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断代史：1949与1978年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23日17:01 三联生活周刊
1949年
◎舒可文
1949年2月，沈勃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成员刚刚迎接解放军入城几天后，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区区长，着手接受国民党地方政权。当时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
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当时看到的广场是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中间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和城墙一样高。那时候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方，许多往城外运垃圾的车走到这儿就倒了。他们用了3个月时间才清理了垃圾。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也还没有定都北京的决议。到了5月，虽然还没有建国，北京就成立了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给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广场，然后就是讨论北京的中心放在什么地方。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沈勃印象里，当时有上万人次参加了这个工程，参加人来自周围的居民，各机关干部，各学校的学生。那时已经有传闻说开国大典要在广场举行，虽然一直还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已经挂在了广场北侧。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天安门广场当时还是一个面临着层层宫宇、重重宫殿，540米长的丁字型广场，曾以其纵长深远的封闭空间向世人显示皇权的威严神圣，也曾是朝廷礼法所系之地。辛亥革命后，百臣上朝的场面消失了。《北平都市计划设计资料》记载: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督办市政公所，他不顾当时物议，开放旧京宫苑为公园，兴建交通，出于城市交通方面的考虑，对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其举措之一是，1913年将广场两侧的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园内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一带廊舍用的都是千步廊的木料。举措之二，1915年拆除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4个券门，以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之三是在皇城的南城墙开出了南长街门洞和南池子门洞，后来又打开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两旁的红墙，并拆掉了三座门的门扇。这一系列改造不仅方便了北京城东西的交通，并且也在物理形貌上象征着皇权的消解，平民从此可以进入和穿越这个封闭的广场。
正因朱启钤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第一次改造，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
广场的禁锢瓦解了，混乱随之开始。尤其是1928年北伐成功，首都南迁，北平市政府替代了京都北洋政府之后，《北平都市计划设计资料》记:市政进行尚未顺利，又以市长屡次易人，故市政范围无发展可记。1935年日寇猖獗，当局苦于支撑残局，市政方面更无所作为。1937年后，日本人占领北京，到1939年时，北京的日本人已增加到4万多人。日本人为了回避混居造成的摩擦，开始编制北京都市规划，这个规划以佛香阁为轴心的南北向100米宽的兴亚大路为城市新轴线，与出复兴门的长安街延长线为新区的主干道，重新设立了一个新城中心。该规划从1939年开始实施。1948年北平工务局所编资料上写道:“这个规划的实施，旧城完全不顾，……使北平旧城区沦为死市。8年间，北京积存垃圾160万吨。”1945年后，国民党北平市长何士源的市政规划基本沿用日本人的思路。天安门广场由于长期无人管理，就凋敝成了沈勃上任时所看到的情景。从天安门广场的处境中，可以看到当时整个国家的状况，仅仅30年时间，这座布局端庄的广场就沦为了荒凉的野地。
天安门广场对当时的中国人，具有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从大清门穿越广场举行阅兵游行，天安门广场被当成了入侵者屯兵耀武之地，中国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屈辱时刻。《庚子记事》记:从此，“东交民巷一带……俱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居住。各国大兴土木，修盖兵房使馆……而我国若许祠堂、衙署、仓库、民房俱被占去拆毁矣”。因此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才到这里集会庆祝以雪前耻。1919年5月4日，几个月前刚刚在广场听了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先生庆祝胜利讲演的学生，再次来到广场，开始示威游行。由此开始的科学民主启蒙运动被作为中国命运的一个新的起点，而它的爆发点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再次欺侮，进而是民族独立、反封建主义观念的一步步深入。
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历史事件决定了它在中国人情感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得到的广泛认同，不是来自建筑艺术上的意义，而是百年风雨中浸染出的政治象征。
1949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后，北京都市规划局接到任务，选定第一面国旗旗杆的位置。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董光器先生介绍说:“当时的负责人是陈干，他把旗杆定在南北中轴线与丁字型广场南墙东西相连的交接点上。因为时间仓促，也没有很多方案来比较，旗杆也就是用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焊接起来的。本来设计的旗杆高度是35米，与天安门等高，但焊接完后的水管只有22.5米高，他汇报之后，指挥部决定就这么高了，没时间再改了。竖起旗杆后他发现，旗杆与天安门之间将来要过游行队伍的宽度不够了，需要挪动华表和石狮子的位置，这就与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建筑界泰斗梁思成的思路有矛盾，梁思成要原封不动地保护故宫一砖一瓦。他就查阅《自然辩证法》，以恩格斯关于解析几何坐标中0的地位的观点，解决旗杆与周围建筑物的关系。”陈干曾撰文说:“从把旗杆的位置定下来的那一刻起，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中心就历史地被规定了: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也就要从这一点和这一天开始;随之而来的，就将是整个北京城的改造和新中国首都在亚洲大地的崛起。”旗杆是新中国坐标中0的位置，华表和石狮子必须随它而移动。这在当时是必然的。
