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邓榕的一封信（第一部分）
·樊立勤·
毛毛小姐：
我是您文章的一个忠实读者。您的大作，每一篇我都认真拜读了。
第一本《邓小平》我买了两本，第二本《邓小平—文革岁月》我买了六本，分别送人传阅。家中的老父，已经多年不看长篇东西了，也非要看《邓小平—文革岁月》，也给了他一本。他为看此书，还特意配了两副老花镜，一人在家品读。
朴方上次问我对您大作的看法，因说别的事，对此未及谈及。
下面主要针对《文革岁月》谈一下我的看法。
毛毛小姐的文章写得好，真是好，让人不由得赞不绝口。已多年没有读到过这么好的纪实作品了，又是邓小平这样一位伟大历史人物的宝贝女儿亲手所撰，就更加难能可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您的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骨气的邓小平，也同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永远欢乐、和谐、团结向上的大家庭。您评价自己的家是“乐观主义，困境中的乐观主义，永远的乐观主义—这就是我们一家人最显著也最自豪的特点。”您的作品给人留下了这个印象，这也是我读了您的书对您一家的评价。
写周恩来、写周、邓之间的关系也极为成功。写周恩来的作品很多，但这是最出色的一篇，或者说是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您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把两位伟大政治家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不仅写了人，也为今天“改革开放”的政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人知道这就是真实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写出这一点并不仅在今天，尤其对未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如此年轻的毛毛小姐，有如此超世脱俗的眼光和见识真了不起，不简单。
仅此一章就足以赢得我对您和您家人的尊敬和景仰，这才是真正政治家的见解和风范。
毛毛小姐的文字功夫十分出色。文笔流畅而优美，词汇丰富而又富于变化，语言生动而又准确，既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又不失高贵典雅的气质，二者得到了非常完美的结合和统一。
写人写事，生动逼真，活灵活现；使人读时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写情与景，细致入微，情景交融；使人读后如沐春风，雨过心田，皆是可独立成篇的散文诗。
议事后引出政论，观点明确，立论清楚，论断果决，气势恢宏，高屋建瓴，大气磅礴；让人忘记此论出自大家闺秀之手，堪称绝响。
无疑，作家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毛毛小姐和全家的心血没有白费，我应该向您和全家表示衷心的祝贺。
您的《文革岁月》一书，我早就买了。主要章节内容我老婆都给我说过，但一直没敢读。原因是：文革岁月，不堪回首。我担心我的心脏承受不了这再一次的冲击；我的意志不算太薄弱的一类，但人非草木，心非铁石，历经磨难，也怕更多受损。
最近我用三天时间一气呵成读完此篇大作，我还是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常人难以想象的冲击。特别是读到邓朴方在清河福利院一节，真是令人心悸，全身禁不住地颤抖，我不由得掩卷而坐，扪心自问：人啊人，这是怎么一个世界，是什么哲学造就了这么一批人；心，真是锥心泣血地疼，撕心裂肺的难受，说什么好呢，朴方受罪，我正在湖南洞庭湖西湖劳改农场，被监督劳动改造，在这里被监管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大概就在此时朴方从３０１医院到清河、又到江西。有一段时间他在鄱阳湖畔，我在洞庭湖滨。
您的大作写到您家，写到朴方的罹难受罪，也使我想起当时我的生活，不由得勾起我的回忆，真是一言难尽。
湖南、江西处于同一纬度，条件差不多，气候也差不多，夏天一样炎热，冬天无火。屋中——其实是真正的牛棚，内外一样的寒冷。也许我们这里更差一些，因为是湖区，潮湿多雨、蚊虫肆虐，既有血吸虫又有麻风病。
在这一农场的著名人物有，后来的国防部长秦基伟，黄克诚的儿子黄煦，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还有就是我这个什么都不是但是也被作为重点人物看管起来的樊立勤了。
我的罪名是稀里糊涂的，是内定的反动头目，是与邓朴方一个反动集团，受邓小平操纵的反动分子；因为我坚决否认一字不写，也就难以定论。可以抓得住的是“反对革命左派聂元梓，组织十六所高校炮打康生。”但我认为根据“公安六条” 即使是政治错误也不是犯罪，我拒绝低头。
８３４１部队王连龙以及迟群、谢静宜在确认我决不会妥协，又知道是总理安排我与邓朴方一起住院以后，决定把我赶出北大。我就自投罗网地来到了西湖农场。直到林彪垮台，我才和陈小津一起乘混乱之机双双逃跑了。这是一次带有传奇色彩的潜逃。
我是北大学生中头号要犯，自认命当如此；孤独一人，无依无靠，既无后台，也无背景人物，又与当局大逆其道，没想到朴方比我更惨。
写到这里，您一定明白了，我为什么迟迟不敢读您写的《文革岁月》一书了。
学校的生活更令人难以回首，在校时节，我曾架双拐被批斗和办学习班，办了很长时间。我的学习班与任何人都不同，别人的学习班都是一个人给大家办，我的学习班是大家给我一个人办。因为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极难对付，不这样，就不能攻下你的顽固反动堡垒。”
学习班的内容更是与众不同，花样繁多，不知要化多少笔墨才能把它罗列完全；而再多的笔墨也难表达当时的残酷荒唐野蛮于万一，那种激烈无情的斗争令人永难忘怀。
记得最清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让袁世凯的孙子外号叫“袁大头”的袁家正给我做认罪示范楷模，终因无济于事告终；我一笑了之，被以“顽固不化”论处。
我就这样去了湖南，又让我莫名其妙地跑了。周培源校长的二小姐说：“樊立勤是一个传奇人物” 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件又一件的事加起来，越传越奇吧。
其实这不过是我经历中的几点几滴小事，详细的我已经写在了长篇回忆录“覆水难收”之中。我没有您的地位和条件，当然谁也不会发表我这一个无权无势又见解完全不同的人的东西，但只要写出来就成了。
文革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是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大冲突时期，各种思想大暴露、大较量时期，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各种人物进行了最充分的表演，中国社会成了中国现实斗争的大舞台。其斗争之激烈，矛盾之尖锐，内容之复杂，形式之多样，表现之奇特，在世界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时又是新思想酝酿和产生的重要阶段，对文革的研究与认识，将是未来历史研究的重大任务和重要内容；不管现实的政策如何，将来一定会有大量有关文革的作品问世。
您开了一个好头，写了最重要的人物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一家之言，还会有更多东西出现的。百花齐放，终究会将这一历史的全貌和实质全部展现出来；只要事实俱在，真理会越辨越明，事情会越讲越清楚的。因为真理终究是以全部事实为基础体现出来的东西；正义的声音、思想的火花、真理的光芒终究是压制不住、消灭不了的；总有一天它会显出灿烂的光辉，人类的文化宝库将由于千百个智慧头脑的不断努力而更加丰富，文革的内容和惨痛教训也将位列其中。您作出了重要贡献。与之相比一切权力和地位都黯然失色。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总有一天我的作品也将公之于天下，或迟或早这一天总会来到的。
现在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在您的大作之中说到朴方在北大“听见造反派将他和一些根本不认识的人一起定为‘反党小集团’。”是这样的。这当然是中央文革为达到打击邓小平而搞的阴谋。他们选择了北大为突破口，北大选择了我。我就是“朴方根本不认识的人”中的一员，而且是首要分子。
但是，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我们这些“朴方根本不认识的人”构成的反党小集团，都没做过任何对不起邓家和有损于朴方的事情。
因为抓朴方时，我早已躺在医院里几个月了，经他们严刑拷打，我全身多处骨折，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经医生全力抢救，才保住了生命。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医生告诉我，“我们以为你没救了，因为抢救时，已经量不到血压，摸不到脉搏，瞳孔已经散光，竟还活过来了，真悬那；是奇迹。”今天回想这一切可以豪迈地说，即使这样，我也没承认刘少奇、邓小平任何人是我的黑后台，没写出只字片纸，不是我有多高的认识，只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有良知的人。
所以朴方的被抓与我们无关，是中央文革让北大硬造的，是真正的恶意伤害。但与我们联系起来，是根据需要把一些人和事强拉在一起，造出的。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聂元梓贴出了反邓小平的大字报，即她自称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一张大字报成为导火线，当时支持与反对就成了一个分界线。后来成为我们核心人物之一、北大经济系６４级学生郭朝田就找很多人谈过自己的看法，他说：“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使她名扬天下，第二张大字报将使她遗臭万年。”他还特地找了张侠同志讨论他的看法（张侠是北大的老组织部长，她爱人是建材部政治部主任，曾任文革时期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组长，那里曾是刘少奇抓的点）张侠同志是中共的老党员，组织观念极强，她认为聂元梓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精神和组织原则的。讨论后，张侠立即写出大字报。严厉批评聂元梓。
