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昌民·
二○○○年四月三十日，晨雾在阳光下逐渐散去，清华大学礼堂前绿茵含翠，两侧爬满藤萝的楼馆清新如洗，条幅在气球下袅娜，彩旗在一路上轻拂，实在妩媚极了。这天是清华八十九周年校庆日，我如约来到草坪南端的日晷旁，只见一团团同班、相知的老同学在那里相认、惊呼、拥抱、开怀大笑……。依照清华的传统，毕业三十年的校友是校庆活动的主宾，过去我不止一次看到过鬓发如霜的前辈学长重温青春的喜悦，这回轮到我们自己了。
“庆祝七○届校友毕业三十周年”庆典仪式在礼堂里举行。我们的代表自然是慕绥新，他始终和校领导、首长们在一起，是本次校庆活动的贵宾，今天最耀眼的明星。他是当红的沈阳市市长，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刚刚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并许诺向母校捐建一所汽车学院。在他演讲的时候，只有我心中泛起与众不同的滋味，因为在最具青春活力的年月里他与我结下了不寻常的友谊，两个清华学子彼此敞开心扉，相互影响，相互牵念……
大会之后去电机校友捐制的“世纪鼎”前合影，慕绥新远远发现了我，欢欣地扬手叫我，拉我站在他的身旁。在同学们交替闪着自己的相机的时候，他的随行摄像师一直没有闲着。我抱怨说如今与他联系很难了，“那怎么会！”他爽利地应答，随即唤来守候在旁的秘书，叮嘱他弄准彼此的联络方式。接着他又匆匆赶去参加下一个节目了。
这次世纪聚会仿佛一道分水岭。一个月后，他查出了身患癌症；十个月后，他因涉嫌轰动一时的“慕马大案”被“双规”；十五个月后，他以受贿罪被判处死缓。没过多久，在极其凄苦的心境中慕绥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摊开不同阶段与慕绥新合影的数张照片，把庭审情景的剪报并在一旁，那时他已经茫茫花发，憔悴得只勉强认得出依稀的影子了。很久以后我见到一篇《慕绥新的悲剧和自白》，记述了发生在最后几年里的事情，文字中不无痛烈和惋惜之情。那篇纪事聚焦的是慕绥新的终点，而慕绥新的起点则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漫长的“中间过程”看来无从寻觅了，也许有人会想：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或者变异呢？
我与慕绥新一九六四年考入清华电机系，他的手风琴拉得极好，按照体育尖子、文艺尖子集中生活的学校惯例，他只是跟班上课，与大家的关系自然略嫌疏淡，我是邻班，就更不用说了。“文革”伊始，这些“封资修苗子”统统回班，十一号楼五楼宿舍才出现老慕的影子。我笛子吹得不俗，常吹奏一些歌曲小调自娱，同学们也引以为乐。有一天听见手风琴拉奏一首名曲，我跟上与它一路应和，倒十分和谐，不一会儿宿舍门呼地被人推开，身材颀长的老慕站在门口，目光炯炯，说了一句：“哦，是你呀！”这就是我们相互交往的开始。
电机系组织起文艺小分队，去农村劳动时鼓劲，斗批改活动中教歌，都用得着老慕的一架琴，我俩常常一起合作。有一天晚上播出一道“最高指示”，要求连夜谱出“语录歌”来，我苦索了大半夜，老慕带一帮同学在一旁边试边等，完篇后马上练唱录音，到天亮广播电台便播放了，折腾一宿的年轻人兴奋不已。
乱中无聊，精神寂寞，我拜老慕为师开始学拉手风琴。老慕手上的意大利琴“小月亮”音质、触感绝佳，简直像个名门闺秀。小月亮挂在我身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从《山楂树》、《红莓花儿开》、《灯光》之类轻妙的苏联歌曲开始，老慕授以要领，为我标注指法与和弦，然后我逐一啃下。老慕擅长的曲目里，以《欢乐》、《青春的城市平壤》、《高巴克》演奏得最有韵味，每次都听得我心醉神迷，生出了将来也要从自己的指尖流出的梦想。后来当我“拿下”这三支曲子心中得意的时候，再听他演奏，高下立见，赶紧听从他的点拨，老老实实地继续苦练下去。
如此接触多了，渐渐地我们从音乐到家庭、从读书到时局无话不谈，颇为相得。不在一处的时候，他信笔一挥：
