沤灭全归海　花开正满枝——一个编辑十年后对王小波的回忆

2007-04-05　22:42:07

编者按：今年4月11日是王小波离世十周年纪念日，10年来，对他的各种怀念文字已经足以将一个活生生的王小波呈现在熟悉他和热爱他的读者面前。但翻检十多年前的《中华读书报》，却发现泛黄的纸页间，他和本报的一段宿缘却还未曾述说。因此，特约当年向王小波约稿的编辑祝晓风写下这段往事，以此纪念一位特立独行的作者和一段为理想而奋斗的编辑岁月。



王小波在家中，他的全部作品几乎都出自图中这台电脑

■祝晓风

　　作家去世十年了，这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他会去世十年，而且还知道，他还将会去世一百年。“早就知道”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早有准备。早到十年前，大家在八宝山为作家送行的时候，我就知道，在未来，2007年4月的这一天会到来，那是过去的将来时。时间就是如此奇怪，如此不可思议。但是“早有准备”，只是说我在等这一天，并不是说我要准备为这一天写东西。东西当年就写过一个，不像样子，给了一家杂志，人家也觉得不行，就没发表。这也是好事，少了一个自悔少作的机会。可这次却终究没有抵抗住年轻女编辑的劝说，冒险一写，释放一下自己那点表现欲。

　　写什么呢？有什么可写呢？1997年的4月份，报纸上各式各样的怀念评论文章铺天盖地，据消息最灵通人士统计，一个月之内，关于作家的文章、报道，见于纸媒的，一百四十几篇，精确到个位数。那个时候我就想，再过十年，大家还会写些什么呢。时过境迁，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这次编辑命题，写一点作家、学者王小波的旧事，还有他与《中华读书报》的关系。我和王小波没有什么个人交往，完全算不上朋友，并不敢谬托知己，妄做解人；而他与《中华读书报》的关系，由我来写肯定也不合适。可不写又怎么样呢？权当为后人留一点资料吧，同时也可借此一释对先生的怀念，毕竟在这世界上，和先生曾经有过一点文字缘。

作家去世前后

　　1997年春节刚过，有两件大事让新闻界的几十万人忙得不亦乐乎。一是一代伟人、总设计师的去世，一是英国的克隆羊多利的诞生。

　　1997年春节后不久，我忙于组织自己这个版上的稿子，找题目，找新闻。那天晚上，我给前辈学者王得后打电话，求赐题目。王先生以他惯有的富有激情的语气，说，现在这个克隆羊的事，意义不同寻常，非常值得写。我马上向领导汇报，然后筹划，请光明日报的同事葛玮采写一篇综合的报道，再约两位学者写两篇评论性的文章。学者第一个就想到王小波。就给他打电话。此前和王先生有过来往，这次他也是爽快地答应了，问好了字数、写作角度、内容，还有交稿时间。我也就表示了感谢，请他尽快写。双方都没有什么过多的客套话。——电话里，他的语气声音比较低沉，情绪也不高，以前和他接触，他也是这样，自然也不会让人想到更多。当然不久后我们都知道，作家这时已到了45岁生命中的最后两周了。

　　可是没过两三天，好像对克隆羊的报道又有一些说法，加上葛玮拿来的稿子很长，初稿一万三千字不止。要知道，这是他只用了三天时间，连采访带写作的工作量，稿子内容涉及到几乎所有主要方面，层次分明，叙述清晰透彻。这稿子后来又改了两遍，还请接受采访的学者和各方面人士审阅——那时，大家都还年轻，工作起来不顾死活。可是问题是，反正现在是已不能再用王小波的稿子了。我就又厚着脸皮，给作家打电话，满怀愧疚又巧舌如簧。而先生一点没有责怪。

