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河

汤米和官僚的社安办公室


汤米是一个12岁，中等弱智的孩子。我从一个离职的“个案管理员”手中接过他的案子。那位个案管理员告诉我，汤米是她最喜欢的一个服务对象。理论上说，我们对谁都应该一样，没有任何偏爱。但我们也都是人，虽然尽可能不把自己的感情和好恶搀杂进去，但或多或少总会有这种情绪流露。汤米的确是个很可爱的孩子。

从前一位个案管理员那里，我已经得知汤米的父母和叔叔都有轻度弱智。汤米的父亲在一家公立医院做清洁工作。他的母亲杰姆斯太太是一位家庭主妇。汤米和汤米的姐姐，16岁的莉莎，都读于“特殊教育”项目（美国许多公立学校设有“特殊教育”项目，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提供教育）。

那是临近2001年三月末的一天。我第一次去汤米家探视他。汤米和杰姆斯太太都非常友好。杰姆斯太太说汤米一切情况都好。什么问题也没有。到我要离开时，杰姆斯太太给我看一封信。那是纽约市政府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 Office）办公室1月1日发给汤米父母的信。信中说汤米每月领取的社会安全补助金（Supplement Social Income, 简称SSI）已经被停，所以连带他医疗补助计划也将于三月末终止。如果他的父母能代他在限定日期前上诉，他的医疗保险将不会在上诉听证会之前被终止。我大吃一惊。汤米不仅失去了每月500多元的SSI，他也不能去看医生，不能拿药，不能去参加任何医疗补助计划支付费用的各种活动，包括我们的服务。因为我们的服务也是每月由医疗补助计划支付费用的。

SSI 是政府为低收入，没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的一种社会福利。汤米家属于低收入家庭，他本身又有智障。他理所当然能够申请到SSI。一般如果符合领取SSI的人都符合医疗补助计划的申请标准，所以许多人都是在获准领取SSI的同时，自然而然获得医疗补助计划，即Medicaid。当我在学校读书时，我们的一位讲福利政策的教授曾说，Medicaid 称得上是“金卡”。谁拥有Medicaid，谁就拥有最好的医疗保险了。一般有正当工作的人都是由雇主买医疗保险，自己也支付一部分保险金或医疗费和药费。而Medicaid比有工作的人的保险强百倍。当时我觉得有点疑惑，很难相信政府为穷人提供的医疗保险会是最好的保险。但从我后来所听到、看到、亲身经历的故事来看，此言不虚。

欧洲诸国和加拿大等福利国家早已是全民健康保险。台湾近年来也加入其行列之中。虽然许多国家达到全民健康保险后，据说也有各种弊病。不过美国恐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达到全民健康保险的程度。据统计全美有4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但是在1996年7月之前，所有合乎标准的穷人都可以申请到医疗补助计划，即使你是刚登上这片土地合法的新移民。但从那之后的新移民，要在美居住五年以上，才能享有这一项福利。与其说美国政府对待新移民越来越不宽容，不如说美国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所以那4000万人属于收入没有多到自己可以承担医疗保险费用，又未低到政府可以提供Medicaid 的程度。当然这里还包括几百万的非法移民。他们是没有权利申请政府医疗补助计划的。不过美国政府仍然为需要紧急医疗服务的病人，无论其国籍、有无合法身份，提供紧急医疗服务。我想这是人道的底线。

故事还回到汤米身上。我问杰姆斯太太为何汤米被停掉SSI。 她有点不好意思，说她一年前因打赢一起车祸官司而得到1万美金的赔偿。她没有报告给社会安全办公室。而现在，那钱早花光了。她振振有词：“我差点没给撞死。那是赔我的钱。凭什么社安办公室来管我的事。我又没有领SSI。”我给她解释，汤米才12岁。孩子在18岁前要同父母一起计算收入。如果父母的收入超过一定限额，就会影响孩子的SSI。我问她是否收到社会安全办公室寄来的通知。我想看一下。她说找不到了。我问她为什么1月收到信时，不告诉前一位个案管理员，她说她忘记了。她问我能否帮助她拿回汤米的SSI 和Medicaid。我说，我得先跟社安办公室和Medicaid 办公室联系，看能否上诉。从此我们开始与社会安全办公室和医疗补助计划办公室的马拉松长跑。

