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伊朗的复兴

南方周末　 　2008-01-17 14:45:55


　　□程映虹　　
　　
　　在冷战早已结束的21世纪初，当全球化、新的“帝国霸权”、经济不平等和文化差异在有关国际事务的学术讨论中成为热门话题的时候，哪里的人们还在热心阅读汉娜·阿伦特、卡尔·波普尔和以赛亚·伯林这些在冷战期间以批判极权体制和高扬政治自由主义成名的学者呢？答案之一可能来自一个难以想象的国度：伊朗

　　美国学者丹尼·波斯特尔(Danny　Postel)最近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的书，题为《在伊朗读〈合法性危机〉》(Reading　Legitimation　Crisis　in　Iran，Chicago：Prickly　Paradigm　Press，2006)，向读者介绍了自由主义在伊朗传播的情况。波斯特尔指出，当伊朗核问题、美伊冲突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等问题占据了有关伊朗的头条新闻时，作为伊朗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自由主义近年来在伊朗国内知识分子和学生中的影响完全被忽视了。当自由主义在中国“浮出水面”十周年之际，这本小书可以给关心自由主义的中国读者提供一个参考。

　　波斯特尔是《开放民主》网站的主持人，美国社会人文科学院院刊的特约编辑。他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伊朗思想文化问题以及知识分子与体制之间的关系，并和伊朗一些著名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合法性危机”是哈贝马斯在197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意为政府仍然维持着对社会的政治控制，但实际上已经在道义和目标上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这个概念原来用于分析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对社会体制的反抗和社会认同的丧失，但在冷战结束前后，也被作为分析前苏联东欧阵营体制危机和政权瓦解的工具。波斯特尔认为，当前在伊朗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发生的正是这样一场合法性危机。

　　伊朗霍梅尼革命至今已近30年，革命后建立的政教合一的专制政体，在世俗化、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下，日渐丧失建立在宗教狂热之上的合法性，已经蜕变为一个“神学警察国家”，通过新闻控制、文化审查和秘密警察来对付逐渐产生的民间社会。就在国际间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朗政府的核危机和外交问题时，2006年伊朗政府发起了所谓“第二次文化革命”，在“重振1979年革命的价值”的口号下大规模镇压知识分子、工会活动人士、学生运动领袖和非政府组织成员。“五一”劳动节时，当局镇压了汽车司机的罢工；6月，镇压了女权运动人士的静坐；7月，学生领袖阿克巴·默哈麦蒂在囚禁中死亡，另一个学生领袖在短暂释放后又被投入狱中；8月，人权律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伊巴蒂的“人权捍卫者中心”被关闭；9月，伊朗总统内贾德宣布把大学中的“自由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清洗出去，政府新闻督导部再次关闭了伊朗改革派的报纸Shargh　(《东方》)和其他三份言论出格的报刊。面对这种情况，伊朗作家协会发表文告说，“对文学作品和新闻的检查，对网站的过滤，没收卫星天线，对于电影和戏院的监控，这些都在一天天地加剧。”无疑，和拉夫桑贾尼时期(1997－2005)相比，内贾德政府在人权和公民自由方面倒退了很多。

　　但就在同一时期，伊朗知识分子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接触也在迅速发展。早在20世纪初，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就在伊朗得到了传播。1907年伊朗知识分子穆罕默德·阿里·富如海(Muhanmmad　Ali　Furughi)根据政治自由主义的分权原则提出立法权和司法权必须分开，不能掌握在同一个政治派别的人手中，否则必然造成专制。这无疑是对高度集权的伊斯兰政体的挑战。近年来伯林、罗尔斯、波普尔等人的著作在伊朗大量翻译出版，和早年对康德、密尔和洛克等自由主义经典作家的介绍合在一起，引起了伊朗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强烈兴趣。2004年康德逝世200周年时，伊朗学界发起了好几个纪念活动。2002年哈贝马斯对伊朗的访问是伊朗知识界的一件盛事。哈贝马斯虽然是西方知识界的左翼，但他对启蒙运动确立的有关理性和基本人权的原则始终坚持不渝，这对于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和宗教正统观念是一帖解药，所以特别受到伊朗知识分子的欢迎。200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罗蒂(Richard　McKay　Rorty)访问伊朗期间作了“民主和非原教旨主义”的演说，有1500名听众出席。在这些哲学和政治讨论之外，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1990年代在伊朗出版后，给很多读者分析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理论工具，他们本来对“极权主义”毫无概念，更没有想到1979年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不过是20世纪形形色色极权体制的一个变种。

