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圆融与塌陷
—— 迟析牟、徐、张、唐的『中国文化宣言』
刘自立
这里说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是1958年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君子撰，迄今已经几三十年。今天读之，还是觉得空幻繁复，天马行空，不得要领。但是，为了"得"不得之要领，我们还是再三研读之，否则，连读后感也找不到了。
其言之要领是什么？我以为，就是这样一段高论——
"此心性之学乃通于人之生活之内与外及人与天之枢纽所在，亦即通贯社会之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等而一之者。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言形上学哲学科学，则为外于道德实践之求知一客观之对象。此为希腊之传统。言宗教则先置定一上帝之命令，此为希伯来之传统。言法律、政治、礼制、伦理，则先置定其为自外规范人群者，此主要为罗马法制伦理之传统。中国心性之学则于三者皆不类。遂为今日世界与中国之学人，习于以西方文化学术观点，看中国之学术文化者所忽略，或只由一片面之观点去看而加以误解。而不知不了解中国心性之学，即不了解中国之文化也。"
这段高论，涵摄他们全部高论之巅峰，而自以为可以众揽群山，言说高下，得出伟论。笔者读之再三，却得出相反的看法。此看法，用一句毛泽东的语言戏之，则是，他们孤立地、片面地、绝对地看问题，犯了形而上学的毛病了——虽然，毛氏之解读形而上学，是非常可笑的；他以为形而上学是一种错误世界观。这个街头的卡里古拉，根本没有研读教义的素养。
那么，所谓孤立地看问题，是不是上述君子所为、所谓呢？是也！
首先，他们把西方形而上学之涵盖范畴，定位在外在科学关照上，说是希腊传统（未提及希腊民主！）；再次，把宗教命令定位在希伯来传统，忽视了保罗等『新约』已经不同于希伯来『旧约』；三，把罗马传统定位在法制上，孤立于整体西方大思维（摩西十诫和君世坦丁大法，都是最大宗教法统）。
这样一个孤立分野的定制，究竟是不是一种片面和绝对呢？
从这三者的相对论和绝对论出发，事情可以分开层次。四君子们说的是第一层次。而后，还有很多层次，就不是他们那种看法了；无论从时间的发展来看，抑或从即时即地横向的抛物面上分析，上述言说之西方宗教、哲学和法律，都不是这样简单位定的。
我们尝试简单一说。
一直以来，西方文化概括而言，就是耶稣和民主。民主，早于耶稣。这个现象就值得撰书一本。何以民主早于耶稣？本身就说明，希腊人的科学精神本身，涵盖了不同于耶教的很多含义，很多实践。陶片放逐法，可以是对于领袖和杰出人士的惩处，难道他们不是惩处了苏格拉底吗？惩处苏氏的意义本身，就是上述三种哲学（宽泛意义上）的三层一义；就是说，惩处苏格拉底，第一，是他们并不以为苏格拉底自称代表神意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他们把苏格拉底言说之述，看成对于青年的蛊惑——这里，他们把他这个外在和他企图贯彻一种思维实践的内在行为，看成是对于青年的诋毁和破坏——这样，从社会学层面上判断，苏格拉底的哲学涵盖了心理学外在和内在双向延伸——不是四君子所谓一贯的外向和表象。
最后，法律和民主，在审判苏氏之法庭上一并生成。如果苏格拉底忏悔当庭，他就可以不死。但是，苏氏以为他第一代表神；第二代表正确（哲学）；第三代表法度，他以身试法。如是一来，苏氏之死，就把四君子分开的三个层次完全捆绑之，纠缠在一起了。
小而看之，如此，一个苏格拉底审判，就是希腊乃至整个西方三层次合一的故事；大处看之，更是这样。
虽然柏拉图等人早就预言多神之中，一神必降临。这个道理非此小章可以了解。他们的包含民主政治、僭主政治、贵族和独裁政治在内的政治哲学和政治道德，本是和政治体制因果依存的文明竞争论。他们的道德哲学，并不是像四君子所谓只是涵盖在上帝之前或者之后之列，而是随处可见、可触、可感之的东西。一部亚里士多德，不是分野宗教、法治和科学的独立主义和孤立主义，而是整体关照的哲学，柏拉图亦此；后来的西塞罗、色诺芬、奥勒留……莫不如是。难道他们的宗教不关注法治和科学吗？抑或说，他们的法治和科学不关注宗教吗？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的意思是，把希腊罗马乃至希伯来主义分开来各自关进一个禁闭所的观察，是不对的。
