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效益取决于想象力

南方周末　 　2006-12-22 09:53:19



　　□本报记者　袁蕾
　　200部以下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记者：这是一个大片时代吗？
　　张宏森：这是一个大片时代，但不是一个大片弥漫和大片充斥的时代。国产大片一年的数量是有限的，加上美国大片，国内一年顶多上10部，再大的片子在主流院线最多占三周四周，不可能占一年吧？中小成本还是有很多空间的。中国电影去年产量是260部，今年将达到330部。
　　记者：主流院线能上映多少部呢？
　　张宏森：去年媒体发布了一个不准确的消息，说国产电影上映了30多部次，其实我们的统计是96部次。还有很多包场、团体场、二级院线都没有统计在内，我相信今年国产电影上主流院线的将会超过100部。
　　记者：但我们在主流院线上实际看不到这么多东西。
　　张宏森：任何人的目测距离都是有限的，任何人的经验范围也都是有限的。机会是有，但有些影片可能就上了三天。比如《青红》，它上主流院线了，但票房很惨，大概100多万元票房就收了。100多万票房在主流院线中上了几天？三四天左右。它占据中国电影多少个厅？就几百块银幕。但你不能说它没有上主流院线。如果这个行业是整体性亏损，怎么会有这种增长？全国有30多条主流院线和1300多家影院，他们在以各种方式放当年的国产影片。
　　记者：国产电影真有那么旺盛吗？
　　张宏森：北京大概有100多家公司在从事电影的创作和生产，其中拍了两部以上的已经占到了近2／5，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现在全国有超过250家以上的机构在投资电影，有很多是再循环拍摄。如果他们在市场上全部遭遇了灭顶之灾，怎么可能持续再发展？中国电影肯定有亏损，但不是想象和猜测的那么悲观，否则哪有中国电影连续3年的产量增长？我们有了稳定性投资主体，中国电影年产量低于200部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记者：我们每年有200多部电影，却只有不到30部在主流目测范围里，这是不是有些不太正常？
　　张宏森：电影是长线产品，今年上不了院线，明年或者以后可以上，等待也很正常。再说一部电影不是只有上了主流院线才能获得回报，二级市场和农村、社区数字放映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还有海外销售，像《夜宴》，国内是1.3亿元票房，日本买断的版权就是500万美金，还有欧美、港台等等，海外回收和国内的票房可能就要打平手。加上巨大的电视版权、音像版权……假如有一天网络上建立了非常严密的、有诚信的商业规则，收益还会更多。
　　向古代行走是一条相对安全的道路
　　记者：你说很多人批评大片是非理性的，为什么？
　　张宏森：批评大片，说明大家热爱中国电影。大片是中国电影也是世界电影的一个转型，这次转型可能没有满足大家的期待，甚至有些失望。但是我看到有些批评，把对演艺界、娱乐圈乃至整个文化生态、文化市场的不满都发泄到一部影片身上，超出了作品本身。过多的情绪化遮蔽了对影片的文本分析和总体评价，把大片在特殊阶段的一些特殊作用和特殊贡献都遮蔽掉了。
　　记者：怎么理解特殊阶段的特殊作用和特殊贡献？
　　张宏森：现在是多媒体竞争的时代，电影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优势，大片模式就是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来完成视觉奇观，通过视觉奇观和经典电影艺术的结合来寻求电影突破。中国的大片制片商和导演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需要撕开突破口，急速建立优势，毕竟中国不可能没有大片，不能孤立于世界电影潮流之外。
　　毕竟从《英雄》到《满城尽带黄金甲》才4年多时间。但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大片，并且获得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热效应，这就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在特殊阶段所做的特殊贡献。
　　记者：这些大片的实践，看上去非常相似。
　　张宏森：大家在向古代行走的过程中的确撞车了，这可能也是准备仓促的一个证明。我们仅仅把大片驱赶到一个方向和一条道路上，都走向古代，就免不了宫廷、权力、复仇、情欲这些内容。说得深一点，也可能是大家对现实生活进行着有意的躲避，描述历史比描述当代可能更自由一些、更容易一些。大家不敢用这么大的资本去赌自己对当代生活的表述。向古代行走是一条相对安全的道路，是一种保全资本、保全自我的方式。
　　记者：“躲避”的很大成分来自电影审查吧？
　　张宏森：好像不能这样责怪审查。面对当代生活失语，或者把握当代生活失控，首先应该追究创作者的思想能力和艺术功力。缺席当代生活，逃离生活现场，还可以追究到我们的艺术勇气。因为对当代生活的描述如果不恰切，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围攻，所谓恐惧也可能在于此。另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现代科技所产生的奇迹，被我们误认为是大片艺术的奇迹，把艺术的工具当成了艺术目的。现代科技可以画神画鬼，我们便一度忘记用这种科技去做人的文章，去画人。这可能是当前缠绕大片的一个错结。但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大家都在试图改变，都在寻找不同的路径，比如说《黄金甲》开始寻找《雷雨》的戏剧结构，冯小刚正在拍摄《集结号》，陈凯歌在筹备《梅兰芳》。
　　记者：“画人难”是因为画人“不安全”吧？
　　张宏森：我知道你还是在说审查。电影创作中这种责任的外推，是不中肯、不公允的。你能举出近年来，有什么电影的合理想象力、合理创造力、合理表达、合理诉求，因为审查制度的存在而遭遇了重创？
　　我们的电影缺乏反思精神，一遇到问题，责任都推向审查，从来不反思创作主体发生了什么问题。好像一拍电影就占据了绝对的道德优势，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写都是对的，你都不应该来约束我、规范我。一味指斥社会、猜测他人、诋毁生命、诅咒人生，展览或者偷窥人性中最黑暗的成分，乃至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拆散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以最坏的恶意去预测和展现世界毁灭的图景，这样的表达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受到约束。
