡虏，恢复中华”。

　　对内实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是历史上少有的革命。

　　对外明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一个标帜”，务求民族独立。

　　在民权方面，他不仅划开了中国数千年“专制国统”和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统”的界限，而且划开了“君主宪政”和“民主宪政”的界限。前者被孙中山先生称为“不完不备的共和”，后者则被孙先生称之为“直截了当之共和”。

　　诚如辛先生在《谁是新中国》中所述，对于辛亥之后的中国，连中共御制的教科书都不得不承认：“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仅1912年，即中华民国元年，中国出现的新政党，已注册者即达八十五个，政治团体二十二个。各种政党合法并存，合法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基本上得以维系，各类法政学校遍布全国，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图通过合法斗争的手段，推行政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获得了很大成就……”

　　人民拥有了思想舆论出版自由，至1913年7月，民办报纸已经达到500多种。1916年，袁世凯称帝前后，全国500家报纸群起而攻之，遂使得“敢有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的誓言，成为历史的事实。

　　“政治、经济、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势必要带来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只能发动在辛亥之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之所以只能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文学之所以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将磨洗之后，亦能够成熟、成形、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之所以只能够胜利在辛亥之后，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由辛亥革命所创建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已经创建了共和，并正在艰难地推进着民主、反对着专制复辟的新中国。

　　在民生方面也是成绩斐然。

　　同样是这本中共的近代史教科书这样说道：“辛亥之后的中国，迅速扭转了革命前民族工商业的萧条局面，各种实业团体纷纷建立，各类私营企业竞相出现……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国民族、民间工业诞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资本万圆以上的厂矿有七百家，资本总额仅一亿三千万圆。然而，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内，大型厂矿建成470多个……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万圆以上，相当于辛亥革命前40年投资的总额……”。于是，这本近代史教科书继续写道：“1914年3月15日，由民间筹备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这岂止是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事情，而且也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所绝不准许发生的事情。试问，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那些民营企业家们又有哪一个敢去筹备一个“没有中共党委书记”的全国民间工商联呢？不用说全国了，就是一个乡镇的真正民间“工商联”，也没有人敢去筹办的。由此可见，这个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即便是在中共的近代史教科书里，也是一个正在建立真正自由经济、发展真正市场经济的新中国好中国！

　　反观中国共产党，则是要受俄命颠覆大中华民国，是要篡立一个马列主义坏中国。

　　在民族方面，孙中山说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就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思想，反对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共产党就是要消灭中华民族的思想，宣称“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孙中山在1924年的一次讲演中说道：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这个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照马克思的党徒，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师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而共产党则独尊马列、杀尽百家，指导其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言必称马列、书必证马列、事必奉马列。就连三民主义也不放过，一切与三民主义相关的都要镇压，镇压三青团，绝不仅仅是镇压一个团体，而是要所有的中国人闻三民主义即感恐惧。

　　孙中山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在二千年前就已经废了封建，置了郡县。而共产党遵马意称1949前的中国都是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包括中华民国在内。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完全根据马克思对世界无知的历史唯物主义即阶级斗争理论，称：“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毛选》合订本 625页）

　　邓小平则挂马克思主义的羊头，卖专制改良经济的狗肉。中共四个坚持里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就是坚持马列主义。邓曾夸胡锦涛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胡上台后就声称北朝鲜和古巴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并且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工程建设。

　　一言以蔽之，共产党奉行的是“马列贵、中华次之，民为贱”，将马列悖驾在中华民族的头上。

　　在民族文化方面，孙中山承认中华民族拥有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而共产党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公开批判、践踏和焚烧中华民族文化。

　　在民族传承方面，孙中山承认民族传统、继承国家传统，共产党却要阻断民族正统，继承马列邪统。

　　在民族国家方面，孙中山要“和平奋斗救中国”，反对分裂，行真民族主义，共产党却要“武装暴动卖中国”，制造台独，搞假民族主义。

　　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曾一再呼吁和平统一。这当然是中华民国的和平，当然是中华民国的统一。他临死前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1928东北易帜之后，中华民国初步实现和平统一，孙文愿望基本实现。但是共产党却在前苏联斯大林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为实现它的工人阶级祖国苏联交给他的三大任务、即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而在全中国进行着“武装暴动卖中国”的共产革命。