从大处说，耶稣制造大卫国，既是上帝之命令，也是国家之法度，更是"科学"之关照——耶稣的科学，就是神迹，就是预言和统摄。他的三位一体，更是体现在、一并体现在，四君子分开的东西上，产生深刻的关照和提问——我们今人对于耶稣的观察，根本不会结束。他的"再次来临"问题；他的"末日审判"问题；他的"犹太人要被惩罚"问题（见『罗马书』）……诸如此类问题，就既是哲学问题，又是法度，又是政治，又是宗教。
霍布斯在『列维坦』里，就举证说明了以后加尔文所谓"法治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大卫国之文化。
于此之前，民主之希腊城邦，又在制定他们的反对僭主阴谋的政治措施，如，审判苏格拉底。罗马元老院，作为人民和独裁者的沟通渠道，既有他的政治定位，也有他的哲学含义，更有他的宗教承传。君世坦丁大帝的元老院里，既有异教徒，也有基督徒，还有中立人。这个君世坦丁时代，包含的某种三位一体的哲学，不但是尼西亚会议，用选票制定了圣父圣子圣灵之一说，还有他的神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媾和，形成他独特的，涵盖整个东方和西方的伟大亚历山大模式。这个罗马帝国的人民，虽然正在走向帝国式微，但是，他们缔造的思想方法和统治权术，已经是上帝、法度和学术的一统涵摄，并无各自为学、为政之幼稚说。牟宗三等大师何以如此看法，真是不知所以！
换言之，人们的思想问题，也就是四君子们絮絮不休、言说之宋明心性说问题，究竟如何缠身或者包裹于西人头脑，也并不是十分东方和十分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同样可以运用在我们所谓"三位一体"之解读和衍析之上。西塞罗曾经对于专政和独裁，说过很多话。他的意思是，人民在独裁者统治下，马上就变成被"驯化者"。这里的意思很多，很杂。简单来说就是，以后如极权主义研究者勒邦等人所谓，人民，成为统治者的意志之驱使者，成为纳粹万人火炬光芒万丈之承载者；他们的心性，究竟如何"慎独"和反对，很成问题。（这个话题容后再议。）
我们的看法是，心性说的哲学逻辑基本上应该是这样解读的——
依照上帝的指令，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依靠法治的保护，这个向上帝祈祷的命令，才能开始；而外在求同和内在观察，是在内、外双向的轨道而非单一向外轨道中，在基督徒和一般西方人士之心中生成和挥发的。我们在梅特林克和很多更加近、现代的作家文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在反省——而非四君子说的，只是OBJECT——式的外在关照。梅特林科关于对于关于上帝主体/主题之不能言说的凿凿言词，和他的诗意幻梦，编制成为一种巧妙的文本织体（见梅氏『谦卑者的财富』），让人看到西方法度之外，哲学之外，向着他们内在路径前行的返回之路赫然存在。谁说他们只是知道研究"自然"——这个说话，实在武断；对于东西贯通之四人持有此说，实在不知何以如此！
至于以后的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这样内在的西方学说，更是层出不穷，大有胜过东方内在说的大趋势——而东方内在说的式微，一方面是西学此说的汗牛充栋，一方面是中国实际哲学的堕落，朝向列宁主义和毛思想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稍有哲学阅读习惯者都知道，现象学从根本上解除了西方之OBJECT/SUBJECT说的界限和厘定。
"相信这一点纯粹就是幻觉：虽然被感知东西的存在始终是可以怀疑的，我们的感知的存在却不是可疑的。但是一旦弄清楚被感知的东西是幻觉，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并没有真正感知。因为感知和被感知的东西是不可分的。我们所假定的怀疑也不总是真正的怀疑。"（『现象学运动』赫•施皮格伯格）
梅洛庞蒂的那句名言早就昭示着西方客观主义哲学的解构——
"世界全都在我们之中，而我则完全在我自身之外"。（『哲学赞词』）
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现象主义甚至逻辑实证论等等学说，在说明"词与物"构成一对原罪之描述中（美国哲人蒯因语），把以为只有中国人知道概念化错误的专利，一扫而空。
梅洛庞蒂、拉康和米修等诗人们所言之镜像效应，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言说心性之承载者是谁？"我，是谁？"这个自我寻找的主题——也就是说，宋明理学之心，之性，之心性人——这个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在四君子处尚未厘清，没有说明。