10月1日之前，装修了天安门，在御河桥两边搭建了临时的观礼台，沈勃说，“那时就是个架子，都构不成颜色”。9月30日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和会议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10月1日下午15点钟，天安门广场30万人听到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毛泽东在10天前的9月21日政治协商会上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他对诸位先生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的工作将表明:“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谈及从鸦片战争失败，中国人就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可是，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他曾回忆他崇拜过的英雄康有为，康有为写过《大同书》，但是，毛泽东说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大同的路”，而在这之前五四运动的学生对孙中山说过类似的话:“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要做彻底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以及当时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平民都把新中国成立看作是民族革命的胜利，而不是一般的政权更迭，所以鸦片战争被作为这个革命的起点。在访问参与新中国北京规划的规划师、建筑师时，他们都认同这一点，后来任10周年国庆工程五人领导小组成员的刘小石是开国大典的游行一员，当时还是清华大学梁思成的学生，他说，“梁思成也参加了大典，他看见国旗升起来的时候，不住地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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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
记者◎朱文轶
毛主席纪念堂兴建是天安门广场第三次重要改建。
在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工程中，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这处明代建筑，形制与长安左门与右门相仿，位于天安门原“T”型广场南端，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时称“大清门”，中华民国起称“中华门”，故有“国门”之称。中华门被拆除后，其址成为广场南部的绿地——一大片从外地移植过来的成熟松树林。
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决定。6天后，正式确定了这个建筑面积不到3万平方米的二层建筑。其位置在中华门原有位置上，松树林被再次移植到其他地方。
第三次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形成了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作辐射状的整个建筑群，人民广场作为新城市中心的地位更被突显出来。
天安门广场的“收”“放”之争
国庆10周年，天安门广场扩建后，对广场的进一步规划仍在不断地被讨论。主要针对广场南部的不同处理，包括广场南部建筑性质、建筑平面布局、立体轮廓、正阳门的拆与留及广场的交通处理等方面。
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在1960年和1964年两次组织北京和外省市建筑专家共同研究探讨这些问题。参加过北京整体规划的北京规划局高级顾问张敬淦说，探讨焦点最后集中到了“收”和“放”上。“‘放’，是针对广场上已经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南面未来的建筑位置和布局方式;所谓‘收’，是使未来建筑凸出于已有的两大建筑，使广场南部形成封口”，“但是直到1976年，‘收’‘放’之争一直没有定论”。
张敬淦说，毛泽东去世后，中央最终选定纪念堂的位置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北部是开群众大会的地方，纪念堂于是只能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部。这样，加入这个因素考虑，广场必须仍然根据195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审定的规划向南扩建，即将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路向南打通”，“这种建筑布局，也解决了争论多年的‘收’、‘放’问题”。
因为毛主席纪念堂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中间，为此修缮了正阳门，同时将广场东西侧向南一直通向前门东西大街，广场的区域就向南一直延伸到了正阳门城楼下。
“改建的结果，天安门广场的集会面积由11万平方米扩大到21万平方米，集会人数从40万人增加到了可容纳60万人。”参与毛主席纪念堂设计建设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工程院院士马国馨说，因为毛主席纪念堂的体量比较大，它处在原来“T”字型广场的狭长处，便使得广场空间显得有些局促了，这样才拆掉了广场左右两边邻近东、西交民巷的一些建筑:一家德国医院、几个单位和使馆的房子。“这样，原来那个‘T’型宫廷广场成为现在面貌的长方形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这个广场的中心，也成为这个新城市的中心。”
历经三次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规模越发宏大。史景迁在他的著作里说，如果把这个现代广场的布局“搬到美国，就好像将纽约的时代广场，扩展为一个占地长10个街区、宽4个街区的空间”。
纪念堂的“天安门广场方案”
被选进“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时候，马国馨才30来岁，他当时正在前三门工地，参与前三门住宅工程建设。马国馨是北京建筑设计院被抽调的5名建筑师之一。
马国馨回忆说:“从9月10日开始。我们跟副市长赵鹏飞一起去做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方案。当时我们做了这么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在景山，一个是在中南海里的瀛台。一个是在天安门里，一个是在天安门外面的金水桥。一个是在天安门的南边。就是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地方。方案大概做了4天4夜。到了14日，全国各地的建筑师都请到北京来，住在前门饭店，每个地方又提出两三个方案。”