　　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破坏中国的和平与统一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苏俄指使中共继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之后，继续发动武装暴动一百多次，野火烧遍南中国。

　　第二阶段为苏俄在大举侵略中国时，由斯大林直接命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以与侵略者“里应外合”。这就是著名的中东路战争。这里的起因，是中国要收回自己在东北中东路的主权。但前苏联为了维护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于1929年8月大举侵略中国，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和城镇。与此同时，斯大林直接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必须武装起来保卫苏联的命令，也就是要中共在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以与前苏联对自己祖国的侵略里应外合。中共中央不仅全盘接受了斯大林的命令，早就于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七日发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四十一号、四十二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苏联。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共江苏省“二大”第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即称：“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据中共史家称，这次会议的决议就是“武装保卫苏联”。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十号通告，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即“接受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紧接着，中共又发出了“中央通告七十号”，号召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说“这是目前总的路线”，是“最积极进攻的路线”，是“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

　　第三阶段是在日本阴谋侵占中国东北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中共就在为苏俄命令下，分裂中国，于中国江西瑞金地区篡立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通过了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其第十四条就是宣称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地区均可以脱离中国独立，自己建立国家。这是前苏联继1919年春天在匈牙利和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地区篡立了两个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在别人的国家里篡立的第三个苏维埃共和国。中共至今仍在他的历史教科书里津津乐道地称苏联命令他在中国篡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苏区”。

　　第四阶段是在抗战中继续分裂中国、扩张隐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党在中华民国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假抗日、真扩张、卖国通敌，以继续分裂中国、扩张第二个中国。

　　历史的事实是：孙中山先生要和平统一救中国，中国共产党做的却是“武装暴动卖中国”。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一直是台独的幕后操纵者。而在当前则是假反台独岸岸喊统一、玩统战。中共是分裂现代中国的卖国贼！

　　在民权方面：

　　就民权方向而言，孙中山身体力行“天下为公”，要实行各党轮流执政、相互监督的“多党制”；共产党则猖行“天下唯党”，厉行一党永远台上专政，实行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就民权道路而言，孙中山提出训政，主张从县开始实行自治，让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力；共产党则厉行专政，连村自治都是假的，剥夺了人民几乎所有的民权。

　　就民权范围而言，孙中山提出“人民应该享有信仰、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迁徙、居住的完全自由”（国民党一大宣言）；共产党则剥夺了人民上述所有的自由。

　　就民权政府而言，孙中山主张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是“人民无权无能、中共专权全能”。甚至有中共高官惊呼：古往今来哪一朝哪一代也没有共产党这么多官！

　　在民生方面：

　　就民生史观而言，孙中山“一以民生为社会历史中心”；中共则“以党命为国家社会中心”。

　　就民生主义而言，孙中山主张用民生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共产党则用社会主义消灭民生主义。

　　就民生问题而言，孙中山要从政治上着手解决民生问题；中共则只愿推行经济改良、绝不肯实行政治改革。

　

历史关系

　

　　搞清楚了孙中山和共产党思想关系和政治关系，我们就可以来探讨、也才能看得清孙中山和共产党历史关系。辛先生表示，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关系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孙中山待苏俄与中共以诚，苏俄和共产党待孙中山以“革命的两手”。

　

一、孙中山为完成中国国民革命而真诚实行“联俄容共”

　　辛先生首先解释了联俄容共的由来。其一是孙先生当时面临的内外交困处境。

　　国内的情形是复辟有军，革命无兵。自1913年二次革命始，直至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历次由孙中山建立的反复辟统一战线，虽也有过成功，却迄无重大之告成者。尤其是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的叛变所给予孙中山及南方革命政府的沉重打击，不单使他对军阀们的背信弃义深感绝望，更使他因痛感没有自己的武力，而深怀企求之心。由是，孙中山才在反复辟“计无所出”的艰难时势之下，不得不与一心要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的俄国“联手”，以建立新一轮反对中国军阀复辟的统一战线，并由此而导致了“联俄容共”的做法、而非“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出现。因为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从来就不曾有过一个所谓的“三大政策”，那不过是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番“创作”罢了。

