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能侃（59）：师母柴梅尘
昨天，我过去的老师周明镇先生的次子来电，问候感恩节好，并告诉了我徐唯辛油画作品《历史中国众生相: 1966-1976》于2007年11月18日-12月2日间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新馆展出的消息。该展览的海报这样写道：
徐唯辛作品《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 》（布面油画, 2.5 米 × 2 米,63 幅）以尺寸巨大、客观描绘的黑白肖像群，结合肖像简历文本，再现文革期间的各种人物形象既有呼风唤雨的政治人物、文化人物，又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从一个独特的侧面记录文革历史在人们心中的痕迹。 这个绘画肖像系列具有双重的纪念性：它既是个人自传性的，也是集体记忆式的；既是私生活性质的，也是国家的宏大政治性的；既是一般性的留存式的，也是具有批判意味的反思性的。 这批作品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历史的追问。通过朴素的描绘，在当代语境中对文革历史进行现象学还原，显示出史诗般的庄严。本次展览的策展人王明贤认为《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是 21 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作品。 《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不是一般的肖像画，它的价值不在于个体情感、性格的再现，而是提出了一系列沉重的历史问题。考虑到我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对现实的挑战。他的这一肖像系列实际上是介于绘画与观念之间的艺术行为，创作始于对人物的选择、组合与再认识。在岁月流逝三十年之后，画家用冷静的笔调复显那一段历史，让他们的形象比肩而立，等待现实的追问。徐唯辛新作，是对遗忘迷雾的突破，是对人性的思考。他的这一组肖像提醒我们：遗忘决不等同于从未发生。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戏剧接着一个戏剧，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文革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充满着历史的独特的悲剧性癫狂——文革是一个癫狂的悲剧时代，正如我们今天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癫狂的但却是喜剧时代一样。在此，文革的独特纪念性在于：它对人的疯狂锻造，它对人命运的强制性改写，它对人的绝对主宰——徐唯辛画面中的这些人物，都完全被这个时代所驾驭，并通常以悲剧的面貌呈现。但是，一旦徐唯辛将这些照片变成了巨幅绘画，那么，作为自我记忆的纪念性就冲淡了，它们逃脱了照片赋予给照片主人的自我记忆功能，而带有一种集体性质的反思性纪念。在艺术过分商业化的今天，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复制自己、复制他人，用一种流水线生产的方式把握商机。而就是在这种时代环境中，徐唯辛能够用个体的方式，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占据了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一个时代立像，为民族的苦难立像、为人性立像（除了展出的63幅作品外，徐唯辛还将不断画下去）。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最好体现，也正是当代艺术真正的本原所在。《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展览将于12月2日闭幕。
《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系列肖像名单: （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巴金 包泡 卞仲耘 王晶尧(夫妇) 柴梅尘 周西蒙(母子) 陈寅恪 陈永贵 陈耀文 董浩 顾准 郭世英 冯友兰 胡风 华国锋 黄帅 浩然 翦伯赞 江青 金桂荣 金桂霞(姐妹) 金训华 康生 老舍 李劫夫 李振盛 梁漱溟 梁思成 林彪 林风眠 刘长瑜 刘敦 刘亮(父子) 刘少奇 刘啸清 吕立新 骆明 毛泽东 蒙飞 聂元梓 彭德怀 上官云珠 沈莉莉 水天光 田家英 涂集中 王凤仪 王洪文 王进喜 王凯 乔晓红(夫妇) 王仁义 翁德国 吴晗 姚文元 杨丽坤 于向珍 遇罗克 张春桥 张圭显 张天琚 张志新 周恩来
在展出的63幅作品中有两幅是跟我有关联的人，即：柴梅尘和周西蒙母子，请看作品描述：
作品编号：brt0000020242.jpg
作品名称：柴梅尘
创作年代：2006-2007年作
作品尺寸：200*250cm
作品描述：柴梅尘 (1917-1993) 已故院士、古生物学研究专家、“中国恐龙之父”周明镇之妻。周明镇曾获号称古生物研究的诺贝尔奖的罗美尔.辛普森奖。柴梅尘年青时深受巴金作品影响，夫妇俩与巴金夫妇是好朋友，一直保持紧密联系。1951年，已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周明镇从美国归国，“哪怕是上岸就杀头也要回来”。柴梅尘带两幼子（周西蒙，周西芹）从台湾归国。 “文革”期间，柴梅尘与家人饱受批斗之苦。周明镇曾自杀数次，均被及时发现并抢救。据其学生回忆，某次周明镇自杀抢救苏醒后，马上被押回单位继续批斗，渴得连痰盂里的水都喝了。 1968年，长子周西蒙卧轨自杀。在长子去世后，柴梅尘自责了二十年，“为什么会带孩子回来送死？” 1990年，柴梅尘患上忧郁症，1993年2月26日，在家中自缢。去世前两天，在睡梦中突然大喊“西蒙，西蒙，妈妈来啦”
作品编号：brt0000020277.jpg
作品名称：周西蒙
创作年代：2006-2007年作
作品尺寸：200*250cm
作品描述：周西蒙(1940-1968) 已故院士、古生物学研究专家、“中国恐龙之父”周明镇的长子。1940年出生于重庆沙坪坝，六岁随父母到台湾，十岁随母亲柴梅尘回到大陆。 1963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分配到北京市地质局101地质勘探队工作，常年驻守京郊密云线前栗园村。 1968年，因一句“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是参加的集体婚礼”，周西蒙被划为“反革命”，被隔离审查。 1968年12月28日晨，周西蒙在京承铁路线密云前栗园村段卧轨自杀，时年28岁，留下妻子和刚满半岁的女儿。死后被葬在靠近密云铁路附近的一个无名山坡。一只被火车钢轮碾压变形的手表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遗物，如今，表内依然是斑斑血迹。周西蒙的妻子龙玉英，1938出生于新加坡，50年代受政治宣传影响，十六岁时私自出逃，第一次来到大陆。与周西蒙相识于中国地质大学，后同在密云地质勘探队工作，1966年与周西蒙结婚，1967年生下女儿周理音。1972年，龙玉英带五岁的女儿经香港回新加坡，但新加坡拒绝接受从共产国家返回的公民，滞留香港，带着女儿在人家帮佣。1975年在美国使馆签证时，签证官在听了她的经历后，也哭了，当时发予难民签证。龙玉英一直未再婚，开车上高速公路是她永远克服不了的障碍，因为她怕那种急速驶过的感觉。
我第一次见到师母，是1978年10月研究生入学后，我和另外三位同学到时住东四十条的先生家拜访。先生告诉师母，我是她的校友（师母毕业于中央大学英文系）、又是文学青年，学古生物是“投错了胎”。所以，师母很快就跟我熟络了起来。出国后，前两次回国探亲，师母还在世，都曾亲自下厨，盛宴招待。《巴金家书》出版后，周先生还特意托人带了一本到美国来寄给我，因为书中多处提到了师母。
1993年师母故后，我曾执笔代表在海外的先生弟子们给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与柴先生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师母的雍容大度和谈吐雅致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她老人家对先生的弟子们如慈母般的宽厚，我们每次造访都曾受到她的热情款待和真诚鼓励，令我们如沐春风。”我还为师母撰了一幅挽联， 先生请人书写，挂在师母的遗像两旁：
悼师母柴梅尘先生
大家闺秀温文尔雅生前耐霜雪俏不争春
名士贤妻大度雍容死后化梅尘香还如故
我想，如果先生当年选择留在美国，让师母带着孩子们来美国，或者先生选择去台湾与师母和两个儿子团聚，他们的家史肯定会是完全不同的……
- posted on 11/24/2007
唉，老尚呀，老尚。我这几天正窝着闭关三省，你老就吱吱滴冒泡啦！:)
我脑子里也有一位学术界的“老鼻子”。虽不是“零距离”的接触，但也目睹其晚年的风残与落漠，包含括下文中的楼桐茂先生。
你说，假以......如果当年......。我看不然，君不见那杨老先生以八二高龄回来“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ZT：纪念罗开富先生
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
□刘东生
罗开富先生从中山大学考上“庚款留英”后，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约在1940年前后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学系“借读”。在这里，他一个“准博士”竟坚持不懈地从一年级基础课程听起。后来认识到罗先生这种从最基础课学起的做法，和他对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十分清楚，看问题深入透彻大有关系，使我从此也逐渐养成一种过些年随时重新翻阅普通教科书，随时更新自己知识的习惯。罗先生虽然没有给我授过课，但他的这种精神使我认识到做学问的真谛，受益很匪浅，因而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老师。后来为筹备1980年国际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一起合作，更加认识到罗先生作为科学家的纯粹，体会到罗先生的工作意义。在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和研究取得新成就的今天，才感觉到我们多么需要像罗先生这样的人。
罗开富先生在抗战时期，从中山大学考上了“庚款留英”，准备去英国学习地理学。因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批留英学生无法直接去英国，他们分别在国内有关单位暂时“实习”。罗先生大约是在1940年前后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学系(包括地质、地理、气象三系，全称地学系)。因为罗先生非常注意野外工作，每次地质系的野外实习他都积极参加。他为人和蔼，知识渊博，同学们都乐于和他攀谈，向他请教。
我们这批1938年入学的地质系学生，当时住的是茅草棚，缺少仪器设备，但最优越的条件是名教授云集，野外实习内容丰富，所以同学们学习兴趣很高。罗开富先生大概也是看到这一优势，才来联大“借读”的。他不辞辛苦在野外和学生们一起爬山越岭，在室内按时上课听讲。
我记得当年有些考上留学和罗先生一样的人，多是钻研高深的学问。但罗先生除听一些高年级的专题讲座外，还听孙云涛先生讲的普通古生物学，德国人米士讲的构造地质学等基础课程。这些最基本的课程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已不需要再听了，但罗开富先生还是像学生一样，坚持不懈地学习最普通的基础课程。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起初我十分钦佩他已是考上留学的“准博士”了，作为有一定成就的人，事业有成以后不怕降低自己的身份，从一年级的课程再从头学起。这个“形象”对我来说太有影响了，我从此再没有觉得向别人学习，从头再学习有什么为难了。后来认识罗先生这种从最基础课学起的做法，和他对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十分清楚，看问题深入透彻大有关系，使我从此也逐渐养成一种过些年随时重新翻阅普通教科书，以更新自己的知识的习惯。罗开富先生虽然没有给我授课，但是他的那种精神使我认识到做学问的真谛，受益很大，因而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老师。
我在1942年毕业以后，就离开学校，时常打听罗开富先生的行迹。听说他先到加拿大，后来又转到美国几个地理界著名大学攻读学位。建国以后50年代初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所遇到了罗开富先生。那时他刚从国外学成归来不久，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他协助黄秉维先生对中国地理自然区划进行紧张的工作。虽然我们见面次数不多，但谈起来仍和学生时代一样亲切。
没有想到忽然间看不见罗先生了。向人们打听，说他被划为“右派”到广州去了。因为罗先生是广东人，大概是回老家去了。这件事情我没有问过任何人，是否属实也不知道。从此音讯渺茫，也无从联系。到70年代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次我到广州去看望楼桐茂先生，才知道罗开富先生就住在他家的隔壁，都是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所的宿舍。这时才又有机会见到他，这是20年以后的事了。我对罗先生还是按在联大时的规矩，以老师辈尊敬他。我发现他从不谈一句自己的私事，对科学研究和工作则极为热情。
1979年，孙鸿烈院士主持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野外工作结束不久，科学院准备召开一次青藏高原科学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由钱三强副院长主持和地学部王遵级副主任牵头，请罗开富先生来京协助组织会议和对学术论文的审核。我也参加了这一工作，这时我们才又开始在一起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生活在一起。
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罗先生一起工作。回忆起1940年相识，到1979年相遇，又有机会在一起切磋学问，共析疑义，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昆明湖畔，西山脚下野外地质实习时的情景。但世事沧桑，终归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每当我们俩对坐斗室，孤灯之下，各自不语，阅读稿件直到深夜，看见对面罗先生的斑白头发，揽镜自照，就使我想起杜甫有名的《赠卫八处士》那首诗中的“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来了。但我们已不是“焉知二十载”而是焉知四十载，重聚又一堂(科学会堂)了。
我想这一段时间大概也是罗先生生活中比较平静和愉快的时间。在那个年代我们似乎都不懂得什么叫吝惜自己。罗开富先生和我们好几位同志像温景春、孟辉、张莉萍，以及后来的孙亦顺和罗洛等等，特别是罗开富先生从1979年来北京参加筹备开始，到1981年论文集出版，结束工作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他为开好这次会议，默默无闻的工作着。罗先生为这次会议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但他从未要求过什么，我们也没有给过他什么!
