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邪教”到“正教”

南方周末　 　2007-07-05 15:51:45


　　从“邪教”到“正教”　　
　　进念·二十面体香港文化的标本　　
　　
　　□本报记者　袁蕾　发自香港
　　
　　“进念·二十面体”的办公室位于湾仔香港艺术中心11楼。6月28日，艺术中心楼下，媒体长枪短炮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区域；路人被禁止从旁边的捷径穿越到大街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参加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住在艺术中心斜对面的君悦酒店。
　　“香港在1987年移民潮的时候，就错过了成为纽约的机会。香港人没有毛泽东，也没有莎士比亚，没有自己的符号。我们有富翁，但没有贵族；我们不要艺术家，我们要明星。”进念灵魂人物之一林奕华说。他是1996年香港回归前从伦敦回到香港的；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这一天，他跟进念创办人容念曾恰好都在台湾。　　
　　
　　“邪教组织”　　
　　小学六年级时，林奕华去看中学剧社的毕业演出。对一场楼梯的戏非常着迷：有一个楼梯，通向二楼，窗打开，人物可以通过窗口跟在楼下的演员对话。林奕华说：“我整出戏都在看楼梯和窗。楼梯可以往上，从现实走向非现实。我当时大概9岁。家里没有楼梯，如果我将来有戏演的话，我一定要有一个楼梯。”
　　林奕华上中学的时候，常常跟同学坐在楼上看话剧。那时香港话剧团刚刚成立不久，“稍微激进一点的人都会觉得香港话剧团很保守”，林奕华最热衷的是给话剧找碴。
　　那时候林奕华是“文艺积极分子”，穿着校服帮《青年周报》采访名人，甘国亮也是林奕华的采访对象之一。当时甘国亮是有名的编剧。甘国亮把林奕华介绍给另一个编导，林奕华开始写一些类似内地小品的短剧，每个礼拜写一个，15分钟的戏。别人上课，他就偷偷写剧本，“我看哪个同学不顺眼，就会写进去”。
　　给甘国亮做事的时候，他前后有了两个大哥哥，一个是带他出去玩、陪他聊天的王家卫；一个是什么都知道的荣念曾。
　　荣念曾有多重工作：做漫画，拍实验电影，编舞，写东西，拍照片……“其实他是个概念艺术家”，林奕华说，荣念曾常往返美国和香港，见识广，就黏着当他的书童。
　　聚集在荣念曾身边的年轻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家就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1982年，进念演了两出戏，一部是张爱玲的《心经》，一部是《百年孤寂》。《百年孤寂》是集体创作，包含若干主题：生育、宗教、死亡、婚礼。但一般观众看到的，是一批人在舞台上，从左到右来回走了100遍，没有一句台词。
　　《百年孤寂》引起了争议：喜欢的人“看到生命的流动”；不喜欢的猜测进念实际上是“邪教组织”。
　　“邪教组织”打响了名声。香港艺术中心的经理，主动把楼下的小剧场给这个前卫剧团演出。
　　进念1982年就做了跟回归相关的戏剧。林奕华还记得“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滑了一跤”，当时撒切尔夫人去北京和邓小平谈判香港回归问题。
　　1984年，《鸦片战争——给邓小平的四封信》在艺术中心上演，四封信分四晚上演，每晚从11：30演到12：30——有一种横跨两天的寓意。头3天演出都没有问题，到了第4天，舞台的设计是做一个交换：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互换位置。艺术中心对“前卫艺术”的容忍达到了极限，由于担心剧场安全，工作人员当场喊停，关掉舞台灯光、麦克风，不准观众和演员互换。但进念和观众还是在幽暗的安全通道灯下，完成了整个表演和交换。演出风波闹得很大，直接后果是进念不能再在艺术中心演出了。
　　“以前只有‘话剧’，‘戏剧’这个概念是进念带来的。”林奕华说。
　　由于没有场地，进念有将近两年时间没有演出。他们在铜锣湾租了一个小地方，放映影评人迈克带回来的欧洲电影，又吸引了一批对影像有兴趣的年轻人，其中有王家卫，还有进念的第三代灵魂人物胡恩威。　
　　　
　　“Made　In进念”　　
　　进念的“邪教”行为，引起了一些艺术青年的关注，黄耀明就是其中一个。那时他头发长长的，刚刚开始唱歌。闲暇时间，黄耀明跟其他文艺青年一样，出入各种实验剧场、影院。
　　“进念做的不像传统戏剧，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它给你很多阅读空间；他们的演员不像在演戏，什么都是很简约的。进念的东西我不是全部都能明白，但那是一回事，别人的很多作品，我看一下就知道在讲什么，120分钟在第一分钟就知道了。”黄耀明说自己其实更喜欢看进念是怎么创作的。
　　一天看完戏，黄耀明跑到后台问林奕华：“下次排戏的时候，可以让我去后台看彩排吗？”
　　林奕华断然拒绝了黄耀明，说：“你不要来看彩排啦，你该来自己排一部戏。”
　　黄耀明排的戏叫《石头记》，1987年，《石头记》首演获得了巨大成功，当年就演了14场，这是香港乐队第一次跟前卫戏剧团体合作，不但让进念被主流社会所知，也捧红了刚刚成立的“达明一派”。林奕华明白了，小剧场也能有大观众。
