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8月29日 深圳商报
本报记者
《文化广场》“岭南风华录”开栏之前，记者与饶宗颐先生取得了联系，并将栏目宗旨和采写方案告诉了他。8月25日，饶先生很高兴地为《文化广场》题写了栏目名。饶先生久居香港，与深圳一水之隔，并曾亲临深圳读书论坛，开讲《中国学术与人文传统》，他对深圳充满感情，对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更是印象深刻。
饶先生才高八斗，学通六艺，一生著述数千万言，是岭南文化的集大成式人物。昨日，记者电话采访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曾宪通教授，并告知饶先生专门为《文化广场》题写了“岭南风华录”的栏目名。
曾教授1980年曾与饶先生共同经历了为期3个月的中国文化之旅，后又从饶先生在香港治学两年多。他告诉记者：“那一次中国文化之旅，是饶先生治学实践和人生经历的一次转折和升华。”
睽违三十年的文化之旅
1979年9月，饶宗颐先生受邀赴广州中山大学，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学术年会，那是他睽违故土30年后首次重返内地。年会由著名古文字学家商承祚主持召集，曾宪通任秘书长。
曾宪通教授向记者回忆，那次年会上，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宴请饶宗颐，邀请饶公多回内地旅行观光，饶先生说，他18岁做《楚辞地理考》，对楚地名了然于胸，但从未去过楚地；他在香港及海外研究敦煌学，但也从未去过敦煌。因此很希望去这些地方走一走。正是这次宴请，促成了饶先生次年的中国文化之旅。
1980年秋，饶宗颐应文物出版社社长王仿子之邀，赴成都出席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三届学术年会，随后自费游历全国各地，进行学术考察。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对饶先生此行给予大力支持，行文到各地文化局、文物局或文管会，请为协助接待和安排参观事宜。曾宪通受广东省高教局委派，作为随行人员全程陪同。曾宪通与饶先生是潮安同乡，他那时已是国内知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是容庚、商承祚先生的高足，也可以说是饶先生的后学，由他陪同饶先生，再合适不过。
饶先生自己后来曾说：“宪通与我有过三个月的共同生活，我们一起跑了十几个省市，看了33个博物馆。”饶先生所指，即是1980年9月至12月的中国文化之旅。
饶宗颐先生是1978年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的任上退休，之后又任法国高等研究院及日本京都大学研究所客座教授。1980年是饶先生一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他自己说是“最宝贵的一年，获得了很多知识，至今不忘”。这一年，他曾到巴黎参加世界文字学会议，接着又去日本，不断地讲学、旅游，一直呆了3个月，还写了100首诗。饶先生说：“我那一年的健康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从欧洲一直到日本和中国，持续不停地走，精神一直都很好。所以说有一些东西是天给的，假如有上帝，可能是上帝赋予我的一种体力吧。”
“他生愿做写经生”
曾宪通回忆，古文字学术年会于1980年9月21日至27日在成都举行。会议结束的次日即28日上午，饶宗颐与曾宪通等一行即乘火车离开成都往兰州。对饶先生来说，敦煌是他心中不灭的梦想，回到祖国大陆，他首先想去的地方就是敦煌。
他们是29日上午抵达兰州的，饶先生当天下午即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他对该馆藏品极感兴趣，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近代民间抄本，都要仔细观察、琢磨。该馆所藏汉简十分丰富，仅有纪年的即达200多枚，上到西汉武帝，下至东汉初年。曾宪通说，饶先生后来有关汉简，特别是王莽简的论作即得益于此。
从敦煌城到莫高窟大约需二三十分钟车程，由于交通无法保障，当晚需
当晚需要住宿条件简陋的莫高窟招待所，饶先生对生活没有特别要求，能住在莫高窟附近，他当然求之不得。他当天游览了大泉、鸣沙山后，又是写诗，又是作画，兴致勃勃。
