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勋译

孔子不尚多言，这便是《论语》的份量所在。他怕言多有失。迟疑、思考与说话前的停顿，这就是一切。话说出之后也是如此。在相互隔开的问与答的节奏中，有某种东西提高了它们的价值。他恨诡辩家的伶牙利齿及其不厌其烦的文字游戏。重要的并不在于迅速的回答所给予对方的打击，而在于进行寻找回答之责任的思索。
他喜欢保持某些现存的东西并对它们加以解释。他没有留下稍微长一些的论述，也许那是违反自然的。
对于统治者来说，他的那些持相反意见的弟子们的口才比他们的学问更有用处。所以，在他们当中，那些靠四出游说而飞黄腾达的弟子，就不那么真正合乎他的心意。
孔子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一事无成。尤其是在他周游列国时期。也许人们很难接纳他，他本来是可以成为卓有成就的大臣留下来的。他蔑视权力，实际情形也是如此。使他感兴趣的只是权力的可能性。对他来说，权力永远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种任务，是对整体的一种责任。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一位否定的大师。他终生矢志不渝。不过他也不是苦行僧，他赞成此生的各种要求，自己也从未真正放弃过这种生活。只有在悲悼死者的时候，他才承认自己有点象禁欲，那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死者。
他的从未终结的幸福是学习。他的好古的兴趣始终针对着人性的某些东西并服务于人生的秩序。对秩序的偏爱在他身上走得很远。他的尚礼的性格对他来说成了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席不正不坐。”（乡党第十）他对距离有一种嗅觉并赋予它们以良心。
孔子不允许任何人充当工具。他反对专门学问的倾向就与此有关。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国起作用。问题不在于会这会那，而在于什么都会才是一个人。
但是，这也就强调指出了，人不能只为自己打算。严格地说，就是不能把人当成工具来对待。不论人们多么经常地想到这种思想的社会根源，它本身包含了对商业行为的蔑视，这一点表达得十分清楚。通过研究《论语》，人们会发现这种思想仍然在起作用，即使这种作用肯定不是决定性的。然而，无论如何，这对人们可能会把某些文化的残余当作整体看待的东西，具有重要意义。
楷模式的人物，仍然是不谋私利的人。
孔子在致力于劝说那些掌握权柄的执政的王候们时，是很有耐心的。这不能说孔子在向它们献媚。如果他承认他们的权威，那也只是因为他在他们运用权威时，向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
关于权力的本质，即权力的最核心的东西，他根本没有泄露任何知识。这方面的知识是由他后来的敌人，法家韩非子提供出来的。很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历史上一切从实际的权力中弄懂一点什么的思想家都肯定权力。反对权力的思想家，几乎都没有深入到它的本质中去。他们如此害怕它，以致于他们不能致力于它的研究。他们担心自己会被它玷污，他们的态度含有某些宗教的成份。
只有赞成权力并且乐意做它的谋臣的思想家，才完善了关于权力的学说。怎样获得权力并更好地保持它呢？为了保持它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要打消哪些妨碍行使权力的疑虑呢？
在那些了解权力并赋予权力以积极意义的内行们中，最有意思的人是韩非子。他生活在孔子之后二百五十年。他的研究，对于那些顽固的权力的反对者来说，恰恰是必要的。
孔子的《论语》，是一个人的最古老的、完美的精神肖像，人们会感到它象一部现代的著作。不仅是那里面包含的一切，而且其中缺少的一切，也都是重要的。
在那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人，而不是某一个人。那是这样一个人，他时刻想到自己是一个楷模，并且要借助于它去影响别人。每一个特征都有独特的意义。在这部著作里，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记录。这部书结构松散，没有任何可见的准则，然而，总起来看，它却显示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话打着手势的、思想着的、呼吸着的、讲述着的和沉默着的人，但他首先是一个楷模。
在孔子身边，人们可以特别清楚地学习一个楷模是怎样产生并怎样保护自己的。首先，人们要用这个楷模来充实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信这个楷模，不怀疑它，不放弃它，努力去达到那种境界，但是又永远不能达到。即使已经达到了，也不允许自己有那种感觉，因为已经达到了，楷模就失去了它的力量。它只是接近那个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望着它的人，克服这个距离的尝试，也就是将这个楷模移植到自己身上的尝试，应该不断重新开始，但永远不会成功。只要这个距离的张力还存在，那么，向那个方向跳跃的尝试，就会不断地重复。关键在于这种看似无谓的尝试。它看起来象是无谓的，但是，人们在这种尝试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经验，一种能力，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征。
孔子把自己的楷模放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即那个生活在他五百年前的周朝的君主。那个新的朝代的大部分机构，都是那位君主建立起来的。为了理解他，孔子总结了当时的和那以后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诗、书和礼仪。他检验了流传下来的文献，对它们进行了筛选和整理。后世的人们认为，他们所了解的一切，都是经过他删定的。他的楷模常常出现在他的梦中，若干年后，一旦这个楷模隔些日子不显现，他就把这看作是他不同意的征兆。可惜，周公办成的许多事情，在他大都失败了。