　　国外的情况则是东西方列强一贯支持满清和军阀。孙中山之所以要有“联俄容共”的做法，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强一贯地不支持中国革命，一贯地站在支持专制政体和复辟政权的一边，一贯地支持和操纵中国的军阀混战及割据，以至每一个军阀背后都有一个或数个列强作为其支持者。而反对中国统一、阻碍中国强大、和意在使中国永远处于一种分裂和贫弱的状况，又几乎是所有列强对中国的共同愿望。武昌起义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共识是维持一个腐败的中国，对大家有利。

　　1923年7月，孙中山曾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

　　1923年12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以支持革命，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孙中山终于忿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其二是不了解苏俄底细。首先，孙先生错看了列宁的“十月背叛”，羡慕“俄国革命”成功；却不知俄国的民主革命，正是葬送在列宁之手。

　　如果说上述诸因素才是孙中山有“联俄容共”做法的外部原因，那么，孙中山之所以会同意“联俄容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孙中山有一个愿意“联俄容共”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当他还没有象后来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俄国共产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批判之时。这个思想基础，就是他因自身革命的倍加坎坷，而特别羡慕列宁“革命的成功”，羡慕俄党在组织上的“严密和坚强”。因为他认为俄党的经验将有助于自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虽然他当时并不真正了解俄国的“革命”和俄共的性质。

　　再者，孙先生轻信了苏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保证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虚假承诺。

　　孙中山之所以要向西方宣称“我们将联合俄国”，还因为1919年列宁曾两度伪称要废除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终止沙俄在中国的特权。

　　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中山、越飞上海宣言》即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紧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关于此项大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可以俄国为依赖。”越飞甚至曾欺骗廖承志说“60年后再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

　　第三，孙先生不了解苏联的东方战略。列宁曾说过：到欧洲去的捷径乃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斯大林也一再强调毋忘东方。

　　其三则是孙先生自身的原因。

　　首先，他希望改革老化的国民党，防止中共制造阶级斗争。一是看到国民党这个有历史有功绩的老大的党，在辛亥胜利之后的老化，需要新生的和新鲜力量，而共产党多是知识青年，多朝气蓬勃，想为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二是看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又看见青年开始迷信马克思主义，为避免我们误入歧途，才要结纳共产党青年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孙中山认为，“中共只有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受国民党的指挥，才能防止中共制造阶级斗争，妨害国民革命进行”。1924系统讲演三民主义，系统批判马克思主义，师马克思之意则可，不可师马克思之法，马克思是病理学家，不是生理学家。

　　再者是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对孙的残余影响。欧洲的“桃花源梦”对孙中山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同情；所以，他否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但不否定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的传统大同思想。并且西方民主革命没有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从而招致经济革命，使他厌恶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因而有所谓“资本家无良心”的说法。

　　需要明白的是，“联俄容共”的做法，实际上是苏俄对孙中山千呼万唤的一个结果。因为历史的事实便是苏俄九番十次地上门找孙中山，而不是孙中山三番五次地要去找苏俄。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何自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苏俄虽万里寻孙十数度，都未能办成“联俄容共”的阴谋大业，直到鲍罗廷带来大批军用物资和每年二百万墨西哥圆的俄援，方使得孙中山同意“联俄容共”。

　　诚如辛先生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述：孙中山先生身处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革命与复辟开始出现复杂较量状态的时代，而难于看清十月革命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本质，错把复辟当成了革命，固不足怪，亦无可指责。但是，正是这一错看，才导致了“联俄容共”做法的产生。然而，孙先生没有料到的，恰恰是这个将中共“容”进了中国国民党内，和将中国共产革命“统”进了中国国民革命阵营的新一轮统战做法，竟从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进程和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诱发了巨大的混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埋下了巨大的危机。

