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期间的大舅
二○○七年十月十四日,我收到了来自哈尔滨的电话。
“老外甥,你们深圳的书记是不是姓李啊?他现在还在深圳么?”大舅在电话里问。
“对啊。人家上北京开会去了。你怎么去哈尔滨了?”我答。
“你有没有啥事儿能找他帮忙的?大舅帮你。”
大舅这么一问,我立刻就开始反胃,东北人特有的那种吹牛文化和大舅的语态容貌立刻浮现在眼前,我赶紧说,“没有,没有,我哪有什么事儿找那么大的领导帮忙,我过好日子不下岗就行了,别的不想。”
“你现在要是有事儿就说,我今晚上就去北京。你知道不?我大学一同学现在给国务院一首长当秘书呢,他说句话,下边的领导都得给点儿面子。”
大舅说他的某个同学在北京衙门里做事,这个不奇怪。77、78级的毕业生目前正把持着国家的所有机器,凡是有能力的人要么挣了大钱,要么操了实权,甚至大舅的一个做市委书记的同学因为腐败都已下马。大舅是个异数,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还勉强靠同学的关系才保了个小公务员的职位。世态炎凉,我们这个时代看得更清楚。纵使曾经是同学,做了高官或手持巨资的人哪里还瞧得上一个县城来的小老百姓?
“大舅,我可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打电话来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听他说没有,我把电话挂了。
万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于十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上午在广播收听胡锦涛总书记作报告的时候,电话响了,发现是异地的号码。
“喂。老外甥,我是你大舅。我现在在秦皇岛呢,在你从老师家里,从老师现在做了中学校长。我上午在天安门那里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你晚上回家看电视就能看见了。我从家里带了四箱粘豆包,托我同学送给吴邦国委员长一箱,温家宝总理一箱,还有两箱给我同学。我来秦皇岛看看从老师,你记得她吧?她教过你。”
大舅还要往下说,我赶紧打住。我意识到大舅又开始在歇斯底里,他似乎每过一段时间就处于自我狂想之中,心里想什么,嘴巴里就说什么,从没有顾忌。
“从老师现在在么?”
“没在。这里是她办公室,她刚出去开会了。”
大舅和从老师是高中同学,从老师大专毕业,教英文的,虽然后来我意识到从老师英文教得一点儿都不美国,但是她执教兢兢业业,作风果敢泼辣,学生们都还记得她。
“从老师没在就算了。你还有没有其他事儿,没有的话,我正在忙。”我把电话挂了。
晚上回家吃过饭,一家人都看新闻,十七大当天晚上的新闻很长,有一个小时,有对市民的采访,但是没看到大舅的影子。大舅能说会道,他读过四年的政治学,后来长时间的工作经历和杂七杂八的钻研令他对中国政治有所见解。记者要是采访他,他会讲得相当流利。大舅也做过时间不短的高中教师,他的演讲水平和政策水平绝不比任何一个县委书记弱。
二十号晚,妹妹打来电话。
妹妹说,“都半夜了,大舅从北京往我家里打电话,也没什么事儿。小正要他没有事儿就不要半夜打电话,大舅开口就骂小正,连我也骂。”妹妹哭了。
妈妈说,“你大舅这是又犯病了,这得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儿啊?”
太太说,“大舅最好不要来深圳,他要是来,咱们家里可就热闹了。”
我说,“好端端的一个人,一天到晚不务正业。家不像个家,工作不像工作,两个孩子养成那样,真是让人蒙羞。要是换了我,做成那样的父亲,我宁可跳楼。”
父亲说,“人不能说过头话。你大舅还是好人,为人处事都说得过去,就是祖上没德,到他这一辈儿找上来了。你大舅是没办法,祖上积的孽都让他来偿还,他是替罪羊。”
我说,“这个我不信。”
父亲说,“不信也得信。”
大舅有几天没给我打电话了,其实我早就意识到,大舅一会儿提这个人一会儿提那个人,无非是想引起我注意,他希望我能主动邀请他来深圳,但是我没有。如今,他滞留在北京打工的二姨妈那里,不知道他返程回黑龙江的钱还有没有了。
第一次进北京的大舅,相信一定会很震惊。国家大剧院那个宏伟建筑都修好了,天安门城楼也威严,为了迎奥运,北京的主要干道都打扫得纤尘不染。大舅喜欢吸烟,他有时候能整夜整夜地不睡觉,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年初父母从东北过来的时候告诉我,表妹已经被送进精神病院了。
太太说,“大舅会不会来?万一来了怎么办?”