他们说的那种道德本体论，散见于很多古代罗马的、中世纪的、蒙田和拉罗什富科的写作中，没有什么新奇之意，可以说，道德本体论解决世界矛盾，人类难题——这样一个老式万能说，也在西方学者那里喋喋不休。
道德本体论，在我们看来，尚且不如王尔德和纪德的道德崩溃论，道德解构论，更加阐发了人性的触角和感觉的火焰。反道德论，尼采之道德毁灭论，在西方文学中产生了对于道德本体论和教会服从论（诱购赎罪卷）的嘲笑和反击。那些没有道德伪装的卡西莫多之类，卡门之类，成为心性言说者最大的嘲讽——他们比起准反抗和暗反抗的林黛玉、贾宝玉和"家、春、秋"小说里之反抗，难道不是更加淋漓尽致和痛快异常吗？当我们看到宋江招安的憋闷戏，难道不为李逵和鲁智深的非心性论而拍手称快乎？我们的意思是，宋明理学的人欲压制，非但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人性解放，反而更加重了对于李逵们、宝玉们、觉民们的心灵桎梏和人尊摧残。更不要说，在西方之纳粹时代和东方之毛泽东时代，你梦魇如幻地唠唠叨叨"人之初，性本善"，究竟意味什么！
这也就是说，牟宗三等大师在1958年出台这份宣言，这个背景是什么，要很好考量之。这个背景，就是中国人在毛主席领导下，正在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试问，你们如何评估这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局面呢？你们是要毛氏反躬自醒，来一个圆融自道呢，还是让"人民"——这个驯化过程，能够戛然而止呢？抑或你们要在毛主席打倒的千千万万人民尸体上，建设一个夫子自道，不知所云的心、性反省论呢？这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回到一个简单不过的逻辑上来。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不可以忽略操作和可行层面——这个层面，不是一个独生子，是一个个孪生或者多生子组织而成——他们的政治、法律和宗教文化。本是一体化存在，不管是三位一体，四位一体，N为一体，总之，是集合存在，综合存在。这个存在昭示着每一个人的存在，应该是所有人存在的前提——上帝是对于每一个人的，不是对待"人之类"的——费尔巴哈说过这样的话——
"异教徒不仅将人置身于与宇宙的关系中，而且将个人置身于他人的关系中，作为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进行思索。这种关于人是单独的存在的看法仅仅是一种次要的知识，通过对整个物种的认识就可以获得。
基督教与之相反，它看重的并非物种，而是个体。基督教——当然不是现时的基督教……与异教是直接对立的；而只有意识到这种直接对立性，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古人将个体牺牲在物种中；而基督教反而使物种让位于个人。"（费尔巴哈『基督教基础』）
如果上帝是对待"类存在"，狮子、老虎、飞鸟和虫子的存在，他们就是类存在；人类存在不是类存在。这个重点，心性说不知所云。他们说的人，是什么？不知道。他们说的心，是群己之群，还是群己之己，不知道。他们说的心性改造和内向通道，是依照何方神圣，确定如何走势，不知道。这个神圣的文化参照物是毛泽东的反右、文革，或者台湾的老蒋政治或者小蒋政治，不知道。反正，心性就是回到道德，道德的时代——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福科语）——他们的道德圆融，出自什么时代，如何回应这个时代的道德要求，不知道。拉康的自我镜像，对于修持心性者，如何关照？不知道。没有国体和法度保护者，被剥夺者和被屠杀者，又如何修持心性，和"我自横刀"者之心性如何区隔，不知道。……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四君子书的，据说乃是高于世界文化之东方、中国文化，中国
文化之心性说，究竟如何操作，施行和推广，也是——不知道！
唯一知道，他们说，中国文化就是一棵树，独干维系，根深叶茂，叫"本一"文化。但是，这个文化的人性化和个人化定义是什么？仍不知道。
请问，这个没有国家（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框架，没有宗教框架，没有历史、现实框架（好像中国历史处在一种恒定状态）的虚弱的心性说，如何可以被人高看！
我看，只能被搁置南山，束之高阁，算球！