　　孙中山在外部环境和内在思想的交相作用之下，决策“联俄容共”的做法之时，有两个条件、三项原则：

　　第一，“联俄”的条件是苏俄承认“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文越飞上海宣言，1923，9，26），并保证“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

　　第二，“容共”的条件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被允许参加国民党，必须信奉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党纲与党纪，诚如李大钊所保证的，不能利用国民党来作共产运动，更不允许阴谋赤化国民党。“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前，孙中山曾屡次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申明：“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国民党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袒护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后，当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违反规定，公开纂文批评国民党，公然反对国民党的政策，而且于国民党中制造矛盾、打击揭发四名国民党员时，孙中山则宣布四名国民党员无罪。而当共产党违反规定，在国民党中自组共产党秘密党团的阴谋和公开支持北方军阀政府的“阳谋”被揭露之后，孙中山则指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7月7日宣布：“国民党党员的言论行动如不依据主义、纲领、政纲及党章，必予严重制裁。”

　　除这两项条件外，他还有几个思想原则。第一是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三年一月，即在孙中山先生与苏俄代表越飞共同发表“上海宣言”前夕，中国国民党即在其事先发表的“宣言”中，强调“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同时公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现行政策。国民党“一大”召开之际，亦即“联俄容共”做法开始之时，孙中山立即开始系统讲演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集数十万言，非但无一言一语将他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为同类，而且明确地、科学地和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不仅指出民生主义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同时指出，共产主义是理想，民生主义才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错误的物质决定论、荒谬的剩余价值论、暴力的阶级斗争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逐一地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并由此得出“师马克思之意则可，师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即“照马克思主义党徒、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科学结论。更以“俄国革命的结果和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来证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必将失败。宣告“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才是最恰当的”。

　　第二是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

　　首先，“联俄容共”的做法实行之后，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不但已经在理论上明确地表明了他要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当苏俄顾问鲍罗廷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将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结成“反对帝国主义同盟”，实际上就是要将中国国民革命诱变成世界共产革命的一部分时，又为孙中山所坚决拒绝。再者，孙中山更在“联俄容共”做法实现之后，一再坚持不夺人地产以解决土地问题，而是要通过平均地价以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来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以避免工农革命，反对暴民运动，更反对苏俄顾问鲍罗庭借陈炯明叛乱所提出的，“立即发动工农革命”的要求，和鲍罗廷所一再要求的，“应该没收地主土地交给现耕的农民”这一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最低纲领”，从而坚持了中国国民革命的民主革命方向。

　　第三是坚持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共产专制制度。

　　首先，“联俄容共”做法实行之前，“孙文、越飞上海宣言”就已经明白宣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其后，孙中山先生更不断强调“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并在国民党“一大”后系统讲演三民主义时，鲜明地反对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明确地反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制度。其次，“联俄容共”做法实行后，中国国民党又正式发表宣言，公布政纲，称：“对外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对内要实行均权主义，普选制度，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权。”（“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这就从根本上划开了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在目标上和实践上的根本区别，标明了中国国民革命志在建立“新民主共和制度”而非“新共产专制制度”的高度民主主义品质。

　　辛先生接着细数了孙先生联俄容共做法的失误。

　　失误之一是未能认清列宁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恶果，更对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不甚了了，以至不但对苏俄完全放松警惕，甚至反而欣赏列宁革命，羡慕列宁革命的成功，尤想学习俄共建党的经验，从而既予苏俄企图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以“天赐良机”，从而为苏命令中共对国民党实行挖心战术创造了有利条件。

　　失误之二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问题上有“重权宜之计”的倾向。当蒋介石衔命访俄归来，即于口头和书面向他报告了苏俄“革命”的实际情形，和中共在苏俄如何诋毁中国国民革命以及孙中山本人，并断言苏俄“主义与事实有别”时，孙中山先生非但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反视为“小题大作”。其根本原因，无非是他过于重视俄援这个“权宜之计”，从而放松了他对苏俄应有的警惕和防范之心。

