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华懋集团掌门人“小甜甜”龚如心2007年4月3日突然辞世，留下了约400亿港元的家产。目前，遗产的分配尚未公开。

　　“刚争到手的财产，却无福消受。”许多网友这样议论。随着她的离去，人们的视线再次被引向1年半之前结束的那场“世纪争产案”。龚如心为之付出了6年光阴，约2亿港元诉讼费用的代价，最终赢得了丈夫王德辉400亿港元遗产的继承权。
　　
《青年周末》4月9日采访了“中国物证鉴定第一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徐立根。正是这位如今83岁的老人鉴定了龚如心所持有的王德辉遗嘱的真实性，见证了 “世纪争产案”的全程。徐立根家里有这份遗嘱的复印件。纸页下方用红笔标注着“有争议的遗嘱”。他讲述了他眼中的龚如心，更回忆了在香港的八个月鉴定经历，披露了这场“世纪争产案”庭上和庭下的几次明争暗斗。

　　2005年9月16日，香港终审法院的五名大法官宣读了关于王德辉遗产归属案的终审判决。判决认定，龚如心提交的一份王德辉遗嘱确实写于1990年，并且是王德辉最后遗嘱。按照这份四页遗嘱的内容，龚如心将获得王德辉的全部遗产。在判决书中，终审法官指责一审法官在一审判决书中称笔迹鉴定专家是枪手的说法完全错误，并要求法官向笔迹鉴定专家道歉。这个结果，对于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的徐立根教授而言，早已经是意料之中，但却花了6年时间去争取。

笔迹鉴定专家团的较量

　　问题的焦点聚集在这份四页遗嘱上。如果四个签名被证明是王德辉亲笔所写，那么，龚如心将获得总计400亿港元的遗产。如果是伪造，按照香港法律，龚如心将因为伪造假遗嘱而背上刑事罪名，也许将入狱14年。

　　由于香港是英美法系的地区，王廷歆在英美法系的国家寻找笔迹鉴定专家。他找来的是已经从事笔迹鉴定工作30多年的国际权威专家雷斯涅维奇。他参加过许多大案，包括拳王阿里案、克林顿被恐吓案、纽约市隧道爆炸案等。另外，还有一位加拿大的华裔鉴定专家。

　　龚如心这边，却把目光投向了汉字的发源地，中国大陆。龚如心的律师团在广州的公安系统、法院系统和律师界多方打听，听说了中国人民大学物证鉴定中心和徐立根。终于，通过一个广州的律师事务所联系上徐立根。

　　徐立根当时已经76岁，他是中国最早的物证鉴定专家。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曾聘请了一位苏联的物证鉴定专家，给当时的人大法律系年轻教师们讲授物证技术专业课程。只有刚从厦门大学法学院本科毕业不久的徐立根懂俄文，于是徐立根当了苏联专家的翻译，之后，便一直从事物证鉴定工作。

不懂中文的英美专家机械比对

　　2000年下半年，徐立根在中国人民大学物证鉴定中心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来自广州的律师。这位律师带来了为龚如心所有的王德辉遗嘱的复印件，并且向徐立根转达了龚如心律师团的邀请，希望他帮助鉴定王德辉遗嘱的真假。徐立根仔细看完复印件，心里有了点底。“法庭上，复印件并不能作为证据。对于我们笔迹鉴定来说，复印会让很多细节消失，所以我提出要去香港看原件。”为了谨慎起见，徐立根还同时要求请另外两位物证技术专家一同前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徐立根，中国刑警学院教授贾玉文，中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研究员詹楚材三人，组成鉴定小组，赶赴香港。这一去，就是八个月。“对方的鉴定专家说，他不懂中文。加拿大的那位华裔专家，也一直生活在英语环境下，在不熟悉中文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鉴定好的。庭审现场看到的他们，就是在机械比对。”徐立根说。

遗嘱锁在政府的密码柜里

　　2000年下半年，徐立根到了香港后，很快投入工作。龚如心的律师已经向法院提交了查看王德辉遗嘱原文的申请。

　　王德辉的四页遗嘱被保存在香港政府化验室。“香港保存物证的制度很完善，民事审判里面双方提交的证据法院都不负责保管，马上转交给香港政府化验室。我到那一看，铁门得有10公分厚，就像我们一般看到的金库门一样，要进去还需要输密码。里面分门别类的放着文字、痕迹、物证、血等证据。”

　　遗嘱的原件被保存在一个用密码锁锁着的柜子里，那是四页较厚的A4信纸，文字竖排，每一页的开头都有王德辉管家谢炳炎的签名，每一页末尾是王德辉的签名。在显微镜下，他们还发现遗嘱的好多字都被人用打孔机打出了好多小孔。这是对方律师取证时取走了一些字。

　　原件不能被带出化验室，徐立根三人在那个房间里一待就是好几天。“笔迹鉴定所需要的显微镜、放大幻灯等工具都有，比我一般用的还先进。我鉴定的时候，双方律师像保安一样守在我后面。”

