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青春是道明媚的伤 提交日期：2006-12-8 21:42:00
“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题作'饿'字，写得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不知是哪位大家在《秧歌》前写得序。
除了看过《中国农民调查》、《往事并不如烟》这些发行过一段时间而被禁的书之外，《秧歌》是我的第一次的大冒险。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由于涉及土改政治问题从未在中国大陆发行过，所以所谓的《张爱玲全集》是残缺的，这种残缺一直以来在我心中都是一个洞，我希望看到这两本书的目的丝毫不涉及政治，只是一个忠诚的读者对于文字的热爱，就像残缺的《红楼梦》之于“红迷”。还好“红楼梦不完”是恒久不变的了，我却还可以通过网络买到台湾皇冠的《秧歌》。
迫切的读完了《秧歌》，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惊喜。故事有些散，也许本身是题材的问题，就像Eileen Chang本人在跋中说的，故事来自多个题材，农民和记者的故事来自《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小说中的剧本来自一部电影《遥远的乡村》，还有王同志关于妻子的回忆来自一部自传。即使如此，跋中的最后一句话却让我理解张爱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部迥然于以前题材的作品：“这些片断的故事，都是使我无法忘记的，放在心里带东带西，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总算写了出来，或者可以让许多人分担这沉重的心情。”
是过于沉重的心情，饥饿，全是饥饿，还有严格的政治控制。没有经历那个时代，所有的东西在我这里是无法考证的。但我可以体谅书中人物的心情，可以体谅作者的心情。我忽然记起来，妈曾经讲过姥姥的事，树上能吃的树叶子全都没了，但那也许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姥姥后来说过，听说将来的生活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从来没有见过姥姥，她没等的上过这种日子。处于底层的农民是肩扛整个社会的。我也许可以想象如果国民党执政，也同样会有《秧歌》里的政治控制，所以也许政治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是作为小百姓的我们只能承受，而且越是无知也不会感觉到这种压迫。对于政治的恐慌，也是张爱玲离开中国远去美国的原因，她不希望所有的作品都必须有一个“光明的尾巴”，最后“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再也回不去她深爱的上海，这个家族里除了李鸿章之外的最伟大人物，在美国的公寓里去世多天才有人发现。
书中有几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句子，“共产党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一谈到职工的待遇方面，马上变成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者，相信精神可以战胜物质”；“从分田到互助组，是要把农民刚得到的土地又从他手里夺过来，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记下这两段话，没有一丝想不开的意思，那是过去的事了，离我好遥远，只是想到我们从小真的是在红旗下长大，所有的事情都不会这么去思考，这真是一件微妙的事情。
也许最能让人落泪的一段就是金根死前抓住月香的脚踝不愿松手，他自己选择去死给月香一个希望，希望她能逃走。张爱玲曾经说过“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是凄凉的，原来真是如此。但也许“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更能让人沉淀下来。
书中的文字描述并没有张爱玲以前的作品那么细腻，这是她在美国写的东西了，后来应该是经过翻译了吧？可惜读不到原版了，即使有了我也许也读不懂。还是最喜欢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台湾装订的书，竖排繁体，最让我欣喜地是书的装订是用线，好亲切。定价是130新台币，我没有概念，花了六十块钱，不知道跟这本书的定价有多大差距。
写了这些东西没有触及政治，我本意也是一点都没有的（好像有点害怕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感觉，其实应该不会了），我还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愿意在欣欣向荣的社会下欣欣向荣的生活。我只不过从一个没有涉及任何政治角度的读者来审视一个凄凉的故事，想起一代才女张爱玲。
- posted on 03/13/2007
秧歌中的赤地之恋
作者：朴素
