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olas Durand de Villegaignon
Nicolas Durand de Villegaignon (Villegaignon, Seine et Marne, France, 1510 – Beauvais, January 9, 1571) was a French naval officer (vice-admiral of Brittany) who attempted to help the Huguenots in France escape persecution.
A notable public figure in his time, Villegaignon was a mixture of soldier, scientist, explorer, adventurer and entrepreneur. He fought pirate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participated in several wars. He also commanded the French naval fleet that took Mary Stuart, then five years old, to France, since she was promised to marry the Dauphin of France.
In his book, "Brazil, A Land of the Future", Austrian writer Stefan Zweig describes well the colorful character of Villegaignon:
“ Nicolas Durand de Villegaignon, half pirate, half scientist, a dubious but attractive figure, is a typical product of the Renaissance (...) He has been brilliant in war and a dilettante in the arts. He has been praised by Ronsard and feared by the Court, because his character is incalculable. Hating any regular occupation, despising the most enviable positions and the highest honours, his volatile spirit prefers to be free to indulge unhampered its fantastic moods. The Huguenots believe he is a Catholic and the Catholics believe he's a Huguenot. Nobody knows which side he is serving, and he himself probably does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he wants to do something big,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anyone else, something wild and daring, something romantic and extraordinary. ”
Villegaignon became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 in his failed dream to build a "France Antarctique", by invading present-day Rio de Janeiro, Brazil in 1555 with a fleet of two ships and 600 soldiers and colonists, mainly French Huguenots and Swiss Calvinists who sought to escape Catholic persecution in Europe. He wanted also to secure a permanent base in Brazil in order to explore brazil wood, then a very valuable source of red dye and hard wood for construction (which gave the name to what was to become Brazil), and to explore precious metals and stones, which the Europeans believed to exist in abundance in the land.
