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者,窃听者,崔卫平,公共知识分子
fuge @ 2007-03-14 23:35
上星期六晚上,骇然发现自己哭了,在电影院里。虽然只掉了一滴泪且跟王菲一样只能够变态地一只眼睛流泪,但那颗液体是确凿的,它落在了我的右胳膊上,让我感到了它的沉重和真实。
其时距离电影结束大概还有一、两本的样子,我没工夫多想,继续盯着银幕,直到片尾字幕全部过完。灯光亮起,看见前面一排,右手隔两个位置,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陷在座上,满脸是泪。
我莫名地想,这间电影院,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看电影感动落泪在我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这个IFC电影院我总共来过两次,两次都……当然,上一次并没有真的落泪,只差一点——也是三月份,一年前,特地跑来香港看中国不可能公映的《断背山》,那场电影座无虚席,前后左右挤得满满的,很让我不自在,大概演到离结束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就那样一直忍到结束散场,出来后看到周围不少男观众,挽着女伴、貌似直男的二十到四十岁的男人,个个眼圈红红像刚哭过一样。
这次来前殖民地看另一部不可能在中国公映的电影,《窃听者》(或《窃听风暴》,原题《别人的生活》Das Leben des Anderen其实更好),我简直像北京的知识精英(或“公共知识分子”)一样了——在香港看到一份《亚洲周刊》,有篇文章说:
这部不能在中国上映的影片,春节期间却在中国悄然流行,特别是知识界、文化界,一传十,十传百,买一张《窃听风暴》DVD盗版片回家欣赏,成了许多人春节的一个节目,朋友间见面,竟然不说“恭喜发财,身体健康”,而说“你看了《窃听风暴》了吗?”一些中国大陆观众特意“自由行”来港观看这部电影,结束之际还不禁起立鼓掌。联系中国现实观看和谈论《窃听风暴》已成一股风暴……
当然,我无法想像看了这部电影怎么会“不禁起立鼓掌”,可见我的认知和“知识界、文化界”人士是有差距的。我分析自己的感受,大致是压抑着的愤怒加上压抑不住的悲伤,这跟一年前看《断背山》的感受非常相像。
于是想到一个似乎很无厘头的问题:《窃听者》和《断背山》是否有什么相似之处,能让我看了想哭?
——两个电影涉及的都是重大政治问题,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极为重要。说的都是我没有切实经历过,但也离我并不很远的“万恶的旧社会”。实际上,那个年代的政治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回响着,只不过已经淡化了许多。
——李安和冯·多纳史马克都很聪明地把大的政治历史冲突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来呈现,李安把政治题材转化成了一部人的性格悲剧,冯·多纳史马克把政治题材转化成了一部道德的悲剧。
——两位导演刻画人物和事件的功夫都是高超的,细致入微,尤其善于描写人在恶劣处境下的妥协与克制,电影语言也是冷静克制的,这使他们的艺术既不缺少情节剧引人入胜的所有要素,又比情节剧更高贵。
说到妥协与克制,《断背山》里恩尼斯的妥协和软弱令这个角色真实,有“寻常人生的回声”。因为他的选择,他和杰克的悲剧才更令人遗憾。单纯的苦难是不能让人感动的,“万恶的旧社会”只能让人愤怒,不可挽回的错失和遗憾才令人痛心。《窃听者》里话剧女伶克丽丝塔也是一个身不由己地妥协着、背负着屈辱的角色,她沉沦了但远没有沉沦到底,正因为这种“不彻底”,她的悲剧尤其真实,令人心折。回想起来,《断背山》的悲剧氛围是逐步铺垫形成的,最后用那件衬衫给观众情感上一记重击,《窃听者》则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情节高潮,然我以为物理的高潮点和心理的高潮点在时间上略有差异:前者无疑是女伶自杀一幕,情感上的制高点稍后才到来,或许仅仅在半分钟一分钟后,当剧作家赶到现场,抱着女伶说“原谅我,原谅我”的时候,悲剧的意味才真正不可收拾地涌现出来。这个时间差和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悲剧是相似的。
迈克说《断背山》写的不是两个男子的爱情,而是一个男子懦弱的犯罪感,说得当然对。我相信国际金融中心电影院里那天晚上哭出来或忍着没哭出来的男观众包括我是因为被那个男子的懦弱造成的后果打动才鼻酸,但我还是觉得迈克对这种心理加以嘲笑是有些不够厚道。恩尼斯和杰克确实可以双双投奔旧金山而不必死守断背山,克丽丝塔也确实可以不必与共产党高干做肉体利益交易而背负屈辱,可是,有多少人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能作出“对”的判断和选择?