书看完了吗？争取在下周星期天有人回来时给本人带回来吧？等我回来再给你抄谱子。（１９６９／１１／２５）
老慕出身于军人家庭，他津津有味地回忆他在八一学校受到的教育与生活，那奔放、浪漫和温馨的故事令我欣羡不已。我们年龄相仿，但老慕显得成熟得多，有长者之风，我想这与他那冷峻的面容、果决的谈吐，还有生来赋有的军人气质有关。别后三个月，他在信中追忆：
回想起清华园的每一个夜晚，那些我们生活中的“春天”，的确很激动，特别看了你的信，尤其使我大为共鸣！心里有股说不出的难受滋味。我们虽然相处不很久，但是相互之间无论在思想上、在生活上、在许多方面都留下了烙印，留下了友谊的痕迹。虽然我觉得自己懂得生活了，但是我从你身上又看到了更高的生活。它对我的影响是长久的！看着邮来的照片，那些快乐的日子又回到我眼前，一个永远生气勃勃的小提（绰号），就好像又在和我们一起评论莱蒙托夫、罗曼“罗兰和莫扎特……我们赞美前人的生活和经历，但我们比他们更高，因为我们是站在他们肩上的人！（１９７０／６／１７）
我下厂“接受再教育”的时候，他又去了校文艺队，其间经历了“爱情的滑铁卢”。他写信给我：
不知为什么现在感到生活很枯燥、单调、空虚，没有什么欲望，平平庸庸不知所为……希望上帝还我朝气，还我斗志，还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你们下厂不知怎么个样子——精神世界。我不知道现在我的脑袋长在哪？没思想，是痛苦的。（１９６９／１０／１９）
见面时他神情低迷，对我的问题懒得搭理，我问伴奏，他斜靠床头，神不守舍地敷衍：“怎么好听怎么配……”他在信里就是这么写的：
要我配的谱子都草配完了，未能仔细推敲，可能有错处，你一边练，一边改。“和声”的规律是复杂的，而按规律来硬性配又很死板，没意思，而且也没必要（何况没条件完全掌握这些东西），主要的是基本上不违犯规律，然后怎么好听，怎么能表达歌曲思想情调就怎么配；至于指法更没什么好说的，主要是减少无名指的笨度。……（１９６９／１０／１９）
我只好宽解他：那伤心之事其实不值得那么当真，因为那位外系的俏丽的“小狐狸”闹出过不少风波，她自己从来就没认真过。这段情事他一直耿耿不忘，毕业后一再缅怀和反省。倒是一句“怎么好听怎么配”，我从中悟出了关于真理标准的深刻道理。
一九七○年三月，我们这批“文革”前大学生的“最后遗存”离校了，从清华礼堂出发，我往武汉的一冶、老慕往鞍山的三冶各奔前程了。新环境的反差使得初出茅庐的毕业生们毫无例外地抓起笔，向天各一方的同窗好友诉说衷肠。老慕这样描述他的安身之地：
鞍山是祖国的钢都，名不虚传。我们参观了几个主要厂子，很有气魄，尤其是晚上登上烈士山或立山向铁西了望，哈！钢都的夜景是雄伟而壮观的！可惜我没有文学描绘的天才，还是留给你自己去想象吧！我们这个冶金建设公司是个建筑单位。它是我国冶金建设工业的“祖宗”，有十九个子孙……想想这么大个“家族”就使不满的心里填进一点骄傲的安慰。工作极艰苦（全是野外操作、施工），流动性大，所以人家都说三冶找不着对象。同来的“老九”弟兄有十六人，……真是“老九”拜在了“三爷（冶）”的门下——一句话，对来这里是不太痛快的。
鞍山的供应紧张，因为一来辽宁就困难，二来鞍钢工人购买力强，我们这些穷老九只好靠边站。每人每月半斤肉，每天要吃下四～六个发霉的窝窝头（像清华吃的忆苦饭），每月伙食费要二十二～二十三元之多！住宿条件正如你告我的，不过那时是想象，而现在已是事实。我们隔壁住着四个北钢、东工的毕业生，已结婚的家属来探亲，没住处就只好在床边挂起床单筑起“小单间”——不成体统了！我想这种局面在不久的将来（不会很快）总会改变的。
这儿有两个公园里有猴子、黑熊，还值得去尽兴。有一所“钢铁大学”马上就完结了。书店和北京差不多。
对这儿的人还不了解，只有个朦胧的印象——“没有艺术的粗黑线条”，有钱但不美。好打架、闹事。对老工人师傅还没接触，我想老产业工人总会是实实在在的，要好好学习。（１９７０／０４／０４）
我同样有过深刻的体验，在融入现实生活之前，文化的差异会使青年学子感到窒息般的痛苦，我自己坐在陌生的工厂宿舍里就直想哭。我写给他我的周边的种种，用了我们专用的祝颂语：“向我们的手风琴致敬！”老慕无奈而又不无安慰地写道：