　　克隆羊的报道出来之后，受到大报编委会的表扬。光明日报科技部不久也做出了很精彩的报道。《中华读书报》的这一整版报道，在当时是比较早的，也是相当全面的。《光明日报》、《南方周末》等，都在此之后。两周之后，崔永元在央视的“实话实说”才做了这一期节目——当然，这种报道，电视做起来反而不如报纸有优势，也不如报纸快。可遗憾的是，没有王小波的文章。但更令人悲伤的是，《中华读书报》的这次约稿，是作家生命中最后的稿约之一，很可能，这也许就是最后累死他的、压在他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篇文章，在作家去世以后，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了。

　　4月12日黄昏，甚至很可能是11日的黄昏，我还没下班，逗留在办公室，消息最灵通人士打来了电话——那时他把我当小兄弟，有什么消息，都会及时通知。他上来就说，王小波去世了。然后才介绍次重要的信息，标准的新闻消息的路数。他说更详细的，就要你去采访了。

　　我放下电话，就在第一时间，联系王先生的家里，他们让我再联系作家出事地的民警。我就给作家去世的那个居民区的派出所打电话，了解情况，还问了作家楼下的一个邻居，因为是他最早发现作家去世的。但是这个报道，不知为什么我们报纸并没有登出来。而后来其他报纸都登了。于是接下来的那几天，报社的同事们，有关王小波的情况，大都问我了，把我的话误当成第一手材料。

　　打完这一通电话，我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但是，因为职业关系，又采访了半天，就又不免有点说不出的兴奋。停了好一会儿，我才从若有所思的状态中调整出来。接着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一些朋友。这其中就有孙郁先生。他因为这个电话，才知道有王小波这个人。孙先生后来读了王小波的作品，评价很高，很有会心。看来，作家、学者之间的精神相通，完全不一定要有多少直接的交往。有过一点交往的，却不一定对作家能有多少了解。孙先生有一篇写王小波的文章，即以在下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作家去世的消息这一节为开篇。

　　十几天之后，作家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小时候也去过八宝山，但那是参观。这次却是我第一次去八宝山送别一个人。那天人很多。媒体的朋友尤其多。强哥指着，让我远远看见花城出版社的钟洁玲也站在队伍中，她笑着和朋友打招呼，加个塞儿，因为队伍比较长。仪式完了之后，几个朋友相约在一起吃了午饭。相聚的人，我现在都还记得，其中当然有钟洁玲。

　　一个月后，5月13日，在西三环的北京万寿寺，当时还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所在，举行了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出版座谈会，我也拿到了新出的《时代三部曲》。那天同样人很多，大家都争着说。都有很多话。第二天，报纸上又有不少报道。

作家与中华读书报

　　1994年，我开始在报刊上读到王小波的文章。1995年3月，《读书》杂志发表了王小波那篇极负盛名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正好，光明日报杭州记者站的叶辉来北京，大家一聊起这篇文章，都兴奋不已。在那前后吧，很可能是1994年了，《黄金时代》出版，《中华读书报》在头版做了半个版的访谈，其中当然有作家本人。这半个版，是我们报纸的光荣，将来，会和1994年也在一版为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做过的半版访谈一起，成为《中华读书报》报史上的一个小章节。

　　也是这个时期，王小波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文章。据萧夏林自称，把王小波引进到中华读书报的作者队伍，是他对读书报的一大贡献。当时头版有个专栏，“读书人语”，王小波发过不止一篇。其中有一篇最狠，也是很有名的，发表在1995年7月12日，文章题目的字体、字号大小，现在都历历在目：《迷信与邪门书》。文章发表时，好像略有删节，但如同一把打造得完美而极锋利的匕首，刀锋虽有损钝，但仍可寸铁杀人。1995年，是中国反伪气功最关键的一年，也是最令人难忘的一年，许多极具新闻性的事件，都在那一年发生。当然，那一年，也是许多人成名的年头。当时的情景，现在无法一言以尽，需要另起文灶。而和我们报纸及王小波有关的，当然主要是书。那年5月，蒙中华读书报领导和编辑抬举，我主动应邀以“特约记者”名义为报纸的头版写“热销书追踪”。其实就是打冲锋的，瞅哪本书火，就整人一家伙，用王朔当时的话讲，叫逮谁灭谁。正巧，柯云路刚出版了一套三本的《柯云路生命科学文化》。这于是成为领导的目标。需要反方，就是向柯老师开炮的。光有司马南还不行，还得找个学者色彩的。就王小波，因为正好他刚写了《迷信与邪门书》，里面虽没有点柯老师的名字，但谁一看都知道骂的是柯。王小波又没单位，辞锋锐利，不怕得罪人。采访他最合适。