1979年，为了准备会议的野外考察活动，我们组织了一些人先期到西藏勘察一下旅行路线和科学内容。罗开富先生坚持和我们一同去考察。虽然他年纪长我们几岁，大家劝他不要去了，但他还是不声不响的去了。似乎他那坚定的意志，征服了大家。
在西藏期间，罗先生克服高原缺氧的困难，他手持一个旋转的气象记录仪，每天到野外边走边测，从未间断。别人催他不要做了，快点走吧，他仍然在做。别人称赞他和斯文赫定那样在高原上以科学划破了沉寂的晴空，他还是那样平平常常的，每天早起出发前测量，路上测量，晚上在驻地测量。他似乎并未引起任何人的重视，但他从未疏忽一点，就是他应当做的事情。因为他全身心的投入到青藏工作中了，他已经得到了想得到的一切，因而既不需要别人的鼓励和表扬，也不在乎别人的漠视和冷淡。他从不麻烦任何人，也从不错过任何一点能帮助人的机会。他那种超脱一切的表情，实在是令人难以忘却。
到了1980年，在开会前几个月，参加会议的论文和摘要纷纷寄来。为了能及时送去正式复印，罗开富先生几乎每天晚上都开夜车看稿子到深夜。我们俩住同屋，常常熬到深夜，我就睡了。但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那里聚精会神的改稿子。有时我的精神来了，看见他困了，伏案而眠。劝他躺下睡吧，他又不肯，所以常常是看见罗先生趴在桌上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又干。他本来睡觉较少，在最紧张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熬夜。而且他对工作极为认真，对文稿的修改一丝不苟。所以1980年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的论文摘要，特别是地理和有关部分的论文的英文宣读稿全文都是经过他最后定稿。这样大的工作量，他从未抱怨过一句，似乎他有这样一种责任感，他不叫苦，不叫累，但他也没说过自己是多么高兴或是这里边自己付出了多少心血。他的那种持久而平衡的心态所表达的平淡，除了使人觉得一个真正科学家的科学纯洁以外，似乎再找不到什么词句可以来描述了。
当时地学部请罗开富先生来参加筹备会议，和我们几位年青同志一起工作，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翻译工作。若是在今天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当然也不必要了，怎么能请一位老科学家来当翻译呢？但罗开富先生却积极的，认真的，一丝不苟的，愉快的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在工作中他永远是有问必答，有时还去查书，问人弄清楚以后再告诉你。他的心中似乎只有工作而没有其他。他心中似乎只有别人而没有自己。常听人家以这种话来称赞一个人。当我写罗先生时我没有想过这是称赞品德高尚的人的成语，但他真是一个值得用这样话来描述的人。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有幸认识这样一个人。
1980年，第一届国际青藏高原学术讨论会取得了很大成功。方毅同志说这是这些年来开得最成功的一次国际科学会议。邓小平同志亲自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代表。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为之兴奋不已，自然也包括罗开富先生。我常听人说在某项工作中某人是无名英雄。我看罗开富先生就是青藏科学考察事业中的一位无名英雄。人们也常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人，我看罗开富先生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在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结束了22年之后，虽然罗开富先生已离开我们多年了，虽然那时我们还不十分体会罗先生的工作意义，但在今天我们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和研究取得了新成绩的时候，才感觉到我们多么需要罗开富先生这样的人，为失去他而惋惜不已。
罗开富先生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 Re: 灏氳兘渚冿紙59锛夛細甯堟瘝鏌存灏�posted on 11/25/2007
谢谢Retro网友转贴刘东生先生的这篇小文，刘先生是我的熟人，他原在我所研究鱼化石，是周明镇先生的同事，后转行研究黄土。但刘夫人是我的同事和领导（我在所里时，是我们研究室主任），所以，我跟刘先生很熟，刘先生虽然没留过洋，但美语说得很地道，在西南联大时，曾被派去给美国大兵当过翻译。
您为什么需要“三省“？：） - Re: 灏氳兘渚冿紙59锛夛細甯堟瘝鏌存灏�posted on 11/25/2007
Marketing failure. The ingredients of "Half & Half" milk shake is crapping everyone's perception of favor.
Hey, it was something shame on you. I remember. :)
尚能饭 wrote:
您为什么需要“三省“？：） - Re: 灏氳兘渚冿紙59锛夛細甯堟瘝鏌存灏�posted on 11/28/2007
很高兴看到这样的东西在中国大陆开始公开出现。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 posted on 11/28/2007
八爷：
西芹在电话里告诉我： 这一展览直到开展前，主办者都不知道会否被取消，但最终还得把毛、四人帮等的撤下来。为了以示抗议，主办者在本是那些肖像的地方放上白画布---像国民党时代的报纸“开天窗”一样！
下面是我2001年在我们学会会刊上写的一段周先生的生平，也许您有兴趣一读：
Minchen Chow
(1918-1996)
Half a century ago, young Minchen Chow launched his career as a vertebrate paleontologist. He gained his key field experience in vicinity of Princeton Quarry on the flanks of Polecat Bench, north of Powell, Wyoming. Exactly 50 years later, following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imate and Biota of the Early Paleogene held in Powell in early July, 2001, some of Dr. Chow’s ashes were scattered during the quiet of a beautiful sunset near that quarry.
Minchen was a Romer-Simpson medalist, a long time Honorary Member of the Society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the founder of contemporary mammalian paleontology in China. His academic tra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rted as a doctoral student at Lehigh University, working on fossil bivalves. But a summer class in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t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anged his heart, his career, and his life. Years later, when Dr. Chow looked back and reflected on his career path, he proclaimed: “I never would have known what I’d have missed had I not met George Simpson, Ned Colbert, and Bobb Schaeffer at the American Museum that summer!” In fact, it was Schaeffer who sent Chow to work with Glenn Jepsen at Princeton.
Minchen Chow’s academic “defection” turned out to be a great blessing to Chinese mammalian paleontology. After spending a year at Princeton, he went back to his homeland in 1951, equipped with new knowledge (and relevant samples) of North American Paleogene mammals. It was not at all accidental that Chow’s early studies on fossils from China were on late Paleocene and Eocene mammals, especially perissodactyls, primates, and tillodonts. All this was due to a fortunate paleogeographic accident -- land areas of eastern Asia and western North America were connected during that interval of Earth history. Chow was lucky to be able to return to what Chris Beard called “East of Eden” after familiarizing himself with the Asiatic mammalian progeny he had collected in the Bighorn Basin. But preliminary, simplistic explanations were dashed to ruin when Minchen and his colleagues discovered numerous endemic middle Paleocene mammals in southern China in the 1970s (anagalids, condylarths, and pantodonts), few of which resembled the creatures he had seen in Wyoming!
Most of Minchen’s professional career was successful, but his private life was tragic. He lost his elder son to depression and eventual suicid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Minchen decided to go back to China, he chose his native homeland over a new country of which he had become immensely fond. Even though many of his fellows who returned from study abroad denounced the West, Minchen simply could not give in to the political pressures to join the chorus of diatribes. As a result, he was often treated in his native land like a black sheep. Nevertheless, although he could not physically divide himself during life -- or even openly communicate loyalty to both countries -- he requested that after death a portion of his ashes be scattered near Princeton Quarry. He also asked that the remainder of his ashes be buried in Zhoukoudian, to be near the final resting site of his respected mentor, Professor C. C. Young.
One of these wishes has now been honored, and a score of the many colleagues who admired his work were present at the simple ceremony in the Wyoming badlands. Phil Gingerich led the caravan to the site and briefly se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inchen’s life for the assembled group. Gingerich was accompanied by Jay and Linda Lillegraven, Chris Beard, Howard Hutchison, Judy Schiebout, Suyin Ting, and another dozen or so international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from China, England,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Minchen’s second son, Siqing, and daughter-in-law, Dora, also were present, and both spoke about Minchen at the outcrop. Representing a Powell family that has been friends of international paleontology for generations (including having served as a host for Minchen Chow when he first came to Wyoming with Jepsen) were Mr. and Mrs. Churchill. Dr. Yuanqing Wang, Minchen’s last Ph.D. student, also attended, and he delivered a brief eulogy. The rest of Minchen’s ashes is to be buried in Zhoukoudian.
Lives of great men all remind us
We can make our lives sublime;
And, departing, leave behind us
Footprints on the sands of time.
--------H. W. Longfellow
Minchen’s legacies to all of us include his ardent love of science, his unflagging passion to inspire others, and his unshakable will to withstand even the darkest of adversities.