后来聂元梓对张侠同志进行了残酷的打击。打成反革命、抄家、关进黑帮大院、批斗、后又被暗杀未名湖（未死），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张侠同志大义凛然，从未屈服，（关于她和她的爱人，我的回忆录有详细的描述）她对我们的活动是非常支持的。
还有何青的父亲是红军老干部，在留苏时与刘伯承是老同学，住上下铺。聂元梓先拉上刘邓大军的关系、再拉上刘邓路线，这样就都打成一个反动集团了。
如果说他们用心险恶的非要把邓朴方和我们拉在一起，这就是他们可以拉上的关系。
他们这么做不是偶然的，他们太想把我一棍子打死以除后患，他们知道我是绝不会与其妥协的，给安上一个邓小平为黑后台，就铁板钉钉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这一个案件的真正受害者，当然，没有这个案件他们也会造出别的。
所幸的是，聂元梓打击的这群“朴方不认识的人”，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完全立得住。他们没有坑害过任何人，没有整过任何老干部和他们的子弟，您和您的全家是不知道他们的，我在这里做一些介绍，他们都是一些出类拔萃的人。
中央文革和聂元梓是这样设计的，这个反动集团是由反革命头子樊立勤率领的，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黑后台，由国共两党的“反动”子弟为主， 加上“反动”学术权威子弟和其它各种“反动分子”组成的“反动集团”。
主要成员：
共产党方面的子弟有：
邓小平的儿女，邓朴方、邓楠；
廖沫沙的女儿陈沁；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贞；
总参张哓中的女儿张丽华；
红军老干部（在铁道部工作）的女儿何青，原为北大学生会副主席、体育部部长；
外围子弟还有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已自杀）李淇的女儿李海文；
北京市副市长赵凡的女儿赵诘平。
国民党方面的子弟有：
英若诚的妹妹英若娴，其父为台湾大学西语系主任英千里，其祖父为华北五省基督教的领袖英敛之；
黄世强、他的父亲为原东北军的将领，曾参加西安事变，他的一个姐夫为两航起义人员，另一个姐夫曾任台湾桃园机场的中将司令，现居美国。
“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
历史学家候外庐的女儿候君初；
其它反动分子有：
“托派”分子哲学系教授颜品忠；
潘汉年反动集团成员家属西语系教授俞芷倩；
假党员张侠以及其它一些修正主义苗子。
他们一凑就凑了这么一大帮。这些人之中，只要能抓到的都抓了，都关了，都打了；叶向贞、何青、英若娴抓了，何青被打流产，颜品忠牙都打掉了。所幸这些人今天都活了下来。人还在，心未死，事可说，人可证。
您只要看一下这些人今天的学术地位就知道，中央文革和聂元梓的行为是多么荒唐和惨无人道、蛮不讲理了。
共产党的子弟就不讲了，这您比我更清楚。
其它方面：
颜品忠：托派的事子虚乌有，现为北大哲学系教授，退休后为百科全书哲学系主编之一；其夫人姜鹣鹣女士，文革前为连续十年的先进工作者，闻名全校的好管家，改革开放以后，为北京市的先进工作者；其长女颜五一夫妇都留学美国攻读博士，现在美国当教授；儿子颜五二，文革时还是个孩子呢，现在已经是北方交通大学副校长了；五三为北方交大教授；一家五位教授，“改革开放”后全家都入了党。
谢佐平：为另一成员，也曾被抓，中学时就被哈尔滨三中称为“神童”，北大时与我同班；现为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管生物工程公司。
黄世强：大家都称为黄牛的，他是我们这一集团中一不入党、二不做官、三不犯法的“三不成员”之一，在北京市园林局及其下属的动物园，知识分子政策是落实得很好的，统战工作做得也是不错的，执行各项政策很认真，还是坚持任命他为全园技术总监，即业务一把手。
冯德荣：山东省科学院生物学所所长，山东省生物研究中心主任，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
其妹冯美云，北京体育大学生化系系主任，也是“不入党”的人之一，但最近又被北京市委“强拉硬扯”地安排做了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主管业务和一个研究所。不入党可以，不当官不行。为了申奥做贡献，她就上任了。她的丈夫鲁白启是清华自控系的，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还被选为林豆豆的驸马；这个鲁白启一到空军就跟空军干起来了“这是什么乌七八糟的，这根本不是毛泽东思想，老子不干了。”去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吴法宪手下的干将给赶走了。“驸马”没当成，也给赶出了空军。现已被授为少将军衔，为总参军级干部。
石天曙：中国体育总局训练局局长。
郭朝田：现为深圳建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当年曾是我们的谈判代表之一。
英若娴等人早就出国了。
实际上这个集团不论从教师到学生，都是一批业务尖子，事业型人材，现都为各地各系的本科系业务掌舵人。
这个集团与邓小平黑后台的关系完全是强加的，是聂元梓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与我所在班的干部一手造出来的。他们成立了专案组，主要由生物系、技术物理系、地球系、哲学系、数力系、西语系的人员组成。
专案组的组长为陈乃斌（数学系）、副组长为赵恩普（生物系）、成员有宴懋洵（地球系）等人。
赵恩普、李棉生、高占民三人与我同班，是最早的组织者。
其中打人最凶的为陈乃斌、赵恩普、宴懋洵。
所整材料全部交由哲学系聂元梓嫡系干将赵建文上报，赵为当时最有名的“除隐患”战斗队队长。这个战斗队由聂元梓抓，所整材料直报中央文革。他们除整了邓小平、邓朴方的材料以外，还整了朱德、叶剑英、陈毅、彭真的材料，后来又整了总理的材料。赵建文公开讲过：“你们的材料是由我写的，上报中央文革的。”
聂、孙专政时代，在北大校内、校外共设了七座监狱和“牛棚”，其中物理大楼是条件最坏、看管最严、专关所谓“重犯”、“要犯”的。为了防止“犯人”逃跑，设了多道铁门；除了阴暗潮湿以外，还有各种化学药品和放射性元素，邓朴方就曾在这里关押。
我们班的赵恩普既是这个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又是物理楼监狱的主要监管人，他与晏懋洵是直接动手抓人、打人的。
我第一次被抓、被拷打致残，就是赵恩普带人进行的，拷打地点就是当时被称为“白公馆”的４４楼。军宣队进校，这个专案组又递上材料，第二次把我抓起来就关在物理楼了，所以１９６８年的国庆是在北大监狱的地板上度过的，这次又是赵恩普带人把我抓走的，后广大同学向军宣队抗议才不得不再次释放。
据技术物理系的一位副书记讲，技物系的任进宝也参与过专案组的活动，朴方的情况就是由他和一些人提供的，因他在技物系搞过人事和学生工作（他因盗窃和栽赃被处分过）。
他们这么做的依据是，国共两党的反动子弟全都支持樊立勤。这一点倒也不是完全不对，只是一切都被他们的险恶用心扩大了，性质也全变了，为反动政治目的服务了。
当我第一次被康生亲批定为反革命分子以后，开了无数次的批判会，万人的、千人的、百人的、几十人的都有；但不论什么会我们班的两个人都坚决不同意，这就是我们班的两个干部子弟。一个是共产党的子弟刘玉翠（女），一个是国民党的子弟黄世强。这是我们班唯一可以称为干部的干部子弟。对于打倒我，一个坚决不开口，一个坚决不举手；逼急了就一句话：“樊立勤不是反革命，我见过反革命，比你们知道。”
这个看似柔弱的刘玉翠，在关键时刻采取这种强硬态度，令全班女同学感到震惊。
黄世强的行动就更大胆了，不但给我帮着忙，而且始终给北京市委几个“黑帮”子女传递消息，陪她们去外地串联，这对黄世强是极端危险的，也是极不寻常的。
要逮捕叶向贞的消息就是“黄牛”得到的，我通过张丽华通知的叶向贞，但她不以为然。共产党子弟的思维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毕竟是共产党天下，干部子弟不怕，要是老百姓能不怕吗。其实我早就知道干部子弟特别是倒台的干部子弟和我们裹在一起对双方的危险性，我早有警惕，并制止双方这么做。
所幸的是，不论当时以至今天，对我们的行动都能理解的是有个李海文。
当时我们的态度是，共产党的子弟特别是被打倒的子弟绝不要介入运动，能躲就躲，能藏就藏，离得越远越好。
为此我曾严词训斥过廖沫沙的女儿陈沁。
令我感动的是，事过二三十年，李海文还称道我的行动，她说：“你骂得好，你要不骂她，不知她还要闯多少祸呢，我天真，陈沁比我还天真，我傻，她更傻。”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骂了陈沁什么呢，１９６７年初夏的一天，陈沁找我说要“参加革命”。
我一听就急了，“你还参加革命，人家还要革你的命呢，你怎么连这也不知道。怎么这么胡涂呢？”
“那我们就不革命了？”陈沁极固执。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傻呢，你这书都白念了，革、革、革、革他娘的个屁，这是革命吗，这是玩命，是拼命，你想找死呀是怎么。”
“父母打倒了，我们也有革命的权力。”她还这么说。
“我告诉你，你少废话，你再敢往里惨合，你别让我对你不客气，你们这些子弟不都在外院吗（即外语学院），你跟他们一起去住着，别回家，也别回北大惹事。告诉你，你们的事是主席定的，只有他讲话才算没事。你决不许在这里瞎折腾，给自己招祸，对你对我们都不好。”
陈沁听了，也没全听，结果还是闯下大祸差点把黄世强逮捕。
事过多年，我问陈沁，“你还记得我骂你的话吗”她说：“你还骂过我，我怎么不记得。”
这位廖沫沙家的千金，真胡涂得够博士水平。
陈沁给打成这个集团的成员，全是她自己招的，自己干蠢事，自己又交代。
李海文的宽宏和善解人意使我感动；这个陈沁让我又可气，又无奈。
李海文是通事理的人，１９８３年听说我没工作，马上向当时任林业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的母亲说了，收留了我。我是一个不轻言感谢的人，这件事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
干部子弟倒楣以后，我们没做过任何一件伤害羞辱干部子弟的事，更没有坑害过哪一家，特别是邓家。宣传归宣传，事情归事情，这是两码事，难道今天不还是这样吗。
