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新作 《上海往事：1990年代》之二、之三…… / 之十六上海往事：1990年代 (二)
蛋白质，梦露，胭脂以及巢和蛹
过几天，李山就要回美国了。可以想象，明年二月的某天晚上，我正陷在沙发里无聊地剔牙，随手翻着一本题目叫《象一块滚石》的回忆录，冷不丁桌上电话响了起来。“喂，”是李山慢吞吞的声音。“我明天回来了。”哦，我知道你总是惦记着回上海，你每一次回美国就是为了下一次回上海。你压根儿不爱上海，你回上海就是因为你的画室在上海。当然你也可以在纽约弄一个画室，但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是的，这个我懂。
一边剔牙一边读鲍勃·迪伦算不算不敬呢，当然不能算。读《圣经》算。李山1989年2月5日在中国美术馆洗脚算不算不雅呢，当然也不能算。在大街上洗脚算。两年前张洹说，李山没想到他当年的行为艺术后来会发展成全民性的娱乐。上午萧海春还问我呢，李山为什么要在洗脚盆里贴满里根的照片？这样指向太清楚了。他不知道如果按照李山原来计划贴的照片，指向不仅更清楚，而且更直接。倒霉的是里根，在那个寒冷的北京冬天躺在了李山的洗脚水里。最后由一个美国人代替了一个中国人，不是考虑到美国比中国民主，而是听说中国艺术家不归美国联邦调查局管。
一会儿回纽约，一会儿回上海……去一个地方是为了离开这个地方，离开一个地方是为了再回到这个地方。车轱辘话。李山究竟想回到哪儿？终于有一次在澳大利亚，李山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忍不住大放厥词：人应该回到蛋白质状态……把金发碧眼的女记者吓得不轻。李山老家是黑龙江兰西。中学毕业的时候李山想考哈军工，可他不喜欢俄语。李山至今的恶梦还重现同一个主题：考数学，而且迟到了……惊醒，浑身都是冷汗。
九十年代是从1989年开始的，它提前了，至少对中国现代艺术是如此。当李山裹着红色睡衣两只脚还惬意地泡在红色脚盆里的时候，唐宋和肖鲁的枪声响了……它戏剧性地预示了短暂的艺术启蒙运动的夭折与颓然落幕。一个轻的时代在一片沉寂之后渐渐浮现了。它相继被现代艺术圈里的行家里手命名为波普的时代、调侃的时代、卡通的时代、艳俗的时代和一切花里胡哨的时代。当然，经济学界和文学界又有它们各自的命名……可惜了，那些名声卓著的经济学家和文学家，那些学院里的意见领袖，李山一个都不认识。他数学不好!
李山画过蒙娜丽莎，不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对啊，是杜尚式的蒙娜丽莎。复印加涂抹。李山对玛丽莲·梦露似乎缺乏兴趣，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起过这个女人。中国的当代画家们知道梦露的路径相似，多半不是通过她演的电影《七年之痒》，而是通过一个叫安迪·沃霍的美国同行。他使梦露、猫王、毛泽东、奶粉罐头和可口可乐变成一个大家庭。上个礼拜，我把印有梦露头像的美国1993年发行的一大张整版纪念邮票交给李山，让他用丙烯在上面随便画点东西，就涂鸦那种。昨天，画好了：三只大蜻蜓，灰蓝色，躯干透明，有脊椎，以及类似愚型人脑袋的蜻蜓头部……我赶紧拿到陕西路去装镜框。
九一、九二年那阵子我很空。有时无聊起来，兴之所至，骑上自行车沿长乐路一直往西，经富民路常熟路，拐入华山路再往西，过了乌鲁木齐路就看见上海戏剧学院南大门了。我那时找李山从不打电话预约，碰得到碰不到都行，有点雪夜访戴的意思……夏天，上戏校园里树影婆娑，学生全放假了。李山的画室内景，物品，位置，光线，至今仍恍若在眼前：大搪瓷杯里的啤酒、脏兮兮的顶棚玻璃窗、发黄的布幔、坐坏了的沙滩椅、墙根角落凌乱的旧画框、尘埃在阳光下飞舞、满地颜料斑点……最美妙的当然就是李山那些倚墙而立的“胭脂系列”了，我无法用文字描述它们，甚至照片也难以重现它们：蓝色的巨大背景，黑色的政治偶像或男人裸体，粉红艳丽的荷花铺天盖地……它们无声无息，象积蓄了可怕力量的蛹，它们要么死于巢中，要么终于有一天展翅飞翔。
