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无安全之地。如果她死了，我将失去一种语调，将无人可说一种生活－－我将被逐入成年－－在她死亡的同时，在她的死亡里成年－－她的葬礼将是我以成年的身份出席的第一个庄重而严肃的人间场合：如果她死了，一个孩子将随她的死亡而去。
90岁的外婆,我的神话,我的迷宫。
婆坐在老屋角落的旧藤椅里抽烟。秋天日短。小天窗透进来的光已经弱了，婆的脸在暗影里，看上去完全是个静穆的人。她的脸、姿势、整个身体看上去在一种深不可测的寂静里。

墙上的老式挂钟敲了三下的时候，下午的光已经絮一样绵软。暗影家猫一样，不动声色地在屋里移动，没有目标，不知所去－－也许移动本身就是目标和所去。婆在挂钟最后一响过了之后，欠身看了一下床头柜上那只机械的小方钟，上面指针显示的是五点。已经下午五点了。

红漆斑驳的床头柜一角蒙着一些灰。婆不是每天都擦它。它没有一处是明晰的棱角了。这件80多年的家具早已在无数次手的动作、抹布的清洁、搬动时的碰撞和摩擦、修补、梅雨天的湿气、秋风、和年复一年突如其来的寒潮，以及那无尽的日夜里被暗暗磨蚀。时间的文火一直煮熬着它。终有一天，它会像它的椅子脚，在老鼠的牙齿和昼夜的作用下，慢慢疏松、空洞以致最后颓败。也像它的老主人，我得了肺结核死在60岁的外公，和老得安静了的90岁的外婆，最终在这个世界消散所有的形迹。我们都一样。

我们和物件都有最终的归处。这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物件构成了我们身体和灵魂存在的空间。这个空间的难以察觉和最终显现，只证明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遗忘和记忆自己的生活。某个箱子底下的一本很久没被翻动的相册，幼时的第一张照片在黑暗里保存着一个生命最初的表情和样子（每一个人后来很快失去了这种样子，快到几乎一天一个模样的改变，然后在某个时间开始，这种变化又神秘地放慢了速度）；母亲的某个自己悄悄收着的布袋子，留着她第一个女儿学步的第一双小鞋，而这个后来的女儿几乎没法放进去她成年的三个手指（她在这本无可讶异的小鞋子面前还是惊讶了自己，难以想象竟曾有那样一双小小的脚丫）；而被她自己念念不忘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手帕做成的小学时的书包早已不知所踪；7岁好看的嵌着亮片的红毛衣也可能早做了阁楼上那些讨厌的老鼠冬天的暖窝窝－－那么多、那么多的物件，自我们活生生的身体有生命以来，就组成了我们的世界。但我们却很少注意到它们。当有一天这种注意在突然的时刻降临，我们就在注意了物的同时注意了自己。注意到自己的一生将围绕着它们，受它们的引导和调整－－这些不动的、无生命的物件，不管已经消失的或者还未到来的，都始终构成了并将继续构成着我们身体和灵魂的空间。

婆有时候那样坐着，盯着屋里某个角落的某个东西不动时，我就在想，她在看什么呢？她看见了什么呢？她看见一只柜子就看见了自己以前的生活吗？那些我的眼睛永远无法看见的她的过去，她的生活，她自己还看得见吗？还是，那里，只有一只柜子，只是一只柜子，而我在这里假想？ 这一切只是我的假想吗？－－人所有的过去都被物收藏了，都被物吸收了，而人只有在对它的凝视和沉思里才可以最终重新看见自己完整的生活？那些永远消失了像沉入大海底部的过去真的可以被目光（借助于它所停留之上的物件）重新打捞上来吗？那被打捞的过去会是在时光的流转里结晶成的珊瑚或者珍珠吗？如果是一块丑陋的废石呢？人的生活需要这种打捞吗？未来需要对过去有这种打捞吗？在时间的长流里，人的眼睛要如何在人的过去和人的未来之间适时地调转方向呢？我不知道。也不知道需要不需要知道。
婆每天抽烟，所以烟灰就在柜子靠近她枕头或靠近她藤椅的地方落下了两处明显的痕迹。几乎没有风会吹动它们。窗在宽宽的廊檐底下，屋子在深深的院子角落，风从来不会在婆的房间里长驱直入。它要穿过院子里的植物－－那些桂树，梅花，海棠，茉莉－－然后透过细密的纱窗和木头墙壁或者地板的缝隙，或者通过暗处隐藏的鼠洞，和婆常常半开半合的木门，才能从外面的世界里轻轻地进来－－此时它已经很弱了，但是已经足够。足够消散婆一夜门窗关闭的呼吸，和痰盂里硬纸板盖子底下隐隐的尿味。一个人老了，气味似乎就淡了。婆每天晨起把窗子用旧木尺撑上去后，就去把痰盂倒到后院的泥地里－－泥地里有柚子树、桔树，水杉，还有枇杷。婆佝偻着身子，小心地端出她的痰盂。头发在夜里睡乱了，有一些落在了脸颊（她此时不顾的）。移着小步婆小心走到后院，从一只存放雨水的缸子里舀一些清水倒进痰盂，然后把兑了清水的夜尿，轮着日子倒在各棵树底下。她不会记错的。她洗刷痰盂的竹笤帚会随手放在今天的树底下。这是她悄悄的记号。有一次她发现自己记不清了，就想出了这个办法。痰盂放在太阳地上晒干，或者雨天里就放在通风的角落阴干，婆然后就回屋开始洗漱。她还在刷牙。虽然她已经只有下牙床的最后一颗牙齿了。春天快结束的一天，婆的倒数第二颗牙忽然好端端地掉了。我捡起来说，丢到房梁上去啊。婆拍了一下我手说，哪还会再长啊。不长了也要丢到房梁上。我认真地看着她说。婆就随了我，跟着我一起来到后院。我像小时候丢自己的牙齿一样，洗净了手，把牙齿放在手心，双手合十，脚跟并拢，面对着石头墙站好，心里默念，然后把它丢到房顶的屋瓦上。我已经不用像四岁时那样跳起来丢了。我已经够高－－伸出手臂，只轻轻一挥，婆的碎牙就从空中2点3米的一个点上飞上了屋顶－－那是我成年的身体停止发育后举臂的一个定点。我的身体在地面以上1米63的空间里生活。她可能偶尔跳跃，但已经不用再像小时候一样在桔树或者柚子树底下跳起来摘果子了－－它们早已不结果－－而在我虚拟的想象中，想象我成年的身体站在童年结满金色柚子的果树底下，不用跳跃，那么安全，就搂着了那个幸福的果实－－石头墙上我4岁5岁6岁……的身高早已经消失在泥缝里年复一年的杂草曼生的痕迹里，我在仍然生长的十几岁就停止了在石墙上用铅笔划上身体长高的记号－－那常常是每年春节大人们的举动，他们牵过你的手说，来看看，看看又长高了多少。抿着嘴巴，小孩儿被一个个地拉过去靠在墙面上，男孩画实线，女孩画虚线，长长短短，虚虚实实，十几个小孩儿的身体就在墙面上留下了一年年长高的痕迹。

