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弱势文化的“缓兵之计”?
南方周末 2006-12-07 15:16:16
保护古村寨,“绝对不是发什么思古之幽情”。古村寨与全球化有关吗?在全球化语境中,为什么又要提倡文化多元?
多元化,弱势文化的“缓兵之计”?
□本报记者 张健
古村寨,有我们的过去
记者:您考察过很多少数民族的古村寨,为什么?
孙华:调查少数民族古村寨,也许就是调查我们的某些过去。
在贵州瑶族的董蒙村寨,我看到许多二层的木构粮仓,下层柱子的柱头上放着一块平板,当地人说是为了“防老鼠”。
汉代的房屋画像中也有这种房屋构件,我之前从来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还有学者误认为那是取平的垫板。到了贵州我才知道汉代那个构件的实际用途。
我们理解古人的建筑技术时,往往会低估他们。其实,只要到贵州的古村落看一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情。
我最近刚考察了川西高原藏羌地区的村寨,也有不少收获。藏族和羌族的村寨地处川西高原,由于偏远,基本未遭破坏,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村寨大多集中在此。
记者:考古学家的孜孜以求,仅仅是专业嗜好吗?还是与大家都息息相关?
孙华:人们都有了解自身的愿望:我们人类从哪里来?经历过怎样的过去?今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人类的起源问题,是世界各国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我也试图借助考古工作,重新认识历史及其发展脉络。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历史进程是否必然如此,没有意外?这种逻辑是否可以推证未来社会模式?
很多中国考古学家,也试图从中国历史中寻找佐证,预测共产主义的到来,如尹达、郭沫若;翦伯赞虽然是历史学家,但似乎也从文献角度来论证这种逻辑。
历史往往为统治阶级所左右,普通人哪怕历史学家都难以吃透。如果扬言通过归纳历史来把握人类的未来,期望有可能过高。我们顶多是总结历史经验,防范重蹈覆辙。
如果把人类文明比喻成河流,那么时间就是逝去的河水,一去不回头,有的河流甚至还会干涸。河水携带的沙石遗留在河床里,就好像我们的文化遗产;而被河水冲刷、地势约束着的河床,就如同人类的习俗、制度等无形遗产,只要历史还在延续,它们就无时无刻不约束着历史的脚步。
记者:也就是说,保护古村落,并非仅仅出于文人的浪漫情趣?
孙华:对,我们绝对不是发什么思古之幽情。
城市不断吞噬土地,古村落是传统文化的最后土壤。我不希望全球化的浪潮带来这样的恶果:我们的子孙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怎样生活过。
拿我这次藏区行走来说,我们坐着车,从丹巴沿着大金川开过去,远看房屋,就能看到哪个房子是藏族人住的,哪个房子是汉族人住的。两边高、中间低、窗户小的房子,肯定是藏族的。两面坡的屋顶,黑瓦,窗户很大,就是汉族住的。
在丹巴县中路村,我遇到一群小孩,全穿着现代衣服,完全没有藏族人的衣着特征,而且普通话说得很好。我问一个孩子:“你会说藏语吗?”他说会,还教我说。我想,至少在这一代人里面,藏语还不至于丢掉。休息时,我让小孩给我唱一首当地歌曲。小孩一唱,却是流行歌曲。我又说唱当地的,于是他们唱起了《歌颂丹巴》、《歌颂丹巴姑娘美》什么的,这些年文人编出来的。“你会不会唱你们的民歌?”我问。他说不会。“你们平时做什么?”他说:“我最喜欢的是打游戏机。”
记者: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您现在穿的是西装和皮鞋,却又反感那些孩子穿现代衣服,这种心态是否潜藏着某种自私?
孙华:我觉得,他们穿流行服装会很方便。但有些少数民族服装,就连我们这些很少关注服装的汉族人也觉得很美,忍不住要买一件。例如我们一行人在康定街上看见路过的藏族妇女,她们身材高挑,穿着瘦长的藏式裙子,披着宽大的披肩,当她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时,有一种飘逸的美感。当地妇女下地劳动时都穿这种裙子,没什么不便之处,为什么非要改穿流行服装呢?