从1994年起，我就很少能有机会这个空荡荡的大房子里看到李山的完整作品了(更不用说同时可以看到许多幅了)：不是才画到一半，就是刚刚完成还没干透呢，就已经让别人急不可待地拿走。它们那么快就长出了翅膀，蛹的阶段被跳了过去。那些可怕的蛹不见了，那种积蓄的力量不见了，那种不确定的等待不见了，那种自我怀疑不见了，那种担心也许要被现实抹杀掉的悲剧感不见了……在这之前，1993年，奥利瓦来到这个“蛹巢”，他带着“它们”飞到了威尼斯。结果，它们没有回来，它们不可思议地集体失踪了。一起失踪的还有孙良和丁乙的“威尼斯蝴蝶”。据说与这起疑云重重的失踪案有关的神秘人物是张颂仁，一个聪明过头的香港小个子策展人。
我也忌惮数学。我也害怕现实。真实世界，事件真相，残酷真理，都如此令人生畏。舍斯托夫在某处大致说过：双翼是神秘的。他还说：现实生活即自我谴责。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艺术只要长上翅膀，就有了自己的神秘命运。还有：艺术家根本就不应该生活在现实中，如果他回到现实，他对现实的谴责立即变成了自我谴责。但愿我的解释没有太离谱。我明天一定要试着去说服李山，在他上飞机之前。
好几次，我对人说我不会把我的回忆录写成艺术史。我既没有此类虚妄的野心，也缺乏超个人的视域。我只写我看见的。它不可能为别人所复制。艺术史和文学史一样，基本上就是一帮意见和智商差不多的同行，彼此之间抄来抄去，无论材料还是见解，十之八九面目雷同。好吧，让我来为九十年代命名试试……“胭脂时代”怎样？也是一个空洞，哗众，注定扔出去听不见回声的命名，正像所有时髦的命名，它们都如胭脂一般表面、临时、短暂和易于洗去。
我家客厅墙上曾经挂过李山的两幅画：一幅，画的是一张爬满了瓢虫的男子的脸，它好像毫无知觉，唯两只眼睛惊恐万状地望着画外，莫非那儿有更可怕的景象(我太太去年把这幅画收了起来，说怕吓着孩子)？另一幅，画的是一朵开得肆无忌惮的荷花。现在，它仍挂在原处。画面上有李山签写的日期：1994。时针停在那一刻。它仍是一只蛹。
2006年11月11日凌晨
- posted on 01/12/2008
上海往事：1990年代
(三)
瓮头美酒三百斗，消受青山一卷书
杜尚去世前曾接受过一次记者采访。记者最后问：如果你还有下辈子，你想做点什么呢？杜尚回答说：我一辈子够了，不需要下辈子啦。记者又问：你对你的一生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杜尚想了一想，说：此刻我牙痛。
我下午两点钟前后眼睛有些不适，怕光，轻微胀痛。电脑是不能再看了，关掉。看董其昌和石涛画册，翻了几页，还是忍不住读画册缝隙间的字。忽然闪进两句：不认村头旧杏花，也全荒后又人家。读旧诗有感，三百多年过去了，墨迹依旧，往事灰灭。我的“上海往事”何足挂齿？一叹。萧海春喜欢石涛，待会儿和他聊聊石涛吧，以及倪云林，八大，龚贤。
第一次和萧海春见面是在1997年。南京路扬州饭店，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萧海春说他已经戒了烟，还刚刚戒酒，血糖太高啦，老咳嗽。有点消瘦是吗，是啊，气色与肠胃正处在调整当中。油爆虾，清炖狮子头，虾籽大乌参，扬州煮干丝……不看菜单就报一长串。十年来，和萧海春吃过的饭虽不计其数，菜系脉络则十分清晰：本帮为主，淮扬为辅，兼及徽菜、台湾小吃和港式料理。萧海春曾是凶猛的瘾君子，来者不拒，无论烟酒。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和他对饮，别说痛饮了。憾矣哉!
