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山西黑窑奴工事件，以其黑暗性、暴虐性、无耻性和严重反人类的特性，成为21世纪全球最黑暗的事件之一。那些黑砖窑，豢养打手和狼狗，不仅非法贩卖儿童和残障人士，逼迫他们充当黑奴，而且加以严酷的虐待、拷打、残杀和摧残到呆傻的程度，其手段之暴虐残忍，完全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之耻，更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基层政治组织，包括村社干部管理体系和警察治安系统，都陷入了普遍的腐败之中，地方官员不是跟黑恶资本勾结，瓜分黑钱，为黑奴制保驾护航，就是对所有这些黑恶事件和对寻子母亲们的申诉充而不闻，冷漠渎职，丧失了最基本的社会良知。早在1998年，这种黑奴制就已被有关人士发现，却未能得到必要的处置，而经过长期发育和扩散，它已经蔚然成风，蔚成奇闻，蔚为大观，为所谓的和谐盛世，做了一个最恶毒的注解。

这不仅是一场可怕的道德危机和法律危机，更是继20世纪中叶大饥荒和“文革”之后，执政党所面临的第三次宪政危机。面对严重的结构性弊政，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次是来自基层组织的恶性肿瘤，令高层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疼痛。就像京剧《苏三起解》的唱词所言，它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了“无好人”的“洪洞县”。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发出了明确的警告：中国社会的洪洞化效应，已经势不可挡。

事件爆发之后，中南海震怒，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山西政府展开地毯式搜寻，营救地下奴工，逮捕黑恶势力，摘除地方贪渎官员的乌纱帽，省长于幼军向全国道歉。但北京没有向中国道歉。而洪洞县派出12个小组四处道歉，更像是一次公费旅游和政治联欢。所有这些行动，固然能够安慰那些受害者的家属，给中国和世界民众以行政交待，却并未触动产生黑奴制的根基。这个根基不是别的，就是现有的集权式的政治结构。黑窑奴工事件证明，没有自由公民、独立媒体和党外民主社团的宪政监督，这个结构根本无法实现自我防腐和政治保鲜，更不能维系“先进性”的政治理想，而中国将无法避免政治坏死的命运。

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已经先后两次错失了政改的良机，体制包袱变得日益沉重。而现在，第三次契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时机，显然已经所剩无几。如果奴隶的血汗和生命能够激发结构革新，换回中国社会的政治进步，那么，这仍然是一种值得收藏的政治财富。

一座无形的黑奴纪念碑已经被民众树立起来了，其上铭刻着成千上万黑奴的血泪故事。“洪洞县”再次成为历史的笑柄，而那些黑恶势力，则被钉上耻辱柱，受到世人的永久诅咒。在我看来，这座无形而巨大的“口碑”，同时也应当是启动民主政治的时间标志。它向所有有良知的政治精英，发出了最后的呼吁。而在纪念碑上，民众将以自己的方式镌刻以下的警世恒言——

“救救孩子，救救中国！”

（本文欢迎媒体刊载，尽管作者本人对此不报任何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