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老九九们沉浸在对过往传统的缅怀之中，新式家庭风起云涌，即使是婚姻中的男女也同样异床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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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11-08

当大量未婚者热烈同居的时候，一些结婚者却悄然分居——这果真应了钱钟书先生的婚姻“围城”说？然而，此刻出现的婚内分居者，却不是因为离心离德，而是企图用分居来为爱情保鲜。

婚 内 单 身

“我们要天天相恋，但不要天天相见，只需要徘恻缠绵，绝不要柴米油盐，有共同的生活经验，绝不用共同的房间……”

黄舒骏的这首老歌描述的幸福理想现在已经成为婚内Solo族的家庭规范。

这些Solo男女们已结婚登记在册，他们的家庭比许多人要优越，但夫妇两人执意要在一个城市里分开相处，只在时间轴上的某一个点才相遇，共度浪漫后再各回各巢。他们与传统的分居人士截然不同，主动演绎着婚内的Solo身份 也就是“婚内单身”。



同城分居的婚姻关系

Solo本意是独奏，后来引申为“单飞”。如今，这种主动选择婚内分开生活的人士在国内各大城市已不鲜见。他们通常过着“五加二”的生活，即五天工作日里双方居住两处，只有到周末的两天里居住一处。

苏婷就是婚内Solo的一员，在上海徐家汇一家网站工作的她，每天下班都要倒一段很长的地铁回到位于浦东陆家咀的住处。而苏婷的老公则住静安区，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经营着自己的广告公司。

苏婷的房子是她在结婚前买的，婚后两人也没有搬到一处，各住各的。“这样双方都有自己的空间，彼此不会干扰。”两人都觉得分开住能给自己的事业提供更多的时间。任部门总监的苏婷日常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很晚才能回家，一日三餐也都是在外面解决，回家之后则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我的很多同事不同，她们忙了一天回家还要照顾家人，完全没有了自己。我现在的生活跟婚前没有太大区别。”

平时分开的两人只在周末或休假时聚在一起，偶尔也会相约一起吃饭或听音乐会，但如果在不该见面的日子一方想到另一方的住处，则需要电话“预约”让对方应允。如今两人结婚已经一年多，苏婷仍然觉得跟恋爱时的感觉一样，“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愿意当他的面去做，怕破坏形象。”对这种Solo生活，苏婷很享受。

在上海类似于苏婷这样的家庭模式并非独有，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告诉本刊，在他的朋友中有一些人就采取这种生活方式，他们分开居住的原因一半是为了工作方便，一半也是愿意尝试这种新的生活模式，“他们不会作任何努力来使两人生活在一起。”

而在北京，有媒体报道，全国妇联于2002年底调查统计，北京的婚内Solo（包括异地居住的夫妻）超过一万对。在广州、武汉、天津、沈阳等其它大中城市，这些“周末夫妻”也在显现。

黑龙江省婚恋家庭研究所所长郭砾早在1993年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在一次社会调查中，郭砾结识了一对夫妻，男方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在哈尔滨一所大学任职；女方则在同城的另一所大学教艺术。结婚后双方各住各的，平时则很少见面，女方还在自己的家里教学生钢琴，到了周末两人才会聚到一起。

尽管数量不多，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种婚内Solo的生活方式发生兴趣，门户网站网易曾做了一次调查，题目是“你怎麽看‘周末夫妻’”。共有9628人参与，其中认为“很好”的占22％，认为“可以尝试”的占51％，而认为“最好不要”和“坚决拒绝”的人只占27％。



“独唱”不限年轻

对于Solo家庭，他们通常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夫妻双方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生活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城市中，他们可以方便地获得各种资讯。两人所从事的工作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具有丰厚的收入，一般而言，夫妻双方都有属于自己的住房。

而对Solo族的年龄特征却很难界定，这与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年轻人才选择时尚生活这一思维定式有冲突。至少在记者了解的Solo族中并非只有年轻的成员，而是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到五十多岁的中年夫妻都有。

