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政文明深化启蒙精神——回应“文艺复兴”之争
南方周末 2007-05-08 16:04:36
□沈阳
普通人是不需要所谓“文艺复兴”的，也不需要知识分子的道德说教，只需要告诉他们什么样的理财方法更能开源节流，当权利遭受侵害之后该如何打官司，怎样才能更好地开一个会议、做一场演讲、管一个学校、治理一个社区。
去年12月，《南方周末》就中国是否需要文艺复兴展开了热烈讨论。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文艺复兴，都因为忽视了中国社会的特质，忽视了法律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秩序保障和民权维护作用，而未免偏颇。
无须拿老儒家说事
以“五四”为代表的中国历次启蒙的宏大叙事正好符合了一个民族国家追求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愿望，同时加深了以为单纯地结束一种政治秩序就可以促进人类全面解放的乌托邦倾向。其实，无论就认识能力、行动经历还是道德品质考察，个体都有着自然理性的有限性。不说其他，单单从经验主义哲学去评价，启蒙主义思潮本身都有太多局限和难以超越之处。
秋风先生对此有鲜明认识，这在“另一个启蒙传统”部分中有所反映。但秋风虽然认识到了人的智识的有限性，指出人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却没有意识到欲望也决非天然邪恶。没有欲望不会有人的消极自由。要节制和超越欲望，固然需要道德意义上的个体决断，却同样需要司法意义的主权审慎，换而言之，将对于欲望的制约指向更深刻的政治性，即究竟什么样的政治文明才能体现出人的有限性、究竟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能体现出对于权力的足够警醒和制约。
除了智识上的有限性，人更有道德上的罪性。在《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张灏说，“发自对人性中的或宇宙的与始俱来的重视或省悟：因为这些黑暗意识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这种“幽暗意识正是近代自由主义产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层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不能开出民主宪政，原因在于精神深处缺乏这种彻底的“幽暗意识”。满怀对个体“内圣”而“外王”的期望、缺乏对于体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的世俗权力彻底的制约和规范意识，塑造了一个完全相异于两希文明的中国传统政治文明。
欲望是立宪的根基。对于合理欲望的保护，是法治的义务；对于不合理欲望的限制，同样是法治的义务。除非破坏法的秩序，欲望的节制不应是他人要求的产物，而是自我悔改的过程。自身合理的欲望得到了保护，人们才有足够的诚心在道德上自我节制欲望。
秋风退回到了老儒家的思路，祭起了道德说教，鼓吹社会重建，说是只有在一场社群重建中才能找到个体的尊严。此时的秋风忘记了西方文明发展中法治文明的作用，从最早的霍布斯、洛克，到后来的柏克、休谟、斯密，再到门格尔、哈耶克、奥克肖特，苏格兰启蒙运动是进行道德说教、要求社会伦理重建的么？如果有，他们对于社会伦理的这种重建，一旦缺乏英国的普通法为特征的法治主义文明，他们还会说出这番话吗？
知识分子是否需要反思？没有自我的悔改，自己究竟有多大的道德优越性对他人进行道德说教？更何况，外界究竟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自我悔改的真诚程度和深刻程度？由此来看，试图发起一场道德运动更新人的内心，其实是一个罪人对于另一个罪人的道德批判。这样的道德批判不是人间混乱的结束，而是人间混乱的开端，而且是永无止境的混乱。一旦与权力结合起来，则更为可怕。
对于一些不合理欲望的节制，最终难道不是要以落实公民对于自身权利的自发维护为起点？缺乏英国君民对于《自由大宪章》中规定的权利的维护，还会有英国宪政吗？
柏拉图转型的启示
缺乏法律支撑的道德体系是非常脆弱的，只能仰赖于司法正义才能稳健地发挥正面效应。即或法治主导的文明社会仍有不足之处，脱离国家政制发展和公民权利维护、抽象地谈论道德重建和欲望节制仍然是没有用的，相反只能激发起人们更大的道德反叛。对此，我们从乔治·奥维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不难看到一套鼓吹道德统一的理想国精神秩序的可怕情景。在这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不是自我节制，也不是追求民主宪政，而是躲藏起来偷情。
即使是柏拉图，也不是完全不谈法律而鼓吹道德重建的。柏拉图写下了《理想国》，认为最佳政制是哲学家的统治。可是很快，他就暂时放弃了自己这个想法，因为这个理想政制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行。后来，柏拉图写了著名的《法律篇》，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法律之治。柏拉图从《理想国》到《法律篇》的转型，是他在现实世界中的碰壁。柏拉图的思想转型，是从道德向法治转型的典范。
北美13个殖民地之所以要独立，不是因为英国道德败坏，而是因为英王没有依据规则和契约精神统治北美殖民地，没有给予殖民地以代议士的名额。北美独立战争不是启蒙运动鼓吹出来的，而是法治秩序难以落实的结果。北美独立后，联邦党人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联邦党人文集》收录。这一思想早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就被阐述过，同样出现在了美国联邦宪法以及一系列修正案之中。
让法的声音响亮起来
这次“文艺复兴”之争中，熊培云先生鼓吹欲望解放，杨鹏、秋风先生主张道德说教，惟独不见法学家的身影。在这几位仁人志士的文章中，很少提到法治主义的政治主张。