　　我采访时，就明确问，王先生，您文章中说，“有一类书纯属垃圾”，“各种邪门书的作者应该比人渣好些，但凭良心说，我真不知道好在哪里”，这些话指的是不是柯云路和他写的那些书？小波先生说当然是了。问，我能在报道里把您的这个意思明确写出来吗？他说，无所谓，可以。

　　1995年8月2日，这篇报道登了出来，有一个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标题：《新闻中的新闻》，副标题当然是“关于‘柯云路生命科学文化’丛书的采访”。

　　王小波与读书报的联系，除了老萧，还有呼延华应该提到——他不姓呼延，姓呼。王小波至少有两篇文章是经呼老师手编辑的。两篇写得都非常棒，一篇是《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一篇是《由〈赤彤丹朱〉想到的》，原题为《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直言不讳地批评张抗抗的那篇小说。作家在“家园”副刊上好像也发表过文章，那就是王小琪约的了。但不管如何，作家给《中华读书报》的文章，都是他的文章中的上品。这份情谊，同事们都会记得的。可是，时光转换，如今已是，满大街汽车喇叭声狂乱，一纸的乱墨，“呼萧”沧桑。当年朝夕相处的同事们都星散不知何处了。

　　关于王小波与《中华读书报》，这当然是极简略的一小部分。将来如果能编一本书，写写中国当代的学者和作家与《中华读书报》的故事，倒是很有意思的。

与作家的见面

　　8月2日的报道一出来，就有别的报刊的编辑记者来电话，问情况，约稿。有一位沈阳的编辑佟可竟，以前也读过王小波的不少东西，非常喜欢，这次要来北京见王小波，当面约稿，让我帮着联系。8月6日是个星期天，天气很热。上午十点左右，我们一同来到作家在西八里庄的住处，就是现在首师大南门，岭南饭店旁边，北京科委宿舍。后来我拜访另一位老先生，居然也在这座楼。

　　作家家里很乱，完全不像个家。他写作的那间房间里，并排摆着两台电脑，四壁空空，像个路边复印店。后来我们转到厨房里，水池里全是没有洗出来的碗盘。那天李银河不在，就我们三人聊。主要是佟编辑约稿。王老师一身短打扮，一件大背心。他不善言谈，低着头，把一只脚架到另一条腿上，一边用手抓着脚，演习着手足之情，一边和我们接一句断一句的谈话。王小波说，现成的稿子手头没有。后来他就聊到，中国人的家里别看特干净，但一出门儿，到了公共空间，楼道里就脏得不行，可谁也不管。就这个话题写个东西，行吗？佟老师说当然可以。——说句不过分的话，那几年，王小波随便写什么，都有报刊抢着发表。——这才几年啊，我在报纸上，经常看到一些个小年轻的记者说，王小波“因为突然去世而名声大噪”，我只有摇头叹息。钟表的指针转得太快了，需要有人记录某个时刻。——到了中午，我们到楼下，找了一家小餐馆吃午饭。那天太阳很毒，晒得人睁不开眼睛。午饭后，我们步行到三环边，——那时的西三环一带，还是正在开发的北京西部，到处是工地，乱糟糟的。佟编辑去约别的稿，王小波要去他妈妈家，就和我一起上了公共汽车，一同在公共汽车上站了两站地，说了一会儿话，我就在老虎庙下车了。不久，佟可竟就寄来《辽宁青年》，上面就有了王小波的文章，就是《居住环境与尊严》那篇。后来谈尊严的一个系列，好像《辽宁青年》发了好几篇。