2002年，郭砾所在的研究所在哈尔滨市作了一项关于Solo家庭的质性研究，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对12对夫妻进行调研。

在这些人中，有四对是年轻夫妇，均为1976年到1978年间出生的独生子女。尽管有属于自己的住所，婚后仍各留在自己父母身边，平时的生活跟婚前没有区别，但一到周末就会相聚于自己的爱巢。

除此之外，剩下的8 对都是结婚在10年以上的“老”夫妻，平均年龄都在40岁以上。这其中又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丁克家庭，家里有两处以上的住房，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和丰厚的收入，双方的感情也很好。但在相处10年后，彼此都觉得生活有了乏味的感觉，于是选择Solo，在自己的小圈子开始“独立”的生活。

另外一种则是再婚家庭，而且以在机关工作的人员居多，男女双方的条件都非常优越，但因为彼此都有孩子，担心和对方的孩子处理不好关系而选择“周末夫妻”。

《中国式离婚》的作者、作家王海对此现象表示认可，“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婚姻是个性的，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如果统一在一个模式里是很不人道的。”王海认为，不论何种年龄的夫妻，他们在人性的追求上是相同的，而人性是不会改变的，之所以在过去没有表现出这种行为来，不是因为人们没想，而是有来自各方面的束缚，把人性压制了。

与王海持相似观点，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副主任王震宇认为，“在过去那种封闭的一元的社会背景下，舆论都是一致的，人的行为如果出现异类，将受到全社会的口诛笔伐，简直无法生存”，而正是由于现代生活自由度的增加，才会有这些区别传统家庭模式的生活方式出现。

　　　　　　　　　　　 何晓鹏



“半糖主义”让爱保鲜



卡夫曼在他的《伴侣社会学》一书中说到：“这是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结合的愿望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社会那麽强烈，那麽理想化；另一方面，渴望结合的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苛求。作为这两个矛盾的折衷就是大家不组成一对。”

这段话并非是描述婚内Solo，但它对婚内Solo同样适用。

对于这些“周末夫妻”，他们信奉的爱情就像S.H.E的一首歌曲《半糖主义》——“我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永远让你觉得意犹未尽，若有似无的甜才不会觉得腻。我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真心不用天天黏在一起，爱得来不易，要留一点空隙彼此才能呼吸。”

Solo们正是以这种信念来抗击“审美疲劳”。黑龙江省婚恋家庭研究所所长郭砾分析，一些年轻人选择婚后分开居住，是因为他们担心彼此不能白头偕老、不能从一而终，因此以退为进，来为爱情保鲜。

北京一家教育机构的外语教师刘愉与老公是大学同学，相恋五年后两人举办了婚礼，婚前刘愉以婚后分开居住作为结婚条件，而她的老公也很明白刘愉的心思——怕相处时间久了彼此没了感觉。

当然，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诱惑，类似于刘愉这样的Solo 男女们并非超脱其外，他们同样担心对方在自己不在身边时发生“意外”，也因此，刘愉和老公之间的短信和电话比普通夫妻要多许多，在刘愉10月270余元人民币的手机费中，和老公的通信占近一半。即便如此，他们也认为这种分而治之的生活方式要比住在一起更能令爱情稳固。“我更担心他在还没有喜新之前就先厌了旧”，这是郭砾所接触的一个妻子在解释分居原因时说的话。

对于这种保鲜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副主任王震宇认为，并非所有的Solo 家庭都能促进夫妻感情的增长。王震宇认为类似于刘愉这种为了“小别胜新婚”目的而分居的，有可能会为平淡的婚姻生活增加一些常新的因素，从而刺激两人的感情保持鲜活状态，但是，“如果分开的原因是因为不想过多见面，主观上想清净，这就会对两人之间的关系造成危险。时间长了还可能彻底分开。”王说。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家庭的主要模式还将以传统模式为主，Solo家庭和同居、单身族、丁克家庭一样，只能是中国诸多家庭中的少数派。