我阻止被打倒的干部子弟参加运动，绝无歧视之心，我确信，话虽讲得不好听，但是金玉之言，良药苦口。事实上我不只阻止他们，我还阻止了一批业务顶尖人物介入运动，我曾让人给北大数学系６２级学生，北京６２年数学竞赛第一名唐守文带话，“告诉他撤出来，不要介入，他留着脑袋还有用，少干傻事。”
北京数学竞赛第三名杨树森就介入了，最后惨死在狱中；这政治和学习是两码事，数学好不等于什么事脑子都够用，后来我当面为了别的事还教训过他，唐说，“我听你的，要不为什么请教你呢。”
其实我们只是在缝隙中求生存，挣扎着奋斗，每走一步都是生死攸关，不论我的好名坏名都是打出来的。
您只要听一听批判会、批斗会、学习班上吼的东西就知道了。就这一范围而言，绝不次于泼向您家和邓小平的脏东西。
“樊立勤，你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凶恶的敌人！”
“我们革命左派一定和你血战到底。”
“我们就是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你樊立勤比一切反动派都狡猾，你胆大包天，诡计多端，我们革命派时刻都要提高革命警惕，和你斗争。”
“你研究过一切反革命策略，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你比一切新老反革命都凶险，是最反动的反革命。”
“你和邓小平一样，又臭又硬，你们是上下相通的，你们就是都想顽抗，要翻天复辟资本主义，这是痴心妄想。”
“我们不但要打倒你，还要打倒你的黑后台 － 邓小平，让你们的梦想永远也实现不了。”
“你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你比其它反革命更可怕的地方。不断变换手法和我们斗争，想使我们被动，妄想。革命左派也会提高自己的水平和你斗争，我们一定会胜利。”
唉，多着那，屋里叫，外边叫，大喇叭里吼。
批斗会、批判会、学习班轮着上，车轮大战一场接一场，一波接一波，日场完了，还有夜场。
我所以逐渐出名并总是引人注意，是因为：我敢说。只要有我参加的批斗会，一场也开不下去，我会一直闹到底，所以总是几个人按住我，按胳膊，按头、踢腿压我跪下我仍挣扎，会场一片混乱，只好再把我拉下去单批陆平、翦伯赞这些人。而批判会、学习班只要让我讲话，他们一次也别想占到半点便宜，我不管你几十人，几百人，上千人，上万人也不怕；喊口号我没你们人多、声大，但只要发言，你就只能一个人讲，一对一的干，任何人也别想由我这里占到半点便宜。
我只要抓到一点错，就打断对方的发言穷追不舍，总会搞得他们狼狈而下；我坐那里抽烟，再换一个人还是那样。
特别是我注意听他们念毛主席语录，只要一念错我马上给他喊住，对军宣队讲，这个人篡改“毛主席指示，这是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也可以说是反革命行为，必须立即解决。”这个会一下子就文不对题了，我反客为主，反办“学习班”；军宣队也不敢说这事不重要，他要说不重要我马上走：“篡改毛主席指示不重要那什么重要，你们的立场站到哪去了。”他们干瞪眼没辙。
一次说我“打着红旗反红旗”，我听烦了，不想听了，我就让打住了；我说：“今天先不解决反红旗的问题，先解决这个打红旗的问题，我问一下，我要不打红旗，我打什么旗，你们给我找个旗子来，让我打什么颜色的旗子，你们说。而且这是思想的旗子，找来，还要给我说明白，为什么这个思想就是这个色，那个思想就是那个色，今天不说清楚这个问题，谁也别想走，我什么都不听。”这一下全傻了。
还有一次让揭发交代，我问：“交代揭发什么”他们刚一说完我就又问“今天几号？”他们不知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今天，我听你说的，揭就揭你，今后你走到哪儿，我也给你寄过去，随你一辈子。”这一下给吓住了。
本来一听说给樊立勤办学习班、批判会积极性极高，踊跃参加，起码也见识见识这个大名鼎鼎的樊立勤，批判一次，留个光荣历史，或者单为瞧个新鲜。等一参加才知道，这可不是他们想的那个学习班，不但不好办，还有风险，这个便宜不好占，军宣队组织人轮番来，后来竟派不出人来了，没人愿意参加，没人敢参加。
参加的人当场就摇头，回去就说：“樊立勤真刁。”普通群众回去当笑话传，很快就传遍北大。连周培源夫人都问过我：“那些事是那样吗，不知是真的吗，真好笑。”
后来生物系主任陈德明讲：“北大出了个樊立勤，这是我们生物系的光荣。”大概也与此有关吧，我的名气就这么越吹越大。
我所以应付这种场面心中有数、成竹在胸，是因为我早就受过实际的锻练。
我亲眼所见了解放以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镇反、反胡风、反右、四清、而我自己成为政治批判对象是１９５８年，当时初中二年级十几岁。您在运动里受家庭牵连裹已是高中一年级了。按资格，我是老运动员了。
当时叫“集体帮助”，其实按后来的标准看，在学习班和批判会水平之间。
给我定的罪名是：“白专典型，右派言论，反对大炼钢铁。”我当时也真不知道怎么这么多名词都和我有关，一点也弄不清；我回家也没有敢和家里说，怕挨揍，怕说给家中闯了祸，不好好学习，给家中惹是非。
从这时起，我就单人独骑应付中国的政治斗争了。
其实５８年给我上纲——后来我知道了这叫上纲，就因为两件事，１、我学习比别人好；２、大炼钢铁时，我发了一些牢骚
事情是这样的：
初二第一次参加北京市统考，我以文理皆优的成绩名列学校榜首，众人皆知，以此定“白专”；不久停课勤工俭学大炼钢铁，吃住都在野外，躺在地上看着天，然后炼钢炼铁。垒高炉，我个子小只管递砖。一边递我就一边说了：“咱这个炉子行吗，咱们不念书炼钢那工人干什么，替咱们念书，让我说，他们这书也念不好，咱们这钢也炼不成，让解放军去种地，让农民去打仗，这炮他打得准。”
我还说，“我瞧电影上那个炼钢工人手中的大铁钩子都比咱的炉子高半截，一钩子就会把咱炉子钩倒了，咱们这个我看够呛；再说你把秤砣、锅、这些东西化了炼铁，它还是铁呀；人家那个炼钢炉火多旺，咱们这个能把秤砣化了，化了也流不出炉子，就又冻住了。”
北山炼铁没炼成，又去南山背“白土子”，吃住在老乡家，也洗不成澡，身上全长虱子了，我说：“白薯垒墙粥灌浆，顿顿离不了罗卜丝汤，真够呛。肚子不舒服，坐在那，还老放屁。”
教育让人不怕脏、不怕累，我说，“好，我一个礼拜不洗脸，脏脏的。”我果然就一个礼拜没洗脸，脏脏的。
我又给家中写了一封信，说我想家。
这些事都让人给汇报了。
集体帮助就是整我这一系列言行。我当时极不服，我说：“念书念不成，我还不是为大家，不是很多人天天念还记不住吗，一停几个月，不就更不行了。你们不怕，我怕什么，我看一遍就得，看谁着急。”
我只做了一次检查“抽烟不对”。这场批判批得我一肚子气，我终生不忘。
没做进一步的处理事情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年岁再大一点或工作了，就在劫难逃了，只要从其中挑一句话就是“右派”。这决不是我说着玩的，初三的两位同学，也就是我的“校友”彭殿祥、李殿帮，就因为在班里写了两篇杂文，最后由班主任上报，学校批准，开除学籍，赶回老家劳动改造。这一下就改造了十几年，到文化革命，彭殿祥终于被逼疯了。十几岁就被开除，这大概是班上最小的政治犯了，我是命悬一线。
到了初三后半学期，我连病带饿就病倒了，但是，当时令我不解的是学校保送高中的唯一一个名额，我们班主任给我争来了。
事后多年，我才明白，我的班主任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她极有心计，怕我将来犯错误批了我几场，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给我上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希望我成材又怕我犯错误，用心良苦；但当时以至此后很多时间我是不理解这一点的，我很恨她，真让我惭愧。
中学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５７年反右。
我们中学当时最有水平，最有风度，最有学问的冯先生，因为提了三条意见，被批、被斗、被逮捕法办。我每日放学都看到这位昔日一表人材的老教师与一队衣衫褴缕的劳改犯人排队去劳动；我看到他一天不如一天了，最后几乎是拖着腿，晃着身子在向前移动；不久，他悲惨地死在了县里的监狱中。
北京的同学讲，那时组织看１９５７年反右的记录片有这样的镜头：在大学生宿舍，女右派披头散发跪在地上，很瘦很瘦象小人书里的鬼，周围都是大字报，象网一样纵横交错，把床围上了，把屋子也围上了，很多人都围着她连喊带叫，用手指着她骂，看了以后令人毛骨悚然。这种片子在北京的小学都放了，小学生看了以后，很多天都做恶梦，过了多少年都感到可怕。
我的高中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度过的，连饿带病几乎两年没怎么好好上课，我还算幸运的，我的一些同学和朋友在病饿中死去了，我总算活了下来。高三我拼命看书，一年看完了三年的课程，终于以第一志愿被北大生物系录取。说来也算不易，我们高考３天考７门，唯一补充的营养，就是每天多喝了一碗茶汤。竟然也考上了，还是北大。
真正的政治斗争就由北大开始了。
我在中学接受的实实在在的锻练使我对许多事是有准备的，是比较成熟的，但北大的斗争比我、我相信也比任何人想的要残酷的多，这是谁也没想到的。
堂堂的北京大学，这个中国的最高学府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是很多人的疑问，我也曾经这样问自己。这也是您在朴方罹难，走进燕园，看见昔日美丽无双的北大校园变得满目疮痍、一派狼藉之后产生的疑问。也许您至今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对北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现在我可以给您明确的答案如下：
这就是由于教条地搬用马列主义的学说，解放以后一次又一次大搞政治运动所至。批人、整人、关人、赶人，打了一批又一批；同时又扶植起了一批又一批打人、整人的工农干部和贫下中农造成的。是中国的政治，改变了北大校园的办学宗旨、改变了北大的成分，造成了这么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校园。文革中，罪魁祸首就是以聂元梓、孙蓬一等共产党左派为首的罪恶分子。
对此应负主要责任的有五人，陆平、蒋南翔、彭真、康生、毛泽东。是他们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造就培养了聂元梓为代表的这么一批人，这么一支反动的、惨无人道的势力。
这就是结论。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请允许我简述一下北大在１９５０年以后简史，特别是大搞运动的历史，这样每一个不心怀偏见的人自己就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