这里同样是缺乏丰富的思想与感情上的生活。还好，我们几个同学下班后常常出去散步，一出去就是两个钟头，可以登上宿舍旁的小山，俯视鞍山的壮丽夜景，纵谈天下大事以至每个人的“私事”，总之无所不谈，倒也快活。现在我们还没有冲出去，我们的交际还仅仅局限在“清华”的范围，这在不久就会好转的。我的生活就是这样，说不上满意，但又不像你那里单调——因为我们这里有十几个“臭老九”作伴。（１９７０／０６／１７）
在这文化荒疏、心灵饥渴的阶段，没有比好友的呼应更宝贵的了。从鞍山寄来的每封信里都会有老慕小小的“恳求”：
我们的工作很松，业余时间是个“空间”，你看我怎样安排才好？——这里的人对文化生活不太感兴趣。（１９７０／０４／０４）
有什么好的读物（不管哪方面的），你觉得可以推荐给我的，请麻烦在你不太需要的时候给我寄来，看后给你邮回。我这书源几乎没有。（１９７０／０６／１７）
若你能搞到日文杂志（旧的也可，新的更好）多邮几册来，若能设法订到那最理想了！（１９７０／１０／０８）
《青春的城市平壤》经我改了一下，抄给你。你有什么好曲子邮点给我，我现在三冶宣传队，已经好几个月了，大概“十一”前还得干下去。……《约翰“克里斯朵夫》不知能否借我一阅？（１９７１／０４／１７）
手风琴已相当久没好好练了。你有好曲子最好陆续弄些给我，无从说哪方面的好，先弄些来再说。……（１９７１／０７／３１）
我们就是这样维系着精神上的联系，度过那一段水土不服的时光。
每个清华学子都有一种“清华情结”伴随他的一生，他认同这个群体，他也随同这个群体得到社会的承认。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理由表现得软弱和猥琐，这种情结使他总是对已知或未知的“试题”抱有自信，并且从身旁或身后同样分量的同类那里得到支撑。老慕也不例外，他越来越体会到他的才能发源于那名为“清华”的故皇家园林，常常流露出掩不住的自豪，泛起饮水思源的心情。他一次次写道：
清华的同学在这还是有作为的，一看就非同一般院校的人。有一个足球运动员（是现在三冶队后卫，原高校队后卫）很得鞍山人称道。你在一封信里说得好，清华给我们的最好、最大的礼物，是她给了我们许多出众的朋友！忠诚的同志！友谊是生活的支柱，使我们的心在清华园常青！（１９７０／１０／０８）
我们队里有三个清华同学，这是我在鞍山市文艺舞台上成功的重要或一定程度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一个男同学马雨农（土建系），一个女同学邱正伟（水利），三人一个负责文字，一个负责编导，我负责音乐，配合很好。我们初试鞍山舞台时下决心打几炮……（１９７１／０７／３１）
许许多多的“好事”都来“登门拜访”了。……（我）只好把所能接受的任务当作学习和锻炼，而把飞来的荣誉还给培养我的清华园！这样我才安心些……（１９７１／０７／３１）
走出学校不到三个月，老慕说到了他在处理“业务”和“政治”问题上的感悟：
自从离开清华园，来到祖国的钢都，我基本上是在紧张但又不失去条理的忙碌中度过的。初到这里，我不忙于在业务上出众（我曾经企图钻一下业务的），而首先在政治上、在生活上能扎下根子，能在这儿立起来，我有精力，也有能力，累一点、苦一点对我没有什么。人活在世上，不能没有尊敬。目前，通过两个来月的努力，我基本上熟悉了这里的人们和生活，也在这里立了起来，不论连里、班里、营里对我都很重视，大概因我有点“多才多艺”，是个出活的“工具”。但我又不能在人们眼里成为一个随便怎么说都能忍受的小人。总之，我自己认为，到目前为止，一个政治仗已经基本告一段落，但仍需不断前进。（１９７０／０６／１７）
当时正值“文革”中期，“政治”已经从空洞的论战上升为统率万物之利剑，又转而开始在民众心里化作彻底的厌倦与反感。不知是什么样的体验使“政治”、“业务”这一逐渐过时的老调在老慕这里具有了现实意义，作为人生的选项萌芽了。他大概领悟到单靠自身优势还不够，还必须通过精心的设计与逼真的表演，打胜政治征途上的一个个战役，方能尽早出人头地，最终赢得民众的尊敬。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社会的运作：
