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中共召开五中全会，提出“十一五计划”，也就是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共建政以后，提出过十一次五年计划，这是苏联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反映。香港的自由经济一向不去理会这些“计划”，但是接近一年之后，也就是今年九月，香港居然召开《「十一五」与香港发展》经济高峰会。

所以有舆论猜测是特区政府讨好中共，还是中共向特区政府施压？总之，要把香港经济纳入中国的经济体制内。而问题在于，特区政府还表示四个专题小组将在年底定出一份「行动纲领」，作为下届政府有关经济策略的重要参考材料。而当有人质疑香港是否还执行以往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时，特首曾荫权声称那是很久以前由当时财政司夏鼎基提出，特区政府奉行的是「大市场、小政府」原则，但非墨守成规，而是根据市场需要作出修改、调校，以适应个别需要。看来，曾荫权强调了政府作为主导的“修改、调校”。

十月七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亚洲华尔街日报》撰文，在题为「香港模式已死」的文章中狠批香港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后的香港，使香港不再是自由经济的闪耀象徵，他更忧虑港府会对经济作出过分干预。

然而一个多月以后，居然传出九十四高龄的佛利民病逝的消息，实在有些意外。佛老多次到过香港，不但对香港有深厚的感情，也对香港有深刻的认识，而到生命的最后，他还忧虑香港的命运。

可能是爱屋及乌，佛老不但关心香港，也关心中国，他的一生到过中国三次，当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分别是一九八○年、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而后面两次，正好我在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担任助理研究员，协助院长张五常教授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而张教授与佛老曾是同事与密友，因此当张教授陪同佛老访问北京时，特别是一九八八年那一次，我参与了一些具体的安排工作。这次访问，佛老与当时身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会晤了两个小时，自始至终我都在场。

我是学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对经济事务不感兴趣，只是后来移居香港，在这个商业城市里，不能不入境问俗，玩起股票来了，才关注经济问题，加上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大变革时期，关注中国政治不能不关注它的经济，正好企业家查济民先生捐助一笔经费给张五常教授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教授因此在香港与深圳聘请几位助理参与工作。我也应聘到香港大学工作，并且一直做到离开香港为止。期间，在张五常教授指导下，才了解一些自由经济的皮毛。而更荣幸的是能够与他一起参访经济改革中的中国。

第一次接触佛利民如此有这样高学术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的大师（还是美国总统列根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的“国师”），自然也非常好奇。但是他与夫人罗丝的平易近人也出乎我意外，看到他们夫妇自己拖了行李走进飞机场，心里有莫名的感动。而他们的“短小精悍”散发出的活力、对新事物的兴趣，更使人惊叹，包括反应快捷的思想火花，正如张教授所言，他的思想“快如闪电”。

八八年访问中国这一次，是上海复旦大学邀请佛老到上海访问。当时中国正在闯价格改革的难关，由邓小平发动，但是引发抢购与通胀时，却把责任推给赵紫阳，因此赵在党内受到“八老”与李鹏为首的保守派的围攻，地位不稳。十三届三中全会宣布要治理整顿，更显示改革可能倒退。佛老是货币学派的大师，这正是他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张教授就有意安排他与赵紫阳见面，提供意见。以我对中共党内斗争的认识，当时的政治环境已经比较险恶，安排不易，但是我们还是动用在国内经济学界的关系来做这工作，结果居然打通了关系，获得赵紫阳首肯。但是我们的交通住宿费用则由张五常与他的朋友，很早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天安中国董事长周安桥负责。

在上海，除了复旦大学的活动，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座谈，与上海的学者接触；我们还与当时带领改革舆论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交流。我们在九月十五日离开上海后，先在苏南的苏州与无锡考察。一九八七年我与张教授在北京朋友陪同下曾到温州参观“温州模式”，这次是参观“苏南模式”。再到南京，住在落成不久的金陵饭店，还参观新街口的百货公司。

十八日到北京。在哪里住宿？曾考虑钓鱼台国宾馆与香格里拉酒店两处，我倾向香格里拉，因为外资酒店或可避免被窃听；但最后是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因为是“国宾”嘛。我想见识一下也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冰箱里的饮料全是国货，还没有“易拉罐”饮料，而是非常老土的瓶装汽水。

到北京那天晚上，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在人大会堂新疆厅宴请我们。总干事马洪、副总干事孙尚清、张磐，以及吴敬琏、杨培新、李忠凡等经济学者出席。席间佛老与马洪对物价改革与通胀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第二天上午安排佛老在科学会堂做“市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的讲演，除了经济学界的孙尚清、陈岱荪、厉以宁、吴敬琏、杨培新、廖季立、于景元、李忠凡等出席，还有一批社科界的思想活跃人士金观涛、刘青峰夫妇、戴晴等，非常热闹。听众提了五十多问题，说明当时思想界的活跃，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只回答了三十个问题。

