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之爱悠闲，有着很多交织着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到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中国人能囫囵地接受这种道家的人生观，可见他们的血液中原有道家哲学的种子。
有一点我们须先行加以澄清，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们以说过它是空闲的产物），绝不是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那些有产阶级的享受。那种观念是绝对错误的。我们要明了，这种悠闲生活是穷困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他们中有的是生性喜爱悠闲的生活，有的是不得不如此，当我读中国的文学杰作时，或当我想到那些穷教师们拿了称颂得很大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安慰。所谓“盛名多累，隐逸多适”；这些话在那些应试落第的人听来是很听的进的；还有什么“晚食可以当肉”这一类的俗语，在养不起家的人即可以解嘲。有些中国青年作家诋责苏东坡和陶源明等为罪恶的有闲阶级的知识分之，这可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最大错误了。苏东坡的词中不过写了一些“江上青风”及“山间明月”。陶源明的诗中不过是说了一些“夕露沾我衣”及“鸡鸣桑树颠”。难道江上青风，山间明月和桑树颠的鸡鸣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占有吗？这些古代的名人并不是空口白话地谈论着农村的情形，他们是躬亲过着穷苦的农夫生活，在农村生活中得到了和平与和谐的。
这样说来，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以为根本是平民化的。我们只要相象英国大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在他有感触的旅程上的情景，或是想象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和科勒律治他们徒步游欧洲，心胸中蕴着伟大的美的观念，而袋里不名一文。我想到这些，对于这些个浪漫主义就比较了解了。一个人不一定要有钱才可以旅行，就是在今日，旅行也不一定是富家的奢侈生活。总之，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的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有有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正如梭罗在《沃尔登》里所说的，要享受悠闲的生活，所费是不多的。
笼统来说，中国的浪漫主义者，都具有敏锐的感觉和爱好漂泊的天性，虽然在物质生活上露着穷苦的样子，但感情却很丰富。他们深切爱好人生，所以宁愿辞官弃禄，不愿心为形役。在中国，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有权势者和成功者独有的权利（美国的成功者更加匆忙了），而是那种高尚自负的心情的产物，这种高尚自负的心情极像西方的流浪者的尊严的观念，这种流浪者骄傲自负到不肯去请教人家，自立到不愿意去工作，聪明到不把周遭的世事看的太认真。这种样子的心情是由一种超脱俗世的意识而产生，并和这种意识自然地联系着的；也可说是由那种看透人生的野心、愚蠢和名利的诱惑而产生出来的。那个把他的人格看得比事业的成就来的重大，把他的灵魂看得比名利更紧要的高尚自负的学者，大家都认为他是中国文学上最崇高的理想。他显然是一个极简朴地去过生活，而且鄙视俗世功名的人。
这一类的大文学家——陶渊明、苏东坡、白居易、袁中郎、袁子才——都曾度过一个短时的官场生活，政绩都很优良，但都为了厌倦那种磕头迎送的勾当，而甘心弃官辞禄，回到老家去过退隐生活。当袁中郎做着苏州的知县时，曾对上司一连上了七封辞呈，表示他不愿做这种磕头的勾当，要求辞职，以便可以回家去过自由自主的生活。
这种悠闲的生活，也必须要有一个恬静的心地和乐天旷达的观念，以及一个能尽情玩赏大自然的胸怀方能享受。诗人及学者常常自题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别号，如江湖客（杜甫）；东坡居士（苏东坡）；烟湖散人，襟霞阁老人等等。
没有金钱也能享受悠闲的生活。有钱的人不一定能真正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才真懂得此中的乐趣。他须有丰富的心灵，有简朴生活的爱号，对于生财之道不大在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悠闲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真的要享受人生，人生是尽够他享受的。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的平凡、刻板而无聊。有人说老子是嫉恶人生的，这话绝对不对。我认为老子所以要鄙弃俗世生活，正因为他太爱人生，不愿是生活变成“为生活而生活”。
有爱必有妒；一个热爱人生的人，对于他应享受的那些快乐的时光，一定爱惜非常。然而同时却又须保持流浪汗特有的那种尊严和傲慢。甚至他的垂钓时间也和他的办公时间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而成为一种教规，好象英国人把游戏当做教规一样地郑重其事，他对于别人在高尔夫球总会中同他谈论股票的市况，一定会像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受到人家骚扰那样觉得厌恶。他一定时常计算着再有几天春天就要消逝了，为了不曾做几次遨游，而心中感到悲哀和懊丧，像一个市侩懊恼今天卖出一些货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