女伶之死,固然是“万恶的旧社会”造成的,但她也是被内心的负罪感和剧作家失望的一瞥杀死的。仅仅半分钟或一分钟后,剧作家便意识到那失望的一瞥是错误的一瞥,但为时已晚;然而,剧作家在多年以后才进一步愕然地发现,他的失望并没有错,女伶确实背叛了他。究竟,一个人在某一时刻能够知悉多少他人的真相?以及,他是否知道、是否认为别人也掌握了自己的真相?这可能是好几个方面、和好几个人有关,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起着变化的“知”,在电影中“奥威尔式”(《窃听者》的时间背景恰是一九八四年!)的情境下,“知”的可能与不可能使每个人陷入道德困境,哪怕是得到体制授权而掌握着“知”的权力和技术的监听者也不可幸免。
《亚洲周刊》的文章说到了几位国内知识分子对《窃听风暴》的观感,比如王怡。我又记起几天前崔卫平在《南方周末》上写有一篇文章谈《窃听风暴》,所以一回到广州就上网找王老师和崔老师的文章看。
王怡:我们头顶干净的天空:电影《窃听风暴》
http://www.artblog.cn/more.asp?name=joshuawang&id=26430
崔卫平:伦理上的想象力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308/wh/wx/200703080045.asp
一看就看出问题来了。为什么王怡和崔卫平都说女演员是剧作家的妻子?电影里一上来就说得很清楚了啊,他们没有婚姻关系,只是同居。王怡的文章引用女演员临死前对影片男主人公“窃听者”的话,说是她“对这位毁灭了她生活的人充满感激的说,‘我不会忘记你所做的’。”但实际上她是万分痛悔地说,“我太软弱了……”崔卫平的文章说,剧作家的朋友、话剧导演耶斯卡自杀后剧作家在自家钢琴上弹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但实际上那是耶斯卡送给剧作家作为生日礼物的《为好人而作的奏鸣曲》(实际作曲者当然是电影的作曲者加百烈·雅雷德,他曾为《英国病人》谱曲)……
王怡和崔卫平对这部电影有何见解,我突然毫无兴趣了。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他们的影评中几处述及电影内容的地方,多数是错误的?
《亚洲周刊》的文章提醒了我——盗版碟!可怜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不相信官方当局的谎言,却相信盗版者牛头马嘴的翻译。其实呢,下笔写文章之前只要稍微做一点案头功课是很容易避免这种基本事实的错误的,上网去imdb或mrqe读几篇别人写的评介,很快就能意识到盗版碟字幕有问题。我相信高等学府的教授、讲师或许不懂德语,但阅读英文应该不成问题吧。
在这个《窃听者》和《断背山》不可能公映的国家,盗版者(并非自愿地)充当起某种突破意识形态封锁的角色,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传播学的课题。只是,很多时候真是一分钱一分货,what you get is what you pay for.
好在,现在可以“自由行”了。(但我去前殖民地却是“不自由行”,呵呵)
《窃听者》有个很“奥威尔”(不过奥威尔似乎不懂黑色幽默)的段子,东德克格勃(简称Stasi)大楼饭堂里,一个年轻稚嫩的小克格勃眉飞色舞地跟几个年轻同伙说起一个关于埃里希·昂纳克的冷笑话:
昂纳克早上看见太阳,说:“早安,太阳!”太阳回说:“早安,埃里希!”
昂纳克中午又看到太阳,说:“日安,太阳!”太阳回说:“日安,埃里希!”
到了晚上,昂纳克对西沉的太阳说:“晚安,太阳!”太阳没理他。昂纳克很生气,别人便告诉他:“太阳已经跑到西德去了!”
讲笑话的人起初没注意到长官就坐在身边。当他发现之后,他有些害怕,不敢往下说。在长官和蔼的鼓励下,他才说完这个笑话。说完笑完,长官收敛笑容问小克格勃名字单位。小克格勃吓坏了。长官就又放声大笑说,跟你开玩笑。
电影演到快结束,一九八九年,“窃听者”被打入克格勃系统底层,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做拆老百姓信件的苦差。这时观众骇然发现那个小克格勃也被贬去做了同样的工作,就坐在“窃听者”身后。原来克格勃长官没有开玩笑。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好在,一九八九年,墙倒了。我看这一幕时不免想到,一九八九年上半年,我和回到哥廷根的德语口语老师通过一阵子信,年中间中断,到十月份又恢复,记得柏林墙倒掉那时候,她给我写了一封很厚的信,还附了好些德国报刊有关中国局势报道的剪报。不知道那些信当时是不是也在中国海关某个地下室里被人用湿蒸汽拆开阅读过。我的德文完全不行了,看《窃听者》只听得懂只言片语,幸而是在电影院看的,字幕翻译基本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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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背山看了,没流泪。
最近《窃听者》很热,我倒还没看。
龙应台也写过一篇影评。
赋格可打擂台。通吃!