　　这次见面，先生还赐了一本他和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那次由这本书，自然聊到搞这方面研究的。王小波低着头说，某某（当时一个已经有点名气、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名气更大的）也是号称搞这方面研究的社会学学者，在他丰硕的成果中，抄用了他们夫妇著作的不少内容，却并未说明。王小波说完也就完了。后来也没有见李银河为这事说过什么。当时研究这方面课题的，严肃的学者都会提到王小波夫妇；而不提他们俩，直接抄来就用的，则是更多。——我今天就算多嘴了。——这本书就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惟一一本书。1999年6月24日，我主动应邀参加一个小型的性科学讨论会，是李银河先生主讲，课毕，我请李先生在这本书上也签了个名，以作纪念。要知道，李银河当年也在光明日报工作过，算前同事了。

　　后来和王小波好像还见了一两次面，其中有一次是开什么会，中午还一大帮人一起吃的饭，但印象不深了。有印象深的一次，似乎可以一说。

　　这件事也和“特异功能”有关。当年，柯云路搞那些东西，很轰动，也很惹争议。柯老师当年几乎是人人喊打的。什么叫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当时的柯老师就这样，相比之下，眼下这些电视学者遭受的非议，远比不上柯老师的。后来，就有一个地方电视台，叫凤凰卫视的，想就这个话题做期节目，要找四个人。柯是主角，当然少不了；反方呢，电视台本来想找司马南的，但柯不同意。电视台又提王小波，柯倒接受了。就让我帮着联系王小波，他也答应了。电视台还需要再找两片儿绿叶儿。一个是北青报的女记者，几年前就已经是他们报社的领导了。再找，一时找不着人了，就拿鄙人对付事儿。但我自私地提出，我必须算王小波这一拨儿的。

　　那天是下午一点半左右录节目。大家都提前到了。柯云路的夫人也来了。柯老师一身西装，领带皮鞋，外面还罩了一件很正式的西式风衣。柯老师是真显年轻，比他的实际年龄看上去至少小十岁。王小波稍晚到，到了就被拉去化妆，就是在脸上涂抹点膏状物，头发上喷点液体，把人变得难看一点，如此而已。他嘴上抹唇膏的样子，现在仍如在眼前。因为这个时间，大家都没吃饭，于是录制前，节目组给大家提供了十分简单的盒饭，很一般，可以说很不好吃——别以为香港的电视人就不是中国人，都一样。那天看王小波的嘴唇，就发现很紫，而且有些发黑。我心里有些惊恐。——后来看王小波的同学写回忆他的文章里，也说到早在80年代，他的嘴唇就发紫。可那次不仅是发紫，而是黑紫黑紫的。他们二位搭了话，都说到是知青。气氛还算友好。

　　一会儿，大家都坐到了位置上。灯光照得人热腾腾的，难受。我挨着王小波，对面七八米是柯老师那一营。在等着的时候，很无聊，又烤得难受。王小波忽然用手挡着嘴，扭过头在我耳边笑着说了一句话，令人绝倒：“看来那些拍黄片的也不容易。”他说完，也为这句话得意地笑了。

　　这是一场结果不问可知的交锋。柯云路还是讲他那一套。王小波也是有备而来，带了一些文字材料。他叙述清晰，论证有力，语气也很坚定。歪理邪说碰见了现代科学理性，形势完全一边倒。