经杰姆斯太太同意，我先寄了一封信去医疗补助办公室代汤米的父母申请上诉。然后我们开始一趟趟跑社安办公室。

社会安全办公室（Social Security Office）在各个区都设有几个分支机构。一般民众需要与社安办公室打交道，就要去自己本地的社安办公室事先预约面谈时间。或者一早去排队，等候面谈。也可以打1－800号码预约。在美国以1－800号码开头的电话都是对方付款的电话号码。这是各种公共事务和商业公司为方便自己的顾客或者服务对象而设的电话号码。

在社会安全服务系统，也一样设有这样一个方便民众的电话号码。而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可以从联网电脑上查到任何一个社安办公室的预约空档，为电话预约者约定会面时间。但我以前曾有过一个惨痛的经历：我约好时间去后，被告之在电脑上查不到我的预约。而且那位接待者还态度极其恶劣。说如果我一定要见一位官员的话，只有等。但就算等一天，她也不敢保证我能见得着。当时因为事情紧急，我非等不可。所幸另一位官员最终在电脑中查到我的预约时间。否则我真可能等一天也见不到一位官员。

一般社安办公室预约面见社安办公室官员都要等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跑了几次社安办公室。第一次是说明情况，一位官员确定汤米的案子属什么问题，该由哪个部门管，然后给我们预约另一个见面时间。并给我们一堆表去填。第二次约见的官员说我们没去对部门。汤米的问题应该是另一个部门解决。而我们已经等了多半天的时间。当天下午我还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约不能取消。杰姆斯太太说她已经精疲力尽不能再等。我们只能另约。等下一次约见已经是7月初。而我们见到的那位官员N说，汤米的案子已经过了3个月的上诉期。我给他解释我们已经于某月某日见过两个社安官员。我们并非第一次来上诉。他说电脑里没有任何纪录。也没有人预设保护日期。我解释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安排见哪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没有能力决定。纪录是否放进电脑系统又非我们所能控制。我正好看到那位第一次见过的官员在档案柜那里查什么东西。就指给N看。他问我是否指望他去问一个他的同事是否撒谎。他说没别的办法，只能重新申请。他说申诉的时间也不一定比重新申请快。倒不如重新申请。但他强调说，就是重新申请，社安办公室仍要调查18月内的收入。那1万元的赔偿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障碍。

杰姆斯太太开始辩解说，那钱是赔她的。凭什么社安办公室要停掉汤米的SSI。又说没人告诉过她，任何额外收入要申报给社安办公室。那位N先生说，如果当时杰姆斯太太报告社安办公室她1万元的收入，如果她在1个月内合理地将那1万元用完，本来可以根本不影响汤米的SSI。

当时，我已经开始社工学位的实习。我的实习指导老师告诉我，他以前有这样一个案子。一个服务对象拿到姨妈或者姑妈的一笔两三万元的遗产。她申报给社安办公室。如果她合理地处置这笔财产，她仍可以享受SSI和Medicaid。于是，她在一个月的时间，预付两年的房租，预付了两次出国旅行的全部费用，购买了各种高级电器。结果她把全部帐单到规定时间都报给社安办公室，她仍保住了她的SSI和Medicaid。

但杰姆斯太太是轻度弱智。虽然她一再说，她不知道要报给社安办公室。可事实上，她多次说，全是她母亲的错。说她母亲就不愿让她有钱。当初她拿到那1万元后，想存在她母亲的帐上，她母亲不肯。我问杰姆斯太太，她母亲享受SSI和Medicaid吗。她说她母亲也享受这些福利。我说，如果是国税局把你领保险赔偿金的事通知社安办公室的话，你把钱放在哪儿都一样是你的收入。其次，放在你母亲的帐上，还会影响你母亲的SSI和Medicaid。但她不能理解，开始跟我诉说，从她年轻时代起与母亲不和的家务事。