『宣言』涵盖面很大，很广。但是，一经点破死穴，这个说法，也就似是而非，很稚嫩、很滑稽了。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要终止中国文化，甚至要终止心性说。我们只是要探讨这个心性说变成可以操作和施行的那条路径，而非堵死这条路径。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四君子洋洋三万言，还是没有说到点子山——正好中了一句名言——"思想狭隘的人总是滔滔不绝，但是总是说不到点子上"（拉罗富什科语）（——我本人，也许，也是这个狭隘者。）
简单看来，说中国哲学是优势哲学，西方哲学弱智和残缺；说中国心性，论如何可以代替西方本体论，工具论，科学论；说中国哲学大和谐于天下，人心本善，宽厚待人；……诸如此类，其实，西方哲学都有解释。
反观之，西人说，中国哲学是无民主，无科学的哲学；儒家，是中介天、人的枉道哲学，宠幸世袭阶层帮闲帮凶哲学；是招致布尔什维克起义和痞子运动、民疯运动哲学；其说法对不对呢？
……这个争执，现在转化为共党文化集纳小儒家的新新儒学——民国以来，到宣言发布，一直有新儒家——现在，又有了新新儒家，共党儒家，暴力儒家——就像共党基督教，共党佛教——赵复三，赵补初都是共产党——这个儒家共产党和共产党儒家，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很好回答，就像共产党私有制，共产党民主、自由，共产党民主法制……都是一类货色。
我们说，四君子在宣言后半部，言说了那个普世价值。他们并不否认要实行民主建国——台湾，果然施行之——这样，评价这个儒家复兴运动和台湾文化之接轨，好像有门？
可是，事情不如人意。台湾施行民主，是在多种文化侵染下形成——西方最早之荷兰文化，日本，美国文化，大陆国民党文化，还有土著文化。这些文化中，自我关闭，修持悟性之心性论，在政治层面，起到如何一种作用，很少可以证实。反之，日本和美国的文化，在建树台湾实业和教育上，比起王阳明关在屋里，登上山野，乱讲一通天人合一，要实惠得多！
国民党施行了确切的土地赎买政策，也和心性改造关系甚微，这是玩笑话！
我们的意思是，台湾之心性论之所以可以拿得起、放得下，在于他们建造了放得下一张书桌，立得起一座学校和容得下一批教授之地，发扬之，光大之，是有条件的；不是一个人独慎其身，寻着什么内在轨迹，可以得道/到的——他们存在的前提何在？在于政治的外在形式的造就；一如所有西方政治形式的造就。
试问，文革里，所有这个"一"，放得下吗？没有这个"放得下"，牟宗三们可以和毛泽东谈论心性问题吗？
我们重复此道，就是说明这个逻辑。
（反之，台湾去中国化，也和心性论不搭界。台独，一旦得逞，无心性论之台湾，也可以找到西方文化做他的依托。
全盘西化、赤化的中国、中共，不是也在继续经济发展，人心不古，心性无论，赢得很多西方人士之嘉奖吗！）
一句话，牟宗三等大师的意愿是伟大的；整合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野心，无可厚非；他们的单纯，是更可珍贵的。但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之问，确在。心之在，是性，是人，是社会，是国家，是世界——反之，世界，社会，人，又回到心、性——不可以抛开这个前提和存在。
严复说，这是群己权界。穆勒说，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我们说，一心，一性，可以成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造就一个上帝——大我、小我，本来就是说来说去，公私难界，我，无，难界。
忘我，可以是我；不忘，亦可以是；大我，大公，可以有我，也可以，无我；无我，也可以有我，也可以无我……西方中世纪讲究上帝的无与伦比（见圣.安瑟姆）——无以伦比是什么？是"心之量无限，性之量无限"？鬼知道！
所以，心性之渺小，据说，也要达致无与伦比之大，之无穷！
谈何容易！
经院哲学是逻辑论，这个逻辑论，是不是就是宋明之学逻辑论的西方版——抑或相反。这个课题很大，很杂。说到这里，我们横插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言说和判断。他以为，如果以为任何言说，即便是言说真理，就可以达到真理，就是逻辑违背论——很多人不同意他，如布拉德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逻辑学的真理之不真理论，已经成为西方显学之一景。也就是说，心性论，在言说的层面上，也不能达致真。只能是无穷接近。
如何接近？这个课题王阳明和牟宗三不知道，只有卡尔.波普们知道。
波普和库恩的争论是，有无证伪的历史——库恩说，没有。
