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摘原文很长，可惜网上太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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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秋天我到欧洲访问，曾经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参观了他们关于荷兰人早年在日本长崎绘制的各种图像与日本开国时期的图像资料，也和主持其事的著名学者许理和（Erich Zürcher）交谈。这一经验给我印象很深，使我联想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有关中国近现代文献的收藏，想到日本东京大学的史料编纂处和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中国绘画资料库等等。我们知道，在文史研究领域，任何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都是从发现新资料开始的。在中国，最近几十年里有大家所熟知的包括马王堆、张家山、郭店、上博、走马楼一直到里耶、悬泉置的战国秦汉竹简的发现，也有包括陆续发现的石刻资料的收集，还有由于研究视野转变之后，日益显出重要性的民众日常生活资料的引进，将来还会有“周边”关于中国的历史资料的研读。资料仿佛是建楼的基础，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就好像在沙上建房，我以为，中国的文史研究机构，当然需要在资料库的建设上下工夫：第一，尽可能收集和保存新的文献资料，这是“预流”的基础条件；第二，研究文史的文献资料不局限于传统的经典，也包括民间资料，不局限于文字文献，也包括图像与影像，不局限于中国的资料，也包括外国的资料，这是“拓宽文史研究视野”的必需；第三，尽可能形成一个自己的有特色的资料库，因为天下文献资料太多，没有什么研究中心可以包罗无遗。
当我们有了新资料之后，如果还有新的方法，这些新资料将会向我们提出很多过去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无论这些问题将来被证实，还是被证伪，它都将引起学术研究典范的新变化。就像甲骨卜辞的发现，经过王国维《先公先王考》等论文的考释，形成了地下资料与传世文献互证的两重证据法；就像敦煌禅宗文献的发现，经过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等论文的阐发，形成了对教内文献“攀龙附凤”的怀疑，剥开了子孙炮制传灯系谱的伪饰一样。新资料刺激起对新方法的需求，新方法又引出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这是一个必然的，也是最容易出现的学术新变。
在本文的最后，我想再回顾一下学术史。当1902年梁启超写下《新史学》和《论中国学术思潮变迁之大势》这些不同于传统中国历史学的著作，宣告新的研究典范的开端时，也许他主要依靠的资源是西洋和东洋近代历史学的启迪；而1919年胡适写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开山”，并成为新的典范的时候，也许他主要也是用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模式。他们之所以可能开创新典范，一方面是因为晚清民初中国学术大转型时期的特殊条件，即传统的文史研究刚好由于外来的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冲击而来了一个大转向，他们适逢其时，一下子就站在了学术潮流的前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恰好顺应了当时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学术统绪和文化解释，以树立自己的民族自信心的契机，所以他们看来只是学术的研究，却介入了民族国家重建的主流。我们现在是否能有这样的时代机遇和国际潮流？我不敢作无根据的预言，正如我一开始说的，真正成为后来学人可以效仿的典范的学术成就，却是在四大发现之后。1920年代到1930年代，清华学校研究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殷商甲骨研究上古史、以汉简和敦煌文献研究中古史、以大内档案研究近世史，追踪新史料，开拓新领域，在文史研究的工具和资料上，在文史研究的视野上，在文史研究的方法上，都努力推陈出新。这些“新”资料、“新”方法、“新”典范，伴随着他们面对新世界而产生的新问题，开出了中国文史研究的新局面，正如前面我们看到的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所说的，“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正是因为“预流”，这两个研究机构才成为中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引人瞩目的中心。
差不多七十年过去了，清华学校研究院已经成为历史，虽然被学术史的热心者常常提起，但是往往只是作为针砭当下学术体制的样板，四大导师也好像是遥远的学术史上不可企及的背影；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则迁到了台北，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史之学因为学术群体的缩小和历史资料的缺乏，很难成为中心。那么，现在的中国内地的文史学界，是否能够在这个国际国内形势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重新出发，对传统中国文史有新的研究，不仅成为新的“国际学术潮流”的预流者，而且成为对中国文史重新诠释的研究中心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摘自《复旦学报》2007年第2期）
葛兆光先生，原籍福建，1950年生。
1968年，贵州省凯里第一中学毕业。
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本科毕业。
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