所以当N先生给我们解释，如果当初杰姆斯太太按规定申报给社安办公室时，她本不会陷到这些麻烦中去。但她根本不能理解这一点。N先生又说，只有三种情况，当事人可以不为未申服额外收入而负责任。第一是因为智力低没有能力。第二是身体方面的原因，如长期住院等等。第三是当事人长期在国外，未能报告。但这三种情况都需要有关证明。N先生早已看出杰姆期太太可能有弱智的问题。但杰姆斯太太一口否认，说她没有智力问题。如果有，她本人就应该领取SSI。她以自己没有领取SSI来反证自己没有智力问题。

N先生又给我们约一个8月10日的会见时间。要求杰姆斯太太届时带齐所有要求的证明：住址证明，她丈夫的收入证明，房租收据，煤气、电费、电话帐单、报税单等等。至于那1万元的额外收入，他爱莫能助。N先生也看出与福利系统打交道，我是个新手。他特别告诉我，以后我拿到每个预约，都应该要求社安办公室寄一封信给当事人。如果有这封信，谁也赖不掉的。对我来说，这真是忠告。

从社安办公室出来，我小心翼翼地跟杰姆斯太太说，我在汤米的档案中看到过她与她丈夫的心理评估报告。如果她肯把这份心理评估报告做一个复印件，交给社安办公室，就足以证明她不应该为失报额外收入负责。她一听就生气了。再次申说，她不是弱智者。如果她是，为什么政府不给她SSI。即使有那样一个报告存在，那也是保密的，我怎么会知道有这样一个报告。我只能给她解释，我能看到，并不意味着失密。当初在接汤米的案子之时，她已经签字授权我可以接触任何有关汤米的文件。而她和她先生的心理评估报告就存在汤米的档案中。她虽然余怒未消。倒也不再追究为什么我知道她的情况。我没办法跟她解释。任何人只要跟她谈话超过5分钟，不需要拿到心理医生的证书，就可以知道她有智力问题。但另一方面，在利与义之间，我很佩服她宁肯牺牲利益而不放弃自己的权利。

从我得知汤米失去SSI和Medicaid以后，我就立即向我们项目的项目协调员（项目主管）奥德丽报告。她有“起死人，肉白骨”的口才。我希望她能说服杰姆斯太太，同意把有关她的心理评估报告交给社安办公室。至少汤米这次重新递交的SSI申请表不至于因此被驳回。奥德丽跟杰姆斯太太谈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最后跟我说，她快磨破嘴皮都不能说服杰姆斯太太提供那份文件。奥德丽说，这是她的权利。谁也不能强迫她提供那份文件。我说，她只要明白不提供文件的后果就好。问题是，她虽然没有明说，却话里话外有抱怨我不尽职，或者能力太差的意思。奥德丽说，只要我尽了力。汤米拿不到SSI也是没办法的事。

那天，几年前就为汤米工作的一个半职的个案管理员L又重新开始半职在我们那里工作。我抓住她问汤米的父母既然否认他们弱智，何以会去YAI的心理医生那里做智商鉴定呢。她说，几年前，杰姆斯一家四口挤在一个条件极差的一室一厅的公寓里面。杰姆斯先生的弟弟还经常和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作为低收入家庭，他们有权利申请政府的低收入住房（Housing Project）。但是那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而作为最弱势的弱智者他们可以给排在最前面。为了拿到现在他们住的三室一厅的政府公寓，杰姆斯先生和太太才同意去做智商测试。那之后，还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家庭财务管理训练。否则他们总是杰姆斯先生拿到薪水的支票，他们就大吃一通。等到房租电费等帐单来了，就没有钱付。

我后来得知他们接受培训后，有几个放钱的小盒子。拿到工资和汤米的SSI，他们就按照那位指导教的那样。分门别类把房租、电费、买食品等钱放在各有标记的小盒子里。那些钱是特定用途，不可移用的。就这样，他们也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过下来了。

