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文明的石头
信源：国际先驱导报
时蕴（发自海德堡）/有时候，我们盲从于别人的标准，同时放弃了自己的标准和发言权力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在我们习惯的文化视野里，他山那些石头，是当仁不让地受过启蒙、人文、民本等诸种文明汤药浸泡过的高级存在，在他们面前，我们很乐于低下我们高贵的头颅，虽然态度含糊----或谦虚，或自卑，或只是习惯成自然。所以初到德国时，我是绝对的态度谦卑，说话音量奄奄一息，永远端坐如仪，热情耐心地排队。如此做，并非觉得有何国家大义需要担当，只是不甘心突然就变成了“非文明人”。国人自我监督并总结出来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对我是很有震慑作用的----虽然，我常不以为然。
时日倏忽而过，我慢慢发现，对此，德国人民表现得并不是很领情，反而常将我向反向推动。在我文明到如坐针毡时，这对我不啻是一种解救。
首先，我知道日尔曼民族是著名的优雅而文明，所以在公车上，当我时时看到那些身着亚麻西装、捧着英语计划书在读的文明乘客们，堂而皇之地把灰尘仆仆的贵脚搭在对面的座位上时，我不可能不感到惊诧了----在国内，这是我们幼时便被严厉纠正的行为，没有非常胆量，寻常国人决不敢轻易尝试。但在这里，它没有任何异样的气息，周围人都不以为然，处之泰然地各行其是，我也只能惊诧于自己的惊诧了。
到了春日，阳光和暖，德国从纠缠了半年的冬日阴霾中苏醒。我从巷子走过，只觉头顶五颜六色，金蛇乱舞----德国的主妇们正在大扫除，而积尘半年的被子、垫子就这样被堂而皇之地从窗口伸出，被悬空摇晃、拍打着。琐细的灰尘在阳光中历历在数地飞舞着，下面行人则安之若素地来去着。我可怜的惊讶仍是没有机会得到宣泄，德国房东告诉我，在这里这是很正常的行为，是呀，否则如何清除被子上的浮灰？
而最辉煌的莫过于一个标志性的德意志行为，当众挵鼻涕。在国内，这个只应该发生在洗手间的行为，在这里享受着登堂入室的合理性，如讲堂、宴会上，在当地人心中，它不会引起丝毫和“非文明”有关的联想。可是如果为它配上相应的背景，比如它是发生在一个肃立在万人前、在扩音器前演讲的政客或教授身上，其壮观、隆重程度是不敢想象的。结果是，目睹此场景的中国人很是惶惶不安，脚下站立了二三十年的道德大地似乎突然裂开了，大家纷纷奔走相问：是真的吗？是真的，确确实实的。但又能怎样呢？在一个时刻，一个人的鼻子需要迫切的疏通，它为何不能发生？
当然，德国人民确实不会随地吐痰----在这里洁净的空气里，似乎也没有那么多痰可吐；但不妨碍偶然地扔扔垃圾，如赶车时扔扔咖啡杯，随手碾掉烟蒂等等。这些行为，一般是会获得绝对理解，因为“万物之灵长”的人总比瓶子、杯子重要，自由比秩序重要。如此一来，国人困惑之极，难道“文明” 也像胡适口中的“历史”一样，变成了可以任人装扮的小姑娘？
事实确实如此。
是否文明，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明。先贤认为西方“礼而不让”，中国人“不礼而让”，不论“让”或“不让”皆是文明，标准不同而已。同时，文明并非单向度的绝对真理，而是一个变量。在西方文明、价值系统中，它更多被放在以自由为参照的坐标系中接受判断，偏向于左端“自由”还是右端“秩序”，在不同时代有不同选择。但显而易见的是，到了当代西方，砝码在明显向左端倾斜，于是个人选择和自由得到了尽可能的尊重与张扬；结果是，与古典时代相比，让步后的文明尺度也许稍显软弱，但的确人性化了许多。遗憾的是，这样的力量关系，对国人而言却意味着片面地去靠拢静止的西方文明规范，而忽略规范背后对自由的体谅和个性的尊重。因此常想，适度地放松对绝对文明的警惕性，对今天的我们，也许反而是一种进步。
文明本为变量，而发言权也至关重要。当言说者是西人时，其公车上的行为、挵鼻涕都与文明无关，但借这样的光照到的中国，却有了另外的涵义----如中国人大声讲话是粗鲁，中国人与父母同住是压抑个体，中国人勤奋是因为焦虑，中国人吃饭不换三道盘子是粗俗……国人于是着急地自检，举手投足都向发言人谦卑靠拢。但如果反过来，我们登上了发言台，手中的电筒照出的，又是什么样的凸凹不平？----比如西人天天洗澡，是因为体味太重；他们吃饭换三道盘子，是因为食物没有内容便大力发扬形式；他们永远微笑，但永远无法接近；他们自强自立，但任父母寂寞终老……令人感慨的是，在当今的价值话语系统中，我们确实无法掌控这种发言权，但也不意味着必须时刻去俯就于对方的权力，而且----事实是，权力有时是我们主动放弃的。
- Re: 寰峰浗-閭ｄ簺鏂囨槑鐨勭煶澶磟tposted on 01/09/2007
说得太tmd对了,特别是第一条:大脚丫子直接放到干干净净的座椅上去.