　　失误之三是视中国国民党乃是一个曾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创建中华民国、并坚持过十数年反复辟的“老大革命党”，在中国既有威望，又有影响和力量，因而看不起一九二三年底才有四百三十二个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所以当苏俄、中共要与他实行两党联合以“推动国民革命”时，他非但拒绝“平等联合”，反而准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如是，他一是忘记了中共虽小，苏俄却大；中共虽幼稚，苏俄却老辣；中共虽只有几百个党员，玩不转；却有苏俄亲自扶植、直接指挥，中共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特别是中国国民党正在接受俄国的经济援助。二是未能意识到，苏俄与中共在革命目标、革命理论、革命性质和革命手段上，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不同。因而，叫共产党参加进来的结果，只能造成意在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在思想、纲领、目标、方法和组织上的严重混乱，直至造成国民党分裂和国民革命阵营分裂等一系列痛苦政治效应的产生。

　　失误之四是他一心欲借重俄党建党经验的用心，尤其是他将国民党“一大”包括党纲在内的四百余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廖仲凯，并由廖仲凯交付俄国顾问鲍罗廷，向苏俄顾问与中共提供了“代国民党立言”的大好历史机遇。以便于他们竟进一步将“联俄容共”的做法，径自篡改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将之伪称为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制造“最高藉口”，“代孙立言”──实际是要公然推倒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为他们公开的背叛制造理论根据。二是因联俄几成“靠俄”，因而，容共也就成了“捧共”。在国民党“一大”所选的二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竟占了十一名（一名候补）。中共党人谭平山更担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大批年轻的中共党人初出茅庐，便在国民党内担任了许多高级职务。这无疑为中共背靠苏俄，公然窃夺国民党的党权和国民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膨胀了野心，更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带来了日益沉重的危机。

　　失误之五是因孙中山先生一意要为“俄援”而“联俄容共”，从而使党中持不同意见者不能申张己见，或申张己见而不得，从而招致了部分国民党员的不满。“一大”上“跨党案”的强行通过，诚已留下了国民党分裂的基因。“一大”之后，中共跨党成员在苏俄指使下蓄意分裂国民党，劫夺国民党权力，甚至公开反对国民党主义、纲领、政策的种种行为，在被国民党员揭露并上告给孙中山先生之后，孙中山为俄援而不愿过分开罪苏俄的让步做法，又为他逝世之后国民党的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失误之六是孙中山先生以己心度人心，以为苏俄及中共和他一样，乃是“言行一致”的君子。殊不知专靠阴谋背叛发家的列宁和斯大林，在“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场之时，就已经派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向中共挑明，“要把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工农群众争取过来……更要将国民党划为左、中、右三派，并要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了。后来，苏俄的这个阴谋终于得逞，实在不能不说是孙中山先生“大意失荆州”所致。

辛灏年在多伦多大学发表题为“孙中山与共产党”的精彩演讲

　

共产党为遵俄命发动共产革命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孙中山

　　中共革命的两手之一是篡改联俄容共、撒谎国共合作。

　　篡改联俄容共为联俄联共，可以理解，大不了也就是“乌龟过磅称，自抬自高”，党员之有432人，何谓联合？参加了别人的党何谓联合？

　　中共又谎称国共合作。联合的前提，是平等，现在是全体听从苏俄的命令，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别人的党，服应别人的主义，服从别人的纲领，遵守别人的纪律，怎么可以说是和别人联合？如今有人参加共产党，共产党说是“联合”吗？何况八十余年来，共产党允许过那一家政党的人参加过他的党，做他的委员、书记、各级党政官员？事实是，只有他暗中操纵别人的党，把别人当他的花瓶党……

　　奇怪的是，现在的台湾国民党居然还在叫嚷着要和共产党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殊不知第一次是中共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则是向国府投降。

　　革命的两手之二是公开加入国民党、暗中分裂国民党岸岸实行“挖心战术”。

　　苏俄和中共制造国民党内斗的主要手段，便是指国民党内部有左派和右派之分，将国民党划分为左、中、右三派，以实行“团结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的阴谋策略。