一晃时间就过去相当的一大块，回头去看看，心里真有点空，好像是昨天的事。来到鞍山已经七个月了，把鞍山这个粗线条的小城也熟悉了，开始认识了好激动的、火气大的鞍山人，看惯了这里规律性的生活和习惯。我对分配给我的工作基本上还满意，何况对上帝在以后会如何发落我们还不知道，故对“沧桑的”世界只好抱着“运动就是一切”的积极态度才是！（１９７０／１０／０８）
对于人生大事这一课题，经受过感情痛苦的老慕是有过认真思考的：
师傅们、热心的好人们为我介绍了许多“朋友”，但至今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因为条件决定了我要从容地选择一下，但我不会失去理智的，待有所眉目了就给你去信。在爱情的道路上我走过弯路，虽然我是按着柏拉图的“身、心”爱走的这条路，但是证明这条路不太容易走啊！实际上要比这复杂得多！因为感情要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完全按它本来的意向发展。社会使我的思想实际了些，也清醒了些。（１９７０／０６／１７）
论老慕的条件，我想如果由同学们来为他设计配偶的标准，一定会接近是个完人。半年之后，我意外地收到他突然准备结婚的消息，还附有一张贾桂娥梳着“一寸刷”的照片：
一晃，出校已快一年了。人生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只有几步！我这几步迈得有些仓促，不扎实。回顾过去的岁月，我简直有点痛恨自己的愚蠢。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时自己有那么大劲东奔西走，荒废年华，而没有利用一点点时间积累实实在在的知识和技能？！为什么在爱情的生活里追求浪漫然而又戴上假面具装正经，在关键的时候停步不前，给自己也给别人造成痛苦？为什么干什么事自己都有始无终？……我现在有的只是虚荣、俗套、轻薄、无知……。我深深感到自己前面的道路走得太轻浮了！
历史是自己写的，未来也得自己去开创。我准备用铁头去迎击生活中的任何硬壁，因为生活，因为活着太不容易了！我准备今年三月结婚，她是个中专毕业生，因为有一次我生了点气，“十一”放假就没去她家（一连十天），她就又急又气得了病，神经官能症，一直很迟钝，不爱说话，至今恢复不了，使我很不愉快。
多来信，我很愿意听听你的情况和意见。（１９７１／０１／０４）
我感觉似乎有什么事情发生，心中隐隐担忧，写信希望他回到理性的选择上来：
我期图在每一个字里找到你更多的消息。尽管我非常地不愿意，还是感觉到你受血液的支配，突然对自己不负责任了！当然我不知道促使作出决定的因素和过程，也许比我想的要好得多呢（或不得不尔），但你应当听听朋友的声音，相信他们会为你着想的！……在清华你是一个庄重的兄长；你的信又总是那样坦率、真挚，使我了解到你的心。等着你的怎么会是某种磨难呢？速写信来，即使再没有什么益处或者竟是多余，也安慰了关切着朋友的不安的心。（１９７１／０２／１１）
老慕的回音像一泻千里的河水：
在我正忙得稀里糊涂的时候，接到了你的信，使我清醒地审视了一下我在处理个人这个问题的全过程。人们是在比较中享受各种幸福的，没有比较也就没有矛盾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满足与幸福之类的东西了。这次我妈妈随我一同来鞍山，准备在我结婚后再回去，她看了之后表示基本满意，但也不免流露出一种惋惜与不满足的追忆。（这你大概就已经明白了！）
说起来我是感到不太满足，特别是在我下决心的时候，但是小贾的好学、温静也使我满意，所以在认识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我是徘徊的、冰冷的、没有热血的……现在说这些都是多余的，总之，我可以给你个结论：我不十分满足，但可以基本上满意。因为生活才刚刚开始，事件和历史才会给我们的选择做出最后的结论。
……每年的假期是我养精蓄锐的好光阴，今年却相反……我从来也没有感到家庭、生活、经济等给我这么沉重的压力……我给你的信正是这种心绪的前奏。我不会衰老的，心是要越来越年青！没有欲望人的生活就死了，但欲望并非一个，也并非绝对的。从此我的初恋的、幼稚的爱情生活结束了。我从中尝到了各种滋味，我懂得了她，她也就和我告别了。现在还没有什么在强烈地吸引我，因为我正处在一个过渡阶段——把感情生活变成事物性的真实生活，一天为借房子、筹备结婚用东西而焦急。鞍山的房子很紧张，这我大概在刚来鞍山的第一封信中已详细为你描绘过，今天这种我初到时看不惯的事竟也落到我头上了！如果实在找不到房子，就只好在宿舍里结婚！（１９７１／０２／２６）