　　我们主张创作的个性和自由，但是没有不受约束、不受规范的表达，自由不意味着挥霍，绝对的自由也会成为一种自身限制。如果电影怀抱深刻的反思精神，他会丢掉这种道德优势，会非常平等地把自己放在一个社会公共层面上来思考自己，你在指责社会黑暗的时候，你其实也是社会的一分子。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不是去破坏想象力、创造力和一切富有情感的、富有责任的表达。我不能说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已经近于完美，电影制度也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改进的过程，但不要让电影审查成为你的假想敌。
　　《盲井》正常申报就是一部正常的国产片
　　记者：好像电影审查过滤后的电影，坏人必须愚笨，好人必须神勇……
　　张宏森：谁说的？任何一个具备起码的艺术常识的人都不会提这么愚蠢的要求。我们的电影里，即使市委书记蜕化变质都可以写，最近还在专门做警察督察的题材。当然你不能说中国的警察全都是坏蛋，不能去歌颂黑社会吧？外国电影永恒的主题不也是正义战胜邪恶吗？有些作品之所以遭到质疑，是因为假借正义贩卖糟粕，混淆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
　　《天下无贼》写的不也是盗亦有道吗？可是它是有艺术理性、有向善的方向，就顺利通过了审查，但中国再也没有第二个《天下无贼》来找我们。最近我还在建议《四大名捕》的写作可以模仿《盗火线》。只要是在艺术理性之内，去真实分析人性、解剖人性，行政怎么可能去干预呢？
　　记者：所以“鬼片不能吓人”也是谣传？
　　张宏森：鬼片我们是有尺度的，因为中国还没有实行电影分级制，如果银幕弥漫着鬼魅，并且是以正剧的形式出现，我们要考虑到科学和迷信的界限。中国电影也可以出现《人鬼情未了》，但是必须建立在合理的逻辑关系、情感关系和心理依据上。像《聊斋》我们就通过了，因为它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拟人化，从《聂小倩》到《画皮》，借助一种虚幻的形式来完成人间难以实现的诉求。蒲老先生是“借鬼借妖，刺贪刺虐”，动机和目的非常清晰。而有些电影是凭空生鬼、为鬼而鬼，把鬼魅混迹于日常生活中，故弄玄虚、混淆视听，这就会遭到限制。我们不能让孩子看了片子后觉得这个世界是有鬼的，不然谁为这样的结论和后果负责呢？
　　记者：你会不会觉得，在中国，电影承载的社会意义过重了？
　　张宏森：这个问题怎么说都有理，你第二天还可以来问我，美国影片里为什么都处处炫耀美国精神，高举国家利益的旗帜呢？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换一种说法：电影作为一个艺术产品，有娱乐的一面，还有艺术良知的一面，艺术良知包括人的审美、社会的责任等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娱乐电影。
　　记者：说到社会责任，《夜宴》里有20多秒的杖刑，很残酷，如果它不是出现在大片里，而是出现在小片里，会保留下来吗？
　　张宏森：准确地说是30秒，大概是原画面的三分之一。不少人反应尺度还是有点过了，这成了我们的案例。审委会是由人构成的，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错漏，我们会在实践中不断听取意见不断改进。
　　当时我们考虑了上下场的衔接关系，镜头的衔接关系，《夜宴》把杖刑仪式化了，是在揭露封建暴君的虚伪和奸诈、狠毒，是在揭露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出现在小片中，我们要看出现的背景和用意。如果变成当代生活中的黑吃黑，两个人打成这样，要说明什么呢？除了暴露和展览人性中的黑暗，造成观众当中非理性的人有效仿的可能之外，我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记者：“黄金甲”里人像麦子一样被砍倒，尸体如山，它的社会意义在哪里呢？这是对古代题材的宽松，还是对大片导演的宽松？
　　张宏森：只是客观背景的不同，没有大小导演之分。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章子怡最后被扎冒血，我们觉得时间太长了，也剪了，修改那个镜头据说花了很多钱，那是大导演。“黄金甲”我们没有让它出现屠杀的过程，你说连一堆一堆的尸体也不让他展示，我觉得不尽合理，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战争片不都是一堆一堆的尸体吗？无论是发生在古代、近代还是当代，只要在战争的背景下不都是这样吗？我们限制了“黄金甲”杀戮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分寸把握得当。
　　记者：《盲井》担负了很多社会意义，但为什么不能公映呢？
　　张宏森：我跟李扬（《盲井》的导演）做过一次深入沟通。当时李扬从海外归来，不懂中国电影规则，拍了一部电影就出去参展，于是就成了地下电影。我可以说，如果《盲井》用正常的程序申报，它就是一部非常正常的国产电影。李扬现在拍摄的片子叫《回家之路》，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部影片就是正常申报、正常立项的。
　　记者：抛开程序规则，《盲井》如果要成为地上电影，内容上需要做什么修改？
　　张宏森：这要审片委员会集体裁定，我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话只能说到这样了，审委会和创作者怀抱着同样的责任与良知，电影审查机构也好，电影管理部门也好，同样也是知识阶层构成的一个群体，不是知识阶层的对立面。在21世纪文化背景和教育素养同等的前提下，大家有着共同的文化智力和文化权力，从不同的侧面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努力，导演的侧面是创作，我们的侧面是政策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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