After a number of battles against the Portuguese, the French colonists were defeated by Estácio de Sá, a nephew of the third Portuguese Governor-General of Brazil, Mem de Sá, in January 20, 1567. Villegaignon had already returned to France, in 1557, disgusted with the infighting between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 in the small colony. He embraced the Catholic faith in France and died on January 9, 1571 in Beauv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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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信息不够。法语版略多一些:
http://fr.wikipedia.org/wiki/Nicolas_Durand_de_Villegag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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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抄几段列维-斯特劳斯吧,写得言简而生动(但愿不谬):
九、瓜那巴拉湾
里约港的海湾南伸入城市心脏:船正靠在市中心,另一边正是Ys新城,早已被海浪
全部吞没。在某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事实,因为第一个殖民聚居点,非常简单,位
于一个多岩石的小岛上,待会船必须经过该岛。这个岛的名称根据建立聚居点的人
取名:卫尔给农(Villegaignon)。我沿着里约*布兰柯大道(Avenida Rio Branco)
行走,这一带原来是吐比南巴族(Tupinamba)印弟安人的聚落村庄,而我口袋中
装的列维(Jean de Lery)的著作,人类学家的每日祈祷书。
列维在三七八年前几乎是与今日同一天抵达此地。另有十个日内瓦人与他同行,都
是新教徒。他们是应卫尔给农之邀而去。卫尔给农在瓜那巴拉湾居住不到一年,即
改信新教。他和列维是以前学校里的同学。卫尔给农是个很奇特的人,他尝试过各
种各样的职业,也经历过各式各样的恋爱故事。他曾与土耳其人打过仗,和阿拉伯
人、意大利人、苏格兰人打仗(诱拐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加特,以便她能和法兰
西斯二世结婚的人,就是卫尔给农),也和英格兰人打过仗。他曾在马尔他和阿尔
及尔打仗,也曾在塞利索尔打过仗。他后来的主要兴趣似乎是军事建筑,那时候他
充满冒险的一生似乎快到尾声,对军事建筑这行业失望的结果,使他决定去巴西定
居。但是到巴西以后,他的一切构想还是脱离不了他流浪成性无法止息的本性,充
满野心。他到巴西的主要目的,本来是去建立一个王国。他的首要目标是给在法国
正饱受迫害的新教徒提供一个避难所。卫尔给农是受过洗礼的天主教徒,但思想上
可能是自由派。他取得了科利尼的支持,也聚得洛林地区红衣主教的支持,到处为
他要建立的殖民地招兵买马,对象包括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在内,有时候则到公共场
所去招收受拷的犯人、疯子及逃走的奴隶。终于在一五五五年七月十二日,他找到
了六百个人,送上两条船。船上的人员是五花八门,代表社会的各个行业,包括刚
从牢狱中出来的人,这些人就是卫尔给农召集到的拓荒者。不过,他忽略了两样:
女人和补给品。两条船的启航出了不少差错,两次被迫回船到迪波。最后,在八月
十四日出发成功;不过,很快又碰上其他问题。非洲西北岸的加那列岛爆发战事,水
源受污染,引发坏血病。卫尔给农的船于十一月十日靠岸于瓜那巴拉湾。当时,法国
人与葡萄牙人,为了聚和土著支持,已经竞争多年。
当年法国在巴西海岸所享受的特殊地位,有不少值得注意之处。法国势力最少在十
六世纪初即开始,当时法国派遣几支探险征服队,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五零三年由龚
维尔率领的一次。龚维尔在那次探险结束以后,从巴西带回一个印弟安人女婿。几
乎是同一个时期(一五零零年),加布尔发现圣克鲁斯岛(玻利维亚)。不过,我
们或许应该把时间更往前推一段。法国人很快就给这片土地取名为巴西(Bresil)
--早在十二世纪的时候,巴西就是一片充满神秘感的大陆,知道的人都尽量保守
秘密,该大陆出产木漆,有很多名词,像ananas(凤梨)、manioc(木薯)、tamandua(小
食蚁兽)、tapir(貘)、jaguar(美洲豹)、sagouin(狨猴)、agouti(刺豚鼠)、ara(南
美大鹦鹉)、caiman(凯门鳄)、toucan(巨嘴鸟)、coati(南美浣熊)、acajou(桃花芯
木)等等法文名词,都是直接来自各个印第安人的方言,并没有经过西班牙语或葡萄牙
语的转化手续。因此,迪波地区的人传统上认为巴西是由库辛(Jean Cousin)首先发现
,早于哥伦布的首航四年,或许也有几分事实。库辛的船员中有个人姓品容(Pinzon)。
哥伦布在帕洛斯附近,几乎放弃航行计划,是品容家族的一员鼓励哥伦布,使他重
燃希望,继续前行。哥伦布首次航行时,当拉品达号船长的是另一位品容,每次哥
伦布在考虑是否必须改变航程时,都先要和品容商量。另外,在哥伦布放弃航向巴
西的路线,而没有发现巴西的第二年,首先抵达巴西海岸,成为官方承认发现巴西的
第一个人,又是另一位品容。他所到的地点是凯柏圣奥古斯汀(Cabo Sao-Agostino)。
不过这个问题将永远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因为在迪波的纪录,包括库辛的航行记,
都在十七世纪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是英国人的炮轰所引起的一场大火。不过,在我