莫高窟又称千佛洞，工程开始于东晋时期，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直至宋、元，历代增修。现存洞窟550余座，其中492座存有精美、细致的壁画和塑像，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饶先生两天共看了近60座洞。曾宪通先前曾游览过此地，几乎跑遍所有的洞，但都没留下什么印象；而此次参观却受益匪浅。饶先生是海内外闻名
的敦煌学大家，早年即有《老子想尔注校笺》，后又出版过大量有关敦煌学的著作，他边参观洞窟边作讲解，使曾宪通印象深刻。
曾宪通说，先生此次敦煌之行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通过参观有代表性的洞窟，了解不同时期敦煌绘画的整体结构和特色；二是具体了解尚未流失的国内藏卷的情况及实物资料；三是考察敦煌白画与整个敦煌艺术的关系。所谓敦煌白画，是指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画中的各种白描画，饶先生此前已出版《敦煌白画》。
敦煌之行，让饶先生感慨万端，这里的每个洞窟每卷画卷和经文，似乎都对他产生了无穷的吸引力。离开千佛洞前，他提笔写成《莫高窟题壁》一诗：“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
“惜无两岸夜猿啼”
饶宗颐先生18岁作《楚辞地名考》，此后对楚文化兴趣一直未减。此次中国文化之旅，荆楚大地他当然不会错过。曾宪通说，他们是10月18日乘火车从安阳抵达武昌的，当天下午即参观湖北省博物馆，重点看了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以及所有共出的器物。其中最突出的是8种124件乐器，包括一套64件的青铜编钟，以及编磬和鼓、琴、瑟、笙、排箫、横笛等。曾宪通当时惊叹，这简直是一个地下乐宫。在博物馆谭维泗馆长的陪同下，他们还参观了编钟表演。
第二天他们继续在博物馆参观，把所有随县出土的编磬铭文全部录下。他们在参观库房时，看到一对随县出土的漆衣箱，上有漆书铭文，其中一个箱子的左下角有文6行20字，尽是古文奇字，因无人能识，没有释文，不可通读。谭维泗请饶宗颐先生代为考释。当天晚上，饶宗颐深入考察了漆箱文字的整体内容，推断其必与天象、乐律有关，再联系有关古文字的形体、意义与音读，经过反复推敲，终于将这20个字译成汉文，第二天向谭维泗馆长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大家听闻无不叹服。
10月21日，中国语言学会在武汉召开成立大会，语言学界的名宿大家悉数与会，饶宗颐先生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还提交了有关秦简日书的学术论文。
10月24日，他们从武昌出发，经汉阳、沔阳、潜江、江陵四县，行程230多公里，历时近5个小时，到达荆州。午后稍事休息即去参观纪南故城，城在纪山之南，出土有大量楚简。次日他们一行参观荆州博物馆，博物馆藏有许多古剑，有越剑，也有巴蜀剑，大都有古铭文。他们还参观了凤凰山167、168号古墓，墓中出土了两具古尸，可能是一对夫妻，曾宪通感到吃惊的是，那男尸体魄健壮，古墓中还有一双西汉的麻鞋足有40码大。
离开荆州后他们抵达宜昌，开始了激动人心的长江三峡之旅。长江三峡不仅气势雄伟，风景旖旎，而且文化底蕴深厚。他们是10月26日从宜昌起锚的，9时经过香溪，传说那是当年王昭君洗脚处，香溪附近便是昭君故里。10时到秭归，那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船过巫山十二峰时，饶宗颐还兴致勃勃地对着神女峰提笔写生。
10月26日，饶宗颐等夜宿奉节。奉节是文化名城，历史上许多著名诗人都曾驻足此地，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苏轼等，尤其是杜甫，前后曾在此住过三年，奉节至今还留有杜公祠、草堂河等遗迹。饶宗颐先生对曾宪通说：“杜甫到夔门后所写的诗是最好的。他写的夔门诗共有430多首，杜诗里所描绘的许多景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见证。”曾宪通终于理解，饶先生为何要随身携带《杜诗镜铨》了。饶先生不时要翻阅《杜诗镜铨》，还要讲解给曾宪通等人听，曾宪通受益匪浅。
船到白帝城后，当地文化馆袁主任向饶宗颐请赐墨宝，饶先生欣然命笔：“黄昏莫辨氵襄东西，赤甲白盐天更低。重讽苍藤古木句，惜无两岸夜猿啼。”
文化苦旅乐事多
3个月的文化苦旅，苦则苦也，乐也在其中。曾宪通还向记者讲述旅途中一些趣闻琐事，或可印证饶先生的高尚人格，或可作为那个年代的民间记忆，引人深思。
饶先生的行李十分简单，却随身带有《徐霞客游记》和《杜诗镜铨》，在车船上不时翻阅。在四川境内，当列车穿山越岭时，饶先生总是留心观察峭壁上有没有古栈道遗留痕迹，他想像着李白、杜甫当年入川时的情景，寻找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觉。