建国以后，北大的第一任校长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书记为老革命家，专做阎西山统战工作的江隆基同志，而掌实权的是北京昔日地下党成员。即以北大清华地下党为主，以燕京地下党为辅的地下党员。
马寅初是１９５１年６月１０日走马上任的，到１９６０年辞职，在北大任期１０年，当时的教育部长为老教育家马叙仑，副部长有曾昭仑（曾国藩的长孙）等人。
今日的北大校园乃昔日的燕京大学，这是由于１９５２年中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院校调整而来的。这次调整是以北大、清华、燕京为主、以辅仁大学和浙江大学为辅进行的。
北大、清华、燕京三校混编，三校中所有理、文、法均归为一起，划归北大；三校中所有工科归到一起，划归清华，然后辅仁、浙大、相关科系归北大。所以北大既有北大又有清华、燕京的人，清华也如此。
周培源原为清华教务长，此时是以物理学家的身份调来北大的。当然清华还调来一大批。后来又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中国科学院，１９５８年又抽调力量组成了八大院校。
原北大在城内沙滩红楼，后搬到燕京大学的燕园。把燕京取消改名为北京大学，这就是今日的北大。也就是昔日的燕京大学。
原来，这三所大学在美国都有相对应的大学支持，支持北大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支持燕京的是哈佛，支持清华的是麻省理工，此时一切割断。
北大最辉煌的时期是１９５１到１９５７年，即马寅初出任校长到反右派斗争。这是由马寅初本人极为特殊的地位和他个人发挥的极大的作用决定的。
马寅初任校长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命令任命的。
在马寅初与毛泽东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要兄弟把北大办诚第一流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马寅初就是马寅初，讲话也与众不同。与毛泽东讲话也这个味。
马老，您要怎样的支持呢。“毛泽东笑着问。
“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演讲，就请不要拒绝。”
“这个好办，我批准了。”毛泽东高兴而又痛快地答应了：“马校长，我给你这个尚方宝剑。”
马寅初说干就干。
当时，中国教育界、科技界的各种专家学者和著名人物都被他请遍了，到北大开讲座。中国政府的各部部长、包括周恩来总理都被请上了北大讲台。北大的校名也是马寅初亲自找毛泽东题写的。
为了提高同学的思想觉悟和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中共革命家安子文、经济及财政专家薄一波也被请上讲台，银行家南汉寰也来作报告。
北大师生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眼界大开，思想空前活跃；一代治国发展科学技术的高级人材跃跃欲试，准备为国大显身手；他们在中国将要发挥非同反响的作用的时代将要到来。
在这一巨大的成功背后，一股政治暗流渐渐袭来。
最初是反胡风运动，一种政治的震慑力渐渐露出头角。
逮捕胡风分子是公开进行的，就在北大的办公楼，在千百双眼睛的注视之下，公开当众抓捕。这时抓的是胡风分子，但是做给所有知识分子看的。让知识分子知道一下利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这是建国以后中国思想界杀一敬百之举。一位经济学教授后来对我讲：“当时我就感到不对头了，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谁说什么呢，谁又能说什么呢，这种举动连蒋介石也弗敢为，开历史之先河。也许当时共产党、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使人相信这是正确的，心理的镇慑作用绝对产生了。人们初步知道了思想犯的可能结果。但这时的规模和打击面与后来相比不过是小打小闹，小巫见大巫。
“一切行为戴上革命的桂冠就变成天然合法的，而法律反而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一观念以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的运动方式，无声地灌输给了人民，教育着人民，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的政治打手。北大是这样、北京是这样、全国也是这样。这种演练在１９５７年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马寅初是伟大的，但他的伟大在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狗屁不值。
江隆基书记是稳健而干练的，但他是外来户，地下党是由彭真、蒋南翔等人指挥的。
江隆基与彭真之间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以他的见解和资历对彭真的一个提法“要把北京市搞得如玻璃板水晶石一般纯洁。”提出了不同意见。在高校之中，江隆基是唯一敢于当面批评彭真的人，他以对党的忠诚和自己的资历行使了这一权利。彭真对此印象深刻。
１９５７年初，原本要派往兰州大学出任党委书记的陆平，被蒋南翔按照彭真的旨意以副书记兼副校长的身份派到了北大，陆平要在北大的舞台上大显身手了。
陆平一到，立刻指挥昔日的地下党把矛头指向党委书记江隆基同志，理由是“江隆基右倾。反右派斗争不力”。
北大反右斗争在江隆基的主持下，千挑万选定了１４６个右派。
陆平认为江包庇了大批右派。
在北京市委和彭真、蒋南翔的支持下，把江隆基搞得极为被动，实际上靠边站了。在陆平领导下北大开展了一场震动全国的、极为轰轰烈烈的更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了反胡风的演练，这次用于实践，一切已系统成套有样板可循，整人、批人顺理成章。马寅初校长主持下的北大的昔日的辉煌与此相比相形见拙、黯然失色了。
结果也的确可观，最后确定北京大学打右派７２２名，而当时北大的学生、教员才不过几千人。思想活跃、有独到见解、有不同观点、包括有一点意见的人在劫难逃，无一幸免。
处理结果是坚决果断而且无情的：开除、赶到农村、下放劳动、逮捕法办、投进监狱，应有尽有。
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长期以来，至今也无人提起，更无人深究的另一个方面，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对以后的北大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造成北大文革的罪孽的方面；就是这次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反右运动以后留下的造就的这支干部队伍、整人队伍、打手队伍。
陆平反右以后接替了江隆基党委书记的位置，高升一步；又提拔了一批追随者。陆平此时并未止步，此时的校长还是马寅初。
１９５７年反右，马寅初遭到第一次冲击，“新人口论”被报纸定为“借人口问题，在搞阴谋，是右派进攻。”马寅初受到了第一次对他而来的政治洗礼。
１９５８年５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不点名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６０年１月中旬，北大在陆平的主持下，不仅举行了许多次的小批判会，而且先后召开了三次全校规模的大批判会，还召开了有２００人参加的对马寅初面对面进行的批斗会；近万张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各种报刊上又相继发表了８２篇文章对马寅初进行点名批判。
北京大学在陆平党委的领导下，一下子变成了野蛮语言和政治帽子的制造厂。水平低下、语无伦次、不堪入目的肮脏语言和辱骂文章、一篇接一篇的大字报糊满了校园。康生主持了一次对马寅初的批判会。
马寅初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回答康生：“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
马寅初是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的，但工作怎么干下去呢，１９６０年１月马寅初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之后又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
此后２０年中国就没有马寅初的声音了。
这时启用的都是“地下党”、“关系户”的自己人。聂元梓也是这时启用的。
不久，陆平取代了马寅初。书记兼校长一把抓，陆平在北大的一统天下形成了。
在这连续不断的清洗中，一些人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呢：只要是党员、积极分子、整一次人就可以迅速提升、升官。运动成了人们向上爬的重要阶梯和手段，运动成了他们追求的盛大节日，越批人越整人升得越快。
这支力量，这把锋利的剑，可以刺向同志和朋友，刺向学生；陆平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支力量左右开弓、上下挥舞，总有一天会向上一刺，直取自己咽喉。
这时，四清运动开始了。根据毛泽东的号召，这把剑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北大就指向了陆平。陆平当时受到了两方面的夹攻：一方面来自被陆平打击的江隆基依靠的老专家、老教授、老干部，如周培源、季羡林、张侠等人。但这是次要的，因为是善意的、温和的批评，是右边的力量，而且人数是少的，思想是软弱的，力量是单薄的。主要的还是来自“社教左派的”力量，这就是以哲学系聂元梓、孙蓬一、郭罗基为代表的，各系都有的左派党员干部。也就是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
这次社教运动，陆平在彭真的支持下，后来又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被压下去了。但这只是暂时的，这些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要取陆平而代之。无产阶级的天下就应该由我们这些贫下中农出身的工农干部来做，北大是我们的、中国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他们认为只是天经地义的。