孙良说萧海春以前在玉雕厂的时候身体结实得象头豹子，这我信，萧海春是孙良的师傅嘛。玉雕厂出了多少牛人啊……漕宝路33号，一号桥，人字形的老式厂房屋顶，现在还屹立原处。我们有次坐车经过那儿，孙良说，这就是玉雕厂。我好像看见一群不安心工作的年轻人从大门里大摇大摆地(或神情沮丧地)走出来：费大为、倪炎、杨冬白、陈箴……最后那个清瘦的小伙子是孙良。
“我二十年前读到李小山那篇文章时，感觉就是醍醐灌顶，”傍晚时分，萧海春在他的画室这样对我回忆：“九十年代我又走回传统里面去了，和大师对话是可以做到的。不要去想超越不超越的问题，也不要去想原创不原创的问题，人都是很渺小的。不可能每个时代都会出大师。我能画画已经很幸运，能以画画养家糊口更是幸运，有了一点名气，那是我当年在丹徒路小菜场荡来荡去打相打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当然目标会跟着变，三十年前是要和李可染去比，现在是要和古人去比了。”石涛虽大半辈子出家为僧，老了终究还是还了俗。只言卖画不再谈禅，那是得了禅的真谛。“我不把自己看得很高，不逼迫自己一定要出大名。干一门手艺，最要紧的就是不停地干活。道就藏在技中。”
1994年后，萧海春的家从虹口搬到梅陇翡翠苑，基本深居简出：除了偶尔坐地铁去福州路淘图书，或者到超市买食物和日用品，就躲进小楼成一统了。李山那几年与萧海春比邻而居，一个14号一个13号。有时我去找李山，晚上七点多，翡翠苑月黑星稀狗吠声声，经过13号底楼，好几次看见萧海春与他的外甥侄子的影子在窗子里晃动。十点钟我从李山家出来，萧海春二楼的画室还灯光雪亮。
对于九十年代的剧变，萧海春可以说完全置身事外。上海和他无关。他要么在画册、摹品、典籍和故纸堆倘佯，要么在名山大川倘佯。其实他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倘佯。安徒生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写得出《卖火柴的小女孩》。萧海春铺纸磨墨，就像小女孩擦亮了火柴。“对九十年代，你还记得些什么？”萧海春说他并不怀旧，哦，我想也是，他应该是个怀古之人。尽管这绝非天生。达利三岁时的理想是当一个神气活现的大厨师。萧海春呢？虹口贫民区的野小子，整天在街上晃晃悠悠。有众多兄弟姐妹，匮乏、压抑的现实仍然刺激了梦想，小小的野心，出人头地的欲望，水浒，三国，济公传，三言两拍开启了他对古代中国的想象大门。萧海春少时的偶像是街头拳师，他曾经偷偷在家练习用手掌劈砖头!一只画家的手，一只玉雕大师的手，居然是这样历练出来的，说不定会被毁掉……怪不得我老觉得他身上有一股野莽之气，怪不得他常常提到朱元璋。“九十年代我的人生重大转折，是从玉雕厂胜利大逃亡，”萧海春说，“我已经五十了，玉雕这门活儿我干够了，我要为自己画画了。”他不再犹豫。至于别的，比如外面的世界，萧海春似乎感觉迟钝，或者说，他完全没有兴趣。这是有原因的。不谈可以吗？当然当然，文革嘛，那一代人谁没点儿曲折坎坷的故事啊。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阿伦特讨论的是思想界的大师们，她来不及讨论小人物。芸芸众生极少被历史学家具体提及，顶多被领袖和学者浮泛地赞扬。“小人物的命运就是随便被政治利用”，萧海春淡淡地说。四十年了，连九十年代都过去十年了，时间真快。
董明来了。他刚跑了一趟巴黎，为了给赵无极和朱德群拍照。小董从兜里拿出照片，两个童颜鹤发的老头，一个八十六岁一个八十五岁，坐在各自的工作室，赵无极开怀大笑，朱德群表情凝重，岁月虽无情，却依然精神矍烁。“和他们比，萧老师你是里面最年轻的了，”小董说。他说的“他们”，指的是他目前正在拍摄的“全球华人艺术家”。
洪磊发来短信：你的上海往事很伤感。我回复：你难道不比我更怀旧更伤感吗？你的宋画情结，你的中国山水和园林。凄艳的死亡。一边发短信一边和萧海春继续聊天：九十年代你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让我想想……有，乐心龙死了，晴天霹雳，实在太可惜了，萧海春说。如果他活着，现在就是中国书法的第一第二号人物。啊，我也记得，1999年，他去看袁舜画展，回家路上被卡车撞了(就像罗兰巴特)。人们从乐心龙的外衣口袋里找到一张袁舜画展的请柬，展览的题目叫《来去，去来》，他们惊呆了，都认为这是一句魔咒。萧海春说乐心龙是他的书法老师，虽然年轻许多岁。天妒英才呀!
