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次优主义”生活


南方周末　 　2007-01-25 16:15:32




　　再次接受农村生活的“再教育”，是韩少功的自愿选择。因为“知识正在以脱离具象、脱离实践的方式大规模传播”，这使他感到焦虑

　　韩少功：“次优主义”生活
　　
　　□芳菲
　　
　　在我和一些朋友的眼里，每年有6个月时间生活在乡下的韩少功，好像一个“探子”。他的生活，寄托着我们对乡村生活再发现的期待。
　　韩少功2002年出版长篇随笔集《暗示》，对当代文明提出了“知识危机”的批评，他认为“知识正在以脱离具象、脱离实践的方式大规模传播”。在2006年的第二部长篇随笔集《山南水北》中，他抛开理性思辨，对自己的乡村生活进行了具体直接的描述。
　　以《山南水北》这部新作为由头，我对韩少功作了一次访谈。
　　
　　挑粪；“后现代”的农民
　　芳菲：世事大多在因果之中。你连续下乡已经7年了，你这么做的“因”是什么？
　　韩少功：我喜欢在野地走一走，在地里干点活，和农民说说话。这样的生活特别惬意，特别充实。也许这是知青经历留下的心理痕迹在起作用，当然也不一定。说到知青下乡，我当时并没有太多委屈感，因为几亿人就是这样生活的，知青只是过了一小段。有些知青文学的作者自比落难贵族，大哭小嚎，我不以为然，虽然我也反感那个时代的政治恐怖和荒唐宣传，不赞成强制的上山下乡。
　　芳菲：你现在乡下的日常生活包括些什么内容？我看到书里提到你还挑粪？
　　韩少功：劳动。出一身汗，有益身心。化肥只能被作物吸收30％左右，其余的都沉淀下来破坏土质。所以我从来不用化肥，只用农家肥，所以就得挑粪。如果地里没活儿，我就会读书、写作、上网、游泳、和农民聊天。有些农民嘴比较笨，但有些农民很会说话，一张嘴就是脱口秀，而且有特别的思维方式，我会听得哈哈大笑。
　　芳菲：看你的一些记述我也大笑过。比如讲到村里几个党员自发来到你家，感谢你为村里做的好事，还商量将来把你埋在哪里。一边笑一边感动。
　　韩少功：农民读书少，他们说话很少用抽象概念，多用形象性的细节，可以说有一种“形象依赖症”。他们说一个人好或者不好，不会像人事部门那样写鉴定，只会说两三个细节。这种方式被文学家听了，会觉得它很文学化；要是被哲学家听了，会觉得它很“后现代”。
　　
　　文化后面的人与灵魂
　　芳菲：不过，在我们一般城市人的潜意识中，对乡村的理解大致有几个“局”在妨碍着。首先就是1980年代寻根文学造成的“局”。前段时间我看到阿城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说，“寻根”这个词当年是你提出来的，但是你寻着寻着又把这个根给否定了。你认为呢？
　　韩少功：“寻根”当时不是一个声音，有多种角度。因为《爸爸爸》等作品，我被理解成一个批判者，但批判之外的同情或赞赏，可能就无法抵达读者那里。也许任何时代都有一个读解定势，作者并没有太多自我解释的自由。阿城说的那些话，我不知道。他说的根，似乎限指传统文化，特别是指比较贵族形态的那一部分，包括被贵族赏玩的一部分民间形态。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里就有个问题：我们要珍惜贵族文化的遗产，但是不是要接受贵族的社会态度？在我看来，那种等级制，那种人上人的优越，是贵族文化中糟糕的部分。因此我看重文化，更看重文化后面的人与灵魂。灵魂是平等的，不分什么贵贱，不分什么中外。
　　芳菲：所谓文化后面的人与灵魂，你是怎样看出来的？
　　韩少功：印度人过很多节日都不吃饭，这种习俗不是没有来由的。你可以想象他们为什么不吃，想象他们过去的命运、处境以及人际关系。你可能会在想象中感动，这就是看到文化后面的生态、生活以及灵魂。又比如你看到宫廷和城堡，你可以欣赏那些器物的精美，想象自己如何当少爷老爷，但你也可能在欣赏之余不大高兴得起来，因为你知道精美后面有很多男女奴隶的悲苦命运。
　　
　　面对向下沉沦的乡村
　　芳菲：鲁迅的《故乡》可能代表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对乡村的基本情感框架：批判而又眷恋。这种情感似乎有其普遍性，这是第二个“局”。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讲，就是：晏阳初对中国乡村“贫弱愚私”这个看法“不高明”、“缺乏哲学头脑”。他认为不是贫的问题，而是“贫而越来越贫”的问题，中国农村社会是“向下沉沦”的问题。一定要把下坡路扭转为走上坡路。他这个观察你觉得还到家吧？