他们于10月6日抵达西安，当天参观陕西省博物馆，该馆薛铸陪同。薛铸是位很热心的青年，还邀请饶先生去家中饮茶，饶先生高兴之余挥毫题字。晚饭后，饶先生和曾宪通到住处附近的人民广场散步，在回宾馆的路上，薛铸急匆匆跑来对饶先生说：“我有个请求，不知先生能否帮忙？”先生关切地问：“什么事？”薛铸说：“我家需要一台缝纫机，但只有友谊商店才能买到，但要凭护照。我们已备好买缝纫机的外汇券，想麻烦先生到店里帮我们买下。”先生当即表示同意。
但商店尚有一定距离，当问小薛有没有车子时，他答有，并很快从路旁推来一辆自行车，用手拍拍自行车后架说：“请先生坐上来吧！”饶先生愕然，曾宪通在一旁连忙阻止，说先生从来就没有这样坐过车，万一出事怎么办？饶先生看着小薛一副沮丧的神情，又说道：“走路来得及吗？”小薛连声说：“来得及，来得及，只要走快点一定来得及。”就这样，薛铸推着自行车在前头快跑，曾宪通和饶先生在后面紧跟。来到友谊商店时九点差一刻，当饶先生凭护照办了买缝纫机的手续，待到把缝纫机搬上自行车，商店也就关门了。曾宪通说，饶先生是著名学者，但并不摆架子，他深具爱心，急人所急，助人为乐，这种精神实在让人感动。
这个故事现在听起来似有隔世之感，但当时实属正常，那是计划经济年代，一切都要凭票，且供应紧张。曾宪通回忆，11月9日，他们在北京时，饶先生曾和他一起陪友人到友谊商店购买电视机。当天是星期天，他们早上8点半就到了商店。开始并无货，但购买者却排起长队。不一会，来了10台日本三洋牌12黑白电视机，价格是260元。曾宪通他们没有经验，等他们还在数外汇券时，电视机已经被人一抢而光。又等到10时左右，还没有新货来，他们只好悻悻离去。
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内地学者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极差。曾宪通说，在北京时，饶先生拜访了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张政火良先生，结果大家显得有些尴尬。张政火良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但住所窄小，没有余地招待客人，张先生没有想到饶先生会造访，连声表示歉意，并把一本刚出版的马王堆帛书本《老子》送给饶先生。饶先生退出时也连声说“很对不起”。
“五岳登其四”
饶先生经历中华文化之旅回到香港后，曾请名家治了一方印章，上镌“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即是对此次游历的总结，也表达了少许的遗憾。饶先生10月9日离开西安时并拟顺道登临西岳华山的，因闻华山索道断链，伤及游人，只好忍痛放弃。
饶先生一行是10月15日上午登上嵩山的。嵩山号称中岳，由太室、少室二山环抱，气势雄伟，著名的少林寺即在此山之中。让饶先生感到高兴的是，少林寺碑刻林立，虽然屡遭兵火之灾，仍然存留了不少禅宗派系谱录等文物。曾宪通回忆，他们游嵩山时，正值拍摄电影《少林寺》，此后正是这部电影引发中国武侠电影热，他和饶先生等人一起还观看了香港演员的武术表演。
泰山号称东岳，为五岳之首，也是儒家文化的圣地。饶宗颐一行于11月14日登山，在饱览风景名胜后，饶先生建议去看经石峪。这里宋时称经石谷，明代才叫经石峪，《金刚经》全文刻在成片的石坪上，字径在一尺以上，是历代大字的鼻祖。饶先生认为撰写者很可能为北齐的韦子琛，因为他在邹县也有刻经。泰山的经石原有1000多字，但因年久风化，现存仅数百字，且大多模糊不清，饶先生除仔细琢磨外，还留下多张照片以备日后继续观摩。曾宪通介绍，十多年后，饶先生以如椽大笔书写《心经》，可与经石峪之丰润恢宏相媲美。
南岳衡山自然风景绚丽多姿，山势雄伟，古木参天，历代帝王常到此巡狩祭祀，也是著名佛教圣地。12月10日，饶先生一行到达衡山。曾宪通说，饶先生是国际著名宗教专家，对衡山在宗教界的地位和影响了若指掌，但此次登山他的兴趣似乎不在宗教的精神世界，而更在乎山水的自然神韵。
衡山有七十二峰，以祝融峰为绝顶，登峰之时，乱云穿度，狂风呼啸，夹杂着浓浓的水气和细雨，大家忙进入上封寺暂避。不一会雨过天晴，站在望日台极目天际，峰峦叠嶂尽在眼底，先生诗意大发，乃作《登祝融峰绝顶》一首：“岭似儿孙相率从，凭高喜见九州同。陇岷嵩岱都行遍，更上朱陵第一峰。”
楚文献研究结硕果