这一天也终于来到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给与的机会，陆平亲手锻造的利剑无情地刺向了自己。也许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埋下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种子，培养提拔的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接班人，实际上他们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狼出于犬科而狠于犬”了。他自己痛饮了自己酿就的苦酒。正义的声音已变得如此的微弱，当他需要它的时候，它已经奄奄一息了。
运动是复杂的。
右翼势力由于力量太小只能隔岸观火，无可奈何。这种局面维持了没有多久，周培源、季羡林便也未能幸免于难了，这时可以提出反对意见的只有在校的年轻学生和普通教员。
这些被陆平培养现在归于聂元梓手下的力量心里明白，要稳住自己的统治，就要警惕并整倒那些敢于抵制的不满和反抗的学生。
两派对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对立的阵营形成了。虽然最初队伍的组成并不清晰，路程也极为复杂，但就基本素质而言，基本如我所述：
一派为左派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出身的的干部和学生；
一派为业务骨干、普通教员、党外为主的各种人士。
他们对陆平的干部是有不满的，但内容是不一样的，参加运动目的也是不一样的。但这时与陆平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的了，两派的斗争才是主要的。其实全国也差不多。
文化大革命终于成了毛泽东发动却再也控制不了的运动，一场全国性的大动乱、大搏斗，近于全面的内战就这么展开了。
思想是混乱的，形势是复杂加混乱，但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个人都是清楚的。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及宗旨就是绝不能束手就擒，决不能让打成右派、反革命。一定要争取自己的发言权，占据主动地位，否则就誓死相拼。这也几乎成了我一生的信条。
我就抱定这个宗旨，积极地、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了。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这就是我的态度；改变中国的政治观念和社会思想必须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从现在开始。这就是我的追求。
我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是极有代表性的，虽然并不一定象我这样明确和执著。
唯一估计不足的是，陆平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培养和训练的这支队伍太庞大、太雄厚、太根深蒂固、整人手法太多、太残忍了；而我们这些普通学生除了报纸上公开宣传的东西以外，一切都一无所知；历史知识就是书本上干巴巴的那么几条。
坦率而概括地讲，当时在北大（全国也差不多）校园中占统治地位的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成分论” 和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其结果就是政工干部、贫下中农子弟占居学校的统治地位，其思想和意识形态就是由以上两个理论煽动鼓吹起来的狭隘的小农意识。
不仅我们，许多干部子弟也被这两种东西牢牢地束缚住，心情极不舒畅，他们当然挨不着我们那么多的骂，但也处于自我改造或半自我改造的地位，我们班给了我无私的、坚定不移的支持的那位唯一的干部子弟，她没有那么多的理论，但她直观感觉：“樊立勤是对的，是自然的行动，管不了那么多，我就支持他，这种日子受够了。”她是从张北骑着骆驼随父母的革命大军进的北京，也算“老革命”了。可在北大连团也入不上。这正常吗，公平吗，北大是谁家天下还不清楚吗。只不过这种话她只悄悄对我一个人讲，班里人不知道罢了。讲了就是骄傲自满，骄傲自满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抓你毛病还抓不上，自我交心，自投罗网。不是自己找麻烦吗，所以，她只向我交心，决不向那个党团交心，我倒支持她讲，“讲，就要摆老资格，就说，我参加革命时，你们这些人，还有你们的父母，还不知在哪儿趴着呢。”可是，她太孤立了，直到离开北大，也没有敢讲这话，高压太利害了。这种情况难道正常吗，难道不应该改变吗。
其实对我个人的压制也是不公平的、不正常的。我家又不是地主、富农、资本家，不是历史反革命，不是现行反革命，世世代代开药铺，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在战争年代，大批物资、药品、日用品通过我家运往过根据地，一些传单从太原。北京、上海、天津寄往我家，然后转到各地。我们家充其量只能算一个落后家庭，但绝对算不上反动家庭。凭什么也天天受这种无知无识什么也不懂的干部的训斥。
年复一年，主宰着中国未来命运的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汇入中国最高学府北大，不正是为了使自己耳目一新、接受北大“百家争鸣、兼容并包”民主、自由空气的熏陶吗；不正是为了在这种学术气氛中，聆听那些享誉世界的大师的教诲，提高自己、升华自己，从北大走出一个个有知识、有见解、充满创造精神、活力奔放、敢做敢为的新人吗。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上北大就是接受那些从封闭落后、愚昧无知的穷乡僻壤走出的贫下中农子弟思想狭隘、目光短浅、妒贤忌能的改造，那又何必上北大呢，北大又如何称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呢。我深信，您追求想往的北大不是这样的，您也不希望在中国一流的大学里接受这种小农意识的改造。
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在北大的真实感觉也是这样，和我们差不多，几年也没入上党。只不过她后来装蒜，从正常的心态跳到极左，把事情搞得更糟，用政治需要代替和掩盖了客观现实。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当时阻止、刁难、吹毛求疵不让她入党就是对的。
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女儿，在北大学习数年而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对毛泽东一定形成了深刻印象，对此毛泽东也一定想了很多。由此而导致的严重后果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选择北大首先开刀不是偶然的。但是长期脱离实际、处于封闭状态的毛泽东不知道，阻碍他女儿入党的，正是他所依赖和依靠的贫下中农和小市民子弟以及由他们之中产生的小干部，这是深居简出的毛泽东万万也想不到的。北大是这些人主宰的天下。这种状况的造成，陆平有责任，毛泽东更有责任。
我从毛毛小姐的书里才知道，直到大学４年级了，朴方还是个预备党员，这决不是正常的。这是同一种思想、同一种意识、同一种势力在阻止干部子弟入党，也同时阻止有才干的人入党。这就是一批贫下中农小干部，他们想压住一切人，唯恐别人超过自己，唯我独尊凌驾于他人之上。我一进北大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看到干部子弟在北大受排斥的事实。
对于我个人而言，参加运动既是自觉的，又是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卷入的，我是同学中的头号反革命。
第一次定反革命把我的黑后台说成是刘少奇；
第二次军宣队确认反革命又把我的黑后台说成是邓小平；
同时有康生定我为反革命的亲批。
为此，我付出的很多。
我全身被打遍了。右臂被打骨折、右腿骨折、左膝盖被钉子把膝盖骨钉碎、左右手食指被钳子夹断、指甲被竹签子钉入指甲缝中。三月的天阴冷冰凉，我躺在水泥地上整整四天四夜，他们把我打昏过去，泼上凉水，又打昏过去，再泼上凉水，寒气彻骨。我现在难以治愈的吐痰病根就这么造成的。他们打累了，抽烟，然后把烟头放在我的肚皮上烧，无所不用其极。
一切都为让我写出黑后台，我拒绝了，他们就用酷刑搞逼、供、信。
他们定我为头号反革命，您不要以为他们真的抓住了什么证据，有什么天大的把柄，完全不是，除了一次重大的反康行动，就是因为两句话给定的罪。
一条是攻击“江青同志搞血统论封建株连”，另一条是“影射毛主席用人搞裙带关系”。
其实，事实非常简单。
一次，惠子从外边回来，碰到我对我说，“听说江青同志说了，刘涛不是王光美生的，要区别对待。”我马上说了一句“是王光美生的又怎么样，难道打倒刘少奇就该把她打倒。江青同志不能搞血统论，更不能这么株连，这还有完。”等反康生的事一出来，她就揭发了，以后就成了一条重要的罪证。
另一次看到江青、叶群都出来了，我在内部讲：“用人都这么搞裙带关系怎么得了，这还叫什么文化大革命那。”后来西语系崔志远被抓后揭发了。
死去活来三番五次地整就这么点东西；最后定的罪名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康生、反对中央文革。聂元梓把我开除学籍、戴反革命帽子，向北京市和全国发的通辑令上就是这么写的。
事情就是这样。这真是令人防不胜防。“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为什么说是被迫卷入的，越卷越凶，越斗越激烈，就是因为他们要置人于死地，只有以死相拼。
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
“四清”还没完我就被调回学校，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市委派的工作组进校了。当时我们也不知是毛主席派的，还是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派的，反正就知道是中央派的。
这时的工作组也组织批判校系领导和翦伯赞之类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们一样照毛泽东说的干。我们班的干部也每天带领我们全班人员批判，也没有个标准，反正觉得谁象就批谁。我记得批过一次系总支书记胡寿文，一次翦伯赞，也就是喊喊口号，说一顿，每次长则一节课，短的批翦伯赞也就１０分钟左右。批也是瞎批，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也没看过他的书，只听说去孔庙给孔子磕过头。大家说“也真够封建的，比五四时的人还落后。”如此而已。大家批时既没弯腰按头，也没人动手。喊了一会儿一起哄就散了。