- Re: 盗版者,窃听者,崔卫平,公共知识分子(fuge)posted on 03/16/2007
《断背山》一直没兴趣看。看了以后觉得还是不看的好。对李安的兴趣没意见,只是个人不感兴趣。 - posted on 03/16/2007
你是有选择的——评《窃听风暴》
龙应台
1 列宁听贝多芬
《窃听风暴》(《别人的生活》),今年度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真的很特别。一夜成名的导演,东诺士马克,是个初出茅庐的人,只有三十三岁。得奖的作品,是个啼声初试的作品,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而且,他不只是导演,剧本也出自他的手。从构思到完成,整整九年。
九年前,东诺士马克还是个慕尼黑电影学院的学生,有一天在家中发呆,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突然想到列宁当年是怎么谈这个奏鸣曲的: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国的《时代》周刊报道了莫斯科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情景:
这样一个人
全共产世界(不日落国)都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在莫斯科,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党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礼……如往年一样,一整天都是歌颂列宁的演讲致词,还包括一个以列宁生平为内容的广播剧,长达一小时。广播剧以列宁最崇拜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作为压轴尾声,并配上列宁的话作为旁白:“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广播剧以最甜美的声音结束:“列宁,就是这样一个人!”
四十五分钟之后,美国电台也开始发音,播放美国版的列宁生平。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也响了起来,列宁热爱这个曲子的话,也被引用,但是,这一回是全文:
……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东诺士马克心里已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共产东德的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名作家的私生活。三年的时间,他藏身在维也纳一个修道院里写剧本,但在动手写作之前,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采访曾经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东德人。
“我发现,”东诺士马克说,“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变成只讲究原则的人,感情元素整个被排除、被封存起来。而这其实就是列宁所表现的:他害怕他的感情会坏了他对原则的追求。”
有一个退休的秘密警察邀请东诺士马克到家中晚餐。很愉快地,这个人告诉他东德秘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搜集“潜在敌对势力”的“气味样本”,只有一次失误:有一个女人,被搜集“气味”的时候,她刚好来月经。秘密警察把带血味的“样本”给狗去闻,“那狗被搞胡涂了”。
讲故事的前秘密警察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
东诺士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战栗不已:原来,“彻底的野蛮和文明,隔得那样近”。
2 布莱希特看加利略
列宁为了保持革命的纯粹性而抛弃他最爱的《热情奏鸣曲》,东诺士马克就试图用电影艺术来演绎:如果革命家真正听了《热情奏鸣曲》那样的音乐,世界会不会不一样?
地点是德国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柏林,时间是“一九八四”——这绝不是个未经细思的年份。欧威尔的黑色预言,正笼罩柏林。秘密警察魏斯乐,是个奉公守法、爱党爱国的忠贞公务员。他善于侦讯,用精准的心理手段摧残敌人意志,取得口供。他相信,国家的安全必须依靠像他这种忠诚共产党员的无私付出。
领导交给他一个新的任务: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找出他的“污点”。
德瑞曼是个典型“体制内”的作家。爱国,不反党,享有盛名,与党的最高领导都有交情。所编的剧本演出时,总是冠盖满京华的待遇。文人朋友中,有愤懑的不合作者被禁止出境,他不作声。有批判当局者被监视、被孤立、被“灭音”,他同情,但不行动。这样被党所爱,他也自信自己不在被国家监控的名单内。
他不知道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他美丽的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部长将他置入全面监听,期待找到污点,以遂私欲。克丽斯塔,在绝对的权力下,不敢不从。她先是屈服于部长的欲求,又在威胁之下出卖德瑞曼;文人和艺术家在国家机器的巨轮之下犹如蝼蚁求生。
一个前辈导演的自杀带来了德瑞曼的转变。深受德瑞曼尊敬的舞台导演,因为“不听话”而被剥夺了艺术生命,终于以死来表达抗议。向来选择不挑战当局而如鱼得水的德瑞曼,在听到消息的一刻,沉痛之余,坐在钢琴前,开始忘情地弹起热情澎湃的《好人奏鸣曲》——一首以《热情奏鸣曲》为模板的新曲。