“我那时还很年轻，负责从地下室到顶上全部施工平面图纸的绘制。我们有几个负责人，徐荫培是总负责。下面有几个人分别负责不同的工程，方伯义同志主要是负责内部几个主要大厅的装修，吴观张同志主要负责外檐，整个外立面从花岗石到台基整个立面，到花纹大样的做法。耿长孚负责总图。设计组基本上就住在现场。当时工程指挥部的总指挥就是李瑞环同志。我记得那时候经常晚上加班到很晚，下班后大家就去吃夜宵，汤圆和面条，在前门饭店的顶楼。有时候还碰到李瑞环同志，大家在一起开玩笑，随便聊。那时候全国人民对毛主席有非常崇敬的心情，所以听到要建设毛主席纪念堂，大家都抢着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贡献出来。很多单位为这个真是打得头破血流，都说一定要用我的材料，不能用你的材料。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当时北大厅整个地面用的是杭州出的杭灰大理石，但我们觉得加工是上海做得比较好，但杭州就坚持说他们一定要加工，不能让上海做。结果我们协调了半天，两家都采用了一部分，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汇集各地专家的建议来自于1959年设计北京十大建筑和天安门广场首次扩建时的经验，而此次所有关于设计、规划的讨论都是更为机密地进行。前门饭店有一层楼朝西的半层被设计组包了。时任“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副组长的袁镜身对记者说，设计组的设计要报给“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再由他们上报，等待最终决策。“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是这个小组的主任。这个总指挥部设在西城区西皇城根南街九号。为了对外联系方便和保密，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又叫‘九办’。”
袁镜身说:“当时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让我搜集世界上所有名人纪念堂和中心广场的资料。中央领导特别想了解莫斯科红场有关列宁墓以及红场的建筑格局。当时我组织建筑科学研究院情报所的同志，专门找了美国林肯、杰斐逊纪念堂，保加利亚季米洛夫墓，越南胡志明墓的资料和照片。”“列宁墓的史料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了苏维埃建筑师舒谢夫关于设计列宁墓的意图和构思的一段文字，大概是说斯大林称列宁是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领袖，这样，陵墓建筑要体现列宁的朴质和平易近人的形象。所以陵墓的伟大，不仅表现在结构物外形尺寸上，而且表现在列宁与人民的息息相关上……”“我请陆玉清连夜加班译成中文，铅印清楚，报送顾明、谷牧副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参考。”
“我记得我们的方案加上地方报送的方案一共是107个，领导都看过一遍，然后说了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比如说，毛主席是要活在人民心中，不要给他做陵园，不要给他做墓碑，要给他做一个纪念堂。在这时候。纪念堂的形式已经基本上肯定下来。”马国馨说，这个思想也基本上决定了纪念堂选址定在天安门广场的决定。
袁镜身和马国馨都和赵鹏飞一起勘查过纪念堂的备选地址，他们曾调查了天安门前后、劳动人民文化宫、景山、陶然亭公园、香山公园这些地方，进行比较。袁镜身回忆，现场考察后，意见主要是5种方案，“建在天安门前，像苏联列宁墓建在红场一侧的做法。但是金水桥以北，地方很小，建在这里不仅影响天安门视觉上的雄伟，破坏广场的视觉整体性，还会造成天安门前交通的阻塞。建在天安门北面端门的位置上，这里倒是空间宽敞，可以大兴土木，前有天安门，后有午门，东西还可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打通，连成一片，组成一个整体。但考虑纪念堂要有很多人瞻仰，如果建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拆掉端门，这就把完整的故宫建筑群破坏了”。
天安门前后这两个方案都被否决后，袁镜身说，意见比较集中的就是景山方案和香山方案了。“景山的想法出于可以远离广场，代表了天安门广场建设‘收’的思想。我们想把景山南北打通，这样纪念堂建在景山里面，人们的瞻仰路线是从景山前面进，后面出，在景山顶部建一高塔。但是整个建筑下来体积庞大，故宫后面有一条河和一条路，留下来的空间已经很小了，这个方案最终放弃了。香山是备选方案里认同度比较高的一个，因为那里风景好，而且像中山陵布局一样，纪念堂的位置考虑在半山中的玉华山庄，那里居高临下，可以遥望北京城，从大门沿山势修一条大道，通往纪念堂，很气魄。瞻仰完之后，由南山下来，一路修一些纪念性景点，如井冈山、延安、西柏坡，沿着香山饭店下来。但香山方案的缺点主要是离北京城太远，虽然当时已经打算把往西郊机场到香山的一条路拓宽修缮，但最后和天安门广场方案相比，还是舍弃了。”
毛主席纪念堂和天安门广场
选址的工程相当繁琐，但还是被紧迫地压缩在了一个月内。袁镜身回忆说，到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纪念堂选址问题的汇报后，做出“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
地点定在纪念碑南侧，仍然有3个方案需要选择。“在南侧，但在南侧的偏南，还是南侧的偏北处”，袁镜身说，这涉及到纪念堂和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关系。一种方案是偏北，纪念堂紧靠纪念碑，纪念碑作为纪念堂的序幕，优点是可以保留广场南端的那一大片松林，松林作院，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纪念环境。但这样设计，会使两个不同内容的纪念物形成一个，从而失去各自独立的政治意义。第二个方案，是纪念堂位置偏南，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意图是使纪念堂和天安门处于南北对称，纪念碑恰似一座天平的支点。但这样的布置，纪念堂受南面交通的干扰大。第三个方案，纪念堂靠正阳门。但这样，由于正阳门城楼高42米，会有压倒纪念堂的感觉。
在3个方案争论之时，又出现了正阳门城楼的存废问题。“这座北京仅存的保持完整的城楼古建筑，与天安门城楼南北遥遥相对，可以明确广场的南北界限，起到丰富广场南面轮廓线的作用，而且它的存在可以使纪念堂与交通稠密的前三门大街有所分隔，起到作为纪念堂南大门和‘影壁’的作用。从门洞远眺纪念堂，仿佛是个画框，更会增加景深。这样，在决定不拆除正阳门的前提下，最后决定将纪念堂放在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的正中。”袁镜身说。
关于纪念堂的建筑形式，当年担任纪念堂工程设计小组领导成员的沈勃曾回忆说:“当时大家对毛主席十分怀念，认为只有宏大的建筑才能体现毛主席的伟大和崇高，设计都偏大。只有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南京工学院教授杨庭宝提出的方案是50米见方的建筑，他的方案给人以很大的提示。”最后，沈勃在各个意见基础上，用了一整夜时间，勾画出纪念堂实施方案的草图。
建成后的纪念堂比最初的计划是缩小了，是长宽各105.5米的正方形建筑。这种正方形的建筑，平面布局平整，造型简洁。建筑形式是对称而立，由于它是在广场中轴线上，中轴线是对称的中心，这样，“纪念堂的修建，扩大了天安门广场”。袁镜身说，“从广场的任何一处瞻仰纪念堂，都是很清晰的。纪念堂75米宽的柱廊同人民大会堂东立面中部的柱廊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门空廊的宽度基本一致。从天安门向南望去的透视效果，高耸的纪念碑碑身略突出于横向扁平的纪念堂，两个建筑一竖一横，突出了天安门广场纪念性的特有风格”。
马国馨说：“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广场，所以我们在设计纪念堂时要考虑作为广场建筑的中国特色。现在有很多人都讲这个纪念堂像美国林肯纪念堂，实际上是因为这种柱廊的形式，大家都认为比较具有纪念性，因为它比较庄严、肃穆。但是我们还采取了很多中国自己独有的手法，比如西洋的柱式，所有的柱间距是相等的，而中国是不相等的。当中那个开间是特别大的，最两边上两个开间是小的，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样式，就像太和殿一样，叫明间，次间，稍间。就是在这样细微的变化当中，体现出我们东方和西方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袁镜身说，在纪念堂的高度确定上，是经过严格的视线分析确定的。规划设计人员首先考虑到，站在天安门下、金水桥畔正视纪念堂时，纪念堂的高度要恰如其分，既能遮挡住正阳门屋顶，又不能过高，否则会压倒纪念碑。为了做到这一点，经过视线分析，纪念堂高度约在30米左右较为合适，这个高度与广场其他建筑高度也大致相称。最后确定为33.6米。“纪念堂的竖向标高的确定，是根据中轴线的特点决定的。中轴线是东西方向排水的分水岭，中轴线的石板通道，是广场上的一个脊背。而中轴线的另一个特点则是由南向北逐渐升起，到建筑群中心部分地势逐渐抬高。如正阳门箭楼南口到太和殿台基前在长达近2公里的距离中，逐渐升高达3.12米，在广场范围内，正阳门北洞中至纪念碑这一段平均以2‰坡度上升，这肉眼是很难觉察的。在广场上的大的建筑标高处理不当，就会使建筑物不挺拔。所以经计算，纪念堂标高比原标高挹高了1米，即从纪念碑至纪念堂北口保持水平，自北入口至纪念堂阶梯以9‰坡度上升到纪念堂，这样在北广场一带看纪念堂就显得地势高亢，而在南小广场上从正阳门洞中看纪念堂，就争取做了5步台阶，使纪念堂显得更加雄伟。”