美国一方面有较好的福利系统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金钱至上的自由经济社会。因为要填那些SSI办公室的表格申报他们的财产，我才得知，杰姆斯先生有一辆韩国99年出产的Hyundai 。在2001年8月，那辆车估价已经只值5000多美元了。可他居然每年付4500美元的保险费。而他们家有时电话帐单高达180元。我一问，他们有一大堆我都没有听说过的服务。我说你们怎么会用得到那些服务。这简直离谱。杰姆斯先生还笑一笑。而杰姆斯太太脸就阴沉下来。说这是他们自己的家事。我想那些保险公司和电话公司的经纪人一定明知他们有智力问题，又不肯承认这点向亲友求援，而想方设法哄骗他们去付那些他们根本不需要付的钱。

我跟奥德丽说了这事。她说，如果他们自己愿意。这就是Self-determination 和person centered 。我应该尊重他们的愿望。这是近年来流行的社会服务行业的理论。意为服务对象有自己为自己做决定的权利。而提供服务者要以人为本，尊重他们的愿望，而不是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他们身上。

此时，杰姆斯太太给我打电话，说她接到社安办公室给她的一封信。说社安办公室定于8月6日为汤米的案子开一个特别会议。如果她的父母有任何新的情况报告，或者新的材料提交，社安办公室都会予与再次考虑。汤米的父母也可以带任何人，包话律师协助他们。奥德丽一听我汇报，立即说，我们也许可以试试能否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位于曼哈顿，为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为这个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一位社工凯蒂很快就来我们办公室见杰姆斯太太。凯蒂热情、开朗、既很敬业，也很现实。我给她提供所有我有的材料。

8月6日，我们一行5人：凯蒂，艾米，一个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见习生，汤米的父母和我准时到社安办公室。一位白发的社安办官员G先生听了我们所有的陈述。凯蒂第一次见杰姆斯太太时已经试过说服她给社安办公室提供那份心理评估报告，一样没有成功。凯蒂就尝试另一个战略。说杰姆斯先生和太太曾在YAI接受过家庭财务管理培训的服务。YAI是一个全美范围知名度很高的为弱智者服务的机构。在社会福利系统工作的人一听都知道这意味着，杰姆斯先生和太太因为智力方面的困扰，不能有效地管理自己的家庭财务。可是杰姆斯先生和太太并不太清楚YAI的含义。就承认他们不太善于理财。但G先生说他理解，不过仍需要文件证明这一点。凯蒂也没办法了。

其实G先生很友好。他给了一大堆表来填。说汤米的案子是未报家庭额外收入，等于多领取政府的补助金。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证明非自己的过错而申请豁免。二是从每月的SSI中扣除一小部分，直到欠政府的钱全部扣清。他建议汤米的案子申请豁免。

在艾米填那一堆表的时候，这位G先生跟我们闲聊。他说，他在社安办公室工作已经有30年了。什么样的案子，什么样的人都见过。因为汤米的案子申请豁免也需要证明杰姆斯太太已经花完了那1万美元。在美国任何事情都是口说无凭，得要有证据。美国人什么东西都要多年保存单据。可杰姆斯先生和太太却拿不出什么单据来。只有不到1千元的帐单。另外的全凭记忆，那时都买了些什么东西。估计多少钱。另外还有家庭日常开支的费用，诸如买食品之类。