抵达巴西大地的那一刻开始,我便禁不住想起做为四百年前法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
亲密关系见证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和悲剧性的意外:诺曼底地区去的翻译人
员,在巴西和土著过一模一样的生活,娶印第安人为妻,变成食人族;可怜的史塔
笃(Hans Staden),有好几年在惊恐里生活,觉得自己随时可能会被活活吃掉,可
是,每次都走运活下来,有一次想借他那把非常没有古伊比利亚味道的红胡子冒充
为法国人,以免被吃掉,可是勾尼昂王告诉他:“我已逮过五个葡萄牙人,全都吃
掉了,他们都想冒充法国人,全都是撒谎!”法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一定早有某种
持续性的关系存在,一五三一年,那艘拉佩勒琳(La Pelerine)号船在回航法国时,
才会除了运载三千匹豹皮,三百只不同属的猴子,还运载了六百只“已懂得几句法
语”的鹦鹉。
卫尔给农把科利尼堡建筑在海湾正中央的一个岛上;建堡工人是印第安人,提供
食物给殖民者的也是印第安人;不过,印第安人很快对这种只有往没有来的供应关
系感到不耐,集体逃离,放弃自己的村落。其后,饥荒与疾病成为堡中的家常便饭。
卫尔给农开始露出他专横的本性,罪犯集体反抗的时候,他便施以集体屠杀。堡中
的传染病很快传上大陆,仍然忠心的少数印第安人都受到传染,八百人死亡。
卫尔给农当时正受困于某种精神危机,对人世的俗务不大注意。和新教徒接触的结
果,他改信新教,请求卡尔文派些传教士到巴西去教他有关新教信仰的事情。因
此,一五五六年,卡尔文教派派出一支探险队,列维即是该探险队的成员。
从此刻开始,历史的发展异常曲折,很奇怪的是到现在为止,居然还没有小说家或
电影剧作者对这段事迹加以利用。一小群法国人,为了逃避宗教纷争,为了想建立
一个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可以在一个自由的容忍的政府之下共存的新社区,历尽艰险,
最后,发现他们所到的地方陌生得像另外一个星球。他们对当地的地理环境一无所
知,对当地的土著也一无所知,没有办法种植植物来养活自己,身染各类病痛与传
染病,一切生活所需必须仰赖一个语言不通且充满敌意的社会来供给,他们知道自
己已陷入自造的网罗之中。天主教徒企图说服新教徒改宗,新教徒企图使天主教徒
改教。他们不把精力用来谋生,一连几个礼拜都在讨论下列问题:最后晚餐的真义
到底是什么?做奉献用的葡萄酒是不是应该先掺水?聚餐与洗礼都引起极为热烈冗
长的争辩,争辩完毕以后,卫尔给农有时候被说服改宗,有时候又回到他原来所信
的天主教。
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派使者去欧洲请教卡尔文,要求他仲裁那些引起争论的问
题。使者派出以后,争论更加剧烈,卫尔给农开始失去理智。列维留下的纪录中写
道,他可以从卫尔给农所穿的衣服颜色推知他的情绪,以及他震怒时可怕的程度。
最后,卫尔给农变成反新教,要把新教徒饿死。新教徒再也不能在岛上的社区中扮
演任何角色,便搬到大陆去住,和印第安人成立联盟。法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那
种田园诗一般的关系,促成列维完成了人类学著作上的经典之作《巴西大陆之旅》。
这个故事的结局甚惨:受过种种折磨以后,日内瓦人最后搭上一艘法国船回欧洲。
在回程中,他们不能再像上一次往巴西的途中那样,仗着装备整齐,可以沿途向遇
到的船只“刮油水”,也就是抢劫;而这趟船上的人一直在饿肚子。他们把猴子吃
掉。那些鹦鹉非常宝贝,有个印第安妇人,是列维的朋友,要人家用一门大炮来换,
才肯交出她的鹦鹉。船上的老鼠卖到四枚埃居币一只。后来断水,最后在一五五八
年抵达布列塔尼,有一半的人已饿死。
而岛上的殖民社会开始在恐怖与判处死刑的氛围中解体。卫尔给农受岛上所有的人
痛恨,有些人视他为叛徒,有些人视他为背教者,印第安人很怕他,他自己很怕葡
萄牙人,最后他终于放弃他的梦。科利尼堡终于在一五六零年,在卫尔给农的侄儿
布瓦勒孔德的指挥之下,被葡萄牙人攻陷占领。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
- posted on 03/26/2008
《红色巴西》中译本序
刘成富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五日,法国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经过长达十轮投票之后,在巴黎德吕昂饭店宣布,让-克利斯托夫·吕芬的《红色巴西》夺得了该年度的龚古尔奖。
《红色巴西》是反映最早的、最滑稽的法国殖民主义侵略扩张时代的作品之一。在巴西的出版界,法国对巴西的殖民侵略史已成为文学描写的常见题材。法国作家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在《红色巴西》这部长达五百多页的小说中,再一次充满激情地叙述了这段在西方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叫维勒加侬的海军司令。他是出色的冒险家,同时又是极为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一五五五年,他带着亨利二世的诏书和人道主义的梦想,以法兰西的名义,率领“南极法兰西”远征团,开始对巴西进行疯狂的征服。当时的巴西属于葡萄牙,当地的土著人在葡萄牙殖民者的统治下已经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法国殖民者抵达著名的瓜纳巴拉海湾(后来被称为里约热内卢海湾)后,马上占领了当时还无人居住的小岛,并长期地住了下来。