传奇作家张爱玲现在已经有点被谈"俗"了，她的文学成就也得到了大家的共识，可以在文学史上站一席之地了（虽然尚有点点滴滴的反对声音）。然而她的两部特立独行的小说却至今未得到共识。人们至今只是欣赏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小说。基本上不知道张爱玲另两部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
《秧歌》与《赤地之恋》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但由于被大陆指认为"反共小说"，一般出版社出版张爱玲的作品皆不收这两部小说，如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文集》（四卷。1992年第一版。金宏达、于青编）就未收《秧歌》与《赤地之恋》。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时候买到《秧歌》与《赤地之恋》（大连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不知是不是非法出版物？）。
"大陆政权易手，洒向人间都是怨。"这是传统的反共作品的开头。但天才如张爱玲者，其小说自然不会是那种典型的模式化创作。记得往昔读金庸小说《鹿鼎记》，深味作者感时忧世之悲愤心情，而今读《赤地之恋》与《秧歌》，亦有同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前贤大言，永远值得我们深思。《秧歌》与《赤地之恋》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新颖的视角，令我们看到历史的另一面，这一面并不被我们所熟悉。柯灵先生对《赤地之恋》与《秧歌》加以否定。但《赤地之恋》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政党对人性的摧残与控制，个人在强大的政党面前没有存身之地，没有独立的空间与思想。而《秧歌》则表现了土改时的暴力与残酷以及农民的反抗。这一切无疑与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
柯灵先生的文章《遥寄张爱玲》，其中谈及《秧歌》与《赤地之恋》时认为："海外有些评论家把《秧歌》与《赤地之恋》赞得一朵如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的，在大陆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清明的世界不会讳疾忌医。大陆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在柯灵先生觉得"好笑"时，我不知该说些什麽，大陆肯定不是天堂，然而是不是地狱呢？只要看一下"文化大革命"与"六*四事件"，便可知道并非人间。一位哲人说过："以任何一种强制性手段把人间改造成一种神圣世界的做法，都注定只能走向反面，即把人间变成真正的地狱。"如此，你还能说张爱玲的小说不是写实吗？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的《龙应台评小说》书里有一篇《一支淡淡的歌--评张爱玲〈秧歌〉》的文章。龙应台认为："如果史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1939年初版）仍旧在大学的英文系里当作经典之作来讨论，这本薄薄的《秧歌》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应该有一个尊贵的地位。张爱玲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譬如《半生缘》--只是引人入胜的言情小说而已，没有什麽深度可言。淡淡的《秧歌》，却绝对是一部"世界级"的艺术品。龙应台同时认为：与其说《秧歌》反共，不如说《秧歌》反迫害，反任何一种制度的迫害。《秧歌》的题材是典型的宣传资料，但是作者对人性的成熟的了解给了它深度，作者的技巧赋予它独立自主的艺术生命。《秧歌》是每一个与土地共生死的人的一支哀歌，是张爱玲为中国农民立的一个小传。
关于"土改中的暴力行为"可参看著名作家萧军的文章。萧军在40年代后期曾写文章说："复加以分人之地，起人之财，挖人之粮，。。。甚至净身出户。。。。满清虽异族，日本虽异类，尚不为此，胡共产党为此不仁也哉。"另外学者唐小兵有篇文章《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也谈及在《暴风骤雨》最初的创作原稿中有工作队打人的残酷情节。渐渐地这一切让我们陌生。
历史会在有意无意中抹去一些令人"反感"的东西，张爱玲的《秧歌》与《赤地之恋》便在大陆所熟悉的"张作"中被淡化了甚至被抹掉了。重提这两部小说，意在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张爱玲，一个"金刚怒目式"的张爱玲，这样的张爱玲才可能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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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篇，祝玛雅能搞出更独特的张爱玲的节目！
电话里说了，张在美国的足迹很广，纽约市，上州，DC...也有传奇。
一般人谈张，仅是上海香港，我倒觉得赤地之恋好，大历史，大地域
。还特别推荐给默克读。
五十年代的中国，史笔，不可多得。
- posted on 03/13/2007