　　徐立根“铁三角”的任务是鉴定四个王德辉的签名和四个谢炳炎的签名真假。他们有18个王德辉之前双方无异议的签名，这是他们鉴定的基础样本。他们需要鉴定，遗嘱上的四个签名，从笔顺、字型、运笔上与那18个签名是否一致。

为证明鉴定真实递交血衣

　　2001年8月6日正式开庭之前，徐立根等人已经形成了一份长达25页的鉴定书。结论是，王德辉签名为真迹。但是，王廷歆一方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鉴定专家，却给出了相反的鉴定结论，认为王德辉的四个签名都是临摹。

　　“他们是在机械比对，比如‘王’字连笔写成的一个圈，就算是同一个人，不同时候写的圈也有大有小，但他们就以此为证据说不是一个人的字。他们最有力的证据是提出王德辉第一页上的签名，‘王’字第一笔有抖动，抖动通常被认为是临摹的标志。我在显微镜下面也看出来了，起初怎么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去问龚如心，龚如心才说立遗嘱的前不久王德辉从马背上摔下来过。我就把这个细节补充给法官，同时递交了当时的血衣，还把照片附在我的鉴定书后面。”徐立根说。

一审时，王廷歆的律师团还提出，这个遗嘱并非龚如心所说的1990年所写，而是在1996或1997年，王德辉即将被宣布死亡时伪造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找来了一位年轻的美国墨水鉴定专家，提取了遗嘱原告中的一些文字，通过作旧等手段，试图分析出墨水使用的时间。

　　“我们去看遗嘱原件的时候，发现遗嘱上很多文字被人用打孔机打了好多小孔，这就是对方的墨水鉴定专家提取走的。当然，王德辉的签名是不允许动的。”徐立根说。

　　但在徐立根看来，这种做法并不能说明问题。鉴定书里写到：“四份材料的正文和签名，如果从1990年算起，已逾十年，由于没有提供王德辉1990年左右和整个80年代王德辉用书写四份检材上签名所用的同一支笔书写的字迹作比对样本，加之字迹书写时间过久，王德辉的签名又是用黑墨水书写的，所以从目前国内外技术发展水平和现有鉴定条件来看，不可能通过墨水化验，确定四份检材上王德辉签名的相对书写时间。”

西洋墨水鉴定专家遭遇诚信危机

　　这位墨水鉴定专家为证明自己方法的正确，举了几个美国官司为例，证明美国法官采纳了他类似的鉴定方法。但龚如心的律师到美国调查后发现，并没有法院采纳他的做法。更有一个官司结案时，这位墨水专家还没上大学。

　　“暗地较量，这是允许的。对英美法系来说，诚信太重要了。一审打了172天，我们也经常会被问到已经问过的问题，对方律师会回去慢慢对笔录，找出矛盾之处，在法官面前揭露，破坏鉴定人的诚信。”徐立根说，“但我们的鉴定结果是真实的，没有破绽。”

至今不明一审为何败诉

　　经过创纪录的172天的法庭辩论，徐立根等鉴定专家和龚如心的律师团都对判决结果很有信心。“那时候差不多是暑假，我回到北京，龚如心的大律师也到了欧洲去度假。但是2个月之后我接到通知，败诉。”

　　徐立根形容这种结果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因为在庭审现场，法官对他们的鉴定结果还是表示了一定的赞同。“他当时的态度还是不错的，听我们陈述的时候，有时候微笑，有时候点头，还说‘鉴定人对鉴定结果很细心’，当然，他对待对方鉴定结果的态度因为我们没有每场都到庭，所以不得而知。”

　　对于一审判决究竟因何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记者联系当时的主审法官香港高等法院民事诉讼庭法官任懿君，却被告知正在度假。当时龚如心聘请的大律师李柱铭向记者表示，此问题涉及到当事人的隐私，不方便向媒体透露，仅给记者发来了当时的一审判决书。在判决书中，法官认为徐立根等人的鉴定结果完全不可信，指责他们是“被人雇用的枪手”。判决之后，徐立根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万言书”，再次陈述了自己的鉴定意见。

二审再输但曙光已现

　　遗嘱的每一页都有遗嘱证人，王德辉当时的管家，谢炳炎的亲笔签名。在一审时，王廷歆的鉴定专家也认为谢炳炎的签名是伪造，因为“谢”字的中间有一笔长竖也发生了抖动。“‘谢’字的抖动是肉眼能够看出来的，但是我们比对谢其他时候的签名发现，这种抖动是他的习惯动作，恰恰证明这就是谢炳炎的真迹。”徐立根说。

　　在二审时，虽然香港上诉法庭还是判决龚如心败诉，但法官们认为谢炳炎的签名是真的。这对徐立根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肯定。他打电话给在香港的龚如心，让她继续上诉。此时，龚如心在香港媒体陷入了诚信危机。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正式起诉龚如心涉嫌三项伪造文件罪，在初次出庭后，她被获准以5500 万港元巨额现金保释候审。根据香港法律，伪造遗嘱罪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