为了能够让法国在这片土地上真正扎根,维勒加侬展开了一系列建设“新法兰西”的活动。首先,他命令他的“部队”建造了一座用以自我保护的堡垒,然后苦心经营一个较为理想的殖民地。但是,由于在宗教信仰方面存在严重的分歧,他的殖民地很快就部分地分离了出去。十年后欧洲残酷的宗教战争,实际上就是这段历史的戏剧性重复。尽管南极法兰西远征团占领了本属于印第安人的那个荒芜的海湾,但他们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学习种植和加工木薯,学会在当地的实际生活中壮大自己的生存力量上面,而是就宗教上的“变体”(圣餐中面包和葡萄酒是耶稣的身体和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样,十五年之后,也就是一五七零年,未能站稳脚跟的南极法兰西远征团最终被葡萄牙人赶出了巴西。
为了全面展现这段历史,在《红色巴西》中,让-克利斯托夫·吕芬使用了两条平行的线索生动有趣地讲述了这段历史。外交方面的线索涉及一些阴谋家、一些叛徒、一个威尼斯间谍和一个狡猾无比的葡萄牙人。让-克利斯托夫·吕芬采用了一些漫画手法,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葡萄牙总督的作用以及里斯本的政治和外交。情感和道德方面的线索则力图再现由于时间的久远而变得十分暗淡的历史画面。《红色巴西》是以描写两个孤儿开篇的,男孩名叫朱斯特,女孩名叫科隆布。他们本来住在表姐家,表姐为了侵占他们的财产,竟骗他们去找海军司令维勒加侬,说是可以找到他们失踪多年的父亲。两个少年被强行拉到了远征的船上,到达巴西后,又被送到土著人那里学习语言,为日后充当翻译(或叫“媒子”)做准备。在小说开篇中,这两个孩子分别才十五岁和十三岁,天真烂漫,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可是,在巴西的经历使他们分别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男孩后来竟成了驻扎在海湾的那个远征团的一名出色的头目,成了海军司令维勒加侬的得力助手。女孩因无法忍受那种残酷的征服行动,义无返顾地逃到了印第安人那里,过上了与印第安人一样的生活。她讨厌基督徒们的疯狂行为和血腥屠杀。她的人道主义观点,使她从心底里排斥加尔文派、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士。她认为生活在图皮人那里比生活在西方要好得多。通过女孩与印第安人广泛而深入的接触,让-克利斯托夫·吕芬让我们穿越了那个已经消失的印第安世界。那个女孩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让-克利斯托夫·吕芬的替身或代言人。
在《红色巴西》里,让-克利斯托夫·吕芬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了十六世纪的法国人征服巴西的经过,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个鲜为人知的殖民事件,其叙述的着眼点在于揭露法国的殖民统治政策对巴西印第安人肉体和心灵的摧残。通过深受其害而成功逃脱的女孩之口,作者表现了他内心深处对人道、友善和尊严的渴望。同时,通过两个被绑架的少年对立的人生态度,作者表现了对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各种对立和冲突的关注,以及由这些对立和冲突所引发的感伤。让-克利斯托夫·吕芬说:“我在这部作品里痛斥了乌托邦,乌托邦产生了一种绝妙的能量,但同时威胁也随之产生了。”在《红色巴西》中,作者引用了翔实的历史资料,把历史事实和文学虚构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把自我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全部融入文学叙述之中,在较深的层面上显示了文学创作才华。让-克利斯托夫·吕芬以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时间间隔,向读者叙述了一个宗教思想冲突不断的法国殖民地的解体过程。他曾对《快报》直言不讳地说:“说到底,这是一部最终用以叙述狂热思想形成的小说,因为在基督教信仰方面,今天仍然有着各种狂热的思想萌芽,无论狂热是哪个方面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色巴西》不仅仅是一部资料翔实、扣人心弦的小说,一部展现两个少年快速长大并传授宗教教义的叙事作品,同时也是对宽容,对两种截然对立的文明碰撞所进行的深入思考:具有征服性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欧洲文明自认为能够解放他人,而实际上却是杀人凶手;印第安世界具有奔放、幽默和神圣感等特点,是对幸福的永恒呼唤。
《红色巴西》在法国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夏娃·德·卡斯特罗在《费加罗报》文学版上撰文说:“这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精神和物质相结合,充满了丛林意象、文明意象。难以置信。过瘾。”威尔西尼·乐莱在《快报》上称赞道:“在一个特定的情节里,吕芬天才般地创作出了一部充满异国情调并使之重新流行起来的叙述冒险经历的作品。”让-莱米·巴尔朗在《读书》杂志上指出:“把狂热的教士、吃人的士兵、马路上的强盗和理想主义者放在一起,这种建立在泛神论描写和面貌一新的讽刺性对话基础之上的对‘热带地区法国’的生动再现,就像一部武侠小说。”热拉尔·德·科尔唐兹在《文学杂志》上写道:“《红色巴西》……是本文学年度最伟大的作品,是作者本人写得最宏大、最雄心勃勃、最深刻的一部作品。”《红色巴西》所关注的事,已经大大超越了作者的个人范畴,他把个人的痛苦、困惑上升到了普遍意义的层面上。他怀着慈爱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个世界,他用社会的、历史的方法观照了生命的意义,他的作品里闪烁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光芒。