- posted on 11/28/2007
找到一部分作品说明：
历史中国众生相 作品人物简介
日期： 2007-11-15 12:28:25 作者： 来源： 今日艺术网
巴金（1904 —2005）
文学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
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920年至1927年，先后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参加进步刊物《半月》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宣传，宣传无政府主义。
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
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创作《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
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
1936年，与鲁迅等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激流三部曲”之《春》和《秋》。
1940年至1945年写作“抗战三部曲”之《火》。抗战后期创作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
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
1958年，巴金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1957和1958年间，巴金开始写人云亦云的文章。1959年国庆十周年，连续发表《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
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
1962年5月9日，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巴金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
1966 年“文革”爆发后，巴金受到 “造反派”批判，关“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1967年 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1968年，批斗更加频繁，《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解放日报》亦以《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从1969年开始，巴金在牛棚里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期间，《文汇报》发表《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文章，对巴金进行大肆攻击。
1972年，萧珊病故。同年，巴金获准返回上海，重新开始翻译工作。
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共5本，记录在文革中的遭遇及反思，被视作“中国的良心”。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
“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
1986 年，在《随想录》中提议建造“文革博物馆”，“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1985年，在巴金倡议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
巴金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誉院士称号。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包泡
雕塑家、艺术批评家、建筑批评家。
1940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文革”爆发时参加中央美术学院的红卫兵组织。1966年10月，参与组建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曾因“炮打张春桥”等事件被审查。
1967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1977年参加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创作。
1979年创作一批石雕作品，其中作品“夜”被看作是国内最早受西方现代雕塑家亨利•摩尔、布朗库西等的影响创作出来的作品。
1980年参加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星星美展”。 第一届“星星美展”于1979年9月在中国美术馆外举办，这一来自民间的街头美术展览，与同时期的一些非官方文化艺术活动共同标志着新时期文化艺术的觉醒。
1985年，在河南创办曲阳环境艺术学校。
1996年组织成立北京怀柔“山林雕塑公园”，多次在园内艺术家村组织有关当代艺术、音乐、舞蹈、雕塑、文学、建筑等的行为艺术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
2001年参加在成都举办的“城市公共艺术环境论坛”，批评国内城市公共环境艺术之滞后。
2003年开始为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呼吁创造中国当代的城市文化、建筑文化。
2007年3月参加在北京酒厂艺术区TRA画廊举办的“重影----当代雕塑三人展”。
卞仲耘（1916-1966）
卞仲耘，女，1916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
1938年春天，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1年加入共产党，1945年与丈夫王晶尧一起奔赴共产党统治区。解放战争期间，卞仲耘先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从 1948年6月起又参加了新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她是《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为数甚少的几位女编辑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卞仲耘接受战友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任教。先后教过语文、政治，当过教导员，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和副校长。到1966年“文革”前夕，卞仲耘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7年，是4个孩子的母亲。
1966 年6月1日中午，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革命”迅速展开。一些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一张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饱受精神和肉体凌辱。批判会后，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她写道，自己拥护“文革”，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发起“大批判会”。卞仲耘等5位校负责人被剪掉头发泼上墨水，揪到大操场上，头戴高帽，脖子被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一字排开跪下接受批判。此后又被押着“游街”，一边走一边敲打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被赶到小操场之后，红卫兵又强迫他们挑沙子。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根本挑不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此后又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一路上乱棍如雨，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批判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仍有一群女红卫兵围住她，往她身上倒脏物，用脚猛踢，大声喊：“装死！”
批斗会进入尾声。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电话请示北京市委后，由校工将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的卞仲耘推到学校对面的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用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到医院已是晚上7时左右，卞仲耘已死亡多时，成为 “文革”中北京第一个遇害的教育工作者。
第二天，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意在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能让妻子惨死之后，再遭无礼切割。最后，在红卫兵负责人要求下，医院开具的卞仲耘死亡证明书上，死因一栏，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
柴梅尘 (1917-1993)
已故院士、古生物学研究专家、“中国恐龙之父”周明镇之妻。周明镇曾获号称古生物研究的诺贝尔奖的罗美尔.辛普森奖。
柴梅尘年青时深受巴金作品影响，夫妇俩与巴金夫妇是好朋友，一直保持紧密联系。1951年，已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周明镇从美国归国，“哪怕是上岸就杀头也要回来”。柴梅尘带两幼子（周西蒙，周西芹）从台湾归国。
“文革”期间，柴梅尘与家人饱受批斗之苦。周明镇曾自杀数次，均被及时发现并抢救。据其学生回忆，某次周明镇自杀抢救苏醒后，马上被押回单位继续批斗，渴得连痰盂里的水都喝了。
1968年，长子周西蒙卧轨自杀。在长子去世后，柴梅尘自责了二十年，“为什么会带孩子回来送死？”
1990年，柴梅尘患上忧郁症，1993年2月26日，在家中自缢。去世前两天，在睡梦中突然大喊“西蒙，西蒙，妈妈来啦！”
周西蒙(1940-1968)
已故院士、古生物学研究专家、“中国恐龙之父”周明镇的长子。1940年出生于重庆沙坪坝，六岁随父母到台湾，十岁随母亲柴梅尘回到大陆。
1963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分配到北京市地质局101地质勘探队工作，常年驻守京郊密云线前栗园村。
1968年，因一句“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是参加的集体婚礼”，周西蒙被划为“反革命”，被隔离审查。
1968年12月28日晨，周西蒙在京承铁路线密云前栗园村段卧轨自杀，时年28岁，留下妻子和刚满半岁的女儿。死后被葬在靠近密云铁路附近的一个无名山坡。一只被火车钢轮碾压变形的手表是他留给家人的唯一遗物，如今，表内依然是斑斑血迹。
周西蒙的妻子龙玉英，1938出生于新加坡，50年代受政治宣传影响，十六岁时私自出逃，第一次来到大陆。与周西蒙相识于中国地质大学，后同在密云地质勘探队工作，1966年与周西蒙结婚，1967年生下女儿周理音。1972年，龙玉英带五岁的女儿经香港回新加坡，但新加坡拒绝接受从共产国家返回的公民，滞留香港，带着女儿在人家帮佣。1975年在美国使馆签证时，签证官在听了她的经历后，也哭了，当时发予难民签证。龙玉英一直未再婚，开车上高速公路是她永远克服不了的障碍，因为她怕那种急速驶过的感觉。
陈耀文
1960年3月14日，出生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唐格木劳改农场。三岁时被送回祖籍河南武陟县大封乡赵庄，随爷爷奶奶生活。
1966年冬天，重回父母亲身边。
1967年春天，随父母弟妹搬迁到青海省会西宁，就读于西宁南山路小学。
“文革”期间，曾是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员，副班长，班长，团支部书记，基干民兵排排长，西宁十一中学团委委员，目睹过武斗的场面，抚摸过保皇派的“阴阳头”，旁观过浩大的群众游行，参加过居委会的批斗会。
1976年12月28日，在父亲的多方努力之下，陈耀文顺利穿上军装，成为青海省军区解放军第四医院的一名新兵。从军前几年曾是放映员，洗衣班班长，卫生员。
1979年夏，参加了地方高考和军队院校招生考试。军校考试获得青海省军区第一名，但因视力不合格未能被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录取。
1980年，考入兰州军区军医学校检验班。
198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毕业，被提拔为军官，行政23级，正排职，并分配回原医院检验科任检验技师。期间在文学领域刻苦耕耘。
1985年8月16日在《解放军报》发表组诗《战士万岁》。几个月后，作为宣传干事成为中越战争老山前线将士的一员，担任前线部队战报《猛击报》编辑，并组织成立“老山魂战士诗社”，出任社长，发表众多诗歌散文。
1987年5月，随部队撤回陕西驻地。
1990年底，开始涉足部队电视工作。1991年，所负责的47集团军电视报道工作荣获解放军全军第一名，
1992年8月，制作的电视新闻专题《来自地下600米的报道》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获得当年全军新闻一等奖，全国电视新闻一等奖。陈耀文荣立二等军功。
1994年1月10日，进入央视《东方时空》，任“焦点时刻”记者。
1997年8月，以副团职中校的军阶正式转业离开军队。
1994 年4月1日，《焦点访谈》栏目在央视一套开播，首期节目里，陈耀文兼任摄像和编辑。随后几年，参与中国新闻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秦兵马俑二号坑开展，驻港部队亮相，香港回归，三峡工程大江截流，1998全国大抗洪，建国50周年庆典，澳门回归，千禧年，新世纪，申奥成功，国足冲进世界杯、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复馆、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落、伊拉克战争、萨达姆被俘，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伦敦地铁爆炸案，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发射，巴勒斯坦大选，抗战胜利60周年……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曾任《东方时空•直通现场》、《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和《国际观察》主编，《世界》总编导，《感动中国》、《3.15红黑榜》和《温暖在身边》等央视节目策划者之一。
1994年12月，采访新疆克拉玛依“12.8”重大火灾事故，所制作的纪录片因故未能播出。2006年底，在火灾12周年之时，以《迟来的报道——克拉玛依“12.8”特大火灾事故揭秘》为题，在个人博客里连续发出四篇详细的图文报道。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
百科全书式学者。
义宁（今江西省修水县）人。祖父陈宝箴，曾为湖南巡抚，主张变法维新。父亲陈三立，为晚清著名诗人。
少时在家塾就读，广涉经、史典籍。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行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及美国哈佛大学等。留学期间，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为精。
1925年回国。1926年6月，与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历史、中文两系教授，并在北大授课。1930年以后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
1937年7月抗战爆发，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1938年秋，陈寅恪随西南联大迁至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其为汉学教授，成为该校聘用的首位中国籍专职教授。他离昆明到香港，因“二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941 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随即出走香港，先后在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曾作赋讽刺桂林某些文人向蒋介石献九鼎之举。期间，出版《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
1945，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获授英国皇家科学院外国籍院士。眼疾治疗无果，双目失明。遂辞去聘约，于194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
1948年，到广州，拒绝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岭南大学，于1950出版《元白诗笺证稿》。1952年移教于中山大学。1955年后并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
晚年，在助手帮助下，编《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著洋洋八十万言《柳如是别传》。
“文革”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世。
陈寅恪一生提倡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1953 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中古所所长。在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提出就任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绘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终未就任。
他拒绝做全国人大代表，虽同意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而并未到任，是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却从未出席会议。他曾“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
1958年，陈作为“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遭到批判，被迫停止授课。他给校长一信，信中说：“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次年，他还对劝他重新开课、带研究生的人说，“只要（有？）毛主席或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
1967 年，面对“文革”的批判和迫害，陈写了书面声明；“一，我平生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老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的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陈永贵（1914-1986）
1914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担任大寨公社（现在的大寨乡）大寨生产大队（现在的大寨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进行农田改造，建设稳产高产梯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
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将陈永贵树为典型，在全省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
1963年夏，大寨遭遇特大洪水，陈永贵提出 “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的“三不要三不少”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
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党组织向大寨党支部，党员向陈永贵学习。于是在60年代初，山西全省出现学大寨、学陈永贵的高潮。
1964 年3月，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情况，听取了当时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陈永贵和大寨的汇报，要求周恩来留意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周恩来指示陶鲁笳亲自到大寨蹲点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农业部长廖鲁言也率队到大寨考察，写出调查报告，对大寨经验和陈永贵事迹予以肯定。