饶先生著述70多部，论文400余篇，学问涉及国学的几乎所有门类，包括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考古学、目录学、楚辞学、金石学、音乐史、道教史、佛学、古文论等。谈及那一次中国文化之旅时，曾宪通教授认为，那是饶先生的治学经历甚至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饶先生基本上是从流失海外的中国古典文献及实物来研究中国文化，而那次长达三个月的实地考察使他接触到更为广博的古代文物，使他在学术与艺术领域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升华。这一点从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饶先生的评价也可看出，季先生从“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异族古书与吾国旧籍”、“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三个方面高度概括了饶先生的学术成就。
那次旅程中，除了考察敦煌文化及楚文化外，饶先生还参观了西安、洛阳、郑州、开封、安阳、北京、承德、济南、泰安、曲阜、南京、扬州、镇江、无锡、常熟、苏州、上海、杭州等地，所到之处，他必对当地文化细细揣摩研究。饶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甲骨文，著有《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安阳是甲骨文的出土地，饶先生情有独钟，他下车伊始便急急来到小屯村和洹河两岸凭吊殷人、摄影留念。
10月30日，饶先生途经北京，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考古所等单位领导宴请饶先生，饶先生对此次参观考察得以成行再三表示感谢。王仿子社长将刚刚出版的《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报告送给饶先生，饶先生发现报告中有秦简《日书》两个写本，是首次发表的新材料，非常高兴，当时即提出“楚地出土文献研究”的新课题，并邀请曾宪通赴港与他共同研究。
曾宪通是1981年赴港的，他的身份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曾先生告诉记者，当时赴港手续十分复杂，过程几经波折，最后幸得吴南生书记出面支持才得以成行。
整个研究持续了两年多时间，曾先生于1983年12月才重回广州中山大学。他与饶先生共同完成了三部著作——《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前两部被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后一种则是楚帛书出土四十年来最新成果的汇集和全面总结，对推动楚帛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04年，饶宗颐先生米寿之际，曾宪通作《治学游艺七十春》和《选堂访古随行纪实》两文贺寿，情真意切，令人感动。
- posted on 08/29/2007
<商报>的文化广场一度办得不错，现在和当年比起来，感觉稍逊色。
很多质量高的杂志报纸都很难维持原来的水平，《读书》也如此。现在杂志的两名主将要离开《读书》了，不少人都对杂志未来的风格宗旨水平等等持悲观态度，但我自己觉得，其实这十几年来，《读书》的面貌也发生很大变化了。这本杂志我从九四年左右起断断续续的阅读，我记得当初的《读书》是充斥了大量我读不懂的文字，因为它的栏目比较平均的分配给不同的学科领域，与文学有关的文章总是有的，还有语言学的、经济学的、人类学的、考古学的......以致于我常有买这本杂志非常不划算的感觉，花一本杂志的价钱，却获得几分之一的回报。：）尽管如此，当我在书店看到这本杂志的时候，依然会掏钱去买，有时候，纯粹强迫自己去读，感觉也满悲壮的。
九十年代末以后，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读过这本杂志，直到今年重新阅读，非常意外的发现，这本杂志变得好读了，现在几乎不存在太难消化的文字。
是我进步了？还是杂志退步了？我仔细考量，没觉得自己这些年有什么长进，因为我这些年来，实际上，阅读的量不大，阅读的面也是很狭窄的。有过好几年的时间，我几乎不问世事，如何来的长进呢？所以，结论是杂志退步了，它的定位从精英走到大众了。
这我觉得有点可惜了，适合大众口味的杂志例如万象，书城，任何一个文艺青年都能读懂的杂志已经存在了，何必呢？
我更怀念当初那本我读不懂的《读书》。 - Re: 楗跺畻棰愮殑涓浗鏂囧寲涔嬫梾(澶忓拰椤�)posted on 08/29/2007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回帖？奇怪。
请删掉一个吧。
Please paste HTML code and press Enter.
(c) 2010 Maya Chilam Fou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