纪念堂打破了我国一般建筑物坐北朝南的习惯，正门朝北。当时有人提出，正门朝北，如果天安门广场进行群众集会时，群众面向天安门，背对纪念堂，似乎使人感到心里不安。设计组领导成员之一赵鹏飞当时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向里收缩，使两侧广场面积扩大，一旦举行群众大会，在纪念堂东西两侧和南北方向都有群众环绕，这样就形成了毛主席在群众中，背向问题就解决了。
纪念堂建设速度惊人。从1976年11月24日的奠基仪式到1977年5月24日正式竣工，仅用了6个月时间。马国馨说，因为所有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都是24小时昼夜加班，考虑到建设人员的辛苦，谷牧上报中央，经批准，指挥部可以给参与成员发一次奖金，在调查了各单位的平均工资之后，确定的奖金数，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大约是20块钱。当时马国馨的月工资是55块钱，这是一名本科毕业生的国家工资，一名中专毕业生的月工资是37块5毛钱。但最终还是有很多单位在党组开会认真讨论后拒绝了指挥部的奖金，“开会时，大家讨论说，在全国各地都在为纪念堂建设做贡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拿这20块钱？只有极少数的人表示作为加班费，应该拿奖金”。- - posted on 07/11/2007
呵呵，给七月的玩笑开过了，不敢跟贴，只有到这条线来发牢骚。
我觉得北京太累了，不仅是龙的传人的长子，还是共和国的首都，政府权力的总批发，先进文化的总代理，教育科研的总舵主，东方古典和西方现代的建筑总PK，关里和关外的要塞总枢纽，沙漠和运河的直面总碰头。。。。。十几年前我就想，为什么不把行政中心迁出来，那样的话，文物可以完好保留一半，交通可以缓解四分之三，贪污腐败可以降低好几个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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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中国青年报 ） 漂在北京
上班途中像打仗
30路公交车刚一现身，平乐园北站站台上的人就像炸开了锅，原先排得一条长龙迅速憋粗。 人们争先恐后抢占有利地形，以便公交车一靠站，能以最快的速度挤上去。
人流中的秦璐（化名）飘摇不定，被周围的人挤得东倒西歪，不断有人擦着她的身子挤过去。车门前的她，犹如撼树之蚍蜉，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抵制来自四周的力量，最终她离车门越来越远，直至被彻底挤了出来。
车门关了。公交车发出沉闷的喘息声，载着超负荷的笨重躯体向下一站驶去。
目送公交车远去，秦璐无奈地摇了摇头。在这场近3分钟的肉搏战中，她彻头彻尾失败了。失败意味着可能迟到，而迟到意味着会扣除奖金。
几分钟后，852路公交车驶进站台。这一次，秦璐放弃了30岁女性的矜持，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在人流中左冲右突，一番冲杀后，终于挤上了车。此时，她的脸上渗出了细小的汗珠。
“自从来到北京，我的生活就上了快车道。”秦璐站定后，从包里摸出一包纸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有人说纽约像天堂，纽约也像地狱。其实这话现在可以形容北京。”
路上的整个过程就像打仗
挤上公交车，秦璐苦不堪言的上班之旅才刚刚开始。此后的一个半小时内，她还要在一号线地铁、二号线地铁和十三号线城铁之间辗转“肉搏”，等到达公司后往往已经精疲力竭了。
当然，她也可以选择乘坐出租车，沿东四环北向而行。不过，代价是70多元钱和1．5小时。与5．4元的公共交通费和1．5小时的代价相比，作为打工一族的她只能选择后者。
公交专线上的852路公交车开得忽快忽慢，不时伴有急刹车。车上的乘客随之向前后倾倒，尖叫声、咒骂声此起彼伏。一个拥堵和闷热的早晨，在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车厢内，人们要保持一份好心境，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每到一站，下车的乘客几乎是零，但仍会有不少挤车“高手”，像泥鳅一样钻进车门。这个车厢，仿佛是一个有弹性的容器，只要使劲一挤，就能再多容纳一些。可容器里的人不干了，他们的空间一直在缩小，于是，各种小摩擦，一路连绵不绝。
秦璐索性不再找扶手。即使她想找，站在车厢中间，也力不能及。身体贴在肉墙上，倒也站得安稳。
“我的一个朋友，个子不高，抓扶手有些费劲。”被挤得手足无措的秦璐刚开口，便忍俊不禁，干脆笑出声来，“有一次，她的前后左右都挤得严严实实，她又闷又困，竟靠在前面一个大胖子的肚皮上睡着了。你想想车上有多挤。”
有几次，秦璐的脸就是一直贴着窗玻璃到达目的地的。“车外的人看了一定会觉得很好笑。”她苦笑道。
当这个超级城市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着流动人口的时候，这些流动人口也在考验着这个城市的消化系统和传输系统。每日1100余万的出行人员，对于只拥有2．5万余辆运营车辆、800多条公交线路，以及114公里地铁的北京市公共交通系统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断拓宽的马路，不断增加的运营车辆，在充分释放这个城市能量的同时，也将这个城市逼入一种逼仄的状态。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大饼一直向外摊，可出行难的问题依然是这个城市的头等问题。300余万辆的机动车总数，降低了市区路网的抗风险能力。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城市的某个点上，瞬间就可能瘫痪。
拥堵已经成为这个超级城市的常态，只要到稍远一点的地方，人们就不得不预算出路上两个小时的裕量。即便如此，心里仍不会踏实。
20分钟后，852路公交车到达大望路。秦璐颇费一番周折才挤下车----对于满载的公交车而言，挤上挤下同样困难----随着如潮的人流钻进地铁站，花5元钱买了一张地铁通票，再经过一番“有失淑女形象”的“肉搏”，终于挤进开往建国门方向的地铁。
地铁车厢里密不透风，臭汗味、呼出的大葱味、香水味等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令人掩鼻。嗡嗡作响的空调排出的冷气，根本无法与人体散发出的热量相抗衡，不少人只能折起手中的报纸当扇子用。人们脸上带着焦虑、不耐烦、睡意，任何无意的碰撞都可能引发一场“口水战”。与公交车一样，每到一站，上下的人流总会引起一阵骚动。
10多分钟后，一号线地铁到达建国门地铁站，秦璐费力地从车厢内挤出来，又随着如潮的人流换乘二号线地铁。在这种环境中，哪怕稍微放慢一些脚步，便会阻挡后来者的步伐。
“到处都是人。实在是烦透了。”秦璐挤进开往西直门的地铁，松了一口气，“路上的整个过程就像是打仗。”她说。
西直门转乘城铁时，情况稍好一些。毕竟是开往城外的，人相对少一些。可是从地铁站到城铁站，步行需要10多分钟。她有些不耐烦，嘟囔了一句：“设计得真差劲，怎么就不能连在一块儿？”
9时20分，秦璐终于走出城铁五道口站。再步行10分钟，她就可以跨入清华东门外的一栋写字楼，开始一天的工作。
这趟赶路下来，秦璐“出了一身臭汗”。“我很少化妆，即使是淡妆。”她拿出化妆盒稍稍整理了一下仪容，淡淡地说，“我总不能带着横七竖八的粉痕见同事吧。”
家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交通成本如此之大，是这位来自西安的女子始料不及的。每天3小时的上下班路程，燃烧了她的时间，她的能量，也燃烧了她的激情。
“睁开眼上班，回到家睡觉，连恋爱都没有激情了。”她抱怨道。