刚才发现转的是南方网的节本，广本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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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张爱玲小说《赤地之恋》、《秧歌》
文/朴素
现代史上的传奇女作家张爱玲已经有点被谈“俗”了，她的文学成就也得到了大家的共识，可以在文学史上站一席之地了（虽然尚有点点滴滴的反对声音）。然而当下的人谈论张爱玲，再也不是像傅雷先生那样认真阅读她的原作，对其文学上的价值及意义进行分析阐释。现在的人谈论张爱玲，往往津津乐道于张爱玲的穿衣打扮，张爱玲的传奇身世，以及她与胡兰成的恋情。渐渐的，张爱玲成为小资的一种符号，她不再与文学有关，而是与时尚有关。谈论张爱玲变成了一种身份之象征，看张也变成了时尚。她的两部特立独行的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至今也未得到共识。（国内至今没有正规出版过这两部小说）人们至今只是欣赏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小说，基本上漠视张爱玲的另两部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有文学上的因素，也有政治上的因素，种种纠葛让《秧歌》与《赤地之恋》不见天日久矣。
《秧歌》与《赤地之恋》是张爱玲的小说代表作，但由于被中国大陆指认为“反共小说“，一般出版社出版张爱玲的作品皆不收这两部小说，如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文集》（四卷。1992年第一版。金宏达、于青编）就未收《秧歌》与《赤地之恋》。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时候买到《秧歌》与《赤地之恋》（大连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不知是不是非法出版物？）。上海学者郜元宝认为：“如果说海外学者带着偏见及时关注了这两部长篇，大陆学者则因为自己的偏见，至今还不愿正视它们。”此话说的客观。张爱玲自己在《秧歌》的跋里则说道：“把小说里面一件件事迹的来历都交代清楚了，往往使人觉得索然无味。但我还是愿意读者们知道，‘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据的。”而在《赤地之恋》的自序里，张爱玲又一次强调她的小说的写实性：“‘赤地之恋’所写的是真人实事，但是小说究竟不是报导文学，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与一部分地名隐去，而且需要把许多小故事累印在一起，再经过剪裁与组织，画面相当广阔。”
“大陆政权易手，洒向人间都是怨。”这是传统的反共作品的开头。但天才如张爱玲者，其小说自然不会是那种典型的模式化创作。记得往昔读金庸小说《鹿鼎记》，深味作者感时忧世之悲愤心情，而今读《赤地之恋》与《秧歌》，亦有同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前贤大言，永远值得我们深思。《秧歌》与《赤地之恋》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新颖的视角，令我们看到历史的另一面，这一面并不被我们所熟悉。像《赤地之恋》的主角刘荃以反共战俘的身份从朝鲜回来时，“他相信无论什么事都能渐渐习惯，一个人可以学会与死亡一同生活，看惯了它的脸也就不觉得它可怕。”柯灵先生对《赤地之恋》与《秧歌》加以否定。但《赤地之恋》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政党对人性的摧残与控制，个人在强大的政党面前没有存身之地，没有独立的空间与思想。而《秧歌》则表现了土改时的暴力与残酷以及农民的反抗。这一切无疑与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
柯灵先生的文章《遥寄张爱玲》，其中谈及《秧歌》与《赤地之恋》时认为：“海外有些评论家把《秧歌》与《赤地之恋》赞得一朵如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的，在大陆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清明的世界不会讳疾忌医。大陆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在柯灵先生觉得“好笑”时，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大陆肯定不是天堂，然而是不是地狱呢？只要看一下“土改时对地主和富农的残酷镇压”、“文化大革命”与“北京**”，便可知道并非人间。一位哲人说过：“以任何一种强制性手段把人间改造成一种神圣世界的做法，都注定只能走向反面，即把人间变成真正的地狱。”如此，你还能说张爱玲的小说不是写实吗？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的《龙应台评小说》书里有一篇《一支淡淡的歌——评张爱玲〈秧歌〉》的文章。龙应台认为：“如果史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1939年初版）仍旧在大学的英文系里当作经典之作来讨论，这本薄薄的《秧歌》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应该有一个尊贵的地位。张爱玲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譬如《半生缘》--只是引人入胜的言情小说而已，没有什么深度可言。淡淡的《秧歌》，却绝对是一部“世界级”的艺术品。龙应台同时认为：与其说《秧歌》反共，不如说《秧歌》反迫害，反任何一种制度的迫害。《秧歌》的题材是典型的宣传资料，但是作者对人性的成熟的了解给了它深度，作者的技巧赋予它独立自主的艺术生命。《秧歌》是每一个与土地共生死的人的一支哀歌，是张爱玲为中国农民立的一个小传。