G先生说，干他们这行，什么都要有文字证明，都要存档。当跟有的申请者要收据时，最离谱的是，有人居然到麦当劳捡人家扔的收据。加起来几百元顶数。他又说，他们曾有一位双腿有残疾的人来申请SSI。问他以前靠什么生活。一般申请者都说，以前什么父母亲友提供生活费。他们去世啦或者因为突然变故不能再提供之类。都是合情理的解释。可这位残疾者说，他以前是从哥伦比亚向美国贩运毒品的。现在有残疾不能再做了。所以要申请政府福利。社安办公室工作人员问，如果你贩运毒品，你一定很钱。SSI是为没有收入的人提供的。何以需要SSI。那人说，他不仅贩毒，他还吸毒。所以钱都花完了。这故事对我们来说太离奇了。连正填表的艾米都停下来听这故事。G先生说最后，这人也没有得到SSI。你们谁能猜出为什么。凯蒂说，大约因为他贩毒前科。G先生说，不错。他是有贩毒前科。但那不归SSI管。杰姆斯太太说因为他愚蠢。G先生说，从来不能因一个人愚蠢而拒绝他申请SSI。我说，我是猜不着。G先生大笑：他是因为不能去向毒品贩子要他买毒品的收据，没办法证明他的钱都花在毒品上而得不到SSI的。我问，那他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以前有钱呀。G先生说，你从来不需要证明你有钱。如果你说你有。你的话就尽够了。可如果你要证明你没钱，就需要六个月之内的银行帐单和收入证明等等。

我问G先生这次杰姆斯先生和太太申请豁免是否可能成功。他说应该不会有问题。我问我们8月10日还有一个重新申请的预约，还需要再来吗？他说他认为没有必要了。他说估计杰姆斯太太三四周以后可以听到这次豁免申请的回音。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这次总算能解决问题了。可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杰姆斯太太等了四周一点消息都没有。此时震惊世界的“九一一”事件发生了。一切事情似乎都出轨。我到10月初打电话给G先生。他去查看他完成的报告和所有表格。告诉我，报告和表格还在他放的地方。该经手办此事的人根本没有取走。他跟那位同事讲了。那位同事说下周一定有回音。等我下周再打电话，G先生说，他再催问那同事时，同事已经生气了。G先生说，他不想去找上司。因为他不想把关系弄僵。案子他已经交出。就不再属他管。我得自己去通过正常途径催了。而如果你不知道你该找谁和此人的分机号码，只有一个社安办的总的电话号码，你是任谁也找不到的。我给G先生又硬着头皮打了两个电话，麻烦他告诉我该找谁和此人的电话号码。我担保不透露是他给我的消息。他没有回音。

此时杰姆斯太太给我来电话，说她接到两封社安办公室的信。第一封，通知她，他们申请的豁免未被批准。他们欠社安办公室7000多美元。理由是，只有并非自己的过错而多领了SSI的人才有资格得到豁免。而根据所有的文件和陈述的理由。多领取SSI就是杰姆斯先生和太太的过错。第二封信通知他们，他们欠社安办公室的债务5000多美元，但未解释为什么两天之内债务差了两千元。

我只得再求助凯蒂。她跟我说，艾米结束实习已经离开律师事务所。她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11月的一天，凯蒂约汤米的父母和我到他们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会见一位专办涉及社会福利事务的律师R先生。R先生建议凯蒂写几封信。一封要求社安办公室解释为什么社安办公室前后两天发出的信通知杰姆斯一家的债务相差有两千元。一封是代杰姆斯先生和太太再次申请豁免。一封是代汤米申请豁免。R先生的理论是如果社安办公室拒绝杰姆斯先生和太太的申请，汤米还可以单独再申请豁免。因为不论怎么说，12岁的汤米不当为此承担责任。

我告诉R先生，我们于8月6日去申请豁免。我当时问G先生我们是否还要8月10日再去社安办公室重新申请SSI。G先生说不必了。R先生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无论谁都不当劝告杰姆斯一家再去申请。申请SSI的正常程序是要花三到六个月的时间。R先生说现在只能再重去申请SSI，即便汤米仍然可能因母亲那1万美元的收入被拒绝。