1998年的中国思想界也兴起过一场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是围绕着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展开的。前者指责后者不讲平等，只追求自由，后者坚决不承认，认为只有在个体自由之下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这也是一场法学家大规模缺席的启蒙运动。其实百年中国反复出现过这类场景。五四运动的各个思想界先锋，要么是历史学家、哲学家，要么干脆是作家和革命家，很难看到一个法学家的身影。依然是那个局面，宏大叙事，道德说教。
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中国这个社会太缺乏法治土壤了，法政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总是比不上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力。
由于缺乏对法治的深刻认可，知识分子常常患有“怀旧的神话”之痼疾。不难从“文艺复兴”一词中找到这个感觉。在军宁先生的眼中，似乎古代的东西就是美好的，哪怕中华民族没有这样的人文传统我们也要造一个出来，至少也要迎合大众的需要找出一个“旧瓶子”来容纳“启蒙精神”这样的新酒。秋风先生更干脆，找到了一个“旧瓶子”，装上了“旧酒”，与刘军宁先生的“旧瓶子”和“新酒”做斗争。
知识分子常常看不到书房外正在发生的点点滴滴的进步，也很少参与普通人对于公民权利的积极维护。普通人是不需要所谓“文艺复兴”的，也不需要知识分子的道德说教，只需要告诉他们什么样的理财方法更能开源节流，当权利遭受侵害之后该如何打官司，怎样才能更好地开一个会议、做一场演讲、管一个学校、治理一个社区。
与过去的启蒙时期比起来，今日中国不是缺乏法治主义土壤。大批的法律人在成长，人民的法治意识在高涨……在这个法治文明已被全社会逐步认可的时代，如果要体现人文关怀，知识分子最好暂时搁置“文艺复兴”的想法，从启蒙系升级到法政系，用法治精神升华启蒙精神，为启蒙精神戴上法律的面具。
- posted on 05/08/2007
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秋风)
作者：秋风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近乎放纵的个性解放，那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所需要的，就不是意大利式的文艺复兴或者法国式的启蒙运动。相反，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场对这些运动的反动。简而言之，需要社会复兴运动与道德重建运动，重新建立起对于道德、宗教、习俗、共同体生活的尊重，建立起平衡欲望与规则的道德秩序、平衡个人与社团的社会秩序。
刘军宁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这个命题的论证基础是：“天地之间，个体为尊”。为树立个体的这种尊严，需要一个文艺复兴运动。
然而，这一“个体为尊”具体是什么含义？个体为尊换一个说法就是“个人主义”。而哈耶克当年曾经区分过“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殷海光先生反思新文化运动的一句话颇可概括其间的区分：“五四人的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上‘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二者虽有关联，但究竟不是一回事。他们所急的，是从传统解放，从旧制度解放，从旧思想解放，从旧的风俗习惯解放，从旧的文学解放。于是，大家一股子劲反对权威，反传统、反偶像、反旧道德。”
我相信，军宁先生所说的是求自由，而非求解放。然而，假如是这样的话，则西方的文艺复兴，显然不是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一个很好的参照系。
文艺复兴已经过剩
兴起于中世纪中晚期的意大利、且以该地最为繁荣的所谓“文艺复兴”，其实与今天人们常说的“文艺”没有多大关系。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有太多文艺的情怀。文艺复兴更准确的译法就是一个简单的“复兴”：意大利人基于对遥远的古罗马荣耀的怀旧，而致力于复兴古罗马的法学、建筑、文学等等。那是文明的复兴，而非容易引起歧义的“文艺的”复兴。
关于文艺复兴的现代叙事充满了神话，它是以中世纪的黑暗为预设的。然而，假如以古典文明的复兴而论，则中世纪甚至比文艺复兴时代更多地复兴了古典。经院哲学早就复兴了古典哲学，托马斯主义的基础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教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罗马法。到了今天，我们似乎不必再像100年前的胡适先生那样天真地赞美文艺复兴。
当然，复兴时代的文艺复兴及其人文主义确实最为引人注目，并且在历史叙事中获得了足够的荣耀。但当人们热烈赞美文艺复兴之时，似乎忘记了一点：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从来没有能够复兴古罗马那辉煌而坚韧的共和国政体。
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而是文艺复兴的内在逻辑所致。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人的自我发现时代，是一个人文主义时代，是一个个性解放时代。比如，布克哈特就说，那个时代是一个信仰普遍解体的时代。但是，哈耶克曾经力辩，这种个性解放，跟个人自由完全是两回事。现代共和主义理论家们大谈佛罗伦萨的公民美德，但事实上，这些城市共和国的公民们更多地在创造艺术、唱戏、偷情，以及玩弄权谋。马基雅维利对他们说，利益最重要的，正义根本就是虚幻的东西。而对个人欲望和利益如此狂热的追逐，并没有像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通往保障自由的政体。