胡适先生论人论世一向客观而冷静。他曾写信对张爱玲的小说有如此评价——“你（指张爱玲）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平淡而近自然”确实是张爱玲作品的特色，这种境界看似简单，却有着深邃的艺术才华在其中，并不是可以简单模仿的。故当下的许多女作家都在学张爱玲，但并没有一个真正神似张爱玲的人出现。形式上的模仿是容易的，但内在的精神气质却无法简单重复，它需要的是创造者的天份与才华。
文学评论家郜元宝也对大陆文学界漠视张爱玲的《秧歌》与《赤地之恋》表示了异议。他认为：“写《秧歌》《赤地之恋》时，张的文学兴趣更偏向中国传统小说，追求疏淡轻松，不那么密致急促了。但仍有大量西方文学的手法，如意象，象征，隐喻，心理幻觉等。不断‘破坏’的背景下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这种张爱玲式的叙述模式由‘赤地之恋’四字上升为经典的象征。‘秧歌’则暗指群众被迫的笑脸，假装的幸福，这个意象揭示了政治高压下农民扭曲了的灵魂。《秧歌》与《赤地之恋》的西方文学手法没有早期中短篇那么密集，但较自然地融于中国传统的叙述风格，有笼罩全篇之势。张爱玲或许真的不熟悉农民，但她不把农民写成空洞的符号，而是倾注了全部的同情，把他们的灵魂当自己的灵魂来解剖，所以她写活了熟悉的市民和知识女性，也写活了并不熟悉的农民的灵魂。”
关于“土改中的暴力行为”可参看著名作家萧军的文章。萧军在1940年代后期曾写文章说：“复加以分人之地，起人之财，挖人之粮，……甚至净身出户……满清虽异族，日本虽异类，尚不为此，胡共产党为此不仁也哉。“另外学者唐小兵有篇文章《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也谈及在《暴风骤雨》最初的创作原稿中有工作队打人的残酷情节，后来随着意识形态的严酷而做了大的修改。被涂改的事实越来越多，终于这一切开始让我们陌生。真相被掩盖与遮蔽，虚假被包装成为事实，丑恶被涂抹成美丽。《秧歌》里的王同志在面对农民暴动抢粮时沉重地说：“我们失败了。我们失败了。我们对自己的老百姓开枪。”这个细节让人无法轻松，正如张爱玲预言的那样：“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一个民主自由是多与少的政党被推翻了，迎来一个民主自由是有与无的政党，更专制更独裁的时代成为我们内心荒凉的一道抹不去的背景。
历史会在有意无意中抹去一些令人“反感”的东西，张爱玲的《秧歌》与《赤地之恋》便在大陆所熟悉的“张作”中被淡化了甚至被抹掉了。然而文字是不会完全被烧绝的，漏网之鱼总还是存在的。今天重提这两部小说，意在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张爱玲，一个“金刚怒目式”的张爱玲，一个淡出于情爱之外的张爱玲，这样的张爱玲才可能是完整的。有人说张爱玲属于上海，其实张爱玲不仅仅属于上海，她的文字世界更多的是表现了人世间的无限沧桑。正如书评家止庵说的那样：“张爱玲是这样有着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情感世界，这个世界并不离开我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但是有所超越，朝向那广大而深邃的所在。”避而不谈《秧歌》与《赤地之恋》，对张爱玲只能是一知半解。
台湾作家李黎说过：“说到张爱玲作品对台湾作家的影响，从题材、风格到遣词用句，‘仿张体’时时可见。以我自己所看到的来说，大部分成功的’仿张派’还只是停留在一个’形似而已’的层次：细腻、刁钻，抓住生活中一个片断，把小悲小怨狠狠地挖下去、挖下去……；然而，却不具有张爱玲那种深沉绝望的妥协、慑人的预言式的悲剧感。”确实如此，学张者多矣，可惜难得成功者。被腰斩的与被遮蔽的，张爱玲的命运只能如此。显赫也罢，寂寞也罢，死者并不会觉得如何，反倒是生者如我们在为张爱玲争论着什么，天堂里的张爱玲也许在冷眼旁观呢。汉奸胡兰成曾经说过：“张爱玲寻找的所在是一点顶黑顶黑的黑色，但掺杂着星星点点亮丽的红。”那么就让我们在这样的氛围里去阅读张爱玲吧，真正的张爱玲与时尚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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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赤地之恋，胡的雁荡兵气是我读到的最切实的五十年代中国大地
，与各级层人后来的传说回忆相符。
形式上的模仿是容易的，但内在的精神气质却无法简单重复，它需要的是创造者的天份与才华。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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