不过，那还不是他唯一的楷模。换言之，他把自己认为应该认识的尽可能久远的全部中国历史，围绕着楷模分成若干组，那就是流传下来的三个朝代每一个朝代的开端。在那几个朝代的每个朝代的开端，他也只树立一个或两个因其模范行为对后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他不仅意识到楷模的巨大意义，而且也认识到，楷模也是会用坏的，因而考虑着要时时加以更新。他的这种关于楷模的认识，是从他自己与他的弟子们身上获得的。在那些他企图劝说、但根本不听他劝说的君主们身上，他获得了反面印象的知识。那些君主们使他感到那么难堪，他也未加隐瞒。他引导他们回顾历史，尤其喜欢让他们看一看各个朝代的末日。然而，他又总是忧心忡忡地担心那些君主们会被楷模们战胜并被取而代之。
在这种致力于楷模的研究中，孔子本人也成了一位楷模。值得注意的是，他大大地超过了他的楷模，并且比他们产生的影响更为久远。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第九）
孔子在与其弟子们的长期交往中，实现了这句名言。他是怎样观察他们的啊！他评价他们时是何等谨慎啊！他唯恐因过早的夸奖而有害于他们。如果他们理应得到极大的赞扬，他会听其自然并因而感到满足。他既不磨去责备的锋芒，也从不责备。他允许自己的学生批评自己并对他们作出答复。在他所遵循的全部准则中，他对性格的评价始终是经验的。如果他身边有两个他的弟子，他便会询问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愿望是什么。然后，他也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愿望说出来。此时此刻，除了不同的天性的对照之外，几乎是无可指责的。
不过，他也不隐讳对颜回的深深的喜爱。颜回不仅单纯，而且生前也一事无成。当他的这位心爱的学生三十二岁去世时，他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悲痛欲绝。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智者象孔子那样严肃地对待死亡。他拒绝回答关于死的问题。“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第十一）关于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说过比这更恰当的话。也许他很清楚，所有与死相关的问题都是针对后世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回答他都跳过去，对死亡佯装不知。这样一来，死亡本身及其说不出所以然便被戏耍了一下。如果死后还有某种东西象生前一样存在，那么，死亡也就失去了它的份量。孔子不干这种最有失体面的小把戏。他也不说死后便是虚无，他不能知道那是不是虚无。但是，人们会得到一种印象，会觉得根本不在于死会不会带来经验，即使那是可能的，因此，一切价值都被放进生命本身。人生前享受到的尊严和荣耀，通过将其中好的，也许是最好的一部分，转移到死后，重新偿还给他。这样，生命仍旧是完整的。凡是存在的，甚至连死本身也完整的存在着。它们是不可更换的，无可比拟的，它们不会混淆在一起，它们永远相区别。
正如中国人的礼仪之书《礼记》所记载的那样，这种思想的纯洁与做人的骄傲，同那种隆重地加强对死者的纪念很可能是一致的。在我所读过的关于接近死者、关于感觉到那些记忆最清楚的日子如在眼前的最可信的话语，在《礼记》这部书里都有。这些内容完全存在于孔子的思想中，虽然它们是以后才以这种形式记录下来的，但是，在《论语》这部小书里，已经时时可以感觉到了。他以罕见的柔与韧的精神，致力于加强对死者的尊敬之感。可是，最不值得敬佩的是他企图以此来减少生者的快乐。这是一个直到今天仍然是任何方式都无法解决的最棘手的任务之一。
为父亲服丧三年的人，在那样长时间内完全中断正常的活动，不可能感到活着的快乐。生者的任何一种满足，即使还是可能的，也会因为履行服丧的义务而从根本上被排除。因为在这期间，他必须表明对父亲是恭敬的。他怀念父亲的一生，事无巨细。通过不断地表示对父亲的尊敬，他也就成了父亲那样的人。他不仅不排斥父亲，而且渴望父亲归来。通过一定的礼仪，可以从中获得一种感觉。作为形象与楷模，父亲依然存在。人们小心翼翼，以防做出不得体的事情，在父亲面前必须经受考验。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丧不过三年。”（《礼记》，丧服制第四十九）
“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礼记》，祭义第二十四）
“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义，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斋者。”（《礼记》，祭义第二十四）
“祭之日，入室。嗳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礼记》，祭义第二十四）
在一切文明中，这是我所了解的解决生者过放荡生活的唯一严肃认真的尝试。不论儒家后来发生了怎样的蜕变，但活着的人，至少必须从这个角度，不带任何偏见地考虑儒家学说的起源。
在孔子应该享有的一切尊敬中，另一个他深为关切的事情是如何用纪念死者来确定传统的问题。这是不能否认的。对他来说，这个问题也许更重要些。他把这个方法放在制裁、法律和惩罚之前，他认为，从父亲到儿子的传统更有效，而且只有这样，父亲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作为一个永不剥落的楷模立在儿子的眼前。在他看来，服丧三年是必要的，这样一来，儿子就会完全变成父亲那样的人。
不过，这里要把充分的信任作为前提，那就是父亲原来是个怎样的人。这是为了防止一代不如一代。无论如何，永远值得思考的是，一代胜过一代是否因此而变得更困难些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