丹巴甲居藏寨规定,不穿民族服装,就不准接待客人,违规还会受到投诉。在朗德苗寨,穿民族服装参加迎客表演,积分就多,收入就会提高。当然,这都是行政引导,并非文化引导。
最好莫过于他们认同自己的审美习惯,那自然就会穿自己的服装。
先爱村子再爱国
记者:我们现在还有人穿祖宗的衣服吗?没有。对此您做何感想?
孙华:我反对强迫一个民族接受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但一个民族自觉地选择了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那倒也无可厚非。
在阿坝州的马尔康,有一个土司的官寨,建筑外观与其他藏族房屋区别比较大,房屋内部以前也有不少其他文化的内容。据说,他的客厅里摆着西式沙发,书房却是汉式的,书架上摆着线装书。当年红军路过此地时,毛泽东还曾在他的书房里读了一周的书。
我觉得,人的眼界越开阔,也就越善于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借用外来资源。
记者:如果变革成为大潮,保护传统的一些细枝末节有什么意义?
孙华:在丹巴县步行街,能看藏族人自发地跳锅庄,那是一种日常活动。品味一下就会发现,锅庄里藏着的是藏族的传统。在乡村,男人和女人会不定时聚集到一起,跳舞唱歌。在城市里跳锅庄,可以唤醒民族的记忆。
所有民族都有唤醒自己历史的冲动,尽管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搞爱国主义教育,但我们忽视了一个关键点:乡土教育。国民首先要爱自己的村寨,自己的区县,然后才可能谈到爱国家;先热爱自己的族群,才能热爱更大的群体,最后才能热爱全人类,热爱自己生活的地球。
记者:您提到保护古村落,重在唤醒民族优越感,如何解读“优越感”这三个字?
孙华:我说的优越感,不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优越感,而是民族自豪感。过去,中国经济和文化落后,受到国外物质刺激和文化刺激后,国民就容易产生自卑感,甚至会认定:我们在世界民族中地位不如别人。这种自卑感,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我们比别人穷。
我觉得,一个民族想发展,想受到别人的尊重,就越应该保持自己的特点,对于祖先的遗产,不能无视,更不能蔑视。因为祖先的遗产是民族自豪感的来源。
有了民族自豪感,我们的胸怀就会更加宽广,在接纳异质文化时,我们的神情是充满自信的,而不是受施者的弱势心态。这点在某些少数民族中也表现得很明显。
清代贵州苗族反抗的中心地区雷山一带,其汉化程度也是最高的。而更临近汉族的一些地区,其汉化程度反而比较低。这是为什么?我想是因为居住在中心地区的苗族有一种自豪,在他们的心目中,居住在北京的皇帝不过是个大点的皇帝,自己的首领也是个皇帝,大家平起平坐。他们有这样一种胸怀,就不太惧怕汉化,他们认为,较好的汉族的东西,不妨拿来用一下。而苗族分布区的边缘,由于自身的弱小,就会异常谨慎地保留自己的东西,害怕接纳其他民族的文化,给自己的发展设置了自我局限。
不能否认,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每个民族都担心丢失自我识别的能力。此时他们对自身文化的保护将是自觉主动的,而不是无意识的。我想,今后中国村落的保护,也应该建立在村民自觉的基础上,而不是几个专家在那坐而论道。
记者:您这么说,无疑将考古学家或者政府放在第三者的位置上。
孙华:考古学家有责任记录,不干预地记录。而且,我也反对有的地方行政部门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给不习惯穿衣的少数民族穿上衣服的“穿衣工程”,给传统以茅草盖屋的少数民族的房屋换上瓦的“瓦顶工程”。
记者:变化终究要来的。
孙华:我承认变化。但必须强调,我们没有权力命令别人不变,也没有权力命令别人变。
文化遗产保护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重视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谁是利益相关者?首先当然是祖祖辈辈生活在遗产所在地的人们,如历史文化名城(镇)的市民,历史文化名村中的村民等。涉及到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问题,有关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专家学者应当首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只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关注时,遗产保护才有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现在住在北京四合院里的,都是外国大公司或外国驻华机构,北京人都被弄到三环四环以外去了;还有上海的市中心,中间是说外国话的,外围才是说上海话、浙江话、广东话的。这样下去,城市里的旧有文化传统也就中断了。