我说,“他来了我就出差,我不回家,我不愿意看到他。”
父亲说,“那不行,他是你亲娘舅。”
大舅如今已经众叛亲离,我猜想着他能体味到孤独的可怕。在初秋的北京街道上,大舅肯定是红着双眼,流浪汉一样地到处走。我大舅或许可以被称作知识分子,他的书架子上还有蒙了灰的黑格尔《小逻辑》。如果大舅还能保持些从前样子的话,我猜测他可能会去北京大学看看,学文科的人,北京大学算是块精神圣地。
北京的大街小巷,一定更会是红旗招展,条幅繁多。我大舅,一个临近精神崩溃的人,正身处在那个利益分配的漩涡里,这个曾经系统学习过政治学的人,眺望着远处的人民大会堂,可是一切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个流浪的外乡人。我知道大舅对生命充满了绝望,那些绝望撕裂着他,直到他彻底崩溃。
2007/10/21
(备注:私人写作,谢绝转载)
- posted on 10/21/2007
qinggang wrote:
十七大期间的大舅
妈妈说,“你大舅这是又犯病了,这得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儿啊?”
太太说,“大舅最好不要来深圳,他要是来,咱们家里可就热闹了。”
我说,“好端端的一个人,一天到晚不务正业。家不像个家,工作不像工作,两个孩子养成那样,真是让人蒙羞。要是换了我,做成那样的父亲,我宁可跳楼。”
青冈,你这样说你舅舅,有没有想过其实你舅舅本就不是好端端的,他可能很早以前就需要帮助,但没有得到?希望他女儿得到有效的治疗。人如他身处其中,无法自救。另外如果他女儿也有同样问题,多半是家族遗传,家里亲友之间互相理解和帮助非常重要。
要听你太太的,让他去深圳你那不是帮他。除非你在深圳给她找了咨询和治疗的医疗部门。
- Re: my uncle during the time of the 17th CPCposted on 10/21/2007
青冈的写作突飞猛进,进步神速,很好的故事,将来能成为分量很重的一部大书里的人物。 - posted on 10/22/2007
rzp wrote:
青冈,你这样说你舅舅,有没有想过其实你舅舅本就不是好端端的,他可能很早以前就需要帮助,但没有得到?希望他女儿得到有效的治疗。人如他身处其中,无法自救。另外如果他女儿也有同样问题,多半是家族遗传,家里亲友之间互相理解和帮助非常重要。我舅舅不是家族遗传,他是“自作孽,不可活”。
要听你太太的,让他去深圳你那不是帮他。除非你在深圳给她找了咨询和治疗的医疗部门。
他有一种说不清的歇斯底里的狂想,还有家庭暴力,他对生命绝望,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医治他,弗洛伊德也不行。
- Re: my uncle during the time of the 17th CPCposted on 10/22/2007
qinggang wrote:
他有一种说不清的歇斯底里的狂想,还有家庭暴力,他对生命绝望,
这就是一种病状呀。
我原来有个舅舅,年轻时也那样,有各种狂想和无限热情,后来自称道士游医多年。再后来,不得善终,唉,不说也罢。小时受家人亲戚的影响,很怕见他。后来我离开广东,离开中国,也就没有机会再见他。想想他众叛亲离的一生其实是很孤苦的。
- posted on 10/22/2007
rzp wrote:
qinggang wrote:这就是一种病状呀。
他有一种说不清的歇斯底里的狂想,还有家庭暴力,他对生命绝望,
我原来有个舅舅,年轻时也那样,有各种狂想和无限热情,后来自称道士游医多年。再后来,不得善终,唉,不说也罢。小时受家人亲戚的影响,很怕见他。后来我离开广东,离开中国,也就没有机会再见他。想想他众叛亲离的一生其实是很孤苦的。
没办法的事情。
我很想帮他,可是帮不了他。只有远离他。
有些人是命定的。 - Re: my uncle during the time of the 17th CPCposted on 10/22/2007
臆想症,精神病的一种。不是一下发病,渐进至一发不可收拾。无法根治,可以用药控制。在美国,这是残疾之一种,可拿社保一辈子。若果亲友放弃监控权,政府医院可收容,依法确定住院时间长短。
青冈,这就象老年痴呆症。病人本身不自觉。作亲人的,再难,也要放下面子,多关心一下。最起码由精神病专家鉴定一下。国内除了可怕的精神病院,没有那种过渡性的疗养院可收容此类病人。亲友往往不得其所,难以应付。 - posted on 10/23/2007
颜儿 wrote:
臆想症,精神病的一种。不是一下发病,渐进至一发不可收拾。无法根治,可以用药控制。在美国,这是残疾之一种,可拿社保一辈子。若果亲友放弃监控权,政府医院可收容,依法确定住院时间长短。
青冈,这就象老年痴呆症。病人本身不自觉。作亲人的,再难,也要放下面子,多关心一下。最起码由精神病专家鉴定一下。国内除了可怕的精神病院,没有那种过渡性的疗养院可收容此类病人。亲友往往不得其所,难以应付。
谢颜儿。能看出来对精神病学有研究。
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去关心了,我说实话,只想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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