在西安时，从家到上班的地点只有20分钟的步行路程。天气好的时候，秦璐会“闲庭信步”般走着上班。“不仅能锻炼身体，还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来欣赏周围的风景”。但是，在北京，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早晨7：00起床，洗漱之后，吃前天晚上买好的早点。8：00出发，通常情况下，9：30到达公司。17：30下班，18：30分到达大望路。如果没有特殊安排，秦璐一般在SOHO现代城附近找一个馆子吃晚饭。晚饭过后，再搭乘公交车回家。偶尔她也会逛一下附近的商店或书店。
但这个时间表，对她而言，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公司经常加班，一加班，晚饭只好在公司附近吃，回家的时间就没准儿了。
工作时间加上消耗在路上的时间，秦璐的私人空间和时间一再被压缩。
“平时我一点时间都没有，活动范围基本就是两点一线。”咖啡馆里的秦璐一脸倦意。她说，经常有要好的朋友打电话说聚聚，可总是聚不起来。大家都很忙很累，路上又要花费两个小时，想想就犯憷，“结果，感情越来越淡，朋友也越来越远了。”
休息日的时间，秦璐会“掰着手指”安排。周六上午习惯睡一个懒觉，补充一周的睡眠。下午，整理房间。周日也要睡懒觉，起床后才“给自己一点时间”，或看书，或购物。
“家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秦璐说，除睡觉之外的其他功能，比如做饭、接待客人、享受亲情等，她现在这个家，基本不具备。除了偶尔煮粥、煮泡面及在冰箱储存一些熟食、饮料、水果外，厨房几乎没沾过油烟。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个城市的居民，生活与工作的空间距离一再被拉大，连带着也拉大了时间的距离。时间和精力每天都消耗在无止境的堵塞和拥挤之中，再加上一天工作的劳累，回到家，谁还有精力再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呢？
家的功能越来越被简化成只是睡觉的场所。回龙观、天通苑、望京和通州等人口比较密集的超大社区，工作日早晨，人流从各个家中涌出，奔向四面八方。晚上下班，又从四面八方涌回社区，睡上一个晚上，次日，又开始周而复始的循环。北京人通俗地称这些社区为“睡城”。
无谓的消耗，在挤压秦璐的私人空间和时间之际，也在挤压着她的审美情趣。
“小巷深处”的幽静，“细雨葱翠”的空灵，“古城素裹”的淡雅，京城的美景一开始就与这个总“在路上”的奔波者毫不相干。这个“素有审美细胞”的女子，来北京后，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欣赏周围的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而在西安，她有大量的时间柳下垂纶、雪夜赏月。
金钱上的压力更无处不在。不断飙高的房价，在挑战每一个寄居者的心理承受极限。买房要承载还贷压力，不买房又担心房价节节攀升，这种矛盾心理，挑战着每一个寄居者的理性选择能力。
今年4月，秦璐被迫选择做了“房奴”。为此，她付出的代价是：2500元／月的银行还款，300元／月的物业费，200元／月的水电费。仅房子一项，几乎花掉她1／3强的薪水。
“我基本上是月月光。”秦璐喝了一口茶，笑了。而她在西安的时候，虽然月薪远没有现在这么高，但每个月都能节余下一些，“每天寻思着钱怎么花出去”。但现在，如果生病了，一个月不工作，她就不知道该如何过下去了。
北京是个有未来的地方
即便生活压力如此之大，私人领域如此局促，但北京依旧是流动人员的理想漂泊地，不少外地人就像着了魔一般迷恋北京。 火车站、汽车站、机场涌出的人群中，一些人就此留了下来，过起居无定所、漂泊不定的生活。
《北京市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6年年末，北京市登记的流动人口达383.4万人，较去年增加26.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4.3％。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前官员介绍，根据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这些流动人口中，有专科以上学历的，不足10％。
尽管没有确切统计，高学历人群究竟占这个庞大的流动群体多大比例，但仅从秦璐的收入上可以推断出来，大多数的流动人员，所承受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焦虑和忙碌，不会比她更加轻松。
5年前，大学生秦璐“带着梦想”、简单的行囊，以及各种证件，只身来到了北京。此前，生活在古城西安的她，对首都充满色彩斑斓的想象。她始终坚信，“北京是个有未来的地方”。
古老的紫禁城，人民英雄纪念碑，颐和园的石坊，圆明园的废墟，北大的未名湖，清华的荷塘月色，笔直的街道，老胡同，四合院，这些新老北京的象征，无一不印在她的脑子里。
不过，这些关于北京的印象，都是她从课本里、电视上、媒体中，以及别人的谈话中移植过来的。也正是这种重复的移植，加深了她对北京的向往。
西安的天，总是灰蒙蒙的。一个阴霾的日子，下班回家的秦璐路过钟楼，突然放声大哭。
“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20年后的我。”秦璐说，待在西安那样的城市，20年后，甚至更多时间之后，她的生活将不会有太大变化，也许会一成不变。而单调乏味、平淡无奇的生活，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的。
正是从那一刻起，她决定到北京“混”。
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混”在北京的人，怀揣着像秦璐一样的梦想。但每个受访者普遍看重的是，北京是一座有文化底蕴的、高素质的城市，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就业机会、有无数选择的理想漂泊地。只要自己“肚里有货”，不愁找不到工作。
秦璐到北京前，她称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直到生活了数年，她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想要的，其实是“可选择的机会”，还有“相对公平的环境和良好的秩序”。而这些，是中国许多城市“相对欠缺”的。
前些日子，她因工作上的一些手续问题，曾多次打电话到西安的相关职能部门咨询。结果，“接电话的人总是不耐烦，还说不清楚，有些人干脆就把电话转到无人接听的号码上”。无奈之下，她动用了一些地方关系，才把问题弄明白。
“办事的成本太高。”提起前些天的恼火事，她的脸上出现愠怒的神色。她也曾就此事咨询过北京的相关职能部门，尽管北京的相关职能部门无力解决，但把事情解释得很清楚。这一点让她非常满意。有亲朋好友劝她回老家工作，承诺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轻松的生活，但秦璐一一回绝了亲友们的好意。
“我每天都在诅咒这个城市，却从没想到过要离开。就冲着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我也不离开北京。”秦璐喝了一口果茶，惬意地说。
户口是个绕不过的坎儿
5年前，秦璐带着瑰丽的梦想来北京寻找未来的时候，只有憧憬。比如，在北京买一套大房子，买一辆高级轿车。
她没有考虑过，作为一个在北京发展的外地人，究竟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多少代价。她也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养老问题，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她甚至都没有考虑过，这个城市会不会接纳她。
“在青春年少的岁月，这些问题是排不上日程的。”秦璐说。
置身北京后，她才发现，除了生活上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外，现实的北京与她梦想中的北京，还存在着不小的反差。比如，她发现北京高考学生的分数普遍比外地学生低，她自己的考分要在北京完全可以上一所非常好的大学，而不用蜗居西安读书。还比如，她发现，有一些工作是自己完全不能做的，北京市保护一些行业禁止外地人介入。虽然她所在的工作圈子并没有因为她的外地户籍而排斥她，但她仍感到“不公平”。