　　韩少功：梁漱溟这一说法很有眼光。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和都市化，是生产要素向核心地区不断集中。这一过程可以让一部分乡村搭便车，比如让郊区农民受益。但大部分乡村在一般情况下只可能更边缘化和依附化，所谓“走下坡路”。这是一个繁荣伴随着衰败的过程，曾体现为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等等，即计划经济时代的榨取；也表现为农民工廉价出卖劳力等等，即市场时代的榨取。农村青年靠父母出钱读了高中，读了大学，但读完就被城市吸收了。这只是乡村的失血现象之一。眼下工业反哺农业，充其量只是抽血以后适度还血。更重要的止血之策，是反思现代化的基本理念和体制，但这样做可能要求过高，现在也言之太早。
　　芳菲：在这种运势中你去农村，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角色呢？拯救者，还是逍遥者？
　　韩少功：我总感觉到自己无能，看很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是做形象工程多，实效可疑。但不管怎么样，短斤少两地做，拖泥带水地做，多少会有一些作用。就算失败了也可以积累经验。比如我写下这本《山南水北》，也许可让一些比我更盲目的人，少一点想当然。
　　芳菲：如果说农村整个处于一个沉沦、一个没落的文明轨迹中，我觉得就给认识其中的人及其灵魂带来不小难度。
　　韩少功：不，文学不是富贵病和商业利润，不是只在富裕人群里产生。国家不幸诗人幸，这是一句老话，至少有一大半道理。东欧、拉美都曾经是沉沦状态，但都有过文学的丰收。也许生存压力越大，人性才展示得越裸露和越深刻。连集中营里都有宝贵的文学资源，为什么一个相对贫困些的农村就可以被写作者轻率地删除掉？再说，文明的进步史观也是可以讨论的。
　　
　　领受大自然的教育
　　芳菲：你认识了些什么呢？这些认识能给你带来安宁吗？——这也涉及到我想说的第三个“局”，陶渊明“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文人式田园理想。你怎么认识陶渊明？他的理想你认为有什么积极性和消极性？
　　韩少功：陶渊明为官场不容，无奈之下到农村，但这种挫折也许成就了陶渊明。梁漱溟不是这样的，他更有担当，他主动面对并关切多数人的命运。单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梁漱溟更为可贵。
　　芳菲：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我不是想谈对陶渊明个人怎么看，而是我觉得，谈论陶渊明已逐渐成了一种对安逸生活方式的向往。在当代语境中，欣赏陶渊明是不是不太可能？是不是很做作？是不是太奢侈？是不是太贵族？
　　韩少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耕读生活在眼下当然没有普遍意义，因此当一个现代陶渊明代价很昂贵，起码你不能是个上班族；考虑到农村医疗条件差，你还得身体健康。所以现代的仿陶渊明们大多出现在旅游度假村里，周围布景是古代，人生剧情却是现代。这是复制某种文明总会出现的“扑空”，就像人们模仿牛仔，模仿果农，模仿红军长征，只是偶然客串，不是真实的日常生活方式。这是文明体系转换的结果，也是城乡资源配置悬殊的强制结果。但文明的演变方式通常不是切换，而是重组。构成“陶渊明”这一符号中的某些精神元素，比如热爱自然和独立超脱等等，不会随着农耕文明的结束而结束。很多欧美人一窝蜂往城里搬，又一窝蜂往城外搬，不也是洋版本的“归去来”？我见到一些农村的退休老人，并不愿意随子女进城，倒愿在乡下做做农活，养养鸡鸭，外加吟诗作对。你很难说他们身上没有陶渊明的影子。
　　
　　理性不是万能的
　　芳菲：《山南水北》的宣传册页上写着一句话———“他把认识自我的问题执着地推广为认识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倒过来写可能更合适：“他把认识中国的问题内化为认识自我的问题”。
　　韩少功：我没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野心，也从不认为文学有改造世界的魔力。我们有两千多年优秀的文学了，但世道人心好了多少？20世纪的战亡人数不是比前19个世纪的总和还多？腐败与犯罪难道不是层出不穷？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不必关切社会，不意味着文学是一场自恋的游戏。这里有一个悖论：文学不一定使世界更好，但不关切世界的文学一定不好，至少是不大好。文学为天地立心，但这颗心不是成天照镜子照出来的。哪怕卡夫卡和佩索阿那样的人，他们的孤绝也不是来自娘胎，而是在社会中磨砺的结果。
　　芳菲：我也认为，领受过“大自然教育”的人的心怀更加宽广。