　　波斯特尔这本书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对伊朗哲学家拉明·贾汗比格鲁(Ramin　Jahanbegloo)的采访和对谈。贾汗比格鲁是德黑兰文化研究所当代研究系主任。他用波斯文、英文和法文出版过二十多本书，涵盖了西方古典哲学、政治哲学和波斯、印度等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他是伊朗知识界和国际学术界之间的桥梁，曾经安排了印度、欧洲和北美的许多著名学者前往伊朗访问和讲学，他本人也多次出国，和哈贝马斯、乔姆斯基、查尔斯·泰勒等国际著名知识分子交往。伊朗当局曾经以他企图和西方势力相勾结，在伊朗策划“天鹅绒革命”为罪名将他下狱，后在国际著名知识分子的强力声援下获释。他用“自由主义的复兴”来形容目前伊朗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自由主义的强烈兴趣。贾汗比格鲁认为近年来伊朗的城市化和工具性的现代化刺激了个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些并没有直接传播自由主义意识，不过对宗教极权主义起了消解作用。与此同时，伊朗公民社会也有了一定发展，革命后成长起来新的一代，对宗教已经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狂热，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外部世界，正是这些条件给自由主义带来了相当的受众。在这些人中产生了人权活动分子、非政府组织成员、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等等。

　　贾汗比格鲁在采访中介绍了自由主义在当前伊朗的一些主要诉求。他认为，在今天的伊朗，哲学是一扇面向西方文化、开放社会和民主观念的窗口。当基于宗教信条的政治哲学仍然占据支配地位时，伊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要为宗教以外的价值和生存方式争取合法地位，反对任何决定论的历史观，无论是以宗教还是“历史”的名义。在具体政治目标上，“伊朗自由知识分子坚持的‘公民社会’是抗衡伊朗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必要的社会空间”，而很多志愿组织、独立杂志、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是“公民参与、公民思考、公民讨论和公民对话”在推动公民社会的建立方面最关键的步骤。今天伊朗自由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人士正利用这块公民社会的空间为民主政治在伊朗的实现创造文化、社会和经济条件。

　　今天很少有人公开否认人权和民主在抽象意义上的价值，但一涉及到具体步骤时，则往往声称只适用于“西方”。贾汗比格鲁说他自己是“坚信民主和人权的非西方知识分子”。他认为源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今天受到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挑战”，他们把民主说成是代表了帝国主义和霸权的利益。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通过军事手段强行在别的国家建立“民主”。他主张一种“柔软的普世民主”，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相互理解，达成对民主原则的普世意义的接受。他认为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最危险的是在权力、暴力和危机充斥下缺乏一个普遍的国际伦理。

　　波斯特尔说，和很多反美国家内部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样，伊朗知识分子的活动没有受到西方左派和自由派的重视，这和他们一贯的立场有关。西方左派和自由派往往从反美反霸权的角度来看待非西方国家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争取人权和自由民主的活动，他们当中最极端的甚至把这些活动视为“帝国”权力话语的表现，说自由主义是帝国散布的“全球病毒”。美国著名的左派理论家沃勒斯坦甚至认为自由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及欧洲中心论之间有着本质联系。波斯特尔说这些人对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的同行的切身处境，缺乏同情和理解。民主国家知识分子对自由和人权习以为常，甚至到了不以为然的地步，他们当然可以有更高的政治目标；而对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来说，这些自由和人权却常常是生死攸关的，或者至少是在政治和思想生存的意义上是最起码的。伊朗女权和民主运动活动家伊巴蒂一直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谴责美国军队对待伊拉克战俘的非人道罪行。但在英国的一次演说中，当一个英国反战分子教训她不要再提伊朗的人权问题，因为这只会被帝国主义和好战势力所利用时，伊巴蒂反击说，如果反战反帝运动对他们所声援的那些国家的专制暴虐保持沉默，她决不会支持任何这样的活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斯特尔认为，源于西方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今天在伊朗的复兴，给西方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包括自由主义的一些最基本价值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参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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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波普尔，波普尔政治上很英国，很达尔文。我就搞不清拉马克与达
尔文有那么大本质上的差别，达尔文受惠于拉马克是人人皆知的。

我觉得歌德的思想是主客体最高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