　　首先是鲍罗廷、维津斯基策动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分裂共产党。

　　1923年11月初，斯大林派维津斯基来华时向中共说明：“共产国际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绝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并向中共交底说：“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

　　1924年1月1日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曾一再向孙中山保证要献身中国国民革命的苏俄顾问鲍罗廷，就对天真的廖仲凯挑拨说：“国民党里有左派、右派之分”。

　　1924年5月，维津斯基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曾明确提出“共产党人要在国民党内‘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以分裂国民党。10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甚至在“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明白无误地供称：“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我们现在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

　　最有价值的书面证明是关于李大钊的前后两个声明。

　　1924年1月1日，在国民党“一大”上，当共产党员跨党案遭到部分国民党人的反对时，李大钊虽代表中共发表声明称：“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指国民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本党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的资格，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的革命事业，并希望诸先辈指导一切。”

　　但是，仅在半年之后，李大钊本人居然又于1924年7月1日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第22次会议上，公然地反口宣言说：“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我们党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个别地参加国民党，目的在于改组它，改变纲领（按：指改变国民党的纲领）……在国民党中把‘左’翼拉到我们一边……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间有一定影响，而我们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便把我们培养成革命先锋队（按：指共产革命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通过把国民党区分为右派、左派和骑墙的中派的办法，加速了国民党的分化过程。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高潮当中获得扩展，决定联合右派、打击左派，尽可能争取中派的支持。中山大学的共产党组织，象在中国的共产党一样，忠实执行了同一政策。（盛岳（盛忠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00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内部发行）

　　1949年以后，胜利的共产党曾一再骄傲地说：国共合作其实是他们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

　　辛先生表示，至于中共受俄命，是怎样欺骗孙中山、拉拢廖仲凯、驱逐胡汉民、收买汪精卫、打倒蒋介石的，他就不细说了。

　　革命的两手之三是明遵三民主义、暗攻三民主义。

　　在国内，一是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组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地下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三民主义；二是国民党二大──距孙先生辞世尚不足一年，他的三民主义在自己的党代会上不仅已经无人问津，甚至到了谁要是再说什么三民主义，便要遭人冷眼的地步；三是1927年春天，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国民党只讲苏联顾问的三大政策，闭口不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在国外则有莫斯科中山大学。尽管这所大学是以孙博士的名字命名的，而且在名义上国民党是合办人，可是在中山大学，没有一门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课。虽然中山大学办了许许多多报告会，可是从来没有组织一次研究孙中山学说的研讨会。在图书馆里摆着的几百本题为《孙中山学说研究》的俄文书供取阅。书上没有作者署名，但大家都很明白，该书的作者是对孙中山学说了解很多的人。他作了对孙中山学说的详细分析，也就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作者主要发挥了列宁在1912年所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当中提出的思想。因为，在那篇文章中，列宁（虽在表面上）赞扬孙中山是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同时却警告说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动学说”作为基础的。在中山大学到处赠阅这本书（对孙中山）实在是一种讽刺。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学生，从来没有梦想过把孙中山当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敬仰。

　　1927年7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出通告，谴责中山大学用孙博士之名来出卖国民党的原则，通告禁止国民党员进入中山大学。这样一来，国共两党合办这所大学的任何藉口都正是了结，而在1928年，中山大学的校名也改了。

　　革命的两手之四是明为发展国民党，暗为发展共产党；即戴季陶所说的“借国民党之躯壳，以发展其自身的组织。”中共是对外发展国民党，对内发展共产党。

　　一是二大前后，中共历史教材上的话来说，就是在共产党帮助下，“各地的国民党组织几乎为共产党所主持”。并且，即便是在国民党“整理党务案”生效之后，“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为共产党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上”。自1920年至1923年底，三年中共发展党员432人；自1924年至1926年底，中共党人数达57000人，增加132倍。

　　二是在苏俄的指令下，中共甚至违背自身“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的公开声明，在国民党中组织地下党团，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组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地下共产党员。