“我看重的是一种机会平等。”秦璐说。这个看起来包容大度的城市，有时竟封闭到让她难以理解。外地人就业禁区以及北京市政协委员限制外地人进京的呼吁，更让她感到不快。
今年6月，秦璐因工作需要到香港，但《港澳通行证》必须回老家办理。为此，她不得不耽误两天的时间，并为民航业贡献了两张机票。
“同样都是在自己的国家，为什么非要设置一些人为障碍呢？”她重重叹了一口气，“都是户口，户口，户口。”
同样也是因为户口，秦璐的朋友，来自郑州的李建军目前正在做一个“艰难”的抉择：回去还是留下。
2004年，李建军受聘于地处北京的某行业协会。这位在摄影界小有名气的青年女教师，因为看重北京的机会和发展空间，决然告别丈夫和女儿，只身到京城闯荡。起先，聘用单位答应给她办理北京市户口。后因种种原因，户口未能办成。不过，这并不影响她努力工作，原因之一是她拿到了北京市绿卡（即《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按规定，持绿卡满3年、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手续。
“当时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就拼命工作。”在北京工作的3年里，李建军在摄影界已颇有建树。但即便如此，她的北京户口梦仍然化成了泡影。“北京户口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考虑的主要是孩子的考学问题。户口是个绕不过的坎儿。”
李建军到北京后不久，一次和丈夫电话交流时，丈夫透露说女儿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她马上意识到女儿到了青春期，身体发生变化，无法和父亲沟通。
“如果我不把女儿接到身边，会影响女儿的身心健康。”李建军说。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她也要将女儿带在身边。
代价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高昂的择校费和赞助费外，最重要的是，正在北京读高一的女儿的知识结构问题。
如果她的女儿继续在北京读书，高考时回河南，那她在北京所学的知识将无法应对河南的考题。当然，即使现在回河南，仍存在一个学籍问题，未来能否在河南参加高考，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有一点确定无疑：没有北京户口，目前肯定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这位摄影界有头有脸的人，决定来北京之前，已经将郑州的房产卖了。她和丈夫商定，等她在北京站稳脚跟，丈夫随后就过来。因此，如果现在再回去，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女儿多次找我谈话，问我怎么办，我都无言以对。小小年纪，本来是不应该承受这些的。”站在望京27层楼的家中，李建军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的风景。“网上有一些人正在呼吁这事。如果实在没办法解决，看来我只能回去了。”
这个城市在逐渐开放
2006年5月10日，北京公交一卡通正式启动。不久后，秦璐买了一张。 从此，她和北京人一样，享受到了出行的市民待遇。而在此前，公交系统推行月票。月票是北京人的专利，外地人无权购买。
“省不省钱倒无所谓，关键是不能受这种歧视。”这位西安女子，骨子里有很强的权利意识。“如果大家都机会平等了，反而我就不争了。”
“不过客观说，北京也在慢慢地变。如果抛开成见，理性地对比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城市在逐渐开放，在逐步改善着自己的形象。”秦璐说，“比如买车，以前只有有北京户口的人才能上牌，现在有暂住证就可以上牌。再比如暂住证，可有可无，也没有听到有警察随意拦住行人就检查暂住证的事情发生。”
秦璐的另一位朋友叫刘舒慧，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1998年定居北京之前，她在广州和宁波两个城市分别工作了一年以上，除西藏外，每个省区市都留下过她的足迹。
在刘舒慧看来，广州睁眼就是钱，而宁波总让人担忧治安问题。“北京就好多了，有浓厚的文化氛围，有良好的秩序。我在这里能获得安全感和被尊重感”。
定居北京后，她在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从事公民教育、社区民主自治。2002年，她所在的机构与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北新桥街道一起组织并指导了九道湾社区的直选。
之前，《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发布。《意见》规定，社区应设立社区代表会议，由社区内的本市居民、驻区单位和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的外地来京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按一定比例推选产生。
这一关于外地人可以参与社区管理的规定，在2002年8月九道湾社区的直选实验中，很好地得到了贯彻体现。九道湾直选实验中，按比例产生了两名外地来京人员的代表。他们可以直接参与社区的管理。
“我认为，九道湾直选实验中能有流动人口参与投票，并参与社区管理，对流动人口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刘舒慧说，这表明北京在逐渐接纳流动人口。
2004年，北京市废止了《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管理规定》等限制流动人口的行政法规。次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废止了实施10年的《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副主任张引对此表示，条例的废止“具有公民权利里程碑式的象征意义，意味着公民权利时代的到来”。
“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城市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正在一点一滴修补着自己的不足。”刘舒慧说。
北京多一些像我这样调皮的家伙会更好的
与北京每个有纳税能力的市民一样，秦璐每个月也照章纳税。具体多少钱，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财务都给我做好了，一分钱也不会漏缴”。当然，李建军也在这个行列里，因为要续签绿卡，必须提供详尽的完税证明。
像秦璐、李建军等近400万的流动人口，对北京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学者研究显示，2003年北京市全部流动人口对本市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27.96％。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对北京的贡献不可小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前官员说，“随着近两年北京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我估计这种贡献会有增无减。”
然而作为为北京做出不小贡献的群体中的一员，身份问题仍然会时不时地困扰着秦璐：“说我是北京人吧，北京政府不承认；说我是西安人吧，我已多年不在西安生活了。”
最终，秦璐自嘲地为自己想出一个巧妙的答案：“北京的外地人。”
不过，在一些老北京人看来，如今拥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才是硬指标。此外，体面的衣着、优雅的谈吐，这些外在的符号，也正在改变着北京人心里对外地人的印象。