昆德拉在《不朽》中写道：“我思故我在”是从来不牙痛的知识分子的说法，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感故我在”。我猜想昆德拉一定读过杜尚访谈录。昆德拉的《不朽》完成于1988年，杜尚的“牙痛理论”1966年就已经发表在巴黎的报纸上了。我望着萧海春画室满地堆放的书籍与画册暗自思忖：这辈子除了与海春持卷论道，怕再没有机会与他共饮美酒了。不禁怅然。
2006年11月13日
- posted on 01/12/2008
上海往事：1990年
(四)
道路，风筝，罗兰巴特和灰烬计划
对上海，我曾经写下过许多和我并不相关的文字。一座舞台般的空城，街上阒无一人，房子陌生。我梦中看到的上海永远如此。的确有点刻意，连潜意识也中了毒。1998年写《老上海》，最先是图片诱发了我，观察、援引、讽喻紧随其后。我在图片里倘佯，竭力修改我的梦中所见。那时候，许多人迷上了“上海考古学”。我觉得我有必要同他们划清界线。一年以后，我在《地图与肖像》中徒劳地辩解道：我写上海，“不是出自热爱，或不合时宜的怀旧情调，而是因为不相干。‘不相干’，这虽为冷冰冰的词，却也不失其魅惑……那些与我无关的片断，一遍一遍地，在无聊时分被反复默写，并不全记载到纸上。其实我并不迷恋本城，它一成不变，总是‘在那儿’，同时又即生即灭，不易捕获。我迷恋的只是‘此在’，它一边涌现，一边丧失，刚才还在，转眼无影无踪。还有，我对迷恋的迷恋，已经病入膏肓，就像一个自恋者，到处看到自己的投影，无可救药了。‘存在即被感知’，许多作家信奉这句话，他们不明白，写作本质上是一种遗忘的治疗过程，因为他们梦想克服的就是遗忘。而遗忘的致命之处，正在于记忆注定要随着‘此在’的沦丧而一同流逝。在遗忘中，或在对遗忘即至的预感中，他们用词语去描摹刚刚经临的世事万象和生活历程，希望把它们从永久的沉睡里唤醒，就像身边的照相本，可以随时拿出来翻阅。为了避免‘此在’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以及由此引发的绝望与伤恸，写作就成为一种最好的纪念……在本城，怀旧已蔚然成风，仿佛是人人皆可参加的考古，又像是千年庆典前夕的一幕伤感剧，它的主题叫‘缱绻’。”
一年一度，艺术博览会如期而至。高波的个展《失梦人》在视平线画廊开幕。又是一个与梦有关的主题。夜幕再次降临。雨不停的下，计程车从紫云西路出来，缓缓穿过虹桥路。关于汽车喇叭和雨伞的变奏曲。在路上。闪过两个人的名字：凯鲁亚克与张恩利。他们的主题是“路”。前几天刚去了一趟莫干山路张恩利的工作室。次日，我在给恩利的短信中说：“很高兴你的画能出现在我的书的封面上，命中注定! 看到你的大空间、帘幕、墙和道路我心跳不已! ”刮水器在前窗玻璃刮出两道彩虹，左一下右一下。后来我们从恩利工作室出来，经过水塔和裸露的水泥楼梯，去半度酒巴喝啤酒。那天下午大雨如注，天棚玻璃往下滴水，滴到桌子上。酒巴里有一个女孩坐在角落上网，我一直没看清她的脸蛋。湿漉漉的空气里飘浮着爆玉米花的香味……徐家汇天主教堂到了，对，向右拐弯，停车，“天天渔港”，四个霓虹灯大字赫然在目。饭天天要吃，做礼拜却只需七天一次。天主教堂在黑暗里蛰伏。黑暗才是力量。饭桌上，见到程德培、张文中、孙甘露、陈村和吴斐。程德培酒兴谈兴俱佳，众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德培带头回忆八十年代：你忘了许多重要人物! 还记得郑义来我们办公室谈到文革吃人吗，这么重要的细节漏掉了，还有李劼和陈晓明……“你的八十年代写得不好，”德培说。是是，那是随手写的，我喏喏答道。“风筝再漂亮，结果不是潍坊的，”“你是说我？”“就说你呢!”德培来劲了。“说你像罗兰巴特吧，你没有罗兰巴特的根基，”啊，别这么要求我，求求你老兄! 我为什么要成为风筝呢，为什么要把绳子的另一头交给某位工匠，哪怕他是潍坊人？我为什么不能做一只鸟，我又不是一根柱子，我要根基干什么用？罗兰巴特的根基在哪儿，巴黎高师还是巴黎大街，德培请你告诉我……“别再提我的八十年代，看我的九十年代吧!”我们在维也纳厅门口握别。维也纳厅，名字起得好，不避俗，俗到底，新拿来主义，非常小儿科，非常上海，非常且介亭。