　　“她虽然没有在我们这些外人面前哭哭啼啼，但我可以想象她内心是非常苦闷的。我只能尽力支持她上诉，因为二审的结果已经让我看到曙光了。”

　　2004年11月，龚如心上诉至香港终审法院。2005年7月11日，香港终审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审案的法官加至5人，两个人是从英美法系的国家请来的大法官，香港本地法官三人。阵容可谓空前庞大。

由于双方都没有新的证据，终审并没有开庭辩论。徐立根等人也不需要再出庭作证了。相比一审时的172天法庭辩论，终审只用了10天作为法庭调查时间。

　　终审法院的法官重新调取了谢炳炎在警察局做的口供笔录。当时的谢炳炎被王德辉叫到房间里时，遗嘱全文已经写好，王德辉也已经签完名，谢炳炎连忙也签上自己的名字，连遗嘱的内容都没有看到。

　　终审判决，400亿遗产，最终归龚如心继承。判决书中写道：“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证人的证言。”判决要求一审法官向徐立根等人道歉。

　　“也没有专门道歉，我们觉得终审的判决书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徐立根说。对徐立根来说，这个迟到了五六年的胜利，是对他的工作的最好证明了。

散了的茴香饺子她也不舍得扔

　　长期从事学校教学工作的徐立根在接到这个案子之前，完全没有听说过龚如心和王德辉。在担任这个“世纪遗产争夺案”的鉴定专家过程中，他眼中的“小甜甜”龚如心是什么样子？

　　“我到香港是做鉴定工作的，相当于是给法官和律师提供帮助。而她是被告人，因为要避嫌，我和她的接触并不多。”徐立根说。但从有限的几次接触中，龚如心给徐立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认为，当时许多媒体把龚如心描述成极度抠门爱财，喜欢奇装异服的女人，有失偏颇。

在麦当劳答谢警察

　　2002年春节，“世纪争产案”一审正在进行。徐立根准备回北京过年，临走前他来到龚如心位于华懋集团大厦的顶楼办公室，问了一句：“有没有什么大陆的特产想吃的？我回香港的时候给你带。”龚如心想了想，说她想吃茴香馅的饺子。

　　年后，徐立根买了两斤速冻的茴香馅饺子带去。但在路上耽搁了几天，当送到龚如心手上时，饺子已经完全散开了。“周围的人都说，别吃了，扔了吧。龚如心不肯，说，还很好呢，可以做面疙瘩汤。”徐立根回忆。

　　在香港的八个月里，他经常听到周围的人说起龚如心的“抠门”事例。比如，她的丈夫王德辉第一次被绑架之后放了出来，为了感谢警察帮忙，龚如心只请警察吃了一顿麦当劳。“把节俭说成是抠门，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一定要大摆宴席请警察？警察是公仆，帮助市民是他的义务。”

“小甜甜”不爱涂脂抹粉

　　徐立根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到龚如心的样子。“我们第一天到香港，她请我们在酒楼吃饭。第一眼看到她就觉得很有意思，三个小辫子，两边各一个，头顶还有一个。说一口上海普通话，语速也不很快。从她的外表我感觉看不出来她已经60多岁了，挺好玩的。”徐立根指着当时在饭桌上和龚如心的合照说。

　　“一进华懋集团的门，就会看到一个卡通像，是龚如心自己的，好像是她的韩国朋友给她做的，一米多高，挺好玩的。她个人愿意塑造这样的形象，让大家一提起龚如心来就会有一种印象。”在徐立根眼里，龚如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子。“不像有些香港妇女，涂脂抹粉，我看到的她都不涂口红，也不擦胭脂。也没擦指甲。她不搞这些，她一看就是干事业的人。”

附：世纪争产案背景

　　1990年，龚如心的丈夫王德辉第二次被绑架后失踪，1999年香港高等法院宣布王德辉法律死亡。其父王廷歆宣称，根据王德辉1968年所立遗嘱，他应该是王德辉400亿港元遗产的继承人，并将儿媳龚如心告上法庭，称龚如心手中的另一份遗嘱是伪造的，要求剥夺龚如心遗产继承人身份。

　　遗嘱内容：第一页：“一九九零年三月十二日，本人王德辉住香港山顶百禄经15号，谨立遗嘱。本人死后，我所有一切财产全部遗赠我妻子龚如心。”

　　第二页：“我王德辉死后一切财产全交妻子龚如心管理，任何人不得异议。我爱妻子，世上她是我最爱。在我死后，任何属于我的财产、物业、我的身体，都属于我爱妻。我的父母，虽然令我失望，但我也坚持妻子必定要照顾他们，还有照顾毛病的妹妹，她也不可能自立。”

　　第三页：“我死后一切财产全交妻子，任何人不可反对。我妻子管理全部产业，但切不可将任何金钱利益或物业交赠我王家其他任何人，他们全都令我失望。但妻子也不容许将财产分赠你龚家任何人，因你龚家各人也令人讨厌。”

　　最后一页：“One life One love”（一生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