“外地人也分三六九等。”一位曾供职于一家中央媒体、现已退休的老北京人说。在他看来，老北京人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他们私底下认为北京的脏乱差都是素质比较差的外地人造成的，因此很排斥；另一方面，他们又对高层次的外地人另眼相看。
不论北京市是否仍存在户籍歧视，也不论当地人怎么看待流动人口，秦璐已不像过去那么在意了。“北京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嘛。大家其实都生活在外地人的圈子里，只不过有些人有北京户口，而我没有而已。”她说，“只要能工作、赚钱、养活自己，有没有北京户口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至于能否像北京人一样，享受地方的政策性福利，对她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但刘舒慧却很在意自己的这一切。她一再强调自己的“北京人身份”。
“我纳税了，我参与北京的建设了，为什么不能说我是北京人呢？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北京人。’尽管北京现在还不承认，但我相信它迟早会承认的。”刘舒慧在发给记者的一条短信中如是说。
从1998年到现在，刘舒慧从来没有办过暂住证。每逢听说居住地要查暂住证，她就躲到朋友家去。虽然被查到过一次，并为此付出50元钱的代价，但她一直固执地拒绝办理。
“我没有必要暂住到祖国的首都。”她强调。
从15年前，第一次到北京旅游，用“审美的目光看北京”，到9年前，选择移居北京，“嫁给这个城市”，用“建设者的目光审视北京”，挑剔北京，她正在完成从寄居者向首都公民的过渡。“我要帮着北京改掉自己的某些毛病。”她乐呵呵地说。
她认为：“心态决定行动。”自己不能只满足一个被动的参与者的角色，而要成为一个主动的建设者。“如果喜欢一个城市，选择在一个城市居住，就有义务参与建设一个城市，就像建设自己的家一样。”刘舒慧滔滔不绝，“不能持过客心态，漠视这个城市出现的问题，任由它坏下去。只有如此，这个社会才会更健全，更有秩序。”
“北京多一些像我这样调皮的家伙会更好的。”这位来自呼和浩特的年轻人说着，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 posted on 07/12/2007
大明门、大清门、中华门其实是位于同一地方，根据不同时代冠以不同名称的同一个门，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被拆除。原址在今正阳门北侧、毛主席纪念堂一带。
大明门始建于明代，为明清两代皇城第一门。初称“大明门”，顺治六年(1644年)上大清门牌额，改称“大清门”；民国(1912年)改为“中华门”。据《大清会典》记载：“大清门，三阙上为飞檐崇脊，门前地正方，绕以石栏，左右狮各一，下马石碑各一”。永乐年间，该门建成时，明成祖朱棣命大学士解缙题门联，缙书古诗以进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成祖大喜，赐赍甚厚。大明门甚为气派，有明顾炎武《京师诗》为证：
煌煌古燕京，金元辽开创。
初兴靖难师，逐驻时巡仗。
制掩汉唐闳，德俪商周王。
巍峨大明门，如翠峙南向。
大明(清)门前是商旅云集的棋盘街，门内有与承天门连接在一起的中心御道 “千步廊”，大明(清)门两侧，左文右武，中央各部衙署对列东西。
大明(清)门是皇帝、宗室参加重要庆典出入之门。明清时，每年冬至，皇帝要到南郊天坛去祭天，夏至要到北郊地坛祭地，孟春祈谷，皇帝还要到先农坛亲耕田。遇到这些大典，午门、端门、天安门、大明(清)门豁然洞开，皇帝头戴金冠，身穿龙袍，坐着御辇，威风凛凛地由此门出行去举行祭祀典礼。明袁帙有《大明门候驾》诗：
虎旅驱中道，旭日迎芒盖，
钓陈警云飞，睛云拂羽旗。
圜丘群望毕，笙歌前路拥，
宣金受盔？归，拜舞接光辉。
辛亥革命胜利后，决定将大清门改称“中华门”。在辛亥革命一周年庆典前一天即1912年10月9日清晨，将刻有“大清门”三字的旧匾额取下，准备翻过来再用，却发现匾额背后已有“大明门”三字。原来，当年该门初次更名时，已将匾额背面使用过。这样，只好又赶制了一块由京兆尹王冶秋书写的“中华门”三字的匾额。
来源：天安门地区管委会
http://gb.cri.cn/3601/2004/09/27/1266@312477.htm - Re: ZT锛氬ぇ鏄庨棬銆佸ぇ娓呴棬銆佷腑鍗庨棬posted on 07/12/2007
清代中央部院衙署的布局与形制 [采自：翁立：《北京的胡同》，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
1912年东交民巷（旧使馆区），左1/3相当于上图，为旧"天安门广场"，点击看大图：
- Re: ZT锛氬ぉ瀹夐棬骞垮満鏂唬鍙诧細1949涓�1978骞�posted on 07/13/2007
给七月和浮生以及其他北京人的考题：
1，北京市长古称九门提督。请问1949年共产党接管前的北京城有几座城门？名称是什么？
2，请问北京城的正门是那一座？ - Re: ZT锛氬ぉ瀹夐棬骞垮満鏂唬鍙诧細1949涓�1978骞�posted on 07/13/2007
我来冒充一下北京猿人，先抢个简单的：
紫禁城的正门是午门，紫禁城外面的皇城的正门是天安门，皇城外面内城的正门是正阳门（前门），内城的南面还有半个外城，其正门是永定门。
八十一子 wrote:
2，请问北京城的正门是那一座？ - Re: ZT锛氬ぉ瀹夐棬骞垮満鏂唬鍙诧細1949涓�1978骞�posted on 07/13/2007
再问：古长安城以东门为正门。请问从哪一个朝代开始都城以南门为正门？为什么？
（其实就是想知道答案） :-)
WOA wrote:
我来冒充一下北京猿人，先抢个简单的：
紫禁城的正门是午门，紫禁城外面的皇城的正门是天安门，皇城外面内城的正门是正阳门（前门），内城的南面还有半个外城，其正门是永定门。
八十一子 wrote:
2，请问北京城的正门是那一座？ - posted on 07/13/2007
八十一子 wrote:
1，北京市长古称九门提督。请问1949年共产党接管前的北京城有几座城门？名称是什么？
那九门提督只管保卫内城么？这九门只要坐环线地铁（二环路）一圈儿，带门字的站除东西便门儿就齐了，逆时针数有：
西直门，阜城门，宣武门，正阳门（地铁是前门站），崇文门，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
补充：二环上其实还有复兴门，和平门和建国门，不知算什么。
这是所谓的内城，外城从宣武前门崇文一线往南，所以也叫南城，是当初老百姓住的地方。象什么城南旧事，茶馆啊写的都是这边儿的事，好玩儿的也在这一片，天桥，八大胡同什么的。外城门有：
左安门，右安门，广安门，广渠门，东，西便门，和永定门。
北京正门如WOA所说。连地名儿都没了的中华门（大清／明门）则号称是国门。
答毕：） - posted on 07/13/2007
北京老城门展 http://www.myknots.com/laobeijing/chengmen/index.html
北京城门历史
http://www.bj.xinhuanet.com/bjpd_sdwm/2004-06/15/content_2317480.htm
闲话北京老城门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TR-c/446305.htm
城门胡同知多少 “按图索骥”详解北京城
http://news.xinhuanet.com/st/2005-02/22/content_2603856.htm
记得阿珊好像也在在有一篇关於北京老城门图文的。
- posted on 07/14/2007
八十一子 wrote:
再问：古长安城以东门为正门。请问从哪一个朝代开始都城以南门为正门？为什么？
（其实就是想知道答案） :-)
在网上查了一下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唐长安的城墙、城门沿革，得到下面一些概述：
西汉长安城平面不规则，东垣平直，其余三面墙随地形河渠曲折。经实测，周长25千米余，约合汉代六十二里强。城外挖有护壕。每面城墙有3门，由北至南，东墙为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西墙为雍门、直城门、章城门，由东至西，北垣为洛城门、厨城门、横门，南垣为覆盎门、安门、西安门。发掘证实每门设3个门道，每道宽6米，可容4个车轨。霸城、覆盎、西安、章城四门内对长乐、未央二宫，其余8门各与城内一条笔直的大街相通。每条街均分成3条并行的道路，中为皇帝专用的驰道，两侧道路供吏民行走。班固《西都赋》“披三条之广路，开十二之通门”，即指长安的道路和城门。