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大寨经验。陈永贵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应毛泽东之邀参加12月26号日毛泽东的生日午宴。
1964年底，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1965 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全国农村掀起 “学大寨”的高潮。十几年中，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710万人次到大寨参观学习，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视察大寨。周恩来曾三上大寨虎头山，郭沫若更是将虎头山作为自己的人生的归宿。在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大寨几乎成为农业的“麦加”。
1967年1月，陈永贵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2月，作为总指挥夺了昔阳的党政大权。3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经毛泽东提名，当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
1970年8月，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介绍整“五种人”的经验。会后，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1971年，经毛泽东提名，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
1973年，当选为中共十大中央委员，并经毛泽东提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常支部书记职务。同年，昔阳虚报粮食产量8979万斤。
1975年，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提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抓农业工作。此后，走遍全国大多数省份，用“大寨精神”抓农业生产。后人称其为“扎白毛巾的副总理”、“布衣宰相”、“文盲宰相”。
1976年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
1977年，在中央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8年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9年，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9月，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2年，落选中共十二大代表。9月，十二大召开，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
董浩
祖籍河北唐山丰润，1956年4月出生于北京。父亲董静山是书画家，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对书法、绘画颇感兴趣。
1960年11月，父亲突然去世，家庭陷入困顿，乃“发誓努力奋斗，下苦功画画写字，继承父亲的书画事业。早日帮妈妈挑起生存发展的重担。”
“文革”开始时，在北京西师附一小（现在的西四北四条小学）念三年级。由于出身于工商业者亦即“资本家”家庭，“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17岁到21岁之间，当过小学美术教师和初一语文教师，“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美术与声乐朗诵的练习中，时时都想着改变自己的命运”。
1977年，凭着出色的成绩，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剥削阶级子女”，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录取为播音员，在新闻、专题、文艺播音工作中成果颇丰。
1987年调入中央电视台担任主持人。
1989年底以“董浩”的形象出现在电视荧幕上，多年来浸淫于儿童节目，被称为“全国第一阿舅。”
1989年底推出主持、人偶相结合的“滑稽头与董叔叔”串联主持；
1996年以后曾以“风车王”的形象主持《大风车》，以“董嘟嘟”的形象表演《校园幽默剧》。还主持了几百期的《芝麻开门》，受到小朋友和高年级学生的喜爱。
期间，主持多届现场直播的“六一晚会”、“三优晚会”、“MTV”、“卡拉OK”等大赛晚会、“华罗庚金杯赛”、“校园风——全国中小学生文艺汇演晚会”等大型综艺晚会。
1993年底，与共青团团中央共同策划并主笔《关于筹备成立中国儿童电视台的策划书》，以团中央名义上报中央。
1997年初，策划主编《邓小平爷爷的故事》，于1998年“六一”出版，成为当年“五个一”出版图书奖的重点候选节目。
1998年，与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委员会、《中国少年报》报社共同推出“董浩叔叔祝小朋友早日成才CD邮品纪念卡册”，策划、主讲6个传统道德教育故事，主唱6首爱国教育歌曲。
近年来，主编《新编西游》、《戏说三国》、《笑话大王》等少儿读物，出版字数已超过百万。播讲了《动物知识趣味故事》（60盘）、《全本西游故事》（60盘）、《董浩叔叔唱的歌》等百盘音像出版物，被小朋友称为“故事大王”，语言朗诵界称其为“孙敬修第二”。
冯友兰（1895--1990）
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
1895年12月4日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少时在家中私塾读书。1909年，考取开封中州公学。1912年进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
191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开封，任教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省立师范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与朋友合办刊物《心声》，宣传新文化。
1919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西方哲学，1924年获博士学位。
回国后，先后在河南中州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46年赴美任薛文尼大学客座教授。1947年，任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同年被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48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校务会议主席。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直至去世。还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等职。
冯友兰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他继承和阐发了程朱理学的传统，运用西方近现代哲学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发掘和阐述，在传统的基础上创建了新体系。
1923 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或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
从1939年到1946年，冯友兰连续出版《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其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20世纪40年代，用英文写就《中国哲学简史》，后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译本。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1959年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二分模式，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文革”开始，冯友兰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在地：受大字报批判、批斗、抄家、封房、扣发工资、关“牛棚”。
1968年北大工宣队落实毛泽东指示，允许其回家居住。
1974 年，冯友兰与周一良、魏建功等同被委为“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即“梁效”）顾问，写作《对孔子的批判和对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1975年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并为主席团成员，发表《参加批林批孔一年来的思想收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对我的教育》，并结集为《论孔丘》出版。1976年写作《孔老二的“拨”与走资派的“扭”》等文。
1977年至1979年，梁效成员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冯友兰受到批判，审讯，斗争，并指为“风派”典型。
1981年，以86岁高龄口述完成《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该书《自序》中自陈，过去三十年中“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
顾准（1915-1974）
思想家，经济学家。
1915年7月1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商人家庭。
1927年，由于家道中落，到现代会计学之父潘序伦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学徒。14岁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17岁出任立信会计学校部总负责人，并创办中国第一份会计学刊物。
1934年出版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教材《银行会计》，之后陆续出版《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
193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因所在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武卫会被破坏，流亡北平。
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等职。
1940年8月，已是立信会计事务所的台柱子，又是美国基督教会大学——圣约翰、沪江、之江等名校的教授、讲师，被誉为“潘序伦第二”的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3月去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
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1月回到华东展开工作。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顾准随陈毅回到上海，出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期间，以征收地价税的方式，从外国人手中合法收归举世闻名的跑马厅、跑狗场、沙逊大楼等。
1952年的“三反”运动期间，因在税收具体作法上与党中央发生分歧，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离上海。
1953年调入北京，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
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958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遭到反复批斗。
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从事会计学研究。
1965年，因一外甥的“坦白交待”，被康生点名划为“极右派”，经过四个多月的隔离审查，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
1966 年，被调到京郊周口店的大韩继大队农村工地，从事建筑业劳动。期间被剃阴阳头，遭拳打脚踢，受重伤之后被送回北京，又遭经济所大会批斗。为“继续作一个历史观察家”，顾准“老老实实”地承认了造反派揭发或诬陷的所有罪行，承认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并表示将努力改造，力争“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同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不久，又被迫签具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
1968年4月，顾准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自杀。
1969年，顾准在河南息县 “五七干校”劳改。据“难友”回忆，顾准是“干校”中最硬的“反革命”，面对造反派的拳头脚踢，仍高喊“我不服，就是不服”。
1972 年，顾准回京，开始撰写思想著作，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等问题，对20—21世纪中国深度改革，以及人类现代化多元模式，进行批判与阐述，并做出预言。后被整理为《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并以复印本、手抄本形式，广泛流传于各大学校园。
1974年11月初，顾准咯血不止，住进医院。顾准生来至孝，却因各种原因与母亲经历十年生离。顾母闻子住院后提出要去医院：“已经十年不见，想去见见。我本来想在我病倒的时候，让老五（指顾准）来服侍我，想不到他现在竟要先我而去了。”却终未能成行。
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医院病逝。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
郭世英 （1942—1968）
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三个孩子，1942年出生。
中学就读于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毕业后到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哲学系。
在北大就读未满一年，因“X诗社事件”被下放到河南黄泛区西华农场劳动。1962年岁末，郭世英与中学同学张鹤慈、孙经武等人等人结成X诗社，交流诗歌、思想，希望“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1963年夏，诗社一事暴露，周总理亲自处理。张、孙两人被判劳动教养两年，对郭世英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下放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对农业生产兴趣日浓。
1965年秋，经不住双亲劝说，郭世英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读书。他期待经过深造，重返农场。殊不料，不到一年后“文革”开场。
在农大就读期间郭世英曾发表言论，说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等。他用英语给女朋友打电话，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
1968年3月，农大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郭世英，并私设公堂，要他招供五年前的旧案——X诗社事件。4月22日上午，郭世英从被关押的三楼房间里破窗而出，死时，年仅26岁。
郭沫若后来在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来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
就在一年前、郭沫若另外一个儿子郭民英在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的情况下，也悄悄结束了自己24岁的生命。
郭世英在北大时的同学、哲学家周国平这样评价郭世英：“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浩然
作家。原名梁金广，曾用笔名白雪、盘山。
1932年3月25日生于开滦赵各庄煤矿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幼年丧父，八九岁时随母亲迁居河北省蓟县王吉素村舅父家。13岁时母亲病逝。
13岁前念过3年小学、半年私塾。14岁即参加革命活动，当儿童团长。
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工作需要，化名“浩然”。
1949年开始做青年团工作，并开始自学文化，练习写作小戏、诗歌和新闻报导。
1953年调通县地委党校当教育干事，后参加贯彻农村统购统销政策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近8年的基层干部工作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
1954年调到《河北日报》当记者。1956年9月调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同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喜鹊登枝》。此后发表了一系列表现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1959年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文艺版编辑。
1962年底，根据自己在山东昌乐参加劳动锻炼的经历，开始创作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同年10月调入北京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
1965年，《艳阳天》又出版了第二卷、第三卷。《艳阳天》一问世，就在文学界和全国农村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的人民公社之间相互表示友好时，就敲锣打鼓地把系着红绸缎的《艳阳天》送给对方。
1966年“文革”爆发，北京市文联成立“文革筹委会”，浩然被推选为副主任。“筹委会”解散后，浩然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此停笔5年。
1971年5月，浩然被从农村调回北京搞文学创作。
1972年，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亦即后来被称为“文革样板”小说的作品《金光大道》。接着，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杨柳风》、儿童故事集《七月槐花香》。至此，浩然名声大振，成了“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里的那个作家。
1973年作为代表参加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
1974年适应政治需要创作中篇小说《西沙儿女》。
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浩然作为200多名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为毛泽东主席守灵。
197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1978年，在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开幕式上，浩然被取消人大代表资格，被人指责为“四人帮”的骨干，写过效忠信，有些作家找到《人民日报》，要求公开批判浩然。
1979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此后几年，走访全国100多个县，1000多名基层干部和农民，创作出210多万字的作品。
1986年冬，与夫人落户河北三河县，并到该县段甲岭镇挂职副镇长、镇长，体验生活。
1987年，发表长篇小说《苍生》，反应新时期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1990年2月，《苍生》获得北京市庆祝建国四十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评奖•文学优秀作品奖；1990年5月，《苍生》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特等奖。
1990年，三河县（1993年撤县设市）文联成立，浩然任主席，开始推进“立足三河、辐射周边、面向全国”的“文艺绿化”工程。1991年创办《苍生文学》季刊。
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世纪百强中文小说，《艳阳天》以“刻画农村的面貌入木三分”而榜上有名。
2000年，重病在身的浩然完成了26万字的口述自传体小说《我的人生》。在此之前，已经出版《乐土》、《活泉》、《圆梦》三部曲自传体小说。