辛灏年在多伦多大学发表题为“孙中山与共产党”的精彩演讲

　

夺取国民党政治权力

　　中共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和汪精卫“左派”权力病发作之时，“包办”国民党“二大”，以全面窃夺国民党中央党权。在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中共已经决定：“共产党身份的国民党二大代表要占国民党二大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国民党二大上的绝对优势；共产党要在二大上团结国民党左派、孤立国民党中派、打击国民党右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要在国民党二大各项选举结果中占有绝对优势的比例。”一句话，就是共产党要全面窃夺国民党的党权。

　　中共的夺权阴谋确在国民党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实现。国民党元老派中的反共派领袖邹鲁、谢持等被开除出了国民党，国民党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玄庐、叶楚伧等十二人被警告，国民党的中坚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训令，国民党的骨干力量在大会选举中纷纷落选。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委和中央委员中，共产党身份者和国民党亲俄亲共的“左派”领袖已分别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认为是中派，蒋介石则被压到了共产党员谭平山之下。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中共党人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中共党人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长，中共党人毛泽东代汪精卫担任宣传部长，中共党人冯菊坡代被贬逐的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央工人部，极“左”派彭泽民担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由中共党人谭平山和林祖涵掌控，权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在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部长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共二十九名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竟占了二十六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由是，国民党的“二大”实已被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被共产党所占据，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几乎全部为“代国民党建立党部”的共产党所把持，国民党已经成为一个被共产党所架空的党，所操纵的党，徒剩下一具躯壳而已。所以，中共史家才会说，国民党的“二大”上乃“洋溢着一片乐观的左倾气氛”。苏俄和中共欲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似乎就要成功了。

　　有必要重复指出的是，七十多年来，直到今天为止，中共何曾允许过任何一个他党的人进入共产党？何曾允许过任何一个他党的人担任过中共从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级组织的委员、常委、部长，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秘书或办事员？就更不用说它竟能容许别人打进它的党里，去开除它的元老，警告它的领袖，训令它的重要干部，并任凭别人去把持它的各级党组织了。如是而论，中共还有什么理由来为他窃夺国民党的权力辩护？又有什么理由把将它清除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正义行为，竟污蔑为“反革命政变”呢？

　　在孙先生逝世后，中共还阴谋建立军中的党代表制度。

　　苏俄与中共一是要求国民革命军仿照苏俄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党代表权力极大，既能监督所属人事经费，又能监督同级军事长官，并且无论什么命令，非党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党代表遇事还可以采取紧急措施。这些党代表与其他政工人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人担任。直到中山舰事件之后，他们才被蒋介石解除了党代表职务。

　　二是仿照苏俄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政治部，以夺取国民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权力。国民革命军改组后，六个军当中就有五个军的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人担任：第一军为周恩来，第二军为李富春，第三军为朱克靖，第五军为李朗如，第六军为林祖涵，海军政治部主任为李之龙。

　　三是为窃夺黄埔军校的权力，不仅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凯引进了大批的俄国军事顾问，而且引进了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学校的重要职务，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军法处长周恩来──后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政治教官郓代英、高语罕等。同时又在军校学生中组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地下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三民主义，造成军校中另一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并与之对立，为嗣后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分歧、对抗和部分军人的叛乱，埋下了重重危机。

　　四是蒙蔽孙中山，以孙同意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队为名义，抽调黄埔军校共产党员为骨干，从广东、广西、湖南等地招兵，建成了一个两千人的独立团，任命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逐级设立共产党组织，直接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由是而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产党军队。它既是叶挺独立团的由来，又是中共南昌暴动的“家底”，更是后来张发奎等人不断制造两广叛乱和叛变的军事基础。

　　中共在北伐胜利途中发动政变，意在打倒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1926年12月23日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常委和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宋子文、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鲍罗廷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撇开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领导人，成立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推极左派徐谦为主席，宣布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之前执行最高权力。这便是武汉“俄国政府”的“前身和班底”。