配偶——人生的伴侣，对于普通人关联着幸福，对于奋进者意味着依靠，而对于从政为官的人，则不啻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今天再说国外某党某公司考查接班人的配偶，不至于有人动容嗤笑了；在中国高官落马的故事里，对枕边人贪婪的姑息不幸成为了最难摆脱的魔咒。内心迷茫的老慕在“真实生活”面前退缩了，无意中埋下了一粒不祥的种子。他呼唤过历史，历史三十年后才给他回答。
我和老慕首先是艺术上的知音，随着心灵的成长发展成彼此信赖的朋友。在朋友面前，他呈现着自然形态的热情、善感和脆弱。从手风琴这个道具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的涨落：
生活里的变化是莫测的，“十一”前几天把我调到三冶公司的样板戏学习班搞《沙家浜》，到了那又用不着我，只是因为我会拉琴，在三冶有了点名气（在一次三冶内部各单位汇演中我给一个大合唱伴奏过），就非收藏来不可，真有点像“在黎明前死去”的“中锋”一样！不过把三冶的最好的琴（东方红）配给我用了，这倒是件消愁的好事。（１９７０／１０／０８）
我自从琴被他们拿走（十一月份）后很没情绪，也没好好整理谱子，我想等我春节回家后会有机会整理一些给你邮去的。（１９７１／０１／０４）
我现在又被调到三冶宣传队，说实在的没什么心思。不过好在小贾还有点音乐欣赏水平，我算有个三分之一知音。比起你和雅华同志来，我们的生活该是多么平淡啊！……衷心希望你们幸福！（１９７１／０２／２６）
老慕风风火火的作风，即使他远在北国我也不难想见：人们期待地望着他，受到他的感染，相信他的判断和计划……。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时常掀起胜于常人的感情狂澜：
我的事就是这样。你对我的忠实的朋友关切使我很感动，看了你的信，我一夜没睡好觉，往事像春风一样平和地温暖地吹过，也不知是高兴，也不知是怀恋，我竟哭了好一阵……说这些你也许会笑。沉着、稳重是在矛盾中的一种表现，一个人的内心斗争和冲突是什么也阻止不了的，就是现在，同学们、师傅们也不会看到我的任何异样的变化！这就是十八年来养成的知识分子的克制！（１９７１／０２／２６）
就当他在鞍山文艺舞台上获得巨大成功——
市里集中了七个厂矿工人宣传队计二百多人，……由我指挥排练并成功演出了我的组歌（《在鞍钢宪法红旗下胜利前进》）。以后当然了，许许多多的“好事”都来“登门拜访”了……（１９７１／０７／３１）
——他的情绪也会突然由巅峰滑到了低谷：
我常常感到孤独，感到我没有知音者，知心者。我的努力，我的成功得不到所期望的反响，这是我最大的苦恼！好在生活并非只有这么大个天地，喧腾的流水冲刷了一些我的烦恼……（１９７１／０７／３１）
我不由得想起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他们是最适合填词作画的艺术家，何必去做那守不住江山的倒霉君主呢？老慕的艺术情怀在官场政治中绝对是他的弱部，他不善于防范堆满笑容的机心，既容易轻信，又抹不开情面，一步迁就，百步进逼，左支右绌，事情终于无法控制，千里堤溃，“守不住江山”！当老慕在三冶文艺宣传队“挥斥方遒”的时候，我也在一冶文艺宣传队崭露头角，对此巧合老慕欣喜异常：
来信收到了，很高兴！我们又在同一条战线上奋斗了！祝贺你在这创造性的劳动中取得的满意成就！到此已经不自觉地用了三个感叹号了……（１９７１／０７／３１）
在革命文艺舞台上，他与我都渴望着更多的切磋和交流：
我和你有同感，就是成功得顺利而轻易（当然在创作过程中是极其辛苦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可以使人成功。我一直感到这是灵感的胜利，而非勤苦的结晶。现在也迫切需要有个学习机会……（１９７１／０７／３１）