这些会我既不发言更不表态。
但别的系，可真有过火行为，闹得极不象话，被工作组制止、开大会定为反革命行为；在同学中追查反革命行为和右派反动学生。
这时，我们班的班干部一下子来劲了，把同学们平时的发言记录全找出来查学生右派，第一个查的就是我。我知道这回来真的了。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从这时起，我就决定一拼了。我认为，从这次运动的性质看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凭什么又整我们。运动搞过火行为又不是我搞的，是你们班干部带人搞的。让举手，我们不能不举手，让喊口号我们不能不喊口号。现在反而来抓我们，真正岂有此理。我知道，不拼，就是右派的命运，这次可比１９５７年历害得多。
但我确信这与中央精神不符，怎么这次也不该轮到我们头上，
１９６６年７月的一天，江青来北大，在燕南园６３号接见学生，我递了条子要求见江青。很快就听传叫“樊立勤”的名字，我进去了。
屋中人很多，但我进去时没什么人说话。
江青问：“你是樊立勤，你写条子说你有意见，要向上反映。”
我说：“是的，我是有话要讲，我讲给您，希望您向主席反映一下，这是我的意见。”
江青说：“好，请讲。”
其他人都坐成一圈。有学生、有教员，还有江的随行人员，大家一声不吭就听我说。
我说：“我认为现在的运动有问题，方向不对。中央指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可又把矛头对准我们学生了。不是中央号召广大群众和学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吗，不是人民日报号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吗，怎么又扫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算什么，凭什么又整我们。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央精神，整学生是错误的。我很不理解，我绝不接受。我希望您向毛主席反映我的意见，有过火行为制止了就行了嘛，谁打人找谁，决不能一概抓。压制学生，再打反革命这怎么行。中央让搞就搞，不让搞就不搞，这事决抓不到我们头上。我对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就是我希望您传达给主席的话。”
我坐的离江青只有一臂之远，我讲话从来声音响亮，在谁面前都是如此，见江青也不例外。
江青说：“樊立勤，你很敢讲话，思想很解放，讲话也没框框，真有意思。”
我说，“我怎么想就怎么说。”
我还说了“班干部带我们去批，我们就批，不批会犯错误，会成右派；批了又错了，还打右派。我们怎么都是错，让我们怎么办，我认为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搞文化大革命不是主席的意见吗，这还搞不搞文化大革命了。”
这就有了江青主持的大辩论的我的两次发言，我是反对工作组的一方代表。当时我们也不知反对的是谁，因不知工作组是谁派的，更没点谁的名。
但是我知道一定要拼命反对工作组，否则，在工作组支持下打我一个右派，一辈子就完了。我深深地知道右派是怎么回事，这是我小时亲眼看见的，北大又是全国打右派的老窝。不拼就完，拼可能拼出个路来。我当时想得就这么简单，但态度极为坚决。
我反对工作组，但我不赞成打人。从小学到中学，我从未动过任何人一个手指头，因为我身单体弱，只有挨打的份，没有打人的资格。在初中，只有一次挨完批我在半路上等着，用石头往班长身上丢过一次。我恨他批判我。其实我们班长是一个很好的人，人正派、正直，也有原则性。他很爱看书，文科知识丰富，以当时水平论文章写得不错。他待人很宽容，当了我们县的县长以后，对我家很照顾。我当时年龄小，是一个极任性又不懂事的捣蛋鬼，很多事是做的不对的。不过也只丢了个元宵大小的石头，出口气而已。
在北大只和聂元梓本人动过一次手。那是因为，校文革的大喇叭天天骂我反革命，一天她去广播台，在台阶上让大家围住了，我正赶上，走了过去。大家一看我到，一下子哄起来，自动给我闪开一条路，让我上了高台阶。人越围越多，聂元梓一看我到了，转身就往广播室跑，我过去一把抓住她总是随身背的红卫兵的小书包，因为书包是斜背的，我一把就把她给揪回来了，她差点摔个跟头。我问她“你凭什么骂我反革命，咱们今天当着大家说清楚。”聂元梓一下子急了，叫：“樊立勤，我不跟你辩论，你是有名的诡辩家，我说不过你。我、我不跟你辩。”这一下子，下边的人就大轰起来，吼声一片，“要辩，我们要听辩论，聂元梓不许走，樊立勤跟她辩论。”
后来聂元梓在广播室人的帮助下兔子似的逃跑了。
还有一次，是聂元梓当了九大代表，XX军犯错误，毛泽东给北大派来了８３４１部队。当时校内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气都很盛，各认为有所依恃。XX军的学习班散了，无疾而终，我由生物楼往回走。这时我已经不用架双拐了，拄着一根拐杖，聂元梓的人看到我过来，追上去拦住了我，故意气我“怎么样，聂元梓九大代表，没想到吧，你怎么样。”挑衅地档在了我的面前。当时我看也没看，举起拐杖就是一挥一下子打了过去。
对方大叫：“樊立勤打人了，”
此时刚过北大有名的三角地，在２８楼左侧，正是宿舍区人刚吃完饭的时候，人一下子就涌过来了，楼上的人也都往下跑，潮水一般；学校一下子就乱起来了，双方互不相让对骂起来，不过谁也没敢打我，我被同学们护卫着回来了。据说我走后，又乱了半天。
我这一棍子心中是有准备的。 我就是要造一个势，表示对XX军整人的不满，又给刚进校的８３４１部队打一个信号——北大问题没有解决。
这是我在北大动过的两次手。
此外就一次也没有了。我没有动过任何老师、同学、干部一根手指头。不过，这都是后话了，与这次运动刚开始的大辩论无关。
北大东操场的两次大辩论影响是巨大的，反响是强烈的，后果是严重的。在以后所写文化革命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不提到这两次大辩论的，毛毛所写的书也不例外，这是对的。北京及全国“文化革命”的铺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我两次都是这场辩论发言的第一人。“樊立勤支持江青”从此成为定论。后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走了多么长的路，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干部子弟仍这么说，也仍这么认为。以至我到了康华公司以后，还有干部子弟向朴方如此进言。可见这次辩论会的影响是多么深远，给人印象是多么难忘。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也是否认不了的。但从我的立场看，我今天也仍不认为有什么错。
首先，不论在任何国家，公民特别是学生向中央反映问题，谈出自己的见解，都是一个人应有的权力；对政策发表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是一个人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这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是江青来了，如果是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来，我也仍是一样。我向江青讲的话，也同样会对这几位领导人说。我这个人从小就不怕见官，见谁说话都一个味，我要有火，在谁面前都敢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我认为人都是一样的，我又无求于谁。我的发言就是我自己要讲的，江青等人没教我一个字，一切责任应由我来负，如果说有错误，只能说当时我就是那个水平，就那么一种肤浅的认识。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江青和毛泽东负责，由中共中央负责，推向全国是他们干的。我可没那么大权力和能量。
当年江青是代表毛主席到北大的，后来干了坏事，垮掉了，这一切和我们普通百姓是连不上的，把责任推给我们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也不符和历史事实。全党都要承担责任，事情也还有更深刻和复杂的原因。
一些干部子弟对此耿耿于怀，不过是过于无知和狭隘罢了，幸亏邓朴方不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应有的风度，不愧是大家子弟，不愧是邓小平的儿子，和父亲一样有着“拿起千斤、放下四两”的开阔胸怀和广阔的视野。我与朴方谈话从来都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他曾说过：看重樊立勤，就是看重樊立勤的独立性，听樊立勤讲话，就是要听他与众不同的独立见解。而我珍惜和朴方的友谊，也正是在这一点。“知我者，二三子。”他是知我之人。
我对相当一部分干部子弟是深怀好感的，尤其是一些高干子弟；对他们寄予着厚望，希望他们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器量大一些；能以天下为己任，负起应有的责任。“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两个人；一个是追随我三十几年的黄牛（黄世强）、另一个是李海文。
文化革命前，我和黄牛没什么往来，因为他从来是一言不发，默默地过自己的生活，三年同学，讨论会他没讲过一句话，我是独来独往，自行其是。
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他虽属国民党子弟，但他父亲参加了西安事变，捉蒋有份，这在国民党时自然不行了，吃不开受压；解放了，这不算什么了，可中国政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姐夫去了台湾，任台北桃园机场中将司令。他家日益受到严密监视与控制，他什么也不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运动来了，他默默地、果断而有力地支持了我，多次帮我解困苦于危难之中。