2002年11月11日，浩然因脑血栓再次复发住院，从此一直处于深度脑晕迷状态。
胡风（1902-1985）
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
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
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
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料，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
1929年到日本留学。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发“两个口号”的论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 “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1949年起任《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转载。
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对批评进行反驳。
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6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思想。
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语指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此后，《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解放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作序发行全国。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1955年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作出批捕决定的前两天，胡风在家中被公安部人员拘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
1965年12月底，胡风从秦城监狱出狱。春节过后，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
“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
1967年11月，胡风再度入狱。
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
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平反后，胡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历史冤案。
黄帅
1961年出生于北京。
1973年，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让全班同学都写日记，要求写出心里话。
9 月7日，黄帅写了这样一篇日记：“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班主任看后，认为“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线”。
黄帅于是给《北京日报》写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据黄帅后来讲，信寄出后，她又有些后悔，“自己原本有错，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我们挺不错的”。
此时，江青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信成为江青等人的突破口。江青的亲信谢静宜回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他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报道。
几天之内，黄帅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她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许多地方也树立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许多学校出现官员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局面。
风光无限的黄帅，对于语文老师，感到十分内疚，“我偷偷地哭过，可只能是在没有人的地方，我这个‘英雄’可真难当啊。”黄帅后来曾托同学捎口信给老师，说对不起他。
1976 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六岁的黄帅被认为是“四人帮”的“小爪牙”，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甚至有人往她身上吐口水、丢砖头。黄帅的母亲被批斗，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在中科院工作的父亲也被逮捕入狱，同时开除党籍、公职。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九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
1979年，黄帅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未能被顺利录取。当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知道后作出了批示，“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这样，黄帅得以跨进北京工业大学校门。
上大学后，黄帅决心为平反父亲的冤案奔走呼号。1981年1月1日，她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不久，胡耀邦作出批示，请中纪委负责查办。同年，黄帅父亲的冤案得到平反。
1984年9月，黄帅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那时有一位外地记者专程来采访她，但黄帅始终没有回答任何问题。黄帅后来对这个记者说：“一想到你是搞新闻的，有一天你会把你我之间的谈话公开给整个社会，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惶恐。”
1986年黄帅到日本留学。
1993年3月，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
1998年12月，黄帅回国，在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至今。
2006年7月，黄帅把自己多年的日记、散文，编辑为《黄帅心语》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翦伯赞(1898-1968)
历史学家。
原名象时。维吾尔族。1898年4月14日生于湖南桃源。1924年夏去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专攻经济学。1926年1月回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从1930年开始，积极参加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出版《历史哲学教程》一书。1940年2月至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统一战线和理论宣传工作。期间著有《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二辑。解放战争时期，在南京、上海和香港继续进行统战和宣传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和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从50年代初开始，翦伯赞即致力于史学建设。发起编纂了两千多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并亲自主编了其中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两个专题。从1961年春开始，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入牛棚。1968年10月，根据毛泽东指示，回到北大居住，生活待遇有所改善。
1968 年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带人找到翦伯赞，要求他写材料证明开始于1935年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活动，被翦伯赞拒绝。12月 18日，副组长再次找到翦伯赞要求他写材料，以枪相逼，翦伯赞仍然拒绝。19日早晨，翦伯赞被发现与夫人戴淑婉同在北京大学寓所服安眠药弃世。在翦伯赞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照顾他生活的工人）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1978年9月1日，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为翦伯赞平反昭雪。
金桂荣 金桂霞
金桂荣、金桂霞，是北京一个满族正蓝旗家庭中的姐妹俩，姐姐生于1957年5月2日，妹妹生于“文革”开始那一年的2月28日。
身为八旗后人，家庭成分自然被划得较高，但由于父母一贯为人较好，因此在“文革”中家庭并未受到太大冲击，只觉“有些瓷器毁掉了非常可惜。”
目前，姐妹二人分别供职于建设部和税务局，工作、生活得很幸福。
姐妹俩都选择“用平常的心态看‘文革’，那不过是一段特殊的历史而已。”
金训华（1949-1969）
1949年出身于上海一个工人家庭，1968年毕业于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曾是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
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9年3月，金训华参加上海市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组织的知识青年学习访问队赴黑龙江，返回上海后发起成立了“知识青年赴黑龙江插队落户联络站”，通过报告会、批判会、座谈会、家庭访问，广泛进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
1969年5月25日，金训华与妹妹金士英及其他上海学生到黑龙江省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
1969年8月15日，逊河公社的两根电线杆被洪水冲走，金训华与另两位知青跳入河水中抢救国家财产，不幸牺牲，时年20岁。18天后，放牛娃才在百公里外发现金训华的遗体。
金训华牺牲后，上海《解放日报》美术组急召画家陈逸飞和在上海崇明农场插队的上海市高中毕业生徐纯中等人，连夜赶制金训华事迹的整版绘画作品。两人共同创作水粉画《毛主席的红卫兵——向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同志学习》。
此画在《解放日报》画刊发表后，被中央领导看中，经重画，作为美术界的“样板画”之一，刊登在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上，同时配发抗洪英雄金训华的日记和评论员的文章《革命青年的榜样》。之后，该画还登上邮票全国发行。金训华成为时代偶像。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青年向金训华学习。金训华成为上山下乡大潮中涌现的第一个知青英雄。“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就此流传开来。
金训华事迹还被多家出版社选入连环画创作，如《金训华之歌》、《毛主席的红卫兵——金训华的英雄故事》等，在全国家喻户晓。
金训华的事迹在全国传播开后，立刻把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1970年至1975年间，北京、上海、四川、河南的知青纷纷要求到英雄战斗过的地方插队落户，当时逊克县仅上海的知青就达5400多人。
康生(1898～1975)
山东诸城人。曾用名张裕先、张叔平、张耘、赵容。
1898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南县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全家迁居诸城。
1924年夏，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改名康生。曾任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等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秘书长。
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成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0年代参加中共中央的“特科”领导工作，任第三科科长。该科是在上海活动最久的中共秘密机关。
1933年7月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1937年冬回延安后，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等职。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康生“审查干部”的工作，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四万人的延安挖出了上万名“特务”。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还是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曾到北大学生宿舍，鼓动学生造反。期间造出“三大案”：
1967 年，为了给刘少奇罗织罪名，康生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此案须上溯至1936年，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有一批中共高官被捕。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让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人履行监狱规定的自首手续（假投降）出狱。康生给他们戴上“叛变自首”的帽子。
1968年1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突然在北京被捕，罪名是“叛变、特务”，赵坚不认罪，此案云南省138万人被牵连，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此即“赵健民特务案”。
1968 年2月4日，康生号召内蒙古开展挖“内人党”运动。“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1940年代，被要求停止活动。“文革”中，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结果全内蒙古有34万多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者达 87000多人，遇害者达16222人。此即“内人党冤案”。
据官方资料称，“文革”期间，康生共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放军高级干部”839人。
1970年8月后，康生闭门养病，深居简出。
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康生升任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仍旧隐居。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以膀胱癌病故，终年77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发出讣告。
1977年，中央党校师生发起揭露康生等人罪行的活动，并正式向中央写出书面报告，强烈要求严厉处理康生问题。
1980年，中共中央开除康生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公布其“罪行”。后来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
老舍（1899-1966）
作家。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
1899年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18年夏，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北京第十七小学当校长。
1924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在英期间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开始文学创作。
1926年7月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自第8号起署名改为“老舍”。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此后，又发表了《赵子曰》、《二马》，初步奠定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 年7月起，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在这两所大学，相继开设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课程。期间创作《猫城记》、《离婚》、《骆驼样子》等长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微神》等短篇小说。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奔赴武汉。1938年3月，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任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作鼓词、相声、坠子等小型作品，并创作《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10余个话剧剧本，
1944年开始创作近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完成前两部《偷生》和《惶惑》。
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写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
1949年12月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创作话剧《方珍珠》。
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之后，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未完成）。
“文革”中，老舍遭到恶毒攻击和迫害。
1966 年8月23日，重病在身的老舍，到北京市文联参加“文革”运动。当日下午，老舍与箫军、端木籍良、荀慧生等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派”、 “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押着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并遭污辱、毒打。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市文联，又因 “对抗红卫兵”，加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遭到“红卫兵”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直至24日凌晨。“红卫兵”勒令老舍24日上午到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
1966年8月24日凌晨，老舍回到家中。之后，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李劫夫（1913—1976）
音乐家。原名李云龙，曾用名李捷夫。
1913年11月17日生于吉林省农安县。早年在家乡就读小学、中学、县里师范。
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开始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赴延安，先后在延安人民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
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创作《歌唱二小放牛郎》，很快在全国传唱。
1943年调往晋察冀边区任宣传干事及冲锋剧社副社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社长、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九纵队文工团团长和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副团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并兼任辽宁省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等。