其实,城市还要好过乡村。乡村一旦被旅游开放,可能马上就会出现人口置换现象:做生意的外地人排挤了祖祖辈辈都住在那里的乡民,文化传统中断将非常迅速。
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记者:在中国国内,汉族和少数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很难否认,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强势文化会向弱势文化扩张。
孙华:对,我们经常提到文化交流,其实“交流”这个词在强弱文化之间是不合适的,强势文化往往是单向输出,弱势文化往往被动接纳。
弱势文化,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将逐渐接受强势文化的东西。举汉族的例子来说,今天的汉族在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除了语言和心理认同之外,在物质文化层面与西方世界已经差别很小了。
同样,在汉族占主体的中国,汉族文化是强势文化,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多数处于弱势文化地位,自然会受到无所不在的汉族文化影响。不过,现在影响少数民族文化的所谓汉族文化,大多数实际上是通过汉族传播来的西方文化,而不是汉族自身固有的文化。
在西方文化、汉族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汉族文化实际上只是前后二者之间的媒介而已。
现在,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可以预见,今后世界将越来越趋于大同。在此趋势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开始自觉地保护自己的文化。
记者:既然您认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何苦又为文化多样性呐喊?
孙华:最直接地说,是为了让我们的文化在这个趋势中取得自己的位置,为文化多样性呐喊,至少是弱势文化的“缓兵之计”。
再者,全球化呼声虽然很高,但不可否认,却有人反对全球化,他们的群体虽小,但不能忽视他们。科学技术,甚至部分政治观念,我都可以接受;而忘记我们民族的特质,忘记我们祖先走过的生命轨迹,我接受不了。
想象一下,世界上每个角落都讲同一种语言,每个角落都拜同一个神仙,每个角落都吃同样的饭菜,每个角落都操办同样的婚礼和葬礼,这不单调吗?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让我们的后代如同我们一样,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作为中国人,起码要做到防止我们的文化消失吧。
(P1191561)
- posted on 12/08/2006
融入主流和文化坚持
新世纪翻开崭新一页时,机遇把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给予中国大陆,同时也将扬眉吐气给予了在海外拼搏了数十年的海外华人华侨。据报载,美国共有华人企业28.6万家,总收入逾千亿美元,可见海外华人的经济实力;而刚刚尘埃落定的美国中期选举,华裔更脱颖而出,在东西两岸纷纷赢得选战,显示华裔已日渐成长为美国社会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
但华侨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具备在美国融入主流社会的实力?比如:我们是否具备真正了解并且适应美国的文化核心——新教文化?我们是否具备了对于American Creed,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信念”的整体自觉意识呢?随着华人家庭经济环境的全面“改善”,面对政治影响扩大而一阵紧似一阵的“融入主流”的呼声,我们将面临怎样一种新移民文化环境?我们能够从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经济的、政治的双重“富裕”么?而当“国民身份”认同与华夏文明传承的冲突出现时,我们将如何面对与自处?