下午到中南海紫光阁与赵紫阳会晤。由于我在香港的反共色彩太明显，因此我曾向国内朋友表示我不想出席，避免给政治上已处于困境的赵紫阳带来更大麻烦。但是北京的朋友认为无妨，结果我低调参加，不把我的名字列上。因此媒体列名的是佛利民、罗丝夫妇、张五常、周安桥。中方出席的有马洪、林宗棠、孙尚清、张磐、杨培新、李忠凡等。一直到回到香港，我也没有说见过赵紫阳。那天晚上在香格里拉酒店的答谢宴会，向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递交名片时，他只知我叫林保华，而不知道我就是常常批共和骂他的凌锋。

佛老与赵紫阳的对话，由四点半进行到六点半。我与接待单位的王丽莉做记录，最后由我把两者结合定稿，刊于后来张教授集结成册的“存亡之秋”。会晤中，赵紫阳先介绍中国经济改革的情况，着重谈了物价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并且认为今后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是价格改革、治理通胀、企业股份制。佛老也就通货膨胀、价格改革、和企业效应问题发表他的看法。当然，他主张大刀阔斧的改革，解除对市场的管制。一个是最大共产党的首脑，一个是经济学大师，双方不但谈得投机，而且相互欣赏。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似乎融合了。但是会晤结束，赵紫阳送我们一行出来时，显得心事重重。看来他是知道这些主张虽然正确，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无法贯彻的。但是他也不会想到有六四那场屠杀。

我记得在钓鱼台的第一个晚上，张教授问我，赵紫阳是不是的确想改革？我认为他的确是想改革的。因为怕窃听，我没有多言。张教授问我这些，也许是想确定佛老讲话的尺度。在会谈结束后，佛老与张教授对赵评价极高，特别是张教授产生了我所认为的“赵紫阳情结”。他回香港写的一些文章热情赞扬赵紫阳，被认为“保赵倒邓”，还掀起若干风波。可惜赵的政治生命已经难以重振。

那晚回宾馆后，张教授突然找我，说会有人接我们去看方励之。我吓了一跳，说我不想去。因为我知道所有电话都被窃听。然而教授执意要去，我只好陪同。他住家的电梯已经在晚上九点半后停开，我们一口气爬上十一楼见他。佛老夫妇没有参加我们这次夜间行动。那晚，前香港“新晚报”总编辑，以间谍罪名被骗到广州逮捕后软禁在北京的罗孚也在场。

次年春天，胡耀邦逝世，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再发生六四屠杀。北京市长陈希同在该年六月三十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有关“反革命暴乱”的报告中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九月十九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一向惯于推卸责任的中共，把这次会见当作暴乱的始作俑者。固然这次访问引发一些思想激荡，然而能引发暴乱则是太恭维了。

一九九三年，佛老夫妇再次光临香港，张教授再为他们安排中国之行。这次除了周安桥之外，教授太太也去，另外还有壹传媒老板黎智英，以及一些学术界、企业界的朋友近二十人，浩浩荡荡，先到成都，再到重庆、上海，再到北京。我刚被解除黑名单，因此在成都进关时还被扣留约二、三十分钟，把其他人吓住了，以为我被捕了。海关在弄清我的确已经从黑名单删除后，才得以进关。（一九九五年我因为屡教不改再次被列为黑名单。）

这次在北京，除了佛老的一场讲演，也安排见江泽民，但是最后确定的名单是佛利民夫妇与张五常夫妇。在佛利民夫妇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一书中说：“江首先要我发表评论，我讲了大约十分钟。表达自己一向对于金融问题、复式汇率、以及提供外资过度优惠的看法。江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谈了大约四十五分钟，用掉了我们预计会面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估计江泽民可能根本不打算听我们必须说的话。”后来我问张教授江泽民对他们说了些甚么，张回答说，江介绍他治理上海时的“菜篮子工程”。我听了忍俊不禁。

中国为了需要，用利益拢络了不少海外学者为中国鼓噪。但是佛老坚持他的理念，忠实的发表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包括最近对香港的批评。这个批评完全正确，最近李嘉诚儿子李泽楷出售电盈给外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晖竟插手制止，特区政府乖乖就范。这不是自由经济的变质吗？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怪胎，与自由经济有很大距离。权力的干预，导致腐败与贫富差距的扩大，也阻碍了政治改革的开展。佛老的去世，世界少了一个可以直率及对中国进行批评及提供建议的学者，这是中国的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