1963年创作《我们走在大路上》，风靡全国。
1964年出版《劫夫歌曲选》。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李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期间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1967年1月15日，李劫夫被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组织“井冈山”送到北京，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接见李劫夫，认为其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符合革命文艺路线。
在京期间，受到保护的李劫夫零星参与“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并为《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是“毛主席语录歌”的创始人，引领了“语录歌”狂潮。他还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同时写下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1970年，为林彪诗歌《重上井冈山》谱曲。
林彪集团摧毁后，李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受到隔离审查。查出其在1971年9、10月间，写出《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
1971年10月20日，李劫夫夫妇被押到沈阳，关进“学习班”受到审查。
1976年12月17日，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猝逝于“学习班”中。
1979年11月20日作，辽宁省纪委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李劫夫一生共创作2000多首歌曲，主要作品有《歌唱二小放牛郎》、《忘不了》、《哈瓦那的孩子》、《我们走在大路上》、《蝶恋花.答李淑一》、《沁园春•雪》等，并有歌剧《星星火》。自1972年起，李劫夫的歌曲被禁止传唱。1981年后解禁。
李振盛
摄影家。1940年生于大连，1963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进入黑龙江日报社做记者，曾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不久返回报社。
“文革”期间，与报社其他几位年轻人成立“红色青年战斗队”，并被“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授予印有毛泽东手迹的“红色新闻兵”袖标，拍摄到大量“文革”历史资料。
1967年1月，李振盛所在的“红色青年战斗队”成为报社掌权派，他也成为报社革委会常委。一年半之后，被打倒，受到批斗，被送到中国第一个成立的“柳河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1971年9月林彪出逃事件之后，从干校回到报社摄影组工作，任摄影组组长。
“文革”后期，他又拍摄到西哈努克访问哈尔滨、“批林批孔”运动，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样板戏，毛泽东去世的追悼活动，以及“四人帮”被打倒后老百姓欢庆等情景的照片，保留了3万多张底片。
1980年代初调到北京工作，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执教15年。
1987年以20幅“文革”专题组照获“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系列新闻照片大奖”。
1988年3月，“艰巨历程”影展获奖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1996年5月16日提前退休，10月应哈佛大学邀请赴美讲学，并应邀到联合国作讲演。
2002年，应美国独立制片人卡玛邀请，参加大型“文革”历史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拍摄。
2003年6月—9月，由法国文化部主办的《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环球摄影展览在巴黎首展三个月。该影展还将在世界五大洲巡展。
2003年9月，英国菲顿(Phaidon)出版社开始推出李振盛的《红色新闻兵——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路历程》画册，该书将以英、法、德、西、意、日等10余种文字陆续出版。
2004年，《红色新闻兵》被《美国摄影》杂志评为2003年度“世界最佳摄影画册”世界最佳摄影画册。该书还被美国多所大学相关专业选作教材。
2004年获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最佳摄影报道奖”。
2005年入选1855年以来150年世界54位新闻摄影师行列。
牛津大百科出版的《牛津摄影指南》单独列入“Li Zhensheng”词条。
现旅居纽约，主要致力于“文革”历史的研究与写作，并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梁漱溟（1893-1988）
学者、思想家。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
1893年出生于北京一个“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梁氏原是元朝宗室贴木儿的后裔）。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
1911年从顺天中学毕业，毕业前加入京津同盟会。
1912年，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开始读佛典。此后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逐步转向儒学。
1918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1924年，辞去北大教职，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
1928年7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期间，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1930年，任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教务长。6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文。
1931年1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
1933年2月，参加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民众教育家会议，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同时，被教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1937年3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8月，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
1939年11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夏，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光明报》。
1942年2月，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6年5月，任民盟秘书长，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和谈。9月，在重庆北碚创办勉仁国学专科学校，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11月，国共和谈破裂，梁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9年夏秋间，接受灌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50年10月，写作《中国建国之路》。
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梁漱溟批评中共按苏联模式制定的经济计划，指责中共一进入城市便忘记了乡村，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提出希望毛泽东要有接受意见的“雅量”。
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
1960年，开始写作《人心与人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被赶出居室。9月至11月写出《儒佛异同论》。期间遭到抄家、批斗，也曾热心于上街画红太阳，参与挖防空洞。
1970 年3月，在一次讨论“宪法草案”的座谈会上，梁漱溟发言说：“据我所知，宪法的产生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
1974年1月，写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
1975年7月，完成《人心与人生》，重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
1984年 91岁 《人心与人生》出版。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1986年11月，《东方学概观》出版。
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冯友兰赠挽联：“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梁思成(1901-1972)
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建筑师。
祖籍广东新会，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其父为梁启超。
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不久转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927年2月获学士学位，当年6月获硕士学位。
1927年7月至1928年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世界建筑史。
1928年回国，到沈阳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并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1931年。
1931至1946年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法式部主任。
1930年到1945年间，与夫人林徽因一起对全国190个县2738处古建的实地考察，并于1942年到1944年间完成《中国建筑史》一书。
1946年为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到1972年。期间，于1946年11月至1947年6月，被美国耶鲁大学聘为访问教授。
l947年1月至1947年6月，作为中国代表，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顾问。
1948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梁思成在建筑创作理论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强调新建筑要对传统形式有所继承。其主要设计作品有吉林大学礼堂和教学楼、仁立公司门面、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鉴真和尚纪念堂等。
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5年，因为全国兴起的仿古”大屋顶”潮流导致的浪费，受到”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批判。1956年1月在全国政协被迫作公开检查。其所提倡的“保护北京古城”亦受到批判。
195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及民盟中央常委等职。历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土建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理论研究室主任、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北京分会副会长等职。
“文革”开始不久，清华大学建筑系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梁思成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7月，被造反派挂上大黑牌，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名字被打上一个大大的叉。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梁思成只要出门就必须挂上那块黑牌。8月，被抄家，多年收藏的艺术珍品损失殆尽，《营造法式》等一批文稿，交给家中保姆才得以保全。
大字报批判他“留恋封建社会，疯狂地反对拆除封建社会的城墙”；宣称要“打倒国民党残查余孽、丧失民族立场的反共老手梁思成”。
在这期间，梁思成仍言：“我想，我所惟一可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全部知识献给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们。没想到因此我反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罪人。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外国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1969年1月，在由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圈阅的清华大学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文件中，梁思成作为建筑学反动权威，被认为“年纪太大，用处不大”，“养起来”，留作反面教员。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病逝。
林风眠(1900—1991)
画家，美术教育家。原名林凤鸣。
1900年11月22日出生在广东省梅县一个农民家庭。祖父、父亲皆为民间艺人，自幼习画。
15岁时考取省立梅州中学，痴迷于绘画、作诗。
19岁时赴法国勤工俭学，学习绘画，先入第戎美术学院，后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并游学德国柏林。留法期间组织霍普斯会，从事现代美术活动。
1926年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兼教授，后到南京任中华民国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28年在杭州创立国立艺术院（1929年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校长兼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西南，曾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主任委员。
1950年，辞去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之职，迁居上海闭门作画。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面对一次次抄家，无奈之中将其数十年间千余张作品浸入浴缸，从抽水马桶中冲出去。
1977年出国探亲，两年后定居香港。
1979年在巴黎举行个人画展。
林风眠早年创作以油画人物为主，兼画水墨山水、花鸟。其绘画广泛吸收古典艺术、印象主义、野兽主义艺术的营养，并加以消化，同时又研究中国传统美术和民间艺术。1930年代后开始致力于改革传统绘画的探索，用中国传统的绘画工具、材料参以西方现代绘画的某些表现手法。他的画正方构图，出自“宋小品” ，作品多描写仕女人物、京剧人物、渔村风情和女性人体以及各类静物画和有房子的风景画，有一种悲凉、孤寂、空旷、抒情的风格。他吸收了西方印象主义以后的现代绘画的营养，与中国传统水墨和境界相结合，并融入了个人的人生经历。是“中西融合”这一艺术理想的开拓者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林风眠长期从事美术教育，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不拘一格广纳人才，培养出刘开渠、李可染、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等艺术家。
汉学家苏立文说：“林风眠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已是世界公认的了。虽然徐悲鸿建立了一个牢固的西方学院派的绘画基础，刘海粟带入了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到中国，但林风眠却建树更多。他开创了中国的新绘画，以富有表达力的毛笔，将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的基础，与西方的形式，色彩和构图的意识结合起来。这种既自由又自然的结合，是林风眠的独到之处。”
刘长瑜
京剧表演艺术家。祖籍江苏无锡，1942年生于北京。
1951年考入中国戏曲学校，师从小翠花、芙蓉草、华慧麟等。
1958年得荀慧生的传授，攻青衣、花旦、刀马旦，尤擅长花旦。
1959年毕业后，在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当演员并在戏校兼课，得到雪艳琴、李玉茹、童芷苓、俞振飞及汉剧陈伯华、豫剧陈素贞、姚淑芳、山西蒲州梆子王秀兰等诸多艺术家的传艺指点。
1962年6月，被调到中国京剧院四团担任主要演员。
1964年，被调到京剧院一团参加《红灯记》的排演，扮演李铁梅，从此一炮走红。
1971年，《红灯记》被搬上银幕，风靡大江南北。刊有李铁梅手举红灯形象的大幅宣传画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青春偶像。
1979年被文化部评为”三八红旗手”，同年为建国三十周年演出《红灯照》，获文化部演出一等奖。
1981年在《红楼二尤》中扮演尤三姐、尤二姐，获文化部颁发的个人表演一等奖。
1982年在电视戏曲艺术片《燕燕》中扮演燕燕，获首届电视金鹰像奖。
1983年演出《春草闯堂》，扮演春草，获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1992年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金唱片奖。
1993年1月16日或“梅兰芳金奖大赛”（旦角组）金奖，从而成为新时期京剧“八大名旦”之首。
1994年组建中国青年京剧团，任名誉团长。
1996年2月当选中国京剧院常务副院长。
1998年12月当选第五届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是第四、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敦（1918-1966）
字孝聿，1918年12月出生，湖南浏阳人。
1937年任湖南省政府秘书处主任秘书。
1943年由张治中亲自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升任上校秘书。
1946年，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军委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后，随张到新疆工作，任新疆省政府人事室主任、西北行营驻迪化办公厅第三组少将组长等职。期间，跟随张治中参与了“国共和谈”、“新疆和平起义”等重大事件。
新疆和平起义后，被委以师级职务，任新疆军区驻西安办事处副主任。期间，曾跟随同为湖南浏阳人的新疆军区副政委熊晃，带着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写给湖南省党政领导人黄克诚、王首道的亲笔信，赴湖南招收女兵。从1950年至1952年，共招收女兵七千余人到新疆，被称为“八千湘女上天山”。
“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55年底重新安排工作，定为行政十三级。
1957年“反右”中，被划为中右，获降职降级处分，安排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农场任副场长。
“文革”开始后，被揭发为“没有改造好的国民党旧军官”、“假起义真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因不堪侮辱，自杀身亡，时年四十八岁。
1967年，因“造反派”揭发有敌特电台藏匿其墓中，坟莹被开棺炸尸。
刘亮
刘敦之子，1944年3月出生于重庆，祖籍湖南浏阳。
“文革”期间在新疆一工厂任干部，因其父刘敦为国民党军官，有关方面称其藏匿“敌特电台”，随后被抄家、游斗、关押，成为该厂最年轻的“牛鬼蛇神”。