我又费了一番周折拿到一个12月26日，圣诞节后的约见时间。这次接待我们的是一位Q女士。我刚跟她解释我们9个月跟社安办公室打的交道。她马上说，G先生没能正确处理这个案子。我问她什么意思，她便不再答话。她几次去跟一位样子像领导的女士商量。她们又共同在电脑中调看什么。最后Q女士跟杰姆斯太太和我说，鉴于汤米的残障以前领取过SSI， 也意味着他的残障是经过调查的。这次大约只需三周，汤米就可以重新领到SSI。我们当然非常高兴，总算这9个月的辛苦有结果。但等我看到Q女士给杰姆斯太太的例行信件后，我心里又不禁有点忐忑。因为那例行信件明示，从申请到批准要三到六个月。但毕竟我这次听从R律师的劝告，要求SSI办公室把我预约会面时间的那一天做“保护日期”。按常规，SSI批准后，政府发放的SSI会追溯到申请日，也即约见的那一天。但如果有“保护日期”，也即可从我为杰姆斯太太预约的那一天。因为一般预约都要等一个月左右。如果汤米的案子可以批准，他可以多拿到一个月的SSI。但是，如果社安办公室要不批准的话，他们仍有充分的理由。因为杰姆斯太太那1万元额外收入及后来的7000或者5000元债务还可能成为逾越不了的障碍。

再回过头来说汤米的Medicaid 。我在3月底一得知汤米将于4月1日被停掉Medicaid，就立即发信代杰姆斯太太申请上诉。按理，上诉期间汤米都有权享受这一医疗的福利。除非他的上诉被驳回，他的Medicaid 才会被停掉。可我怎么打电话给Medicaid 办公室询问上诉日期，都没有回音。与此同时，汤米的Medicaid 却被停掉了。4月间，杰姆斯太太收到一封信，要她5月20日带汤米和有关文件去离她家三个街区远的Medicaid 办公室重新认证以便继续享受这一福利。我陪他们如约去Medicaid 办公室，除了排队等候得有耐心。重新认证的手续却极为简便。我们被告知，三个星期之内就会收到重新认证。结果几个三周过去都未听到回音。再打电话到Medicaid 办公室，他们说在电脑里查不到纪录，所以就没法告知我结果。与此同时，正是我一次次跑社安办公室的那段时候。每次都像是有希望让汤米重新拿到SSI，那样汤米也顺理成章地拿到Medicaid。我也就免去跟两个官僚机构打交道的麻烦。何况我还有其他24个服务对象需要帮助，工作紧张都喘不过气来。

结果，SSI那边久拖未决。Medicaid 办公室打电话总没有回音。2001年11月初，我自己跑到4月间为汤米重新申请Medicaid的地区办事处。有一位非常友好的女士答应帮我查一下。一查之下，说汤米一直享有Medicaid。我问自何时起，她说自2001年4月1日起。我说不可能。我们办公室有一台电脑可以联网到纽约州阿尔伯尼的Medicaid 办公室。我在4月之后，在那台电脑上查了数次。汤米的Medicaid 已经在4月1日被停掉。因为我们的服务是由Medicaid 支付服务费用的。我们机构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每月向Medicaid 办公室结算服务费用。因为汤米的Medicaid 已经被停掉，所以从4月以来，我们机构都是免费为汤米提供服务的。可那位女士说没错。并给我打印出来一份汤米Medicaid 批准的日期和有效期。我一看真是哭笑不得。汤米是2001年10月25日被批准继续享有Medicaid，从2001年4月1日开始生效。我问为什么汤米4月申请，直到10 月才批准，为什么批准后，汤米从未接到过通知。那位女士给我一套，九一一后，一切都乱套的解释。事实上，汤米4月重新申请，离九一一世贸悲剧发生还有好几个月呢。不过我也知道，她也不是具体办这个案子的人，我跟她争论也不会有什么意义。

Medicaid 的报帐可以在有效期回溯3个月。也就是说，我们机构可以向Medicaid 报9月、10月和11月的帐。从4月至8月的服务都是免费提供的了。虽然我们是免费服务，我除了跟汤米的母亲差不多月月跑社安办公室，我每月还要去汤米的学校或者他家去探望他。那天从Medicaid 办公室出来，我就直接到汤米家告诉他们这个消息。那天正好杰姆斯先生正要出门。看见我，问我怎么汤米还拿不到SSI。我给他解释我们如何跟SSI办公室打交道。他让我告诉社安办公室，自从汤米丢了SSI，他得自掏腰包为汤米买衣服。那可是自汤米出生以来，他从未做过的事。我只能笑笑。当然无法告诉社安办公室他的话。

