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注射是严重的医疗陋习
祖述宪

医疗滥用不安全注射是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这些国家的治疗性注射每年人均约为1.5次，病人绝大多数是发热、上呼吸道感染（感冒）和腹泻等小毛病，注射是不必要的。滥用的注射药物有维生素、抗生素、退热药等。在这类注射中，至少一半是不安全的。我国医疗上普遍滥用“吊水”或“打点滴”，即葡萄糖或葡萄糖盐水内加抗生素、激素或维生素C静脉滴注（常三种联用，因此有人谑称“三素一汤”），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过去中医不用注射，甚至反对注射，如今中医院的“吊水”决不比一般医院为少。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过一篇“在美国求医”文章，作者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访问学者”，抱怨他感冒发热时，“请求给予退烧针和输液”，遭到一位“严守职责的”华裔医生的拒绝。这位医生说：“中国才作这样处理，美国没有退烧针。”与此相对照的是，一次我陪同哈佛大学医学的教授参观安庆市郊的一所镇卫生院，病房里住着十几位病人，病情一点也不重，却都在“吊水”，其中一位对我们面带笑容，举着吊瓶走动。美国教授对此大惑不解，问我这些病人生什么病，为什么要静脉滴注？这种医疗文化的差异很值得我们深思。

临床上滥用注射一是可以讨好病家，如给发热的病人滴注液体中加入激素，可以迅速退热，急“功”近利，而不顾其危害。同时个体医生容易利用“吊水”进行欺诈，说糖水里加了什么药，病家难以查对。所以，注射已成为医疗“创收”的常规手段，各种基层医疗单位、农村的卫生室设备简陋，盈利的资源十分有限，只有从注射和药品上打主意，个体和乡村医生致富大都靠“吊水”。如今医疗卫生单位的经营都市场化，单位要自找财源，滥用“吊水”自然地扩大到城市的大医院。过去还有些医生不屑与“三素一汤”的低水平为伍，现在也失去矜持的基础，不但迫于病人的要求，而且也有“经济效益”的压力，只好趋同从众。如今的城市大医院的门诊也都设有“吊水”间，拥挤的病人和密集的“吊水”管子交织成为中国医院特有的一大景观。

据报道，2003年江苏一青年妇女患感冒，步行去镇卫生院就诊，医生给予糖水加丁胺卡那霉素滴注，病人突发过敏性休克死亡。家属告到法院，法庭认为，虽然卫生院在对病人的诊疗过程中“没有过错”，但由于病人死亡与诊疗行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双方应按照公平原则，医患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判处卫生院赔偿家属近3万元。这个判决不仅令卫生院医护人员“非常气愤”，而且该县“整个卫生系统都有点目瞪口呆”，非常不满。他们认为用的是“广泛应用的治疗感冒措施”，如果这样，“将来治任何病都不敢下手了，连看感冒之类的小毛病也得考虑了”。这充分说明小毛病要“吊水”的陋习已经积非成是，变成了主流医疗文化，视为理所当然。其实对于这个病人不仅用卡那霉素毫无道理，静脉滴注也毫无必要。

现今“吊水”也被社会大众所喜好，“吊水”或“打点滴”随之成为流行语，在很多语境下成为就诊或治疗的替代词。病人要求“吊水”，有时医生认为不需要，反而可能被看作是对病人的怠慢。不仅发热、感冒要“吊水”，一些人不适、疲劳、胃口不好，学生考试前提神也要“吊水”。报载一位年近八十的老妇，在家里一面打麻将，一面“吊水”，“乐不可支”。

滥用注射不仅不安全，而且增加医疗负担，消耗卫生资源。不安全注射可以传播感染，特别是乙型和丙型病毒性肝炎以及艾滋病。现在社会大众对医疗费用贵呼声甚高，但人们只关注医疗价格上涨，政府也主要在药品降价上做文章，却忽视更为重要的医疗质量与合理性的问题，特别是药物和医疗措施不合理应用所造成的浪费。滥用注射引起的合并症，造成的健康损失和死亡决不是少数，可惜我们没有对这类隐蔽的医疗问题研究很少，对滥用注射的危害性认识严重不足。

减少滥用注射是防止不安全注射的重要途径。首先应从大医院做起，严格执行注射给药的适应征，大大减少“吊水”。静脉滴注只限于必需的病人，如口服药物无效、有呕吐、进食困难或意识障碍的病人，以及因急症或病情需要者。基层诊疗机构能够处理的病人中，必须采用静脉滴注的实在不会多，所以应当对施行静脉滴注的资格加以限定。但是，利益驱动，积重难返，何况当今很多传媒几乎被不正当的医疗、药品和庸医骗术广告所占领，健康教育不得要领，大众得不到正确的医疗卫生常识，医德滑坡，主流医疗系统已被严重腐蚀，对不合理的医疗方式已经习以为常，在这种情况下要减少注射的滥用真是太难了！我建议，病人首先不要要求医生给与“吊水”，并且在患感冒伴发热一类病情不重的疾病时，抵制医生开方门诊“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