1984-1992年，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1992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教授。
1994年6-9月，日本京都大学访问学者
1997年9月-1998年1月，香港浸会大学客座教授。
1998年1月-7月，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
2000年2-9月，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
2000年10-11月，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安徽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宗教与文化史。
已出版著作有：
《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台北东华书局.1988. 韩文本，韩国汉城东文选书店.1990.本书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
《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台北东华书局.1988. 日本东京东方书店.1993.韩文本，韩国汉城东文选书店.1993）
《古代诗文要籍详解》（与金开诚合作，北京出版社 1988）
《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香港中华书局.1989，修订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想像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
《唐诗卷》（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修订本《唐诗选注》，1998）
《中国经典十种》（香港中华书局 1993；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1996；韩文本，韩国釜山，中文出版社，1996）
《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葛兆光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以及随笔集：
《门外谈禅》（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1.）
《佛影道踪》（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4）
《考般在涧》（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并不遥远的历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
《丰子恺护生画集选》（中华书局，2000）
另有翻译书:
《通向禅学之道》（日本铃木大拙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posted on 08/01/2007
听葛兆光教授聊清华的旧事和新情
作 者：南方周末 夏辰 发布日期：2004-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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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历九十年春秋矣。
一部清华史，颇多转折，由学堂(留美预备学校)而大学部，由综合大学(文、理、工、法、农)而工科大学再综合大学。国学研究院之清华，是文化重镇；西南联大之清华是民主堡垒；“文化革命”之清华，是造反派策源地……尽是难忘篇章。
为了考究清华一题，记者搜罗了不少文字资料，其中一本是《走进清华》，主编者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葛兆光先生。记者就势采访了葛先生，听他聊一聊清华的旧事和新情。
记：4月29日是清华建校90周年的日子，说到清华的校长，被提到最多的好像是梅贻琦。
葛：这是因为梅贻琦掌校时间最长，从1931年到1948年，而且那是清华大学一段艰苦卓绝，却又很值得记忆的时间，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比较深。解放后蒋南翔掌校也有十三年(1952年—1966年)，而且兼任高教部长，影响也很大。在他的任上，形成了新的传统“双肩挑”(一个肩膀挑政治，一个肩膀挑业务)。清华毕业生有许多出来做了领导干部，包括现在中央的许多领导人物，大概跟这个“双肩挑”都有关系吧。
记：清华著名的国学研究院为什么只延续了四年就终止了呢？
葛：终止的原因非常复杂，可能涉及到学校内部人事问题以及方针政策。研究院是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位导师相关的。它的正式名称是清华学校研究院，而不是现在习惯叫的国学研究院。四位导师，梁、王、陈、赵之外，再加上一个李济，李是讲师，但实际相当于教授。当时一下子就很辉煌，培养了好几届研究生。但是，王国维1927年自沉；梁启超1929年去世，去世前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能理事了；赵元任与校方大概有点矛盾；李济经常在外面，他是考古的；再加上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那个时候清华已有大学部了，学校有人提出将研究院归并到系里去。所以研究院就被撤销了。
记：老清华虽然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学院，但在我们印象中好像还是文学院影响大。