接着杰姆斯太太说，杰姆斯先生正在诉他的工作单位，一家纽约市公立医院。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一年多以前，杰姆斯先生在工作的时候，被一个病人打伤了一只眼睛。当时医院给了他一个月带薪的假期。现在有律师告诉他们，他本来可以得到赔偿的。律师可以帮他打官司拿到赔偿。我一听真要急了。我问他们，上次就因为一个车祸赔偿，汤米丢了SSI和Medicaid。至今才拿回Medicaid。SSI 还没有消息。他们再诉如果拿到钱的话，岂不是又是新的麻烦。他们两个都笑眯眯地跟我说，他们可不一定能拿到钱。谁说法律诉讼就一定会赢呀。我说，你诉是不一定能拿到钱。但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钱吗？他们就不再回答我的问题。

有人言极美国律师之多。说全世界的律师百分之九十在美国。全美国百分之九十的律师在纽约。虽然是夸张。但纽约的律师的确极多。如果没有诉讼案，律师也就无以为生。所以英文中有一个名词叫“ambulance chaser ”。直译是追踪救护车的人。有些赔偿律师派助手在医院的急诊室等待，看到有事故受伤者被救护车送来就设法跟伤者或者家属联系，怂恿他们起诉。这种律师就是Ambulance chaser。我工作的机构曾经一个日间活动中心出过一个小车祸。倒车时撞到一个柱子。有人手臂碰了扶手。凡有这种事情发生，即使没有什么人受伤。所有服务对象和工作人员都会直接送到医院检查，通知家属，如果没有任何严重的受伤，都会纪录在案。以杜绝将来服务对象或者家属寻求法律诉讼的可能。

而杰姆斯先生已是接受了医院当时提出的赔偿办法，带薪休假一个月，又想要钱。我跟奥德丽和凯蒂都说了此事。他们都说，杰姆斯赢不了这个被病人打伤的案子。杰姆斯先生已接受了带薪休假一个月的条件，一年多后再去诉，很难赢的。后来杰姆斯先生和太太又告诉我，他们已经跟律师说了。他们这个案子不要钱。他只要更多的休假。一般情况，赔偿律师都事先不向当事人收钱。他们也不是什么样的案子都接。他们觉得有可能赢的案子，他们会先接下来。等到当事人拿到赔偿时，他们从中提取法律服务的费用。我猜想律师想要拿这个案子的核心问题，一定是说杰姆斯先生是弱智者。所以当初他没有完全理解，他被打伤能拿到什么赔偿。只任由医院给他一个月的带薪休假。不过我就奇怪，按杰姆斯先生所说，他如果只要求假期，那律师能拿到什么？能从他的假期中分享什么利益呢？我问了他们这个问题。他们一脸茫然看着我。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我前文所说，我和杰姆斯太太2001年圣诞节过后去再次申请SSI。说是因为汤米的情况特殊，3个星期后就可以重新拿到SSI。但事实上，接待者给杰姆斯太太一封例行的信，每个申请人都会得到这样一封信。上面说，申请SSI如果批准的话，要三到六个月才能收到SSI。所以接待者的口头承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没有文字来证实她当初说过那样的话。直到我2002年四月末辞职离开这家机构，杰姆斯家仍然未得到社安办公室的通知。

我寄信去社安办公室，催促尽快处理汤米的申请。并要求他们必要时，跟我的领导联系，因为我马上会离开我们的机构。当我告诉，我要离开这份工作时。凯蒂说她数次给社安办公室发信，都未能得到明确的答复。她正在申请一个公听会。但据说排期要排到3到6个月之后。但除了排队等这个公听会，也想不出别的什么更好的办法。