1978年，被评定为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历任新疆石河子市客运公司经理、中国人保新疆分公司副处长、中国人保镇江市分公司副总经理等职，2004年退休。
刘啸清
1950年生于北京，与其弟同是北京138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生。
1969年，刘啸清的弟弟在学校和全班同学一起表了‘扎根农村一辈子，永远当个贫下中农的小学生’的决心，将到延安插队。在母亲请求下，原本要去当兵的刘啸清和弟弟于2月下延安，被分配到延安县柳林公社廿里铺大队。
1970年，被社员推荐去县上参加了一个短期的教师培训班，一个月后回到村里当小学老师，除了在学校教书，还负责村里的扫盲工作。
1972年底，被招到延安粮油加工厂当了工人，碾米、磨面、榨油，一干就是22年。
1980年与当地农村姑娘庞世玲结婚。1985年落实知青政策，庞世玲被安排在东关粮站工作，吃上商品粮。1992年“优化劳动组合”，庞世玲成为编外人员，至今不让上班，也不给工资，在农贸市场摆摊卖馒头。
1994年粮油加工厂停产，厂领导照顾刘啸清到家属院看大门，每月工资127元。每日下班后到市场帮妻子卖馒头。
刘啸清弟弟1975年“困退”回了北京，在宣武区清洁队抽了15年大粪，1991年因为有病开始吃了劳保。“现在日子过的比我还艰苦，他这辈子可以说是没少受罪。”刘啸清说。
吕立新
1964年生于河北唐山，
1976年文革结束时亲历唐山大地震侥幸逃生。
1986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
1992年至1994年在日本留学。曾做过记者、影视编导等。
2000年开始收藏中国近现当代书画作品。现为唐山德嘉画廊总经理，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秘书长。
骆明（1950-2000）
1950年生于北京，1966年初中毕业，在学校期间参加举重、鼓号队。
“文革”开始后，自创逍遥派，借串联之机跑遍中国。
1968年到黑龙江插队，凭借自身医术，继续有条件逍遥。
1978年回京工作。
1993年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期间报着上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的理想，贯彻逍遥理念，废寝忘食，笔耕不辍，交友无数，2000年12月病逝。
蒙飞
1959年生于北京。“文化大革命”伊始入北京复兴路小学就读，像许多蒙童少年一样，加入红小兵，投身“革命”。1971年随父母迁居新疆。在乌鲁木齐第十四中学上学。中学大部时间沉迷于绘画、书法和摄影。
1978年中学毕业，虽然理想是艺术和历史研究，却阴差阳错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四年。
1982 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政府外贸部门工作，其间于1988年至1989年被中国和加拿大政府联合选派赴加拿大学习工商管理，先后在戈兰特麦凯文学院和圣马丽大学学习。1989年底归国继续在新疆政府外贸机关就职，并获提拔。 成为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出校门、进机关门、再出国门的“三门干部”。
1993年底，辞别新疆回到北京，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所属海南国国际贸易中心工作。后辞官，自立公司（ Sionhigh ）从商，主要从事风力发电设备进口和饮用水贸易等业务。
1996年底移居加拿大。
现为往返于中国和加拿大间的自由职业人士。
聂元梓
1921年4月4日生于河南省滑县。
1935年冬在开封北仓女中参加学生革命运动。
1937年入伍，8月调中共北方局情报局工作。
1937年12月入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2月，调晋豫地委妇委副书记，开拓晋城中心县委妇女工作。
1940年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校长邓发、彭真。
1945年10月，调东北任郑家屯市区委书记。
1946年5月，调齐齐哈尔市委任区委第一副书记。
1947年底，调哈尔滨市委，任区委宣传部长。
1948年，调哈尔滨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
1952年 定级为行政12级。
1960年6月，调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
1963年10月，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北京市党代会代表。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和宋一秀等7人在北大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1966年6月1日在全国广播，毛泽东后来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9月，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7年4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4月，参加中共“九大”，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70年8月，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1972年4月，从江西鲤鱼洲押回北大批斗、审查后，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和北大仪器厂“劳动改造”
1978年4月1日，押送回北大关押。4月19日，在北大全校大会上批斗宣布逮捕。
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
1984年12月，保外就医。
1986年10月，假释。
２００５年１月，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聂元梓回忆录》
上官云珠（1920—1968）
电影表演艺术家。原名韦均荦。1920年3月2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
上官云珠的父母是普通的村镇居民，她是家里第五个孩子，上面有3个姐姐和1个哥哥。其中一个姐姐因生伤寒身亡，一个姐姐1938年被日本侵略军飞机炸死。另外一姐一兄，均长她十余岁，成年后，在上海教书。
上官云珠在长泾镇读小学，在常州、上海和苏州读中学。1937年抗战爆发，携父母、丈夫及襁褓中的孩子逃离家乡，辗转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历经一年余，最后到上海投靠兄姐。
为了养家糊口，上官云珠在离家不远的“何氏照像馆”做开票员。1940年考入华光戏剧学校，后加入新华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学习。1941年因参加艺华影业公司《玫瑰飘零》一片的拍摄而走上银幕。同年，参加拍摄故事片《国色天香》、《黑衣盗》。1941年底至1945年，主要从事舞台表演，曾在《雷雨》、《日出》、《镀金》、《秋海棠》等多部话剧中饰演重要角色，期间还出演了《泪洒相思地》、《花月良宵》、《鸳鸯泪》等影片。1946年后，主要创作集中在电影方面，出演了《天堂春梦》、《太太万岁》、《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及《万家灯火》、《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等多部影片。
1949年后，上官云珠主要在长江、昆仑影业公司、上海电影联合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除拍摄了《南岛风云》、《枯木逢春》、《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10余部影片外，还主演了《红旗歌》、《北京人》、《雷雨》等多部话剧。
1952年，在全国第一届优秀电影评比中，《乌鸦与麻雀》获得金质奖。
1957年，在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乌鸦与麻雀》获个人一等奖。
1962年，获得文化部评选新中国影坛“二十二大明星”之一的荣誉。
1966年初，上官云珠患乳腺癌住院，后发展为脑瘤，手术后身体极为虚弱。出院后，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迭起，遭到了各方“造反派”的残酷迫害，因不甘受辱，于1968年11月22日凌晨在家中跳楼自杀。
1978年12月上海电影制片厂为上官云珠平反昭雪。
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中，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和“中华影星”称号。
2005年，获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奖。
生前曾任中国电影家影协会会员，上海电影家影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和第三、四届常务委员。
沈莉莉
1959年10月16日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国家干部家庭。
1966年的某日，在新华通讯社机关大院里，批斗“走资派”。她与年龄相仿的姐姐一同前去看热闹。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游街的队伍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她父亲脖子上挂着一块铁丝拴着的牌子，铁丝上还坠着四、五块砖头，铁丝深深地嵌入她父亲的脖子里，殷红的血不断渗出。见此情景她哇地一声恸哭，懵懂的姐姐把她搂在怀里，不想让她看见噩梦般的情景，可为时已晚。两个小姐妹边哭，边跑，尾随她们最爱的“走资派”父亲游街。
一个不谙世事的美丽小女孩，幼小的心灵从此被烙上了不可磨灭的记忆。随着成长，她的性格内向、敏感、孤寂而脆弱。
沈莉莉1967年进入北京海淀区羊坊店一小上小学，1972年进入北京海淀区五十七中读初中，1976年继续在该校读高中一年级，同年秋季患精神分裂症至今，丧失工作能力。
作为残疾人，现在靠国家低保福利生活。
（注：本文为沈莉莉的姐姐丹枫撰写）
水天光（1939-1976）
1939年生于兰州。
1959 年毕业于兰州女中，1964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化学系。
1965-1966年由学校组织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从事绘画宣传工作。
1967年被分配到甘肃定西地区临洮县当中学教师。
1976年春天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临洮新添公社中学的支部书记认为水天光“公开反对《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叫嚷‘翻案得人心，这个案就是要翻’”。学校领导发动学生对其进行批斗、殴打。
3月22日学校领导宣称水天光失踪，五十多天之后在洮河的浅滩里发现了其遍布伤痕的尸体。验尸报告记录，头部、胸部留有“生前伤”，右肋部有钝器伤。
学校革命委员会给上级的报告称水天光是“地地道道的世界观未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不断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取得重大胜利之际……落水而死”。在其遗留的笔记中，有一些被视为罪证的诗句：
“家乡的上空笼罩着阴云，只有生命和鲜血，才能换来真理的声音……”
“说实话，我绝不隐瞒。”
“在这狂吠声中，我要让人的声音高高飞翔……”
水天光是甘肃省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水梓之女。水梓在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政协甘肃省第一届常委会委员、民革甘肃省第一届副主任等职。
田家英（1922-1966）
田家英，四川成都人。
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
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1948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至1966年。
1954 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学习〈为人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编有《民国以来大事年表》等。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曾言“毛泽东思想己渗入到我的骨髓里”。
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田家英被点名批判为“右倾”。
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田家英被揭发有“右倾”倾向和言行。会上曾表示，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1960 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起草农村工作条例，后参加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曾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后还曾向毛泽东建议“包产到户”，并起草《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遭到批评。
1965年12月，田家英被安上“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1966年初，田家英曾对一位朋友说：“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真理我要坚持到底。直到停止呼吸，绝不出卖灵魂，绝不向错误屈服。”
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逐出中南海。5月23日，死于中南海永福堂。死因有争议，一说上吊身亡，一说开枪自杀，一说他杀。
1980年初，田家英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1980 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悼词中说：“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作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涂集中
194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现重庆市合川市）一个山区农户。
1956年小学毕业后回乡务农。
1958年被保送到合川师范学校学习。
1959年9月到一乡村小学任教师。
1965年9月，入伍到8023部队防护部防化营，驻守我国的核武器试验场区——新疆罗布泊地区，负责核爆炸后的核辐射侦察、污染洗消、空气质量监测等任务。
1966年先后三次参加核试验，其中包括震惊中外的导弹核武器试验和氢弹原理性试验。后在“火线入党”活动中被吸收为预备党员。
1967年初担任副班长。
1967年参加首次氢弹试验，立三等功。
1968年任班长。
1970年被破格任命为司务长，两月后任机关食堂管理员。
1973年任连队副指导员，1976年任指导员。
1979年任防护部机关秘书。
1981年任基地政治部组织处副处长。
1983年任基地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1984年任安全� - posted on 11/28/2007
涂集中
194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现重庆市合川市）一个山区农户。
1956年小学毕业后回乡务农。
1958年被保送到合川师范学校学习。
1959年9月到一乡村小学任教师。
1965年9月，入伍到8023部队防护部防化营，驻守我国的核武器试验场区——新疆罗布泊地区，负责核爆炸后的核辐射侦察、污染洗消、空气质量监测等任务。
1966年先后三次参加核试验，其中包括震惊中外的导弹核武器试验和氢弹原理性试验。后在“火线入党”活动中被吸收为预备党员。
1967年初担任副班长。
1967年参加首次氢弹试验，立三等功。
1968年任班长。
1970年被破格任命为司务长，两月后任机关食堂管理员。
1973年任连队副指导员，1976年任指导员。
1979年任防护部机关秘书。
1981年任基地政治部组织处副处长。
1983年任基地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1984年任安全防护站政治委员。
1986年到基地技术部政治部任副主任。1988年任主任。
1990年离开基地到四川绵阳89935部队副主任、主任。
1999年退休。
王凤仪
1938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
1951年至1958年8月在家务。
1953参加扫盲班，学习文化。
1958年在乌鲁木齐市一旅店做出纳工作。
1962年10月至1966年5月由于“精简”运动失业。
1966年进入乌鲁木齐长江办事处做街道干部工作。
1967年“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单位工作人员形成两派，一派保武光（当时新疆党委书记），一派保王恩茂（时任省长，新疆军区司令），每天上班辩论，工作处于瘫痪。后来被对立组织挂牌揪斗。
1976年6月2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退休在家颐养天年。
王洪文（1935—1992）
1935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一个贫农家庭。
1951年4月参军，不久作为志愿军赴朝，任警卫员、通信兵。
1952年随部队调防江苏省无锡市。
1956年复员，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当工人。
1960 年10月至1963年到崇明岛参加围垦开发。
1964年调回国棉十七厂当保卫员。
1966年11月，制造“安亭事件”，后成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司令。
1967年2月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4月，兼任上棉十七厂革委会主任；1968年1月，兼任市纺织局革委会第一召集人。
1968年国庆节，王洪文作为上海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受到毛泽东接见。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选举王洪文为中央委员，随后，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6年10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隔离审查。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的党籍，撤销王洪文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
1981 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案判决书》中做出如下判决：“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2年8月3日，因肝病病逝于狱中。
王进喜（1923—1970）
1923年出生于甘肃玉门亦金村。6岁时因家贫，用棍子拉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8岁时给有钱人家放羊。
1938年进入玉门石油公司当徒工，干活时被砸伤了腿，被厂主赶出大门，伤好后才顶了别人的名字混了个差使。
新中国成立后，王进喜当上国营甘肃玉门石油管理局勘探公司三大队的石油工人，副司钻。
1956年升任钻井队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的钻井技术还很落后，他提出“月上千，年上万，钻透祁连山，玉门关上立标杆”的口号。
1958年，他领导钻井队创造了月进尺5OOO米的全国纪录，成为中国中型钻机最高标杆单位，荣获“卫星井队”红旗，被命名为“钢铁井队”。
1959年，王进喜到北京参加“群英会”，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1960年春，黑龙江发现大庆油田，中央决定抽调力量展开石油大会战。王进喜从玉门油田率领1205钻井队赶到当地的马家窑，苦干五天五夜后，打出大庆第一口油井。
第一口油井打好之后，王进喜的腿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他却顾不上住院，拄着拐杖缠着绷带连夜回到井队。在第二口油井即将发生井喷的危急时刻，王进喜决定用水泥代替重晶石粉。由于没有搅拌机，水泥沉在泥浆池底。王进喜便扔掉双拐，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在他的带动下，工友们也纷纷跳进入。经过三个多小时，井喷被制服，王进喜身上却被泥浆烧起了大泡。
房东老大娘见他连续几天几夜奋战在井场，感慨说：“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啊！”从此，“铁人”的称号传遍了油田，并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响彻全中国。
1964年，王进喜出席了第三次全国人大会议，受到毛泽东接见。
同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1965年王进喜任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总指挥。
1966年领导钻井队创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他以工人代表身份当选中央委员。
1970年4月，王进喜在玉门参加石油现场会回到大庆之后，经医生检查确诊为胃癌晚期。
1970年11月15日在北京去世，时年47岁。.