葛：话不能这么说。当时文学院、理学院都很了不起。老清华有很多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这是学科本身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容易在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文科。特别是文科留下的文字材料比较多，这些材料被当作历史资料使用，所以在历史中被记忆得比较重。这有一个历史取向偏差的问题。比方我们容易记忆起清华文科特别是国学研究院，记忆起王国维、陈寅恪。但是当时清华的文科还有许多很好的学科，很多著名的学者。比方哲学的金岳霖，史学的张荫麟，社会学的潘光旦，在学术史上非常重要。像潘光旦，在三十年代他对行为遗传学的研究，放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他也是很前卫的。可是，我们一讲清华就讲到文史两科，一讲到文史，就只讲到国学院、四大导师。讲得仿佛只是一脉单传。看来是有些偏差。那四个人和那四年是很值得记忆，但也不能只提那一段呵。清华有九十年的历史。当然，因为九十年代国内对研究院那一段历史特别热。实际上应当记住，二三十年代，都是清华历史上特别好的时期。我曾经选编过一本清华大学三十年代人文社会学科的毕业论文，那些论文的水准足以令今天的教授吃惊和惭愧。
记：清华学派是怎样一个概念？
葛：这个概念大概是王瑶先生生前比较爱提的。他是朱自清的学生，他对当时我们文科的状况和学风很反感很焦虑，便反复提“清华学派”这个概念，我的理解是他提这个概念，有他关于现状的考虑。但是历史上是不是有这个学派呢？我觉得不太好界定。清华的学风是与北大有些不同的。一方面，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受欧美的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但是另一方面，一回忆到四大导师，又觉得他们是在传统中的学派。所以，有人便说清华学风是“古今融会、中外贯通”，这好像太笼统。北大、辅仁、燕京、中法、圣约翰(大学)，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呢。
记：在台湾新竹，也有一所清华大学。它也是以理工大学为主吗？
葛：我只去过一次，情况不熟悉，不过好像新竹的清华大学校园里，还保留了许多老清华的名称和景致，老名称与新地点，让人产生历史的联想。它傍着新竹工业园，也是以理工科为主。它的历史系、中文系，主要是研究生，现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所的李学勤先生在那里当访问教授。它的中文系，跟我们的中文系不同，更类似国学系，而我们的中文系却更偏重文学。新竹的清华，除台大外，在台湾也是最好的学校。两个清华之间联系很多。我刚刚从台湾回来，从那里的报纸上看到，前几天，这边清华的代表团，大概还有艺术团，去台湾那边访问，还引起一点小小的风波。据说，为了让校友能够参加两边的活动，台湾(的清华)把庆典提前到了23日，把正日子让给北京的清华，这件事在台湾报纸上还引起争论。杨振宁去参加了那边的校庆，金庸也被请过去参加校庆，还给他授予名誉教授。
记：1952年清华被“减”成工科大学，是清华的巨变。好像很多人都为此觉得遗憾。
葛：1952年按着苏联模式进行的院校调整，使清华变得功能单一，中断了清华的传统，造成很大的可以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这可以说，在现在已经是一个共识，比如1948年的清华有五个院(文、理、工、法、农)，二十六个系，工科的实干、理科的冷静、文科的敏锐、法科的严谨和后来建立的农科的贴近中国，融汇为清华当年的精神和学风，在互相砥砺中摒弃庸俗、实用和短浅。但是，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不但文、法学院，连理学院也分出去了，变成了纯工科大学。没有了文科和理科的大学，再大也只是跛足的巨人，因为那种广博的视野、自由的精神和活跃的风气，在仅仅充满了实用与实干的气氛中难以建立。
现在，清华在全面恢复，但我很忧虑的是，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清华八十年代以后重新建立文、理、经、法等学科，但目前还是工科的特征比较占优。至少，文科独特的评价机制、需要的环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工程师的摇篮”著称的工科学校，乍一变成综合大学，要重建传统、扭转风格，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记：清华的理工科确是很强盛的。
葛：我以前说过，清华的工科给学校挣来的面子贴不到文科脸上，倒是太强大的工科会使文科相形见绌，历史的辉煌也无法给今天增光，没有了四大导师，没有了朱自清、闻一多，没有了冯友兰，今天的清华文科应该怎样证明自己的地位？这都值得讨论。
记：人文学科对大学真那么要紧吗？
葛：没有了人文学科，学术上的自由思想争论也就少得多了。九十年代初，一个叫布鲁姆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说：“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于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他还说：虽然工科理科也有思想的争论，但是，少了文科的存在和争论，大学真正的自由意义和纯粹的学术意味，就好像不那么货真价实。自然科学家出身的，曾经当过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在其题名为《理解科学》的演说中说，科学精神从何而来？“我们得从那少数深深浸染了苏格拉底传统的人身上去寻找，得从那些凭着原始考古方法首先获得希腊、罗马文化的早期学者身上去寻找，在文艺复兴的第一阶段里，把冷静追求真理的爱好发扬起来的人，恰恰都是研究人文的。”
记：说到底，人文学科有什么“用”呢？
葛：人文学科说起来就是让人适应常情理解常理具备常识，现在的时新说法叫“素质教育”。素质说来很玄，其实一个人的素质，是在种种日常生活和常识上表现的。前面提到的布罗姆教授的《美国心灵的封闭》，成了美国九十年代轰动的畅销书，他的意思是希望美国的学生读一些古典的名著，因为美国的“现在一代的心灵需要来自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不然智慧就会在现代科技的网络中渐渐生锈”，那么我们中国现在一代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源自古典的人文常识的滋养，不然会不会有了知识而少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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