　　韩少功：“大自然教育”，这个说法好。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按照整体主义哲学的看法，人只是大自然的一个器官或一个细胞。把人从自然界连根拔起的生活方式，就像把一个胃从人体中割出来特别供养，当然很危险也很愚蠢。人们关切阳光、空气、水、土地等等，不过是相当于一个胃在关切人体的脑袋、心脏、手足等等。这谈不上什么博爱，差不多也是自利，是有包容和可持续的自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最高纲领的自利就是最低纲领的博爱。
　　芳菲：“大自然教育”，似乎不是理性所能够彻底取代的。
　　韩少功：我曾经以为理性、逻辑、科学足以解决一切人生疑难。其实不是这样。比如很多事情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完全把握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命运”的东西。比如不论我们如何知书达理，但也常常有行动的犹疑，因为在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善行可能带来恶果，恶行也可能带来善果。在这种情况下，理性主义非常脆弱，一不小心就滑入虚无主义，似乎人什么也不能做，怎么做都没有意义。那么一个人靠什么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呢？这不一定需要回归神学。从历史上看，把价值判断交给上帝之后，人类一直打打杀杀，欺骗和贪欲也没减去多少。这样，我更愿意接受一种没有上帝的上帝，把我的“神”看作一种人类的价值共约，来自人类的普遍生存经验。所谓人心，所谓良知，所谓神，是它的各种别号。测谎仪也许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你看看，不管是什么人，一旦说假话，就难免在仪器里显示出生理异象。为什么？因为有一种人类共同经验，通过从心理到生理的积淀，在他们的血管、肌肉、脏器里申张着价值标准。这样一种隐形和无处不在之物，我们叫它什么好呢？如果叫得通俗一点，叫“神”恐怕也是可以的。人只有把人类大局和终极价值想明白了，才会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哪些事情很重要，哪些事情不重要。一个人从容自若，无非是他知道有很多事不必去忙。区别只在于，有些人要靠神学和教规的外力，靠孔子所说的“乱力怪神”，来做到这一点；而另有些人则靠自省和格物致知，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芳菲：你《山南水北》之前的一部作品是《暗示》，我对《暗示》的感受是你扫清了很多认识上的迷障，回归对具体实践的尊重，可能带来“一次健康的精神运动的肇始”。果然之后你就下乡了。我则还在偶尔想起这个问题，想所谓开始之后，又走向哪里呢？最近看到你们海南的萌萌，在她生前编的最后一本书《“历史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的编者序中，有一个表达是“这支尾随的军队开始有了停下来的迹象”。也让我想，停下来以后又怎么样呢？
　　韩少功：所谓“尾随”，可能是指我们一个多世纪来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追赶状态。我们几十年的崇俄再接上了几十年的崇美，几十年的造神再接上几十年的纵欲。这个过程也许难以避免。但真正的学习和追赶应该是创造，不是“尾随”。人类现在十分迷茫，无论在东方西方都是难题成堆。也许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开始。这个开始是恢复创造力，投入思想和制度的创新，催生新时代的孔子和耶稣，达尔文和马克思。这样说并不是主张高调乐观。但我们不能通向天堂，通向各种不完美社会中一种不那么坏的社会，还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无法当圣人，实现各种不伟大人生中一种不那么坏的人生，还是可能的。这种低调进取的“次优主义”，也许比较务实和可靠。

　　(经访问者同意，编辑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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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愈变得可爱了。

“创造力”是西方的东西，马克思太多了不好。

结构也是西方的东西，比如语言，比如科学体系，这些我更欣赏。

国家不幸诗人幸，这个有点虐恋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