唉，我老是跑题。五天前的计划是先写洪磊与上海的故事，题目都起好了：《苏州园林，年谱，食面者与小事物的哲学》……计划不如变化，叶芳打来电话，讨论《文化的敌意》的出版合同、封面设计和最快出版时间。我决意用恩利的一幅画，放在我这本书的封面上：黑夜之下，白雪之上，一条道路笔直地伸向地平线……在恩利的工作室，我们站在“大帘幕”前合影，我说：这画下个月要去苏黎士，可能此生我再也见不到它了。恩利说：可能吧。我说：我月底再来你这儿一趟，在它们旁边坐半天。恩利说：好的。1997年，我在一篇题为《每时每刻》的文章中曾经这样解释“道路”一词：“真理绝非是隐藏在道路尽头的一个神秘处所，而是道路本身……真理是随时敞开的，它昼夜敞开在我们脚下和道路两旁。真理不仅仅是阳光和飓风，真理还是我们脚下的泥泞和道路两旁的尘土。”话题是大了点，谁不爱听可以跳过去。
“小事物的哲学”只好留待以后说了，先埋下一点儿伏笔。我的《文化的敌意》全是“大话题”，大话题不等于“大话”。“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是大话，“保护个人，国家有责”是大话题，依此类推。关于这本书的幕后情况，哦很简单……它源于我1990年代的逃避，以及对逃避正当性的哲学解释。一本迟到的书。直到去年，2005年我才获得充足空闲。没有任何人逼迫我写这本书。它貌似面对许多时代和社会的大问题，其实试图解决的只是“个人生活方式必须找到一个正当理由”的小问题。“时代”和“社会”这两个词听上去总是那么浩浩荡荡不可一世，它们好像是一对有生命、有意志和有计划的超人主体，让所有渺小的个人自惭形秽，只有超凡领袖能够代表时代和社会，当然这全是弥天大谎……那天晚上我们从半度酒巴出来，荡到澳门路夏面馆吃饭。薛松的胆囊终于切除了，他和张恩利一样成了无胆英雄。我们喝加饭酒，一杯接一杯。我对薛松说，我想在你的画廊搞一个派对，以我向九十年代认识的画家们赠书的名义。好啊，薛松一口答应，明年一月十六号是画廊年庆，曲丰国赶上四十大寿也想在这天开个展，一起玩吧!
有一个小小的计划我还没对薛松说：2007年1月16日晚上，我将在雅巢画廊烧掉我的一本《文化的敌意》，把灰烬装入一只透明的塑料袋，郑重其事地赠送给薛松。只是一条关于戏仿薛松的花絮，一次对哈姆雷特的平庸反讽：书永恒，还是书的灰烬永恒，这是一个问题……
2006年11月19日深夜
- Re: 鐪嬩綘浠棽寰楁病浜嬬（鐗欙紝杞嚑绡囧惔浜殑闆勬枃缁欏ぇ浼欏紑寮�鐪肩晫锛屾枃绔犺鎬庝箞鍐�posted on 01/12/2008
写得不错, 我读着就象又回到了巨鹿路, 我几年前住过的地方. 上海, 对于一点不熟悉的人来讲, 就象未来科幻的城市. 对于住过的人来讲, 那些下午的阳光和下午茶, 那些支离破碎的都市的时髦幻象, 可口的小菜......零碎地, 就在吴良的小说里, 又感觉出来. 忽然觉得乡愁, 忽然觉得可怕, 难道我竟对上海有了乡愁? 可是，我选择离开，也不会再回去长住．那个寂寞的大染缸．浸满我此时柔软的的心痛, 和漂浮的时光．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 Re: 鐪嬩綘浠棽寰楁病浜嬬（鐗欙紝杞嚑绡囧惔浜殑闆勬枃缁欏ぇ浼欏紑寮�鐪肩晫锛屾枃绔犺鎬庝箞鍐�posted on 01/12/2008
拜读了，写得是好，这位吴作者怕是以文或以画为生的专业户，不像咖啡，算作文班吧。不过好在班里百花奇放，不分种类一通乱开，错落有致，零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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