不管怎样，我要拼命向前，因为生命只有在拼命向前时才会迸发出灿烂的光辉，人生才会有价值……我希望得到你的一些良言，也希望得到你的经验和作品，特别是以后恐怕我的精力不济时还要请你帮忙的！（能否邮些你的作品给我，学习学习。）（１９７１／０７／３１）
他在这封信里最后提到：
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呢？上次记得你让我买双乌拉鞋，可惜托了几个人都没办成，很对不起。（１９７１／０７／３１）
若不是这封信，我完全不记得有过这么一个信口胡提的要求……
从此以后，我和老慕各自营营于本身的工作，距离渐行渐远了。一九八二年我在清华带着儿子读研（当时的清华一景），十月的一天老慕突然来看我，我在家信里这样记载：
星期天，慕绥新来找我，叫我又惊又喜。他是老同学，我的手风琴老师，分在鞍山三冶工作，阔别有１２年了。我们畅叙了半日，喝了点啤酒。他如今是科长工程师；说这几年特别想我，托人在一冶找过我。他的真诚连嘎子都很感动（嘎子说他抄下了我们全家的名字）。老慕说这儿的米太坏，下次非要给我带东北大米来不可。（１９８２／１０／２１）
从一九八三年起我在广东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工作。一九八四年老慕写来一信，说起在火车上巧遇同班的田聿新、又一道重返清华园与故旧聚会的事：
尽管仍然是母校，但已丝毫看不出当年的风华，再也找不到那沸腾生活的景象：每天下午四点清华园就是活泼跳跃着的人群……现在太静了。他们都在忙着事业。（１９８４／５／５）
我感到四平八稳的庸闲日子羁不住他那颗跳突的心了，我在经济特区忙得有时停不下来想，他倒在平淡之中开始琢磨问题了：
我还在三冶技术处（副处长）做些无关紧要而又非干不可的工作。我想你现在走了实业道路，现在必会有些名堂了，把较成熟的东西说点给我，也好在内地开个花。目前，内地改革浪潮已来临，有许多要思考的问题，也很需要你从特区来的信息。（１９８４／５／５）
八月一日我外出回来，惊喜地看见老慕留下的便条：
我随海城学习团来深圳学习，到你这儿，听说去香港，很不巧。我现调鞍山市海城县，任管工业的副书记。……来深圳机会难得，未见到你甚是遗憾。……
多来信。
匆匆数语没忘记加一句叮咛。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日我收到老慕最后一封来信，告诉我他已经升任海城市市长。
我的工作日志上记载，一九九二年五月七日接到老慕的来电，说过什么已经无从回忆了。
一九九八年，电机同学刘道纯来深圳办事，说他知道老慕在沈阳市政府的电话，我们当即打通了，怕秘书不重视，特别强调了我的名字。秘书答应转达。我相信他没有转达。
如今国人已经不再把伟人看作神，但感兴趣他们何以成为伟人；也不简单地把罪人理解为鬼，而关心他们何以成为了罪人，否则成功就会被当作幻影，为官便会被视为畏途。从慕绥新的悲剧来看，横亘将近三十年的空档，看清因果关系很难，但越是这样，越需要重视它的警世意义。我和所有的庶民百姓一样痛恨贪官，在一种情况下我更多几回扼腕叹息，那就是我深知他本来具有出众的智慧、魄力和雄心，却偏偏不是走进天堂，而是下了地狱。
- Re: 瀛﹀瓙鎱曠互鏂�posted on 12/31/2006
Who is 慕绥新? - Re: 瀛﹀瓙鎱曠互鏂�posted on 01/01/2007
和朱胜文类似，慕绥新也不是被冤枉的，但只是一个小把戏。他前头的、上头的老虎们都好好的，最多及时金盆洗手罢了，轮到他这只苍蝇就倒霉被拿下了。
人类社会的常见的现象。 - Re: 瀛﹀瓙鎱曠互鏂�posted on 01/01/2007
慕绥新 is great. He did a lot of goods to local people.
阿拉丁燃灯 wrote:
和朱胜文类似，慕绥新也不是被冤枉的，但只是一个小把戏。他前头的、上头的老虎们都好好的，最多及时金盆洗手罢了，轮到他这只苍蝇就倒霉被拿下了。
人类社会的常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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