　　1927年3月7日，由鲍罗廷提议并决定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会上，因谭延悖提出应推迟会期以待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参加会议，却立即遭到共产党人吴玉章、郓代英和国民党极左派彭泽民的坚决反对。因在出席会议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占绝对优势，谭延悖的提议遂被否决。由是，苏俄顾问、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完全控制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并在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领袖缺席的情况下，发动政变，决议废除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一职，即等于撤销了蒋介石中央常委会主席的职务；决议免去蒋介石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组织部长职务虚位以待汪精卫归国担任，汪归国前则由中共党人吴玉章代理；决议由中共党人重新担任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所辞去的国民党重要职务，从而推倒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曾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决议“提高党权、限制蒋介石独裁”，以将领导北伐功勋卓著的国民党新领袖，全国人民心中真正的革命英雄，并正在领导着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诬定为“新军阀和新右派”，并从此立为被打倒的对象。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藉国民革命，来发动共产革命罢了！

　　革命的两手之五是藉口参加国民革命，阴谋发动共产革命，从反对北伐、利用北伐、破坏北伐到背叛北伐叛变国民革命。

辛灏年在多伦多大学发表题为“孙中山与共产党”的精彩演讲

　

现实关系

　

辛灏年在多伦多大学发表题为“孙中山与共产党”的精彩演讲

　　辛先生说道，所谓现实关系，即已死的孙中山和未死的共产党之当今关系。简而言之，共产党还是革命的两手：既要利用孙文，又要诬蔑孙文。

　　基于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的巨大成果，《谁是新中国》一书肯定了孙中山革命建国的正确道路，指证中共“革命”建国是对孙文革命建国的彻底反动，是专制复辟。《走向共和》歌颂了孙中山革命建国的历史功勋，反映了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反对专制改良和专制复辟的巨大历史意义。

　　危机四伏的马列子孙统治集团意识到孙中山对共产党“既是福、更是祸”。

　　由于人民对历史的反思，对真相的了解，中共日益失去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因此，中共意识到，只有承认孙中山才能继承孙中山、抢夺权力的历史合法性。然而，承认孙中山的革命，就等于自己号召革共产党的命。

　　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对孙中山实行“革命的两手”。“革命”的第一手：利用孙中山：明捧孙文，继续欺骗，强做孙文传人。大搞统战：利用孙中山以收买大陆台湾和海外人心，请进去，派出来；派学者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混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通过大张旗鼓地纪念孙中山来迷惑世人。

　　而“革命”的第二手则是出于对孙中山及其革命的恐惧，暗攻孙文，布置打手，大肆诬蔑孙文，以防止孙文共和革命再起。

　　辛先生举例说，1989逃出来的中共专制改良派就曾明确提出要告别革命。他们要从否定辛亥革命到告别孙中山和回到曾国藩，因为孙文革命的环境、条件和民心正在重新形成。

　　中共禁演记述孙中山革命建设国历史功勋的史诗岸岸“走向共和”，支持军阀子孙翻案抹黑孙中山，允许中共学者在香港和海外大肆发表文章攻击孙中山，并且放出绝无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共专制极权统治下的所谓“自由派”知识份子，到海外大肆污蔑孙中山。

　　今年，中共继续同时并举革命两手，一面在北京高调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一面又禁止国内人民纪念孙中山，恐吓海外独立学人纪念孙中山讲演，授意台湾与海外亲共媒体同时发表“重新认识孙中山”，用外国人的话来否定和诬蔑孙中山。

　　由此带来的两个后果是：讨厌马列反对共产党的因此骂孙中山，爱马列、爱共产党更骂孙中山。

　　辛先生在总结中向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提出了几条忠告：认真学习孙中山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进行比较，了解真理；告别马列、回到孙文，放弃专制、走向民主；真诚地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为中国的先民主后统一真繁荣而戴罪立功！

　　否则，大清朝改良的命运就是中共的命运，前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共的明天！

　　辛先生的精采演讲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中间多次被听众的热烈掌声打断，最后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辛先生随后回答了听众超过一个小时的踊跃提问。整个活动历时将近三个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