换一个角度看，假如个体为尊所指的就是个性解放，那么，中国的文艺复兴早就在进行中，已经进行了将近100年了。这个事业始于上个世纪初，经过知识文化界及政府持续不懈的全盘反传统努力，中国的传统已经全盘解体了，个人早就从传统、从习俗中释放出来。巴金等文艺青年们早就写出了无数反抗旧家庭、旧婚姻、旧道德、旧习俗的作品，政府也曾经大规模地组织民众观赏这类文艺作品。与文艺复兴时代类似，20年代以来的商业化也彻底地冲刷了那些历经文化、社会、政治运动冲击而残留下来的传统、习俗和制度。比较一下中国、欧美的门户网站即会发现，中国的性观念、个人观念已经开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今日中国人对于物质利益和权力的狂热，及社会普遍的腐败，恐怕也不是500年前的意大利所能比拟。那么，我们还要什么样的个性解放？
“文艺复兴”的反动
相反，现代的法治与宪政制度是从欧洲北方，从荷兰尤其是英格兰发展起来的。有趣的是，在这些地方，反而并没有发生引人注目的文艺复兴，与之有血缘关系的启蒙运动在英格兰似乎反响平平。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气质也十分不同。
原因何在？如果说，意大利的荣耀是文艺复兴，那么，北方国家的荣耀则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有强烈的反宗教色彩，人文主义者对于教会只有怀疑和嘲笑，最终的结果是信仰的普遍解体，以及个人变成纯粹欲望与激情的载体。北方的宗教改革当然是对教会权威的反抗，但这种反抗的理由却是教会腐败了。宗教改革者希望绕开这个腐败的中介，让个人直接对上帝负责。包括清教在内的宗教改革，其实是一场宗教复兴运动。十分有趣的是，史家公认，正是清教徒的努力，最终在英国建立了近代自由市场制度及英国宪政制度。韦伯和托尼两位学者也从两个看似相反的角度证明了：自由市场体制与清教伦理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关联。
这两个简单而重要的历史事实让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即个人的发现、个性解放，与个人确获法律保障的自由，真的直接相关吗？
当然，文艺复兴确实对于现代人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因为，它主张个人且仅有个人是自己的主宰者，人不再服从于任何外在或超验的权威。这样的观念在现代的历史叙事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以至于人们没有或者不愿注意到个人重新寻找精神的约束、建构秩序从而获得自由的一面。自由存在于意志与理性、本能与规则、欲望与法律之间的某个平衡点上。英格兰人幸运地、也许只是偶然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真正地让臣民享有了一种确获法治保障之自由权。英格兰历史所透露出来的自由的秘密，值得今天中国人深思。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近乎放纵的个性解放，那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所需要的，就不是意大利式的文艺复兴或者法国式的启蒙运动。相反，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场对这些运动的反动。简而言之，需要社会复兴运动与道德重建运动，重新建立起对于道德、宗教、习俗、共同体生活的尊重，建立起平衡欲望与规则的道德秩序、平衡个人与社团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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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
刘军宁
南方周末编者按：近日，温家宝总理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中，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经济的大繁荣往往会带来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我们已经具备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良好基础”，进而指出“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温家宝对正在民族复兴的中国的走向进行了精辟分析，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寄予了厚望。为此，本报特刊发刘军宁的特稿，此稿断言中国需要文艺复兴。敬请读者垂注。
人是观念的动物
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不仅是吃饭的动物，而且是观念的动物。人靠食物充实自己的肚皮与躯体，靠观念与信仰充实自己的灵魂与思想。而一切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人类认识自我的观念。换句话说，人类不是在食物的摄取中提升自己，而是在观念的升华中提升自己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不断重新认识自身的过程。新的观念通过文艺形式的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一场文化运动(革命)也就发生了。
这样的文化运动在中外历史上一再发生。在西方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中国有新文化运动，甚至还有一场由上至下的“文化大革命”。这种以思想观念变革为核心的文化运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许多文化运动往往不成功，没有像发起者所预期的那样改变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哪怕其所提倡的观念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二是并非每次文化革命所传播的观念都是正确的，或者说真的有助于提升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这样的运动，最终还是要归于失败。
文艺复兴，个人的复兴