1972年12月25日，邮电部发行邮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王进喜》。
石油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
石油工人干劲大，
天大困难也不怕。
宁可少活二十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王进喜抒怀
王晶尧
“文革”中，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1945年，他与妻子一起奔赴解放区，投身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事业。妻子遇害时，王晶尧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1966年8月5日晚上，王晶尧被叫到妻子生前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向他宣布他的妻子卞仲耘死了。王晶尧不认识这些人，请求他们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保存下了这张有7人名字的纸片。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
王晶尧坚决反对红卫兵提出的解剖尸体。第二天，王晶尧到西单商店买了一架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拍下了妻子最后的照片。黑白照片里，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清晰可见。另外，他还拍下了四个孩子环绕母亲遗体的悲哀面容，拍下了从火葬场烟囱里冒出的一缕青烟。这些照片保存至今。
王晶尧不但拍了照片，还把妻子被打死时所有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衣浸透血迹，上面用黑墨写上了“打倒”二字；还有一些当时家人用来擦拭尸体上血的纱布包和手绢；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卞仲耘被打得失禁）……每一样东西，他都用塑料袋包好，放进一个皮箱。箱子里还有卞仲耘老师戴的手表。当她遭到毒打的时候，手表上钢制的表链被打得扭曲变形，指针永远地停摆在1966年8月5日3点40分。
“文革”中期，王晶尧在家中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一个秘密的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关紧的，但是柜子里壁贴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一支鲜花。
“文革”结束后，王晶尧向法院起诉，从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直告到中国最高法院，从1978年一直告到1989年。但是没有结果。
2006年，王晶尧接受独立电影制片人胡杰的采访，制作了一个纪录影片《我虽死去》。他要把他的证物，他的照片，他的证词，他四十年来对卞仲耘之死以及“文革”罪恶的思考和分析，永远保存在胶片上。当年将卞仲耘抬到医院的林莽也在电影中说出了他的见证。
据子女透露，母亲死后，王晶尧极度悲痛，好几天都半夜咬着床上的草席抑制悲声，以至于把草席都啃了一个大洞。
如今，已年近九旬的老人说他之所以活着，就是为了揭露这段历史。“我这四十年来，我是在帮着扛着十字架，我现在还扛着，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有责任，只有我有责任（包括我的孩子在内，他们所理解的，所感受到的，所想到的都不能和我一样），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者，如果我不把这些真相揭露出来的话，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用我一句话，我就白活了。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部分内容来自王友琴《艰难的控诉》、《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校长》等文 ）
王凯
1949年出生于西安。1956年起在西安读小学、中学。
1966年8月被招收为空军长春第一预备学校飞行员。
1966年在福建陆军83师247团当兵锻炼，期间多次目睹红卫兵武斗的场面。
1967年在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学习歼击驾驶技术。
1970在空军航空兵第二师当飞行员，其间参加了1974年初西沙群岛保卫战和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并在战斗中荣立三等功一次。
1982年1月转业到广东省公安厅工作。现为公安厅治安局调研员，三级警监。
乔晓红
1951年出生在武汉，1953年在广州读小学、中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加入红卫兵组织，并赴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
1968年入伍在湛江陆军医院任护士。
1978年转业在广州南海机械厂卫生所当护士。
1985年在广东省公安厅机关门诊部任护理师，助理调研员，一级警督 。
王仁义（1911—1974）
1911年生于福建泉州市，曾任小学校长。
爱好进步文学，阅读鲁迅和邹韬奋的著作。
抗战时加入国民党，被任命为国民党区分部监察委员，未赴任。
1949年以后因病在家休养未上班，热心泉州市民革和侨联工作，是个积极分子，闲暇时填写旧体诗词，练练书法。
1966年“文革”爆发，因所谓“历史问题”只能在心惊胆战中度日如年。
1971年“9.13事件”后，街道革委会借用王宅院子组织群众听关于林彪问题的中央文件，革委会主任严肃地通知他不能和群众一起听传达，才知自己还是被列入另册，更是心有余悸。1972年以后，社会政治气氛有所和缓，他紧绷了多年的脸上总算有了一点笑容。
1974年病逝。
翁德国
1940 年出生于印尼小山镇，儿时经历日本侵略印尼及荷兰占领印尼的战乱年代。
1958 年因家境贫困，被迫停学，到泗水市五金商行任职。
1960 年印尼掀起排华浪潮，印尼华人掀起回国浪潮。
1961 年6月，放弃工作，离开亲人回到祖国。
1961 年冬 --1963 年初在广西南宁华侨补习学校学习。
1963 年考进广州暨南大学化学系。大学期间被选为暨南大学及广州大学篮球代表队队员。
1966 年，“文革”爆发。由于平时爱好养热带鱼，穿时髦窄脚裤（时称“牛仔裤”），翁成为班里第一个被炮轰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后与其他归侨学生一起被归为“黑七类”，成为批斗对象，并被要求批判自己的父亲。
1968 年，书尚未念完，便被分配到军垦农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1970 年，被分配到广西马山县。那是只有一条街道的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人们只知道华侨是海外的中国资本家。
同学帮翁德国争取到去重庆造漆厂工作的机会，然而广西不放人，威胁要取消其大学生资格，退回原籍落户，翁德国只得作罢。可是当地干部却没给翁德国户口。每逢查户口，翁都被抓去通宵审问，还威胁处理收留他的朋友。近一年时间内，翁不得不到处流浪，没有工作也没有粮票。最后上北京找侨办，侨办却已解散。找统战部，统战部告知去外交部领事司。到了外交部，办事员称星期天不办公。翁德国横下一条心，“逼”出曾在印尼棉兰市任领事的刘庆有先生接见他。自踏上祖国的土地以来，第一次有干部问寒问暖，“眼泪情不自禁夺眶而出”。翁德国向刘庆有提出出国的问题，并写申请书由他转交给广西公安厅。
1971 年 9 月，翁德国的大哥专程回中国为翁德国及太太办理申请出国。
1971 年 12 月 3 日，正式领取出国通行证。
1972 年 -1976年底，先在香港塑料工厂当工人，晚间进修会计及出入口商科，后到出入口公司任职文员。
1977 年至今，任香港图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和印尼 PKD 集团董事。
杨丽坤（1942—2000）
电影表演艺术家。
1942年4月27日，出生在云南普洱县磨黑镇的一个彝族家庭。
1952年到昆明，入新村小学继续读书。
1954 年考入云南省歌舞团。
1956年，在经过两年的系统训练后，在家乡文艺舞台崭露头角。
1959年，被导演王稼乙看中，主演电影《五朵金花》。
1960年春，《五朵金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18部献礼片的压轴之作，在全国放映，引起巨大轰动和热烈反响，杨丽坤顿时成为中国影坛上一颗闪亮的明星。
同年，在埃及开罗举办的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节上，杨丽坤获得“最佳女演员银鹰奖”。埃及总统纳塞尔点名请杨丽坤前往埃及领取大奖。
自1959年起，《五朵金花》先后输往46个国家和地区放映，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记录。
1959年11月2日，文化部、中国影联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庆贺“新片展览月”的成功。杨丽坤受到周恩来接见。
1960年冬，杨丽坤随云南省歌舞团到中南海汇报演出，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
1963 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将云南撒尼族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改编摄制成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杨丽坤在电影中扮演主角“阿诗玛”。
1965年，《阿诗玛》上映前夕，文化部因为影片“不歌颂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好局面，为死人作传”、“宣扬爱情至上充满资产阶级情调”，停止发行《阿诗玛》，拷贝封存。
“文革”开始，杨丽坤遭到批斗、关押。此前她因恋爱受阻，曾一度精神失常，经过住院治疗，已经痊愈。遭迫害折磨后再度患上严重的“幻听性精神病”。
1970年又因为一些政治言论，被扣上“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伟大旗手”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精神彻底崩溃。
“文革”结束后不愿住在云南，1978年到上海居住，名义上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病情有所缓解。
2000年7月21日，因长期的病痛折磨和身体机能的衰退，在上海家中病逝。
于向真
祖籍安徽宿州，1952年12月26日出生于开封市，一岁多时迁至河南省会郑州市。
1958年随父母到北京。
1959年9月—1965年8月，在北京育英小学读书。
1965月9月—1969年2月，在北京49中学读中学，其间只念了一年书就赶上文革。
1966年8月6日参加红卫兵，串联走遍大半个中国。
1969年3月5日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了4年钳工，13年劳资员，在工厂期间曾多次被评为“三八红旗手”、“模范共青团员”、“雷锋式好青年”等。
1985年经社会公开招聘、考核，进入中国少年报社工作。
1993年进入中国儿童报编辑部至今。
多年主要从事儿童科普工作，目前职称为主任编辑，获得过全国新闻一等奖等奖项，业余时间为少年儿童编辑出版过几十套（本）科普及故事图书。
遇罗克（1942年—1970年）
1942年生于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
1954年，考入北京市二十五中学。
1957年，曾在水利部任工程师的父亲被打成“右派”。 母亲是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员、全国妇代会代表，也因“右派”辩护，成为“右派分子。”
1960年、1962年，两度参加高考，均因“政治条件不够录取标准”而未被录取。
1961年春节，到大兴县红星公社农场去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期间创作许多文艺作品。除几篇作品得以发表外，大部分作品都以作者“出身有问题”被退稿。后来，这些作品成为他“反革命罪状”的一部分。
1964年，遇罗克回到城里，先做了两年的临时工，后被分配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
1966年2月13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革”爆发后，遇罗克于1966年7月写作《出身论》一文，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提倡民主和 - Re: 灏氳兘渚冿紙59锛夛細甯堟瘝鏌存灏�posted on 11/28/2007
柴梅尘
- Re: 灏氳兘渚冿紙59锛夛細甯堟瘝鏌存灏�posted on 11/28/2007
周西蒙
- Re: 灏氳兘渚冿紙59锛夛細甯堟瘝鏌存灏�posted on 11/28/2007
张志新
- posted on 11/28/2007
卞仲耘
卞仲耘，女，1916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
1938 年春天，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1年加入共产党，1945年与丈夫王晶尧一起奔赴共产党统治区。解放战争期间，卞仲耘先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从1948年6月起又参加了新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她是《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为数甚少的几位女编辑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卞仲耘接受战友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任教。先后教过语文、政治，当过教导员，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和副校长。到1966年“文革”前夕，卞仲耘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7年，是4个孩子的母亲。
1966 年6月1日中午，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革命”迅速展开。一些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一张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饱受精神和肉体凌辱。批判会后，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她写道，自己拥护“文革”，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发起“大批判会”。卞仲耘等5位校负责人被剪掉头发泼上墨水，揪到大操场上，头戴高帽，脖子被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一字排开跪下接受批判。此后又被押着“游街”，一边走一边敲打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被赶到小操场之后，红卫兵又强迫他们挑沙子。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根本挑不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此后又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一路上乱棍如雨，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批判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仍有一群女红卫兵围住她，往她身上倒脏物，用脚猛踢，大声喊：“装死！”
批斗会进入尾声。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电话请示北京市委后，由校工将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的卞仲耘推到学校对面的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用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到医院已是晚上7时左右，卞仲耘已死亡多时，成为 “文革”中北京第一个遇害的教育工作者。
第二天，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意在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能让妻子惨死之后，再遭无礼切割。最后，在红卫兵负责人要求下，医院开具的卞仲耘死亡证明书上，死因一栏，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
- Re: 灏氳兘渚冿紙59锛夛細甯堟瘝鏌存灏�posted on 11/28/2007
Lao Shang and Mr. 81,
Thanks for putting all of these information here. This is heavy stuff, very serious. My salute to both of you.
Please paste HTML code and press Enter.
(c) 2010 Maya Chilam Fou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