按一般的教条，他对共产党子弟落难应“幸灾乐祸”才是，“你们也有今日”，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不少小市民和小农意识的人都是如此。有人甚至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至少躲之唯恐不及。只有他，这时以自己能做到的一切给每一位与他接触的、他认识的落难子弟以最大的关心、爱护和帮助。这些帮助是真诚的、无私而有力的。他用自己的行动温暖体贴着他（她）们孤独、冷落的心，自己承担着风险。他从自己曾经有过的处境的艰难，想到了共产党子弟此时的艰辛，他把共产党子弟的苦闷与磨难看成了自己的苦闷与磨难，在她们危难之时伸出了自己的手。
黄牛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大学生，但却有着一颗极不普通的金子般的心，一颗伟大、深情而挚爱的心。
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这是支撑人类社会大厦重要的支柱之一，我们都应学习这种宽广的胸怀和做人的原则。
后来一说起这些事，大家就开玩笑，西语系的女教师就说：“樊立勤最精了，别人都养 着“走狗”，樊立勤养着一条“走牛”，狗不好，弄不好就咬人，这“走牛”光干活不咬人，还会自己去找草吃，还会当保镖顶别人。”
其实，这条“牛”哪里是我养的，我穷得一无所有，从政治上说，时刻处于危难之中，自身尚且难保，更给不了他们什么太多的支持，只不过以一种精神力量鼓舞影响着大家，为着某种共同的信念和追求共同奋斗。黄牛是最自觉、最无私的一个。
我后来时常想到这一点，如果每一位落难的干部子弟都象我这么幸运，身边都有这么一个黄牛，日子和心情会好许多。
据我所知，有的干部子弟与朴方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在邓家一起吃住过，他本人与经济系的刘冲（聂元梓的干将之一，原名刘子芹）关系最好，通过刘冲关照一下朴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朴方关押期间如果去看一下，朴方处境会好得多，这些人比我们黄牛差远了，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认识人交朋友应脱离开一些教条。
干部子弟中李海文是认识最清楚的一个，
李海文一次对我说：“如果不是我们这些干部子弟落了难，吃了苦，又有谁会想到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人家也是人，为什么就应该受那种待遇，是很不应该的。”
李海文讲这话时态度是认真而又真诚的，李海文真了不起，应向她致敬。我虽不属这五类子弟，但人的情感是一样的。
……
一些人总把我们看成捣乱分子，上边不少人也这么说，我反正不服，只是不说。因为邓小平受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委屈，家中造成那么大的伤害都不说，为了顾全大局，只是干；那我们又能说什么。
但我们决不象这些人说的那样。
从家庭看，我家至少有十代可查的历史，都是极安分守己的良民百姓。不贪不拐、不抢不偷、勤勤恳恳为国为民。有情绪完全是给逼的。
至于我个人，再没有比我更爱玩的了。天生就喜欢游山玩水，逛公园，自由自在。一次次被逼上梁山，被推上角斗场，不干怎么办。
反完工作组以后，我又玩去了。我想“反正这一拨反革命打不上我了，别的不管，先出去。”
事情哪里这么简单，北大的恶势力根深蒂固。６６年底，我刚一回到北大，一看就知道不对了，北大一派恐怖气氛。
聂元梓制造了“砸校刊事件”，镇压了反对她的学生以后，又去上海支持张春桥、姚文元造反，那时，还没有扶出王洪文。学校不但批斗了学生，而且还逮捕了一些人，杨勋、杨秉章、魏秀芬（见华夏文摘增刊５６１期）就是这时被抓的。各系都打了一些反革命。聂元梓上报中央，说北大“有人攻击中央文革”“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康生给定为反革命事件。
一些人来找我。
“谁反对聂元梓谁就是反革命” 跟文革前的思路、手法完全一样，只是人变了。聂元梓也成新的标准了，碰不得反不得。
我决定以辩论会的形式弄清事情真相。我写，谢佐平印，我自己送发。十几座楼，一层又一层、一间又一间，两个人就发起了全校前所未有的４千人的大辩论会。
老聂的后院一下子就起火了。
我在清华召开了各系被整学生座谈会。会上，多数人都说，北大的事情没法办，聂元梓是毛主席支持的，这个后台谁也不能不承认。我最后决定，毛主席也没说把学生打成反革命。毛主席是她的后台，也是咱们的后台，更是全国人民的总后台，文化革命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嘛。康生支持她，支持她写大字报，又支持抓人，那就认定康生是他的后台，我拍板，就打康生。
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１６所高校反康生运动就这么打响了。
中央文革一下子急了，江青急哭了。中央文革表态以后，包括清华在内，各校声明表态“认错”“请罪”；这时我们内部也在清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讨论进行了整整一一天，多数人认为，我们也应表态，承认“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康生”；我最初不以为然，但由于几位教师坚持认为，只有这样表态，紧跟中央、中央文革才会主动，否则纠缠起来涉及学校太多，对人牵扯面太广，问题严重。最后我让步了。由大家讨论、起草，由我个人承担责任的声明发表了。
这是在重大的问题上我第一次违心地同意别人的意见，也是最后一次。大家认为只有这样才主动，事实证明这样一点也主动不了，反倒更被动，康生定我为反革命的指示照样下达。
这时我回到了学校，与聂元梓势力真正的斗争开始了。
从此，聂元梓的校文革及其势力对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斗逼供，但是除我一人之外，再也没有从我嘴里追查出任何一个人。一些人自己交代和我无关。
不久上边出现了“二月逆流”
在下边我被定为“二月逆流”派的代表，康生亲批我为反革命的指示就是这时下达的。一场更大规模、更残酷的迫害开始了。
我也从此被打入北大名人之列。
因不堪受辱，第一个自杀的学生沈达丽就是在此期间死去的。
后来我终于趁他们看管疏忽在一天夜里逃出北大，聂元梓气急败坏，可也晚了。
在清华、北大、地质等校同学的帮助之下，经过一段时间，我在农大召开会议，正式亮明旗帜公开反对聂元梓的“校文革”我们贴出了宣言，我随后返回北大。
聂元梓对我们公开亮明旗帜和她对着干气急败坏，她想象上一次镇压反对派、逮捕魏秀芬一样旧戏重演，把我们扼杀于襁褓之中，保持聂家一统天下。她再次制造了我们“砸实验室、投剧毒药品”的罪名，上报中央文革和北京市委。
北京卫戍区来了人，来的解放军都带着枪，抓人的吉普车就停在学校保卫组的门外，形势严峻、一触即发。
聂元梓以为她稳操胜券，但她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樊立勤不是魏秀芬。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我迅速做了布置。
按通知的地点，我走进了燕南园６３号——过去马寅初的住宅，此时校专政机构保卫组所在地。
等着我的是解放军和在北大干尽坏事，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的谢甲林，抓人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但是，我也安排好了。
同学们把燕南园包围了，人还在集合，大家涌向燕南园，６３号外边全是人。其它高校的人也在准备，准备一旦动手就包围北大，准备到时抢人。
解放军的汽车是开不出校园的。
６３号里面展开了一场胆略与智慧的较量。我慷慨陈词，把聂元梓的狗腿子谢甲林问得哑口无言。我向解放军讲明了情况，亮明了利害关系。他们决定不抓人。
一场劫难就这么过去了。
聂元梓不给我们办公的房子，不给我们大字报纸，但她又打错了算盘。
由我拍板，把聂元梓储存的三间屋子的大字报纸一夜全部偷走，至今我相信她也不知道怎么丢的；不久，我又在哲学楼边、大饭厅前扎下了学生运动中的第一个帐篷，做为办公室。聂元梓找中央文革、找谢富治又哭又闹，说：“樊立勤出我的丑，地院的人和叶向贞支持他，给他扎帐篷。”聂元梓被迫让人给了我们办公室。
我们终于打开了局面。
反对聂元梓的五个组织相继出现了，老聂在北大的一统天下打破了。
这时全国性的两派对立、几派对立也出现了，内战展开了。形势发展到武汉７２０事件，终于迫使毛泽东作出了深刻反省。
不久，我又外出了；听说南边出现了“反总理”的动向，我想看一看，到了长沙。
长沙街头出现了大量反周恩来的小字报和传单，我立刻带了几个人全部撕毁，然后在长沙刷出几十条大标语，中心意思：“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和他斗到底。”除了以北大我们的组织名义以外，我敦促在长沙的所有红卫兵组织必须表态。
我在长沙街头发表了誓死保卫周恩来总理的演讲，长沙工人和普通市民热烈响应，给我以极大的支持，清华老蒯的反周势力让工人群众给赶跑了。工人是连打带骂：“反周总理，良心让狗给吃了，打王八旦。”这就是当时工人的态度。
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后来周恩来安排我和朴方一起住院，也许与此事有关。
这时我做的另一件事，是让人上交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也许重要，也许不重要，也许起点作用、也许一点也不起
。
但是我认为，如果此材料到毛泽东手中，在他警觉的脑袋中，会加深某种印象。
这是彭德怀同志亲笔揭发的材料，讲长征时，林彪多次鼓动他“干掉毛泽东”彭说“我没答应。但林彪的鼓动是确实的。”
拿材料的人说：“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我说“立刻上报，报周总理、江青、或让叶向贞想办法，同时我还说：“这份材料，再也不能让任何人看了。否则，让林彪知道了，所有看过这份材料的人包括你我，一个都别想活，他一定会杀人灭口。”
此后的事我就不知结果了。
我再次回到北大，就以观察形势，静观上层的动静为主了。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６日，我散步时，聂元梓势力把我绑架打成重残；北大全面的武斗也开始了，两派真的干起来了。
绑架我是第一个，此后又绑架了何青、徐运朴，张侠、邓朴方、邓楠等多人，徐运朴（时为北大俄语系研究生，红旗飘负责人之一，文革后考入中国社科院苏联问题研究所研究生）后来英年早逝，就因为这时被打成内伤。他们这时还抄了很多人的家，左派趁机占老教授的房子。
武斗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XX军军宣队进校才结束。卫戍区也通知我回北大，我才架着双拐回来了。