前前后后，我花了一年的时间，也未能帮助汤米拿回SSI。这里有官僚机构办事拖拉、推诿等问题。但汤米的父母拒绝承认他们的智障使得他们本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像我们机构这样即使得不到报酬仍提供服务的机构并不多见。特别是许多商业性的机构，盈利是唯一的目的。得到杰姆斯先生和太太这样的客户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只要跟他们天花乱坠地说一通，不愁他们不上当。譬如说，他们得到1万元的车祸赔偿，却丢掉了汤米的每月500多元的SSI。一年就是六七千元。因为车祸，他们只值4000多元的汽车，每年保险就要5000多元。有时一个月的电话帐单，即使不打长途电话，也要80多元。像他们这样只打本地电话的用户，如果可以证明是残疾人，就能申请到每月只交20多元优惠价格的电话服务。因为他们一家人都是弱智者，所以都可以申请到半价乘公交车的福利。但这些福利他们都因为拒绝承认他们的智障而失去了。

凯蒂因为为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她考虑得更多。她说，如果杰姆斯先生和太太承认他们因智障而不能自己处理好自己的财务，他们有可能会面临另一个潜在的危险。也许ACS（纽约市儿童管理局）会以危害儿童福利为理由从杰姆斯先生和太太手中拿走汤米和他姐姐的监护权。我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杰姆斯先生和太太爱自己的孩子。他们已经自己照顾汤米和他的姐姐十几年，他们两个都跟别的孩子一样上学。衣食无虞。汤米虽然体重超重。但在美国，不要说弱智者普遍体重超重，就是平常人，超重的人比比皆是。不弱智的人，因为不善理财或者不按政府要求提供必要文件，丢掉应享受福利的人也比比皆是。ACS只有在孩子安全和身心健康受到威协时，才能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而杰姆斯先生和太太的案子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不否认奥德丽的理论，他们有权拒绝被别人帖上智障的标签。但他们至少得明白，他们必须接受其后果，即他们不能得到许多专为残疾人提供的社会福利。而这一点却是他们无法理解的。

我也曾和奥德丽讨论杰姆斯一家的处境。如果是在某些国家，杰姆斯先生和太太未必可以结婚。能结婚未必可以生孩子。而在美国，他们天经地义地有权利结婚生孩子。但如果没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他们的生存就会很艰难。作为智障者，杰姆斯先生和太太的确非常了不起。杰姆斯先生常常骄傲地告诉我，他已工作20多年。的确，他本来可以不工作，全靠社会保障系统提供一切服务。这个社会中，有能力工作的人，想法设法逃避工作，而是骗取社会福利的也并非极个别的人。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从杰姆斯先生和他弟弟的情况看，他们的智障绝对是遗传的。那样后代遗传智障的可能就极大。汤米姐姐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汤米是中度智障，比他父母的情况严重。这样不仅给社会增加负担，也给这个家庭带来痛苦。奥德丽认为，虽然在美国社会也不鼓励智障者生育，但只要他们想生育，他们就有这样的权利。而且他们的子女也有可能没有智障问题。

尽管杰姆斯太太曾跟我说，从小她就被人欺负，说她是白痴。当她听到别人这样说她儿子的时候，她的心都碎了。但我得承认，在我所认识的家庭中，杰姆斯一家是最快乐的家庭。他们当然也会烦恼，但一会儿就会雨过天睛，阳光灿烂。看着他们，我觉得，我们普通人日日忧心，恐怕是太辜负造物主的恩赐了。 但另一方面，杰姆斯先生在公立医院工作。他的工作受到工会的保护。被解雇的机率比私营机构小很多。而且就是医院要解雇人，鉴于杰姆斯先生的情况，也不太可能会被解雇。更何况，他如果被解雇，不过一家都会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福利的领取者。按一家四口计，他们领取的社会福利，也不会比杰姆斯先生工作的收入少多少。

（本文中所有工作对象及家属都非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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