少数派的“独唱”生活



让单身挽救爱情

　　“没有办法，我要是不给他买，他自己是绝对想不起来买这些东西的。”林楠指着塑料袋里的棉托鞋，两双一样大小，一棕一蓝，花纹样式与林楠穿在脚上的那双相似，都是她为老公纪鹏买的。林楠买很多东西都是三件，一件给自己，两件属于老公，分别放在她和老公各自的“家”里。

林楠在一家韩资企业任企划部主管，了解她的同事经常开玩笑地说她等于嫁了两个老公。

两人结婚三年，分居的生活也过了将近两年。回想起当初的相识，林楠说那是一件挺富于戏剧性的事。那时，林楠大学还没毕业，总喜欢到离学校不远的国家图书馆去看书。一天傍晚，准备回校的她刚走出图书馆大门，就从后面追上来一个男生，满脸通红地说喜欢她的背影，希望和她认识，结果一来二往，这个男生最终成了林楠现在的老公。

始料不及的是，婚后生活同样也极富戏剧性。少了恋爱时的甜蜜，却多了一些因生活琐事而引发的矛盾。一旦两人都不肯让步，事情往往会闹得很大——一次吵架，纪鹏埋头一个人睡了，林楠在床边整整坐了一夜，之后两人近一周时间没有说话。

“结婚了，交流的时间反而更少了，吃完饭，基本上就是他干他的事，我干我的事。”曾经一起散散步看影碟下五子棋的日子一去不返，“大家都觉得忙，也不知道为什麽结婚前有那麽多时间。”就在两人都觉得生活乏味的时候，纪鹏被公司派到日本，一去就是三个月。每天晚上，两人都只能在电脑上一诉离别之苦。“因为离别，彼此都很想念，想知道他每天都干了什麽。”就是在那时，林楠发现分开的好处，又找到了恋爱时的那种牵肠挂肚。

“有一次在网上，我跟他说这三个月我们说的话比婚后一年加起来还多。我开玩笑地跟他说不如以后我们分开住吧。他也开玩笑地说好啊。”结果，纪鹏回来后不久，就住到了他父母用于出租的一处房子，两人开始了分居生活。

林楠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充实，因为家里没人需要照顾，所以她在公司的时间就长许多，与同事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好。“因为是一个人，你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自己的事情上”，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林楠由一个普通职员晋升到部门主管。

“牵挂当然有，而且比以往强烈，”林楠说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在相见时两人越看越顺眼了。林楠和纪鹏平时的联系方式就是打打电话发发短信，有时在网上碰到也会聊聊。“每天睡前一个电话是必须的，以免他对不起我，呵呵。”林楠坦言也考虑过这方面的担心，“现在这事太普遍了。”但她觉得因为两人现在工作都很忙，也处于事业的爬坡时期，所以在这方面都算比较信任。“其实他不只是周末过来，有时特别想我了，也会回家。”现在两人相处时，一起做的事情比以前多很多，出去吃饭、逛街、看电影几乎是每周都有的内容。有时不愿动，两人就在家里待着，“不管做什麽，都感觉是两个人在做，而不是那种左手摸右手的感觉。”

“现在还没有搬到一起的打算，也许等过几年想要孩子的时候吧。但也可能我们会‘丁克’，那就这样过一辈子吧。”林楠笑嘻嘻地说。



从一张床到两间房

同样是两分生活的身体力行者，在法院系统做宣传工作的周客要算资深人士，结婚25年，“周末夫妻”也做了等长的时间。

“这也成了时尚？”对自己无意间竟然成了时尚的先锋，周客微觉惊讶。52岁的他白发苍苍，及肩的头发厚密地披在脸两侧，露出一副能罩住他半张脸的黑边大花镜。

周客觉得自己是那种跟时尚不沾边的人，和妻子分开生活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当初没想长时间这样，谁知道这一过就是20多年。”

刚结婚时，两人住在周客单位的职工宿舍里，周客有晚睡的习惯，晚上看书会看到很晚。妻子当时在北京一家医院作护士长，为了不干扰她休息，两人决定分开睡。但此时，只是把新房里的一张床变成了两张而已。

