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看起来还是开始浮躁了，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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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9月06日 深圳商报


我不“时”待的向往

——不太严肃的谢幕

因为从来没有上网去窥探过“薛忆沩”，我对自己知道得不多，也知道得不深。至少不像一些别人知道的那样多和那样深：我不知道自己作品的好坏，也不知道自己人品的高低，我甚至不知道一些别人都知道的我自己的现状和前景。无知和冷漠关系密切。当索尔·贝娄的一个人物被问及“无知与冷漠有什么区别”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赏识这种“不负责任”的智慧。对薛忆沩的情况，我“不知道”（无知），也“不想知道”（冷漠）。

但是，我偶然还是会被动地“知道”。比如不久前，一位朋友告诉我，网络上存在一个关于“薛忆沩”的讨论小组。小组里面有各种的声音。而最令他感兴趣的是关于“薛忆沩已经过时”的说法。

我大惊小怪地问，“薛忆沩”至今还没有“入”时或者生来就不能“逢”时，怎么突然就“过”时了呢？“过时”显然是“自破”的说法，我却还是忍不住要对它“佯攻”一番。

首先，“薛忆沩已经过时”本身就是一种过时的说法。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自己就已经有过类似的说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当时的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我至少有三次与当时最出名的作家“同时”在当时最耀眼的文学刊物上出现。那之后不久，我带着这种“齐名”的美感路过北京。走出火车站的时候，我发现满街的书摊上都是那位作家响亮的名字，而我熟悉的“薛忆沩”却并没有“同时”出现。站在铺天盖地的“海水”与“火焰”之间，我迅速做出了学术的判断：“薛忆沩”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尽管他刚刚出场露面）。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薛忆沩已经过时”。

证明这判断的错误耗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到90年代的后期，“时间”居然几乎追上了“薛忆沩”。他那部8年之内读者的数量“即使以二进制记都不超过四位数”的长篇小说居然成为了知识界的话题，其读者的数量也暴涨到了十进制的四位数。而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经过10多年戏剧性的波折，居然发表出了极少的片段。当然还有1997年发表之后默默无闻的《出租车司机》：它在三年之后居然被再次刊出，并居然被包括《新华文摘》和《读者》在内的“几乎所有选刊”转载，成为一时雅俗共赏的“名作”。

如果这些过时的例证并不能击中要害，不妨着眼于“现在”。在过去的一年里，薛忆沩“同时”操持着三个专栏。其中《深圳商报》和《南方周末》上的作品在交稿后很快就能刊出，时间并没有太落后于他的“才干”。而《随笔》杂志上的作品则在交稿之后要等待两个月的时间才能上市，写作的激情与阅读的快感在那里不可能“实时”交易。更重要的，在这三项“实业”之外，他还用令人“敬畏”的汉语完成了对《看不见的城市》的“解读”。《读书》杂志走在时间的前面，率先发表了其中的一组。其他的“大雅之堂”或许也会陆续开放。但是，作品全部的发表大概要耗费两年的时间。加上全部的“深圳人系列小说”，加上完整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毫无疑问，时间仍然远远落在薛忆沩的后面。

这是令我沮丧的结论！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更盼望着薛忆沩“已经”过时。那样的话，即使不能“名就”，我也会有“功成”的自慰。那样的话，我可以陶醉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悠闲里，过“我不时待”的生活，而不再需要一次次停下来，等落后的时间费劲地克服与薛忆沩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