所有的人都长出了一口气，认为该有个结果了。我没有这么乐观，我不相信事情这么简单，这时我对北大的认识深刻得多了，不幸又让我言中。
实际上是更大规模的整人运动开始了。
军宣队坚决支持聂元梓和她的校文革。
又一个整人死人的高潮到来了。
全校一下子打了两百多个“反动小集团”，上千人被整，罪名几乎一致，反江青、反康生、反中央文革。北大从陆平开始到聂元梓训练出的整人势力，把这种手段发挥到了极至。
卧轨的、跳楼的、投湖自尽的、一个挨一个。我们的班主任李大成，地球系的李其琛，都是跳楼，历史系吴为能投湖自尽，俞伟超前后自杀三次，卧轨不成又触电，至今他的两个食指全无。历史系的人去找吴为能，到了圆明园，往湖里一竿子下去，竟钩出三具尸体，旁边有人喊，“这里还有哪。”
圆明园位于北大清华科学院之间，离三个单位最近，这里知识分子最集中，死人最多，不少是到这里投湖的。当然也有别的单位的。都看中了这个地方，这事多么令人发指的日子呀，历史系的扬立文教授说：“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其实罪名都极简单，有的说是在报纸上写字骂江青，有的说是打桥牌摔皇后，影射江青。
我系的一批年轻教员，地球系的一批教员都是这样被整的。军宣队进校揪斗的第一个学生姚成玉一下子就是召开万人大会，揪上台，斗倒斗臭。
此时死的两个最可惜的人物，一个是翦伯赞，一个是李其琛。
翦伯赞不用说了，人所共知，李其琛就不为外人所知了。但世界气象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相当显赫的一位天才人物。气象界公认的“地球大气物理方程”一共四个，其中三个是由李其琛建立的，他当时只有三十几岁。
世界气象大会向李其琛发出邀请“只要李其琛教授能出席我们的大会，和大家见个面，就是我们的光荣。”可当时他连个讲师还不是，也早不在人世了。
死的人太多了，各系都有，人们极害怕，都找生物系，生物系就派两个出身不好的黄牛、唐纪泽专管拉送死尸，成了送死尸“专业户”
他们正好不愿参加学习班，他们宁肯拉死尸。
对我的旷日持久的学习班就这么开始了。
学生中的压力极大，化学系的雷向东为了立功，一个人就写了５０多万字的揭发材料。闹得人人自危。
说来人们也许不信，此时全校不少师生都看着我。因为我是人所共知的反康生、反中央文革、后台又是刘少奇，后为邓小平的反革命。还有一个罪名，就是樊立勤与中央文革对抗，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干扰运动、破坏运动大方向，别有用心，是北大头号反革命。
后来人们讲：“我们就看怎么处理樊立勤，就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了。”也就是说，如果樊立勤定不下来，别人就更定不下来，谁又能比樊立勤反动，谁又比他的罪名大呢。
我知道，我此时在人们心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决定誓死一搏。军宣队、聂元梓几年的努力白费了，给我和我身边的人一条罪名也定不下来，我至死不认。
唇枪舌剑，他们一场一场一败涂地，连陈沁捅的祸也让我全包下来给顶了回去。半年下来，痛快淋漓地取得了胜利。
谁说斗争没有意义，谁说是胡闹瞎斗。
我不那么看。１９５７年比这规模小得多，死人少得多，就打了７２２个右派，这次打了上千人，死了几十人，但最后只定下八个“学生反革命”，而我这个最大、最重、最反动的“反动集团”一个也没定上。
我樊立勤当时在北大的作用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谢佐平就说：“只要樊立勤没事，我们就全没事，大家都没事。”我们这里没人交代，也没被扣下人。
很多我不认识的、不同系不同班的、后来被整的人讲：“我们只要看到樊立勤架着双拐在校园里一走，就如同吃了定心丸。知道他没事。我们更算不了什么。”
我的双拐一下子、一下子敲在燕园的地上，就有稳定人心和敲山震虎的作用。
纵观从江隆基、陆平、聂元梓、XX军军宣队到８３４１干部王连龙、迟群、谢静宜的各个时期，政治路线是越来越左的。
整人、打击面最大的是聂元梓、XX军军宣队时期；最残暴的是聂元梓、XX军军宣队时期；死人最多、打人最多的也是这个时期。
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北大，王连龙主政时期，政治路线是坚决执行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和四人帮抓的“六厂二校”的典型。
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以左的思想指导下的温和路线。陆平时期的一些人物如彭佩云、张学书、伊敏、倪孟雄等人都得到了安排和重用，同时也完全保留了聂元梓的班子和力量。留用了一些工农出身的学生，同学分配走了以后，招收了大批的工农兵学员，这样就组成了老中青三位一体的新的政治体制。
８３４１部队进校后，重新启用了陆平旧班底的人，正是他们提出要把朴方送进福利院，王连龙支持，周培源在会上说，“批邓和一个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呢，你们怎么能这么搞呢。”但孤掌难鸣，终于没能档住这一罪恶。其实，这是一股老中青结合在一起的势力干的。这是周培源校长亲口对我讲的。
王连龙主政时期的罪恶和错误，主要还有以下几项；
组成以“梁效”为名的（即北大清华两个学校的谐音）写作班子，把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推向全国。大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充当了“四人帮”反动势力的急先锋。
保留使用了聂元梓的全部打手和整人的骨干，没做任何处理。
伟大的“四五”运动发生时，组织了以聂元梓的打手、骨干和工农兵学员的骨干力量对天安门的群众进行了坚决镇压和打击。
打击和镇压批评四人帮路线的干部和教职员工，并蓄意制造了暗杀老干部的恶性事件，制造冤假错案以掩盖四人帮与林彪集团的关系。
邓小平１９７８年复出以后主政，对北大派出了以周林同志为首的工作组。组成了新的党委，周林党委在执行邓小平同志指示上是认真的、有成效的；给被打倒的老干部、老教授包括马寅初先生等人平反，给一批右派和被冤屈而死的同志恢复了名誉。
我就是在这时由湖南回到了北大。
但是，在人员处理上出现了分歧。
邓小平指示北大要调出２０００人的决定，遭到了北大一些人的强烈反对。 这时，又派出以蒋南翔为首的工作组，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彭佩云；蒋南翔工作组否定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认为北大的干部主要都是好的。这样，除了逮捕聂元梓、孙蓬一，调走郭罗基和把李清昆等六人定为三种人以外，一概留用并重用。
我是坚决支持周林党委执行邓小平指示的，虽然相对温和认为只要调出２００－３００人就可以了。但是由于周林党委意见被否定，蒋南翔工作组意见被执行，周林只好辞职。
我自然孤立了。虽然得到一批教授专家的支持，但他们毕竟无权无势。
也就是从这时起，得到彭佩云这位教育部长支持的张学书，郝斌主政的党委，在上报的材料中，把我这个与邓朴方构成一个“反动集团”的首犯，从这个集团中第一次荣幸地除名了，这是十年中的第一次。
所以，在对聂元梓、孙蓬一的判决书上，因打“邓朴方反动集团”而受迫害的人名中，有颜品忠、何青等人的名字，而没有我樊立勤的大名。他们所以这么做，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可以借此为聂元梓、孙蓬一反动势力开脱、减轻罪责，因为对被打击最重的、迫害最深的樊立勤的打击不算犯罪，当然也就罪减几等了；聂元梓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过，“樊立勤与这些人都是单线联系，还派人跟踪李纳。”，毛泽东说“单线联系，这不好不好。”这是聂元梓在北大公开传达的，大喇叭广播了很多天，还印过小报。
另外的目的也是明显的，此时的邓小平已经不是十年前的邓小平，邓朴方也不是当时的邓朴方，他们倒楣时把樊立勤与她们连在一起是当然的，都是反革命嘛，加上邓小平的黑后台更可以给樊立勤罪加一等；而此时的邓小平如日中天，樊立勤的名字怎么可以和他连在一起呢。所以，我这个“邓朴方集团”的首犯也就一笔勾销了。他们这样做，当然包藏着一些人的狭隘和险恶用心，怕邓小平这个假后台此时成了真后台，怕我因此日子好过，希望当年没打死、整死樊立勤；今天饿死、困死樊立勤；而割断与邓家可能的联系，是重要的一步。
我认为，这还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他们怕我因此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更大的发言权，揭出北大的内幕，写出聂元梓势力的罪恶，写出从陆平到聂元梓、王连龙时期，北大发生一系列罪恶和变化的内在联系，和过去一些罪恶累累的犯罪分子今日的地位，他们怕自己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怕人们将他们今天干的活动与昨日联系在一起。
北大是重要的，人们对北大有谜一样的印象，对北大有探究一番的兴趣，北大的问题也确实有认真研究的必要；毛毛小姐不就百思不得其解吗，为什么一个对它充满感情的北大，给邓家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他们知道，樊立勤是有这个胆量和表达能力的、是说明这一问题的不可替代的人选。
这就是他们把我从以邓小平为后台，包括邓朴方在内的反动集团除名的真正原因。
这样，北大继续启用、重用聂元梓时代的大人凶手和专案组人物也不是偶然的。
这些人中至少陈乃斌、赵恩普、李棉生、宴懋洵应受到法律制裁，因为不仅政治上构成反动罪行，而且是打人凶手或主犯帮凶；但由于北大势力的包庇，不但一直逍遥法外，而且受到重用；最后只是处理了一个身在泰州的陈允斌。
赵恩普现为北大教育基金会的秘书长，手中不但握有权力，而且掌握数以亿计的重金；宴懋洵为北京市人大代表，他们又以新的地位和金钱构成势力。
隐患就这样埋下了。
在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时候，他们公然请谢静宜、张玉芬作报告；聂元梓以王兰小姐的名义办公司，出任董事长到处活动；到１９９６年３月，当犯罪分子孙蓬一死去的时候，北大哲学系为首由七名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发起，给孙蓬一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罪恶势力极为猖狂。
把我写的这一切理解为个人的恩怨那就过于狭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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