　　20年后，黄耀明是为数不多，没有一天离开过进念的成员之一。
　　花1元钱就能成为进念会员，可以参加进念的各种活动。黄耀明渐渐发现，身边的人不是进念的人，就是进念的朋友。黄耀明1991年“达明一派演唱会”导演是进念的林奕华；1997年“人山人海演唱会”和2002年的“光天化日演唱会”，导演是进念的胡恩威。
　　林奕华也开始广泛使用明星，许茹芸、梁咏琪、陈慧琳、许志安、吴彦祖、刘若英……想得到想不到的明星，都开始出现在进念和“非常林奕华”的戏里；王家卫会跑来看林奕华的戏；杜琪峰看完《东宫西宫》主动给进念送花篮；杨千女华、陈奕迅、卢巧音等流行歌手的幕后推手，也都出自进念——香港流行文化圈变成了“Made　In进念”。
　　进念制造流行，也开始批判流行。
　　1996年林奕华从英国回到香港，他已经过了“实验就是像烈士一样喊打喊杀”的阶段，他开始把流行元素加在戏剧里。
　　1995年，还是学生的陈浩峰兴高采烈地看完了林奕华的《80日环游悲惨世界》：里面的空姐唱了很多他熟悉的流行歌曲，他看到了很多身边熟悉的流行元素，但这些东西又很奇怪地摆在这里。　
　　　
　　回归，正教　　
　　陈浩峰是进念培养出来的“明星”，香港文化中心张贴栏里，总能看到他五颜六色的海报，陈浩峰是进念的主力演员之一，参与了进念后期大部分作品，最近一部是出演《华严经》里的和尚。
　　陈浩峰是胡恩威招进来的，每天定时上班、下班，演出之外还兼任行政工作。他也是看不懂进念、但坚持看进念的观众之一。
　　10年前，他在进念上班的薪水是他上一份工作的一半，他每天一个字一个字地在电脑上打进念每个人的履历、计划书。直到很久之后，陈浩峰才知道，他打的这些东西意义有多么重大——帮进念申请到了香港艺术发展局的扶植基金。
　　1997年香港回归，成立了艺术发展局，开始有一些“三年计划”，给历史较长、影响较广的艺术团体资金扶植，以便他们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支持和相对稳定的体制。
　　申请的过程对进念来说并不残酷，凭借1982年成立到现在的剧目、剧评、活动、票房、报道……进念稳获基金。时间没有那么悠久的“非常林奕华”落选了。
　　进念成为香港政府资助的6个表演团体之一后，香港艺术发展局每三年一审，给予其行政拨款。进念开始有了固定的成员，有薪水可发，有上班和下班的概念。这反而让胡恩威觉得更自由了：以前每个计划都需要报批经费和场地，现在三年申请一次。以前想做A，就要申请场地，政府同意给你场地做A，你才可以做；现在可以自己策划今年做A、明年做B。“以前是给你10块钱，他说这10块钱，你只可以吃素不可以吃肉；现在给你差不多的钱，可能还多一点点，你可以自己决定吃甜饼还是吃肉。”胡恩威说。
　　胡恩威是学建筑设计的，但香港并不需要设计师，盖出来的房子只要又高又大就好。1995年，胡恩威报名参加市政议员选举，他企图通过政治方式改变香港对建筑和设计的态度，最后胡恩威高票落选。胡恩威只能依旧把自己的设计专长和空间概念放在进念的剧目设计上。
　　三年一审，看上去并没有影响进念的“自由”和“政治化”。
　　2004年4月，《东宫西宫——西九龙皇帝》在葵青剧院上演了11场，这是一出政治讽刺剧，批评了曾荫权不顾民意、执意上马的“西九龙文娱艺术区”规划，上座率达到99.5％。演出最后一场，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自己掏钱买票看完了整出剧，成为第二天香港媒体的一大新闻。
　　不久，曾荫权向公众解释了政府对西九龙的立场：兴建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目的是让市民能够在世界级的文化艺术设施中，欣赏高水平的文化艺术节目，以提高市民大众的生活质素……
　　《西九龙皇帝》4月首演后，6月移师到香港演艺学院续演20场，也是场场爆满。
　　“香港很重视言论自由，政府从来不会跟你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他们背后会说，我给了你钱，你为什么排一些骂我的戏？”胡恩威说，“给钱”在香港从来构不成理由，因为钱不是政府的，而是纳税人的。
　　胡恩威惟一记得的审查，是排《鸦片战争——给邓小平的四封信》时，曾被港英政府要求审查剧本，进念给政府的答案是：我们是即兴创作，没有剧本。
　　“我们有责任去批评政府，他们不可以审查我们。”胡恩威说，他们从不担心政府的喜好，但也不等于进念从此就要定位在骂政府上，“只是那个时期，那个时间，那个空间，我们觉得是要做这个东西”。
　　2006年1月21日，特区政府宣布，需要重新检讨西九计划——整个西九龙计划被推翻重来。
　　“舞台不光是舞台，媒体与舞台一起作用，可以让社会发生变化。”林奕华说。(鸣谢进念成员冯美华、何秀平、潘德恕、黄大徽、黎达荣、杨永德、黄伟国对采访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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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鸦片战争，我也转一篇南周的香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