不过作者漏掉一条:随地小便,嘿嘿,,,,,据说法国也这样的,不知美国是否如此啊?
至于挵鼻涕我倒觉得没什么,应该说是中国人虚伪了一些,不如率性的好. - posted on 01/1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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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袍下的多样面孔
时蕴
郭实腊
在19世纪进入中国的诸多新教传教士之中，马里逊、米怜、麦都思、郭实腊常被作为开端提起。可以说，自明末清初耶稣会入华后延续达200年的中学西传后，此为另
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开端，表现出更多的非文化色彩，同样的，其间的代表人物也显现出混沌未辨的复杂面目。
与其他传教士相比，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Gutzlaff，1803－1851）是面目最复杂，涉足领域最广泛的一个；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政治、经济、中西关系史角度考量，他都不可被忽略。各种差会、各个国家传教士、各种形态的传教活动，如办报、翻译、著述、办学、军事，他全部实践过，而且常领风气之先。如1834年，他的英国籍妻子温施娣（MaryWanstall）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子私塾，这被认为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开端。另外，他1842年在《中国丛报》上撰文介绍《红楼梦》，是最早将这部中国经典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人。又有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最早传入，是从 1840年郭实腊编译的《贸易通志》开始的，他在其中介绍了西方的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叶坦，《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
在宗教扩张的大前提下，对传教士的个人行为做非此即彼的判断常常使研究陷于困境，但郭实腊却是例外——即使在他的时代，其个人道德和个人行为也常被从传教士身份中抽离出来，加以单独的审视和评判。如卫三畏、裨治文等人就或明显或隐约表达过对其人格的鄙夷。郭实腊23岁来到东南亚传教，一生辗转于马来、新加坡、泰国、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着汉服，讲汉语，甚至入籍福建同安的郭氏宗祠，从而得名“郭实腊”。在传教的目的下，他编报纸、编词典、组织宗教团体、办学校，鼓吹战争，为鸦片贸易呐喊。不同于其他人的是，即使站在当时庞大的传教士群体中，即使传教士的黑袍在身，郭实腊也表现出异常鲜明的个人性格：他的语言天分、聪明狡猾、野心勃勃、骄傲自负以及强烈的帝国意识。这些在他的著作、言论、活动中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若将此放在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背景中看，“何以如此”以及“将会如此”便不再是简单的问题。它们的答案，也恰是19世纪的中西关系史、经济史，是19世纪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形成的关键环节。
郭实腊，又名郭士腊、郭士立。出生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因为家境贫穷14岁便辍学。1820年，他大胆给国王菲特烈·威廉三世献诗表达求知愿望，国王准其进入一家神学院上学。1823年，他受荷兰传道会招募，于1926年受其派遣来到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传教。后又脱离荷兰传道会成为一个独立传教士，但与伦敦会一直关系密切。
郭实腊的个人智慧是毋庸置疑的。除母语德文外，他还通中文、日文、荷兰文，对中国官话和广东、福建的方言也有相当的了解，还会马来语、暹罗语，曾将《新约》中的《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翻译成暹罗语。他一生著述多至80多种，语种、内容纷杂，关于中国的就有61种，如《中国简史》、《开放的中国》，从横向、纵向介绍中国历史；如《道光皇帝传》，是道光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传记，也是道光时期的中国社会史。这三部都是由英文所写，在欧洲出版。此外，还有德文、荷兰文、日文著述，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科技、金融各个方面。对于早期传教士学术方面最多着手的语言和语法，虽然郭实腊在著述方面没有太大突破，但对中国语言的认识确实高人一筹。对19世纪早期最流行的两本语法书马里逊的《通用汉语之法》和马希曼的《中国言法》他一语中的地点明要害：“欧洲学者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他们总是给中文披上西方的外衣……谈论什么单数、复数、现在、过去和将来时态。”这一点，也成为后来传教士编写语法书时孜孜改正的方向。