从心性论的角度说，人心，如何证伪？只有金岳霖给毛泽东作检讨——此外，证伪和人性改造论，内涵为0！
或许，格物致知，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可为，在道德本体论层面上，就变得迷幻和虚伪了。于是，我们反过来说，牟宗三等人的看法——他们以为，知识论，只是格物致知；他们不要这个，要道德本体论。但是，道德本体论的几个问题，还是摆在这里，动弹不得。
其一，为政治辖制。如上说。
其二，为文化辖制。每一个人要自我修持，性心，圆融……他的参照物何在？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牟宗三说，是东西兼容。似是而非。
其三，每一个人，这个"每"，这个"人"，是谁？就如拉康、梅洛庞蒂等人说的，"我，是谁？"
其四，这里有个"主体间性"存在——主体间性，就是，我，和我们和他们发生关系，这个关系，只是我/他们中，才有我。我，于是消失，或者异化于我/他们。
其五，我之心性，心性，是就着我之纯粹，还是赋予我之关系的我/他们。
其六，如果是我/他们，无我，就是说，先要改造世界——变成毛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大公无私、无我，只有雷锋和螺丝钉。
难道会变成这个逻辑吗？
其七，我看到，唯一可以被牟宗三们接受或者接受牟宗三们的，是罗马柱居人的心性和性心修持主义；亦同设孤岛文学主题之艾科和鲁宾逊主义——因为他们是孤岛无社会化"心性论"。
宣言说过——
"中国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应当伸展出之文化理想，是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
又说，'人之实践的行为及于家庭，则此内在之觉悟中，涵摄了家庭。及于国家，则此内在之觉悟中，涵摄了国家。及于天下宇宙，及于历史，及于一切吉凶祸福之环境，我们之内在的觉悟中亦涵摄了此中之一切。'"
这些说法，在不设置行为参照的前提下都是成立的。问题在于，如何及于家庭，国家，宇宙。如何在政治上，在政统上，合乎学统和道统——这个课题的逻辑关系究竟如何处置。
我们说过，正统和道统的本质关系，就是马科斯.伟伯说过的，刚性中国政治体制中，儒家合谋官僚政治的历史存在和历史作用——虽然，御用制度和选拔制度，造就了他们的来自民间，却投入宠信阶层，这个最终违背民间性质的儒家政治本性。这个参与，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造就了儒士和农工商学的平民交互和融合，但是，其主导方面，并未达成西方意义上人民力量参与第三等级和市民阶层，独立于政的那种正面传统，反而是形成了东方封建和后封建时期的皇朝和人民绝对的两极对立——这个对立的最后证明，就是共产党排除民间力量和反对派力量的介入和推动，排除任何意
义上的政治改革。
伟伯认为，中国只有依靠暴力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才能改变其统治，其历史。（见伟伯 『儒家和道家』）
接下来，我们对于上述君子告白，持有的态度是，他们依旧把心性改造统摄在自然过程中，未见任何推动、或者未见他们发现任何政治"第一推动力"。这个独身、慎独的道德完善说，虽然意识到人与国家甚至宇宙之延伸的关系，但是，这个延伸没有任何操作层面和政治层面的积极意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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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
- posted on 05/06/2007
接下来，我们对于上述君子告白，持有的态度是，他们依旧把心>性改造统摄在自然过程中，未见任何推动、或者未见他们发现任>何政治"第一推动力"。这个独身、慎独的道德完善说，虽然意识>到人与国家甚至宇宙之延伸的关系，但是，这个延伸没有任何操>作层面和政治层面的积极意义可言。
自立兄写得气势很盛, 尤其是批判宋明理学的弊端时, 可谓淋漓尽致. 可是, 兄台对于儒家思想和道德本体论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似乎尚没有认识到. 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德是用来制衡统治阶级的过度功利主义和对人权的任意践踏. 而这个良知和道德也是儒家思想所教育知识分子的, 一代一代传承的. 历朝都有忠臣, 他们因为规谏皇帝而死.