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这一明白无误的事实却被无视了数千年，而且在许多地方继续被无视。卑躬屈膝的个体能够昂首挺胸，冰封在群体中的个体得以复活自我，在西方，启动这一进程的正是文艺复兴。作为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并扩散到整个西方的一场空前而持久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乃至影响到全人类的一次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击碎了由来已久的精神枷锁，塑造并普及了关于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观念。
在没有出现文艺复兴的地方，理想中的人应该是卑微的、驯服的、听命的。个人不把自己看成是自己，他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可以是他自己。个人就像是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被固定在命定的角色中，在僵化的社会秩序中动弹不得。他们被迫终身带着自己的身份与政治标签。凭借权力可以任意剥夺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他自身的价值来衡量的，而是由他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和个人身份来决定的。一个有价值的人不是人，而只是为掌权者所用的人“材”！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不是“活生生的个人”，而是那些冰冷无情的集体。
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是在观念上复活了真正的个人，否定了抽象的、集体的、附庸的人，肯定了个人和个体的价值、尊严与伟大，主张个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文艺复兴向我们揭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小宇宙，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实现这一潜能的权利。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及其制度架构的观念基础。世界虽然不是由观念决定的，但是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制度都是建立在某种观念基础上。
这场文艺复兴表明，以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为使命的文艺复兴，是任何文明的成长必须经过的阶段。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人类的一次精神涅?，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次观念上的破茧。
复兴，为何是“文艺”？
文艺复兴不是复兴文艺，而是借助文艺的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为什么要借助文艺？因为文艺是人性的镜子。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其成就无一不是个性的淋漓发挥。文艺复兴时期的每一幅杰作，无一不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艺术作为传播观念的一种手段，与学术相比，具有无限的穿透力、震撼力、感染力、扩散力。学术是为同行的，艺术却是为公众的。携带价值观的文艺是联通哲学观念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把知识转化成文化观念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艺术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还能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文艺本身又是最具个性、最离不开自由的社会活动。这使得文艺格外适合于传播观念、塑造信仰。没有文艺，哲学观念难以变成大众所认可、接受的价值观。只有学术，没有文艺，是不会有文艺复兴的。所以，即将到来的中国文艺复兴一定是而且必须是一场通过文艺来传播的文化运动。学术与思想繁荣是文艺复兴所必需，但是，没有文艺，就没有文艺复兴。
值得提醒的是，文艺复兴，不是文化复古。文艺复兴虽以发掘、整理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为旗帜，但实质上是为了建立新思想和新文化。文化像人类自身一样是演化而来的。任何新文化都一定能够从既有的文化遗产找到种子、找到养分。文化不过是人性的再现。凡是人性中所蕴涵的，在文化中一定有积淀。文化擦不掉，就像人性改不掉一样。没有全新的人性，当然也就没有全新的文化。所以，任何新文化不论多么新，都是对既有文化传统中的某种成分的继承和放大。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中国有过文艺复兴吗？