刚生活在一起时，夫妻两人都不习惯做饭，再加上双方父母家离各自的单位都近，于是两人下班后先各回各家吃完饭再回去；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就不回自己的住处了，结果一来二去就形成了习惯。

从那时起，周客就成了新版的走婚族，周一到周六（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制度）在自己的住处，到了周末就去看妻子。孩子出生后，也跟母亲住到了姥姥家里，周日成了一家三口团聚的日子。

“开始，双方老人也反对，我岳母说我简直成了住旅馆的了。但时间一长，见我们两人感情挺好的也就接受了。”过了这些年，周客没觉得自己的这种生活有什麽特别，倒是想起曾经发生过的一个误会时，周客不觉莞尔——分居后的他吃饭全在食堂解决，单位新来的一位领导以为他是单身，要为他介绍女友，询问后才知道他的孩子都挺大的了。

周客和妻子间的花销是完全独立的，“有时不够用了就会向她借，其实就是要，也不需要还。”周客说他现在基本不向妻子开口了，因为有了稿费的贴补。但即便如此，夫妻两个也没攒下钱，前两年要买房子的产权，折合完工龄后，房价不到十万，但两人还是靠双方父母的帮助后才把这笔钱付上。

这些年来，周客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投在自己的爱好上，摄影、收藏、书法、绘画几乎占用了他所有的业余时间，记者见到他时，他刚从内蒙古采风回来，不久前他还为自己的作品举办了一场摄影展，眼下，又正忙着为自己的新书挑选照片。而已经退休的妻子还在岳母家居住，偶尔帮朋友打理一下生意上的事情。

“眼下还没想过要搬到一块住，毕竟这麽多年过来都习惯了，但再过两年，等我也退休了还是要住到一起的，互相有个照应”。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开始让周客有了老的感觉，谈起未来两人的生活，周客的语气很柔和，话语间带着老夫老妻的情韵，“也就是她，换个女人跟我过这样的日子，早跑了。”周客说。



分居：从被动到主动

在中国，夫妻分居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受客观条件所限的被动分居，一种是主动分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分居一直处在被动状态。

在古代，夫妻分居现象并不普遍。

　　在传统家庭的诸多功能中，经济功能是首要功能，而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家庭作为经济单位必需通过夫妻共同的劳作才能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再加上交通工具的束缚，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使夫妻分居现象成为个别，类似于“商人重利轻别离”的那种遭遇只发生在极少数人的身上。

但有一种原因例外，那就是兵役、劳役导致的夫妻相隔。军人的分居现象直到今天仍然普遍。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夫妻分居人数明显增多。造成分居的根本原因是户籍制度。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学生分配，一种是在农村已经结婚，其中一方因参加工作而进入城市。

“文革”时期，分居人口进一步增多，这种分居是在非正常社会时期的独特表现，他们往往与政治相关。众所周知的假离婚就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怪异现象，夫妻中一人犯了“政治错误”，为了避免连累家庭而与妻子（丈夫）离婚，这其中有一些人没有采用离婚的方式，但为了表示“划清界线”而选择分开居住。当时还有一种假分居的现象，一些夫妻并没有分居，但为了应付“专案组”的审查，迫于压力之下只好谎称夫妻已分开居住，互不往来。

除以上原因外，在当时还有一些夫妻被人为分开，夫妻一方被以种种理由调往异地工作。其中动机有出于个人私欲目的，有因为工作保密需要等等，但这部分在整个分居人群中所占比例极小。

“文革”结束后夫妻分居现象大为减少，国家开始关注民生，对相处两地的夫妻，社会上的各种力量都会千方百计把两人调到一起，即便是从边疆调往大城市这种在50年代视为天方夜谭的事，在此时难度也大为降低。

从那以后，夫妻分居的客观因素开始消退，主观意愿开始成为主要因素，进而出现了婚内单身现象。

（本文部分内容为采访上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邓伟志后整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