不管是东方还是在西方, 中层人士(知识分子, 中产阶级等)都是最讲道德的. 为什么呢? 这是为了制约有很大权势的上层阶级, 为了教化下层阶级. 而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大多是不怎么讲道德的.社会中的造反呢? 通常也是下层阶级造上层阶级的反.
越是上层阶级集权的时代, 知识分子越讲道德.
另外, 还想聊一聊的, 就是文中所提的"三位一体". 圣经中记载:
三位一体不可问, 也不可解释.
我思考这个"三位一体"很长时间了. :). 也读过一些基督徒对"三位一体"的神秘体验. 其中有一位是香港的梁教授写的. 他原是儒生, 佛教徒. 因为很感动于这个神秘体验, 而改为信奉基督教.
真正信神的人, 其实是非常追求道德完善的.
基督教义是普泽万民. 试想, 如果下层阶级也讲道德了, 社会是否会更稳定, 对统治阶级也更有制约了呢? 答案应该是POSSITIVE的. :)
但是，现在国内一些党政领导人在会议上号召将三位一体扩展到四位一体什么的．刚才读到自立兄文章中调侃此现象：＂甚至Ｎ位一体＂，不由我好笑．：）．确实，国内社会上乱用＂三位一体＂这个神属名词是不大恰当的．
- posted on 05/06/2007
谢谢梦冉。
全部问题就是中国下层阶级没有权利，遂几千年导致没有权利意识——这恰恰是中国儒生教化不力，中国政权性质所致。
我强调的西方民主和民权几乎是他们与生俱在的一种文化，也许就是天然文化。
几千年前，希腊人就可以那个陶片施行选举。
摩西十诫，就是规定圣贤平民都要法律前平等。
罗马元老院，是独裁者和平民的中介。
还有1614年法国布列塔尼的三级议会，英国的市民权利阶层。
......诸如此类，教化了一代代西方人民的权利，道德和民主意识。是其文化的结晶。
中国人民，没有和上层交流的通道。只是衙门前面放一个鼓，等待冤民来击。可是，几乎是形同虚设。
除了包青天忽然驾到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人民内涵几乎等于0。
所以，中国人就只剩下揭竿而起，自己当皇帝，是水浒道德，鲁智深李逵道德——这叫做游民文化——成为儒学虚伪道德的一个人民性补充。毛，就是游民文化造反文化代表。
这样的竖子一旦登台，就会消灭儒家的正统文化，来一个邪门歪道，批儒，打倒知识分子。等等。
在这种情形下，老百姓的道德随暴力主义迅速瓦解。14岁、15岁的孩子也可以打死老师校长。全民残暴，红色恐怖。
现在，这个儒学道德还是不得翻身。又走向物质主义和食利主义了。
问题关键，我以为，就是探讨中国儒学0内涵的政治操作性和现实专制体制互动的不可能性。
以后，才可以谈论全民道德本体论。
谢谢阅读拙文。 - Re: 鍎掑鐨勫渾铻嶄笌濉岄櫡鈥曗�曡繜鏋愮墴銆佸緪銆佸紶銆佸攼鐨勩�庝腑鍥芥枃鍖栧瑷�銆�posted on 05/06/2007
自立的文章以及与梦冉的讨论都很好，触及核心。
昨晚就读了一遍，今晨再读，依旧很好。对于一种历史思想，一种主
流，持严厉的批评总是正确的，促进反思。
这样我还得再细读一遍四君子宣言，再细评！
自立多保重！ - posted on 05/10/2007
自立兄分析得也对. 我读了, 沉默很久.
思想和实际操作之间是有差距的. 我从小喜欢读哲学, 虽然我知道有好些是空中楼阁, 却也抽象得有一种苍白的美, 也许也是一种梦想.
昨天在阳光电视频道看了一点有关王国维自沉的记录片. 他自杀是一个谜. 他在遗书中写道: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老舍先生, 傅雷先生后来也是自杀. 原因也是: 义无再辱.
所谓: 仕可杀, 而不可辱. 这些人都是极有人文信仰的, 活着是为了人格.
其实, 每一个人都是有思想的. 即使文盲, 也是有思想的. 人的言语行为就是从其思想而来.
那么多人活下来了. 就象余华那本颇有争议的小说"活着"所阐述的: 活着, 就是为了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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