德瑞曼面临抉择:他继续独善其身,假装看不见那个充满压迫的世界,还是准备牺牲所有既得的利益,起身以行动反抗。
他决定成为行动者。冒着死罪,写了一篇长文,揭露东德隐藏自杀人口统计数字的文章,透过地下管道,送到西德发表。
认真监听着他的秘密警察魏斯乐,戴着耳机,当下就听见了《好人奏鸣曲》,激动不能自已,流下了眼泪。
在此之前,他从德瑞曼的书房里“借”了一本小书出来,躺在床上念,那是布莱希特的诗:
忆玛丽亚
夏日晴空在我俩之上
深深凝视那朵云
那样纯白,那样高
当我再度凝视
它已消失
眼睛如冰冷玻璃,从来不流露任何情感迹象的秘密警察魏斯乐,在深夜的孤独里,读诗。
从监听,魏斯乐当然知悉德瑞曼的“叛国”计划,忠贞的秘密警察面临抉择:他应该忠于他信守了一辈子的爱国爱党那一套原则,还是他心中被“奏鸣曲”和诗意外敲醒的善恶直觉。
布莱希特的名字在这里出现,也不会是未经细思的。他是东德共产党供在神桌上的社会主义伟大作家。可是他的两部盛名之作,《加利略》和《四川好人》,探讨了同一个核心问题:在面对不公不义的强权时,个人的抉择是抵抗还是妥协?在面对善与恶的拉锯时,个人的抉择是往善还是从恶?
在布莱希特的剧本里,加利略面对教会的压迫,选择了不抵抗的妥协,但是用妥协所赢得的空间设法将自己相信的真理传递出去。所以他的学生认为,他的妥协其实是一种真正的英勇。《四川好人》的道德,使得她无法生存;必须依靠一定程度的“恶”,才能保护她自己,让她的善得以存活。布莱希特半生面对纳粹的国家强权,辗转流离;到了美国,又被迈卡锡反共主义逼迫着交代政治立场。个人面对不义的国家强权时,究竟要怎样做自己的道德抉择,究竟要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平衡点,一直是布莱希特作品里最重要的问题。
在“一九八四”的历史时空里,作家德瑞曼和秘密警察魏斯乐所面临的,是和加利略,和布莱希特,同一个问题。
3 穆荷演魏斯乐
东诺士马克拿着写好的剧本四处筹钱拍片时,一路碰壁。碰壁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它不是喜剧,而且主题太严肃。
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十五年间,以共产东德的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不是没有,但得到市场青睐的几乎全都是喜剧片,譬如脍炙人口的《再见列宁》,对于消失了的东德社会主义岁月用一种落日余温的温情、不伤筋骨的调侃,加上一点淡淡的怀旧情绪,组成了面对过去的主调。《窃听风暴》在德国引起骚动,除了电影本身的艺术品质之外,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这大概是两德统一十六年来第一部不加糖加奶的,认真刻画东德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影片。
围墙在一九六一年树立起来,到一九八九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七万五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八百零九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七千五百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九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十七万五千名秘密线民去管控一千七百万人民——相对之下,希特勒只用了三万名秘密警察监控整个德国。十七万五千名线民,包括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饰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所以东德人并不那么愿意去翻开自己的资料。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是的,有太多的“真相”,但是知道“真相”,究竟会带来幸福还是更深的痛苦?大多的电影对东德阴暗的历史轻轻带过,是不是因为,人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承受痛苦?或者说,人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承受罪责?
曾经担任过秘密警察的东德人也组织起来了,添了白发的他们说,他们当初也不过是尽他们的“首土有责”,做的是一份荣誉的工作,并没有罪责可言。可是那因他们的“荣誉”工作而家破人亡的其他的人们,仍被记忆折磨。政治学上所谓“转型正义”——在改朝换代、价值翻转之后回头来清理是非、分辨善恶、追究奖惩和责任,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仍旧在困惑摸索的巨大课题。
东诺士马克每天接到很多很多的来信,“有时候,”他说,“我不敢打开,因为,里面有太多痛苦。很多人想来跟我诉说,我只好说,我不是神父,没法帮你告解。但是通过我的电影,人们似乎认识到一件事:你,是有选择的。”
他指的是秘密警察魏斯乐。为了不忍见德瑞曼以叛国坐牢,为了忠实于他在听《好人奏鸣曲》和读布莱希特的诗时的感动,他选择放弃仕途,付出代价:被降职到地下室去做拆信员。统一变天之后,他也翻不了身,仍旧在最卑微的底层艰辛求存,做一个递送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而在“一九八四”的朝代里呼风唤雨的那个文化部长,统一之后,摇身一变,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大人物。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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