如同马里逊等人，郭实腊也非简单的传教士，但他的身份转换更为复杂，也更为赤裸裸。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的航行及其《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是郭实腊最重要的行动和著作，他因此声名鹊起。这三次航海是西方新教传教士最早做出的打开中国大门的试探，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也是郭实腊身份转变的重要契机和推动。三次航海的活动范围从广东沿海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郭实腊沿路讲道、诊病、分发宗教宣传册、书籍、药物等，直接目的是宣传西方文化，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形象。但又更进一步，他详细记录下了所到之处的海防、军事、军备状况，为他盼望中的枪炮轰开大门做积极准备。
郭实腊后来被提到最多的是他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紧跟着这个想法而来的是明言“怀和睦之意”以“沾润汉人”，是服从于他在传教之外更大的野心。在此之前，虽有《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特选撮要》、《天下新闻》等创立于外埠的中文报纸，但多是意义比较单纯的定期性的宗教册子，到了郭实腊手中，方为报纸注入世俗内容，这部分内容很值得研究。除了地理和科学知识的着力普及，他在报纸上第一次报道“市价”，辟有 “贸易”栏，介绍中国及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尤其是西方科学的状况。他还积极向鸦片贩子筹款，这在当时为一创举，也颇受诟病。但是，他的第三次航海，便是随着鸦片船行进并受雇于鸦片贩子的。
当时的新教传教士，站在宗主国的立场上，在战争问题上如果是或明或暗持赞成态度；那么在鸦片问题上，则多是鄙夷和反对。需要提出的是，1840年前，传教士中与鸦片贸易有直接关系的，“只有鼓吹迫使中国‘开放’的郭实腊”（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他不仅在第三次航行中，作为翻译参与鸦片贸易，还在《东西洋》上撰文：“我为这样一个贸易的日益增长的普遍前景而由衷感到欢欣鼓舞，但也同样为一个村庄居民而感到痛心……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渣滓，本质上是些卑鄙可耻的恶棍。”对之，伯驾、卫三畏都在《中国丛报》上表达了反对意见。新教传教士中，直接参与鸦片战争的也只有郭实腊。三次航海让他看到战争的可能性，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架置妥帖的大炮更能激起他们对我们的尊敬，它无声的语言对我们更有用，胜过德摩斯梯尼最出色的辩论。”所以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以翻译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全过程，参与了《南京条约》谈判和签订全过程，还做过定海、宁波的“民政长官”；之后又做了8年香港驻华商务总督的秘书，直至1851年病死于香港。
19世纪初，正是西方人的中国观发生巨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其间有中国自身积贫积弱的问题，也有时代演进的客观背景。而以郭实腊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们，作为亲临此地的特殊群体，对当时中国形象的巨变有着关键的作用。当时的传教士中，除了理雅各等极少数外，大多赞同卫三畏的观点，即中国文明是一种“半陷落”的荒野文明；郭实腊是从根本持贬抑态度的，他将之追踪至国民性的问题，中国人的心灵。在这个统一言论下，那些新教传教士们或政治或军事身份的延伸，便丝毫不觉奇怪了。这种延伸的历史后果，至今无法尽数评判。刘禾就在《欧洲路灯光彩以外的世界》一文中，以郭实腊“夷”字的翻译问题为例，阐明了这种后果的一种。在19世纪的中西关系史中，“夷”字的翻译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早期本被译为“stranger”（陌生人）、 “foreigner”（外国人），即使在与郭实腊同时期的马里逊编撰的字典《华英字典》中，对它的解释也是foreigner。它的意义从中性到贬损的变化，郭实腊是直接的始作俑者：“当英国国会在1830年代后期开始辩论要不要发动对华战争的关键时刻，‘夷’字被死死地等同于‘野蛮人’，自然为英国主战派提供了有力的口实，使他们借机大做文章，例如，在一篇不长的提交给两院讨论的文字材料里，‘barbarian’（野蛮人）这个词竟出现了21次之多。此类煽动，不能不使英国上下哗然，因为‘野蛮人’的说法大大冒犯了刚刚暴发的英国资产阶级的面子，一时间，必须惩罚傲慢自大的大清国的呼声便成为主导舆论，这对英国政府发动鸦片战争并谋求战争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20世纪，对19世纪早期新教传教士的双面作用，西方的汉学家自身，也做出了新的判断，虽然比较含蓄，正如费正清所言：“那些作为基督徒的外国人包扎着的，恰是其他外国人造成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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