然后，这些痕迹现在也消失了。只在我的记忆里，新鲜得像是经过了灶间风箱的声音传来的厨房的香气。那是食物对幼小的身体永远的诱引。而成长，并不会永远诱引你。不会的。在最初某个难堪而痛苦的事件难以被克服的时刻，我们都该记得，一个孩子，希望自己永远是一个孩子。
婆在摁灭她的烟灰时说一句，“都说十月小阳春哦”。我说，“那时候还是泥地呢屋里，一到梅雨天，到处湿湿的，那软软的爬上的虫子叫什么的，你总拿一勺盐腌死它们。”她也不回答我。我在这样的说里陪着婆，在时间里陪着婆，婆就觉得我暖。有时候我拿着小凳靠着她床沿坐下，有时候我躺在她大床上，蜷着身子，像四岁睡在她里面一样。她就对我慢慢说起梦，说起跟哥哥们抽烟，外公家来提亲，说起太公公不喜欢她，外公疼她，说起结婚的裙子，好看的。

有时，冬天有太阳的时候，我和婆在院子里抽烟。婆用她吃的降血压的小药瓶做她的烟灰缸。有时，这烟灰缸就放在她的毛衣口袋里。我第一次见了，就笑她。婆也笑，说，我习惯了的。然后还是把烟灰掸到了她的小瓶子里。我就不笑她。我们就继续不说话，在早已不结果的柚子树下一起抽烟。

我不用和她说话的。我来看她，和她呆在一起，她就知晓我的一切。在光线昏暗的老屋里，她有一次看不清我（我故意不朝着她的，因为宿酒和整夜的抽烟），然后在我站在窗子前发呆的时候，婆从后面没声没息地过来，搂住我的腰，说了一句，“哦，你胖了呢好像，抽那么多烟又。”我忍住。忍住不做出反应。那是放纵了自己悲伤的结果。然后她就松手。我只能转过来看住她。说，“没事的呀，我会好起来的”。风吹进来桂花香，瓦罐上滴落雨，隔院孩子在哭，市声隐约。我的婆看着我。我看着木地板上被黑暗的泥地里爬上来的虫子蛀空的洞。天就慢慢阴了。

我的童年在婆这里。过去是如此温暖。虽然后来我知道，这几乎是对一种幻觉的依恋。在那个幻觉里，那个常常被惩罚和伤心的小孩不见了，那些关在后院被野猫吓得大哭的夜晚也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矮矮的跑动着小身子的女孩，用压岁钱偷偷给自己买一个长鼻子小人的卷铅笔机，仰着头，向着大人说着谎，说是学校老师的奖赏。

记忆是真实的吗？
我只是在童年里。不是在“我的童年”里。我不是在那个我哀伤而自卑的童年里。
我是在任何一个小孩的童年里。任何一个小孩，没有任何区别－－都是母亲的孩子，都盯着墙壁上的蚂蚁看它们大雨之前搬家心里担忧，都被糖果吸引收藏美丽的糖纸对着太阳照呀照呀，都丢失了玩具像是丢失了世界那样伤心，都深深地被从来不为大人所知的绝望和恐惧引出一双哭眼睛，而他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我们在无理取闹。不安静的眼睛，在孩子的小身体里。而大人们，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遥远的世界。在我后来成年的身体里，我突然发现，被身高决定了的世界的样貌，是如何地影响了人的内心。所以从此，我蹲下去，和一个孩子说话，在一种姿势里恢复（或者回到）童年的身高，把我们的眼睛置于世界同样的高度－－只有在样的高度，才有可能看到另一个世界。
而这几乎是一个秘密。
另外的一个秘密是，你得向老人伸出手去。离她很近，伸出手去。轻轻触碰她的膝盖或者握一下她的袖管，在说话的间歇，在你递给她梳子或者水杯或者一只软柿子或者桔子的时候，伸手去触碰她。我伸出手去触碰我的婆。我的眼睛看见，我的脊柱已弯、生养了14个儿女的婆已经干枯如一只褶皱满布的干果。而我的心却看见，她满头白发之下，那大脑灰皮质里的动脉还是柔软的，还是非常柔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