　　节目据说后来播出了。可当年不像现在，安装卫星天线小锅这么方便，所以我也没看到。

　　回忆叙事的内容大致就是这些了。

余　想

　　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只是智商高，聪明，而不太善良，或者说不太追求善良和道德完善，他会生活得很好，因为他可以用他的聪明很方便地达到他的目的。或者，这个人资质一般甚或中下，但天性淳朴，甘愿听大人的话、听领导的话，也经常会得到大人老爷的恩顾，博得大家的好感与同情。而不幸的是，王小波恰恰十分善良，但同时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他除了在生活上愿意听李银河的话和他妈妈的话之外，在其他方面，他不愿意听任何人的话。他只相信自由和尊严，科学和理性，还有他毕生追求的艺术和智慧可以带给他至高的幸福。——他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大的方面不好说，但天分高如王小波，他不会不知道有些稿约对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实上，他的随笔后来有些写得也有些许的重复，在我看来有些文章好像勉强开篇，这不仅指文章内容，更是指对一个写作者的体力而言。但他知道，一些不太强势的报刊的编辑，约到他的一篇稿子有多么不易，他不愿意叫人家失望，如此而已。而那些编辑呢，谁叫你王小波文章既好，又好说话呢。他对约稿，来者不拒。有的报纸实在是很不出名的地方小报，他也应约给人家写。于是他最后就被累死了。如此而已。——而且他还从不一稿两投，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他在中国不能算做自由撰稿人。

　　为了写这篇东西，这个周末我把家里所藏王小波的书及和王小波有关的书都找出来，发现有十几本之多。其中有一本是两年前，也就是作家去世八周年时，出版的一本《王小波画传》。当时在鲁迅博物馆举行了一个纪念王小波的展览，同时搞了一个座谈会，去的人也很多。那个展览做得很好，朋友们说，《北京日报》的李静出力不少。此前，1997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出过一本《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关于作家的评论和回忆，主要的都在里面了。有这两本书，对先生的评论大体都包括了。我想说而说不好、或者说不清的，还有我根本想不到的，人家都已经表达得很好了。

　　但既然我有一点感想，也就学习先生的精神，不敢隐瞒。窃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小波也是有毒的。太年轻的人，身上本来中毒不深的，以毒攻毒也许会吃不消。还有一点，大家谈到的不多。光明日报一位和张中行交往较多的同志曾经和我说过，张先生在一个很中国的外表下，却有着一个十分西化的思想内核，一种追求自由的境界。某种程度上，张老先生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别看他张口之乎者也，其实骨子里还有另一套文化价值系统。这给了我启发，从这个角度看，王小波当然是反传统的，有他的《我看国学》、《智慧与国学》等在，不用多说。但是他反对的是那个扼杀智慧的传统，一个为艺术设界限的传统，而并非所有传统。从他的文章看，他是西化的，但他本人的做人标准和精神气质中却不乏中国传统士人的优良传统。至少他有古代士人“日知其所亡”的批判精神，有“为人谋而忠”的精神。很多。这是很有意思的。李静曾在文章中说，王小波是这个“传统的异端”，但更应是令这个传统“惊喜和骄傲的收获”。

　　从写作的角度讲，我想说的一点是，王小波是个文体家。这是个很高的境界，自有中国现代文学以来，算上鲁迅，没有几人。这个论题太大，这里无法展开。我只想说，读他的作品，不论小说还是随笔、评论，或者他的研究论著，除了叹服作品的高妙、超拔，于畅快之中多获启蒙之外，我还不断从中读出悲凉与绝望，每每深受感动，因而无法自已。他的文章是思想与叙述、写作艺术的完美结合，他的那些所谓“随笔”的文章，是可以称之为作品的。先生的许多文章当时我都能熟读成诵。

　　我还发现，同样热爱王小波的女编辑特别多。1999年初秋，我到济南，偶然的机缘，有幸结识了山东的出版社的两位编辑，一位是王谦。聊到王小波，他说，我们楼上有一位王小波的狂热崇拜者，还是女编辑，你肯定想见，这就是张海珊。——就把人家喊下楼来。（她两年前已是她所在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张海珊说起王小波，兴奋、激动，无以言表，知道我居然还与先生有几面之缘，更是话题滔滔不绝。——从她和无数热爱这位作家的人那里，我感到，作家还活在我们中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会有人这样兴奋地谈论这位作家的作品，而我们将什么也不会留下。王小波是不朽的。

　　几周前的一个深夜，读蠲叟先生临终前的这首诗，心有所感。现在觉得这两句，与这篇文章所叙若有契合，就借用过来，作为题目吧。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4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