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

本刊资深特派员江迅按：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二零零六年十月出版。书中描写的尚小云、言慧珠、杨宝忠、马连良、程砚秋等人的「伶人往事」，在作者笔下婉转曲折、荡气回肠。书中透过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浮沉，写出了那些名动一时的戏剧名角怎样被时代的政治所淹没，京剧这门古老艺术怎样在专制的糟蹋下凋零。阅读《伶人往事》，是一段历史的阅读，一种厚重人生的阅读。

但《伶人往事》却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禁制，副署长邬书林对湖南文艺出版社说：「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章诒和听后，心中激愤，一再拍案而起。

一月十七日深夜，她给亚洲周刊记者发来电子邮件，说「《伶人往事》被禁，直言是『因人废书』」。一月十九日章诒和给亚洲周刊传来她写的《我的声明和态度》。二十四日，她在电话里，宣读了《我没有了退路——对「声明」的「说明」》。

章诒和说：「现在重要的是出版需要立法，依法行事。其实，我个人微不足道。孙志刚用他的一条性命，换取了收容法的废止，他是用生命实践了的，我也愿意这样做。我不是要废止什么，而是要构建一个新闻、出版、艺术必须立法。」

当章诒和说到「说明」的最后部分，谈到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表示，一旦愚愚(章诒和小名)被当局抓了，他们会排队给她送牢饭。在电话那一头，她忍不住哭泣了……章诒和的《我没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全文如下：

私下里聊天，人们都爱提起我的父亲（章伯钧），认为我的性格与父亲有点儿像，我常为此辩解。我说：不能看表面，我和我父亲有着质的差异。他是职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而我呢，是一个毫无政治抱负的人，既没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现实盘算，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焦忧。父亲的政治头脑，特别是他的组织才干（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秘书长和组织部长），都没有遗传给我。我一生的兴趣和一点点小聪明，都在艺术上。我敏感于人的内心情感，敏感于色彩，敏感于细节，敏感于韵律，即使在监狱里，我还是那么喜欢天空，喜欢飞鸟，喜欢薄雾……看着看着，甚至能忘了自己是囚徒。我这辈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讲故事，讲细节，讲往事。由于专业的缘故，我还特别喜欢梨园行，伶人美丽，动人，几乎每个人都很独特。所以，这本书就是这种兴趣和热情的表达。但是，就是这样一本写梨园行的书也被禁了。而邬先生却说：「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话是什么意思？用「文革」的语言讲，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是「你章诒和这辈子别给我写东西」。所以，是邬先生把我逼到死角里，我没有了退路。

「声明」发表以后，很多人关切我的生活情状。从香港、台湾、美国、日本、西班牙、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等地来电询问。网上议论热烈。而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和朋友则异常担忧。他们要组织一个送饭组，说：「愚愚（我的小名），你若被抓了，我们排着队给你送牢饭。」我听了很伤心，事情不会闹到这一步的，毕竟现在中国的法制状况，比我坐牢的时候进步多了。但是他们准备这样做说明什么呢？——说明了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在他们心头堆积的阴影并没有消失，人们仍然有所恐惧。我深感悲哀。为了这个悲哀，我也要站起来。

我的「声明」是极其郑重的，希望邬先生能给我一个郑重的答复。请邬先生答复我：

一，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二，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三，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十多天过去了，毫无音信。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往事并不如烟》。据可靠消息，为了「往事」，李长春先生主持了一个会议。会上，前新闻署负责人表态，说（大意）：自己这个部门只能管出版社，管不了作者。事情推到了文化部，文化部一位副部长说（大意）：章诒和已经退休，再说写书属于业余之事，不好管。既然事情是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当时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是把「往事」定性为「反党宣言」的，于是，李长春先生决定这烂摊子还是由统战部来收拾。

最后，统战部托人找到我哥哥（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请他转告我这个妹妹：今后就不要再写了——这就是「往事」的结局。我想：这次新闻署该出面了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邬先生会登场吧？

查禁书刊，必须要有法可依，这种依法不是某领导人的一句话，不是某个上级机关给下属单位打个匿名通知电话，也不是给杂志社或出版社下个简单粗野的书面指示。它应该是一个法的程序，这个程序应该是严格依据公开法律的，应该是一个独立、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这是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如果是按着这种严密的法定程序查禁《伶人往事》，即使查禁错了，我也可以尊重司法。

□ 《亚洲周刊》二〇〇七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