关于中国是否发生过文艺复兴，有过很多争论。有的人说，有！不仅有，而且从先秦、汉唐，到宋明、清末民初，发生过多次。如果把文艺复兴看作是通过重新发掘、肯定古典文化来确立人的价值，来发现个人，那么，文艺复兴从来没有驻足于中国。中国也许有过文艺繁荣，出现过好作品，但是，中国没有成功的文艺复兴，只有文艺复兴的尝试。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影响最深的思想文化运动应该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这场完全由民间发起、民间主导的思想文化运动从观念上进一步瓦解了持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推动了人性的解放，引进了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初步普及了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观念。即便如此，经历种种历史关口，个人的主权者地位在中国仍未被确立，普世价值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关联性，也未真正建立起来。文艺复兴向我们证明了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创新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根本来不及明白的道理。文艺复兴成功的标准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是否已经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并成为主流价值观，是否已经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运动显然并未达成这一目标。
未竟的事业必须要完成，中国今天仍然需要有场成功的文艺复兴。这样才能对今天的和未来的每个中国人有个交代，对历史上那些致力于张扬个人价值的人有所交代，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交代。
文艺复兴，条件何在？
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
欧洲文艺复兴的最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商业，即市场经济的萌芽。文艺复兴因市场经济萌芽而起，又服务于商业文明。文艺复兴不是孤立的，没有市场经济，文艺复兴不过是句口号。中国的今天有比上个世纪初更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商业文明的浸润。导致“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正在形成。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空间给思想和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温室。市场经济所孕育的中间阶层日益茁壮。互联网和市场经济所带动的全球化推动中国人与全球互联互通，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有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向内走得更深、向外走得更远。
事实上，中国已经悄然处于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前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中国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文艺复兴前夜的热身动作，从对古典的着迷，到个人自主意识在一部分人中的初步觉醒、再到文艺的民间化，而且躁动热切的个人无处不在。由于传媒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正在到来。伴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个体传播，将是中国新人文复兴运动的新景观。
毋庸置疑，中国人需要重建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文艺复兴才能重建文化自信。文艺复兴首先是普世价值的文化寻根。只有确立、发现并承认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才有可能找回文化自信。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只能从自己固有的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人文传统中寻找支援力量。今天的中国既可以内引自身的传统资源，也可以外联西方的人文遗产。因此，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是发现个人，方法不是复古、不是媚外，而是内部发掘外部引进。
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西方的崛起和繁荣，首先要归功于文艺复兴运动，归功于个人的觉醒。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新人文运动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民众！唤醒的目的是为了个体的价值与尊严！
只有观念的进步，才有社会的真正进步。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人类前进的每一步，表面上是靠脚带动的，实际上却是由思想驱动的。而任何思想首先都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文艺复兴的贡献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不幸，一个文明的衰落，归根结底是失去了思想的驱动力。对中国来说，这样的驱动力有待进一步解放。
在即将到来的观念变革风暴中，当个体本位的思想闪电击断无形镣铐，当反人性的恶之花不再绽放，“我”就会从“我们”中凸现出来，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既是先天的，也是后天的；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如果先天没有获得，那就在后天争取；如果过去没有获得，那就从现在开始争取。这片土地上的文艺复兴，这个国度中的个人觉醒与人文精神的确立，已经晚了500年，还能更晚吗？
(P1191231)
(作者单位：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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