东汉改都洛阳，是在东周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人称之为“汉魏故城”。洛阳故城为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九里多，东西宽六里多，有的古代文献称之为“九六城”。考古发掘表明，实际情况基本上与文献相合，总面积约9.5平方公里。故城内原即有南、北二宫，后来汉明帝时曾重修北宫。其中的德阳殿，它的“庭”据说和阿房宫一样可以容纳1万人。洛阳城的布局与西汉长安城不同，以南、北纵向布局为主。洛阳城的城门，每一面各三门，以东面为主，东面的北门(宣平门)为主要城门。洛阳城与西汉长安城一致的是，实质上依然属于内城性质，南、北二宫占据了绝大部分地方，平民居宅和礼制建筑都在城外。东汉末年，洛阳城大受损坏，主要宫殿都被烧毁。
隋开皇二年（582）在汉长安城东南建新都大兴城，入唐后改称长安。唐长安城由廓城、宫城、皇城3部分构成。廓城平面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周长36.7千米。每面有3座城门，除南面正门明德门为5个门道外，其余皆为3个门道。宫城位于廓城北部中央，平面长方形、南北1492米，东西2820米。中部为太极宫（隋大兴宫），正殿为太极殿（隋大兴殿）。东为皇太子东宫，西为宫人所居的掖庭宫。皇城接宫城之南，有东西街7条，南北街5条，左宗庙，右社稷，并设有中央衙署及附属机构。
看来，东西两汉的都城都以东门为正门，唐朝以南门为正门。这个变化会不会反映了皇权思想的变化？有没有人已经在做博士论文？
附：西汉长安城轮廓
- posted on 07/14/2007
八十一子 wrote:
看来，东西两汉的都城都以东门为正门，唐朝以南门为正门。
八十一子，这个结论怎么得出的？文里只说了东汉洛阳城正门在东北，没提西汉那，是因为西汉长安城东面是规则的吗？
我也去查了下它的布局，怀疑它正门还是南面的安门。证据在此（除了安门大街最长近似中轴线以外）——
ZT：宫殿集中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等。贵族宅第分布在未央宫的北阙一带，称作“北阙甲第”。居民区分布在城北，由纵横交错的街道划分为160个“闾里”。著名的“长安九市”则在城市的西北角上，由横门大街相隔，分成东市三市和西市六市。
据考证，汉长安城的布局和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基本相符
浮生：我们不必假定左右的方向，只看面朝后市。“朝“大致在南部，“市“包括市场居民区在北部，也就是说南前北后。如果说“市“在西北，也在“东“的后边，再看宫殿的用途：
ZT：长乐宫在汉长安城的南隅，又称东宫，是由秦兴乐宫改建而成的。汉朝初年，刘邦从栎阳城徙居此宫，受理朝政。惠帝以后改为太后的居所。。。
未央宫在城的西南隅，又称西宫，为皇帝朝会之所。西汉、王莽、东汉献帝、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各朝代的皇帝都曾在此处理朝政，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宫殿之一。。。。
城中另外三座宫殿［桂宫，明光宫，北宫］都是后妃们居住的宫室。
浮生：若正门在东，则朝在左，后宫在右，特别是重要的未央宫在左后方。若正门在南，则朝在前，后宫在后，且未央宫是入安门后的第一座宫殿，似乎更合理。
所以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洛阳城正门在东，还不在中间？
- Re: ZT锛氬ぉ瀹夐棬骞垮満鏂唬鍙诧細1949涓�1978骞�posted on 07/14/2007
东面城墙直、长，其余三面不规则。东边三道大门排列正规，气势宏大。东门外平坦、开阔。我在福建闽越古城时见的考古队长如是对我说。
后来的唐长安正是建设在西汉长安东门外的平原上。
浮生 wrote:
八十一子 wrote:八十一子，这个结论怎么得出的？文里只说了东汉洛阳城正门在东北，没提西汉那，是因为西汉长安城东面是规则的吗？
看来，东西两汉的都城都以东门为正门，唐朝以南门为正门。
- posted on 07/14/2007
你说得有一定道理。房屋、街市、日常起居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城市是东向。我在《武夷山中的古井》里提到的那座汉代闽越古城也是这样的布局。那位考古队长说是太阳崇拜，姑且存疑。
浮生 wrote:
八十一子 wrote:八十一子，这个结论怎么得出的？文里只说了东汉洛阳城正门在东北，没提西汉那，是因为西汉长安城东面是规则的吗？
看来，东西两汉的都城都以东门为正门，唐朝以南门为正门。
我也去查了下它的布局，怀疑它正门还是南面的安门。证据在此（除了安门大街最长近似中轴线以外）——
ZT：宫殿集中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等。贵族宅第分布在未央宫的北阙一带，称作“北阙甲第”。居民区分布在城北，由纵横交错的街道划分为160个“闾里”。著名的“长安九市”则在城市的西北角上，由横门大街相隔，分成东市三市和西市六市。
据考证，汉长安城的布局和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基本相符
浮生：我们不必假定左右的方向，只看面朝后市。“朝“大致在南部，“市“包括市场居民区在北部，也就是说南前北后。如果说“市“在西北，也在“东“的后边，再看宫殿的用途：
ZT：长乐宫在汉长安城的南隅，又称东宫，是由秦兴乐宫改建而成的。汉朝初年，刘邦从栎阳城徙居此宫，受理朝政。惠帝以后改为太后的居所。。。
未央宫在城的西南隅，又称西宫，为皇帝朝会之所。西汉、王莽、东汉献帝、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各朝代的皇帝都曾在此处理朝政，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宫殿之一。。。。
城中另外三座宫殿［桂宫，明光宫，北宫］都是后妃们居住的宫室。
浮生：若正门在东，则朝在左，后宫在右，特别是重要的未央宫在左后方。若正门在南，则朝在前，后宫在后，且未央宫是入安门后的第一座宫殿，似乎更合理。
所以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洛阳城正门在东，还不在中间？
- posted on 07/15/2007
李自智 中国古代都城布局的中轴线问题（<<考古与文物 >>2004年04期）：
http://zj.cangcn.com/u/419.shtml
摘录有关西汉长安城的——
从汉长安城的总体布局看，由横门至西安门的南北大道为其中轴线，作为宫城的未央宫位居这条中轴线上。中轴线贯穿未央宫的北宫门和南宫门。出北宫门连接横门大街，其东为“北阙甲第”和北宫，西为桂宫，再北的东市和西市分列横门大街的东西两侧。出南宫门至西安门，出西安门，宗庙在其左，社稷居其右[22] (图一二)。一些研究者以安门大街位于汉长安城东西居中为由，认为汉长安城的中轴线应为安门大街。已有学者指出这种认识是欠妥的[23]。决定都城中轴线的所在，是以宫城为准，更确切地说是以作为宫城中主要建筑的大朝正殿为准，以此为基点，形成宫城的中轴线，进而再引伸为都城的中轴线。
注意：1。中轴线的位置；2。宗庙社稷的位置；3。上面城郭图里的北宫桂宫在此文里是调换了的。
这篇文章很有看头，只可惜看不到图。从此文看，自先秦的都城起已有不同程度的中轴线布局，而单体宫殿大房子的中轴对称更可溯到仰韶遗址。房屋都是坐北朝南，中轴线无论成熟与否都是南北走向。这就让我更疑惑了：如何定义都城正门？ - posted on 07/16/2007
浮生 wrote:如何定义都城正门？
根据闽越古城考古队长杨宗（斜玉旁）先生送给我的〈闽越国文化〉一书，判断闽越古城的布局，大概有这样几点依据：
1，从遗迹来看，东城门的城阙比其它的更大、更巍峨。西汉长安也是这样。
2，东西城墙还各有一道水门，说明东西方向是主要交通方向。
3，地势：北、西、西南均为山岭，唯东南城郭开阔。西汉长安的外郭区以东北为大。
4，东门外两侧各有土岗一座，即北岗和南岗。岗上的有宗庙和祭坛遗迹，符合周礼“左庙右社”的规定。（这个好像跟西汉长安不一样？）
根据书中的参考资料，西汉长安城的布局，可参看〈文博〉1984年创刊号和〈考古〉1989年第4期杨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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