这,让人想起一个叫作斯坦贝克的美国人的一些文字。
斯坦贝克,这位66年出版最后一本“AMERICA AND AMERICANS”的作者和此书,被称为是最道地的美国作家眼中的美国与美国人。他自陈:我在将“美国人”象手表般解构,看看他是怎样运作的。据说这是上个世纪最受美国人喜欢的作家之一。估计可能是美国平民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喜欢吧。但他毕竟是拿了诺贝尔的作家。隔着半个多世纪,看他的文字,特别是中国人,来美国十年二十年之后读他的书,单纯从文字上看,或许他就是敢于表达他的观点而已。以中国人文化历史的悠久,处世明哲之圆润,恐怕他当时那些观点,都“也不过如此”了。
但是,他的某些尖锐,和面对“富裕”时表现出的责任感和价值观,却对留学美国渐渐富裕起来的华人,有着某种启示:可以不屑一顾,也可以有所共鸣,甚至对于今天的被利益集团挟持的美国政府,还有被中国目前求富裕的平民与拼命用权利累积财富的权力阶层所组成的潮流图景,是一种照映。斯氏曾说:我强烈怀疑我们的道德与精神之崩溃是出于对富裕缺乏经验……
“很可能道德感——正直、伦理、甚至慈悲——就是因此而沦丧。规矩让我们得以生存,共同生活并繁衍。然而,若我们对于生命的爱,以及我们对一个英勇过往的回忆和一个美好未来的信心都以分崩瓦解,则又何需道德和规范?即便有,它们也会成为一种危险。”
最令人感慨的是最后这一句:“我们的祖先所期盼的,我们已有所成就,而毁灭我们的正是我们的成就”。
历史,常常以它特有的角度,透出些“经验”的光来,映射到人类未来的前途上。斯坦贝克在半个世纪前针对美国富裕之后面临的社会问题所发出的声音,早已超越了文学属性。面对富裕,特别是关于“进入主流”,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思考呢?比如文化坚持。这几十年来,华人常常把进入主流社会当成引以为荣的事情。特别是没来过美国的,看了一些海外中文媒体记者采写的文章,张口闭口就谈主流或者进入融入主流。其实,那是中国人的一相情愿。买房子置地跟主流不主流并不存在直接关系。中国人,作为移民,因为文化的渊源和承袭,几乎没有太大即可进入美国主流的可能性。这不是哪个人生意做得好不好、赚钱是不是比美国人多的问题,而是个文化烙印的问题,如同中国人到“阿卖锐卡”入了籍,同样参与选举,却从骨子到意识都未必熟悉“选举政治”而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有些,却又显得过于实际和“精通”。
在几乎所有的华文舆论面前,似乎边缘和被边缘化都不是件荣誉的事情。其实仔细想来,暂时的边缘,未必有什么不好,边缘甚至可能更有利于最初的生存、更有利于坚持某些文化精髓和不被简单同化。借鉴和学习是可取的,但浅表性的跟随却是灾难;对西方文明一知半解,只知道礼仪礼节上的模仿,而对悠久的华夏文明弃置不顾,是另一个层面的“顾此失彼”。
这一点,海外华人,尤其是喜欢文字的知识分子或有点知识的文学分子,应该学学斯坦贝克:“我们的祖先所期盼的,我们已有所成就,而毁灭我们的正是我们的成就”。在美国求学或工作,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应当在财富之外有所坚持,有所清醒。房子地,可能象征财富,但不等于财富,而财富和主流社会,可能还没有和上流社会的距离近。有些事情,世界本无事,文人自扰之。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少数族裔,一大半是无选举权或不具备选举意识的人群,谈进入主流挺令人费解的。这一点,海外华文媒体有些职业责任,因为往往采访写作某个成功人士,总要以进入“主流社会”为标签,其实那是记者自己连主流和“支流”都没仔细想清楚所造成的。我们要想成为或进入美国的主流,一是乘美国移民大门还没有对中国两岸四地关闭之机,多移民多生孩子,二是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将优秀的某些精髓发扬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但不能洋洋自得于年薪多少万,有房有车之类的财富,反而要加以警惕,要象斯氏那样清醒和具有自觉的社会洞察良心,有些良心恰恰还是反物质的。
华人要想不被吃掉,不一定依靠自我同化意识,而恰恰可能更需要坚守意识,包括对于富裕和物质的冷处理。以吃力不讨好的中文媒体举例,美国人的所谓主流,其实根本不会真正理睬我们,更别说加以重视。要真正实现融入“主流”的这一天,或许只有等我们成为主流的那一刻。
中国需要在转型期,多些冷静的人;中国海外的华人,需要有更多的独立意识和对于财富富裕的警惕,那和主流没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坦贝克的文字,还保留了一些价值。比如这句:我强烈怀疑我们的道德与精神之崩溃是出于对富裕缺乏经验……
由咖啡店的跟贴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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