让-克利斯托夫·吕芬的文学创作与他个人的经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常常强调记忆的表现功能,他们把记忆看作“意象”、“印象”、“观念”等等,而这些记忆经过叙述便成了“故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事”并非记忆本身,它的形成经过了主体的筛选和加工。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故事”是以自身为坐标的,从历史、社会和心理等三个方面构成的。一九五二年,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出生于法国布尔热。自一九七七年起,他就成了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的先锋。在东非和拉丁美洲,他领导过医疗团体。他分别在尼加拉瓜、阿富汗、菲律宾、卢旺达、巴尔干半岛和巴西生活过,其间所遇到的两种文化、两种文明之间的激烈碰撞,使他对所从事的人道主义事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种在第三世界的不寻常经历,不仅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而且为他的文学创作指出了方向。在文学创作中,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对人的命运充满了无限的善意和深深的关注,在紧紧抓住史实的基础上,成功地写出了历史的氛围,生动再现了十六世纪法国殖民主义掠夺的画面。他那史诗般的笔触里闪烁着智慧之光。文学成了他用以表现两种文化冲突的绝妙方式。他曾告诉读者,长期在国外生活之后,他有了一种“通过写小说,能够生活在‘真理’当中的感觉”。自一九八六年出版《人道的陷阱》之后,让-克利斯托夫·吕芬接着又推出了《拯救伊斯法罕》(1988)和《人道主义冒险》(1994)。一九九七年出版的《阿比西尼亚人》叙述了埃塞俄比亚的过去,使他一举进入当今法国最畅销作家的行列,这部作品迄今已经销售三十余万册。一九九九年,他又以《失败的事业》获得了法国传媒文学奖,通过展现“道德要求”与“国家理性”之间的矛盾,这部小说广泛地涉及到了人道主义的主题。此外,他还写过政治题材的小说《帝国与新野人》和《自由主义的专制》。二零零一年龚古尔奖的获得,使让-克利斯托夫·吕芬的文学知名度超越了国界。根据有关方面的估计,《红色巴西》在法国至少销售了二十五万册。尽管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在文学上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他仍不愿放弃他热爱的医生生涯。他说:“我之所以写书,是因为我渴望写,是因为我有写作的需要。我从来没有想到由此选择什么生涯,或建设什么生涯。”他把自己有关第三世界的文学创作仅仅视为“隐形活动”,他的远大志向仍然是当一名出色的医生。他不仅要在文学作品中描写人类的不幸,而且要在现实生活中为人类摆脱痛苦。
实际上,《红色巴西》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关于一块土地和一种文化的开发与思考。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在投身于中东、非洲和拉美的人道主义行动中,常常有着一种步以前殖民强盗后尘的感觉。但作为一名医生、散文家、小说家和“政治家”,他喜欢这种感觉。每当与另一种文明相遇的时候,他总是感到很新奇。他感到新奇的时候,就觉得对于人类也是新奇的,因而也就有了把这种感受通过文字的形式告诉读者的愿望。在他看来,过去法国殖民强盗带到巴西的欧洲基督教文化给巴西本土的印第安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今天,国际人道主义的行动,由于受到短期目标的影响,也常常会偏离红十字会创始人的初衷,或者说,与之相距甚远。尤其是当一种固执的思想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当接受援助的人们感到畏惧的时候,这项旨在创建信任气候的人道主义工作,就显得更为艰巨。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具有驾御虚构和史实的双重能力,通过叙述南极法兰西远征团的短暂历史,尤其是通过描绘两个青少年的不幸遭遇,把现实与虚幻、勇气与背叛、理性与非理性等二元对立的东西巧妙地联系起来,通过独特的视角,让人们重温了法国十六世纪的一段殖民历史,并从一定的层面曲折地反映了当今残酷的社会现实。
《红色巴西》中所描绘的南极法兰西远征团,尽管得到了当时法国国家上层人物的大力支持,但最终还是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这个历史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并对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性进行新的认识。
关于《红色巴西》的故事来源
这个故事的最惊人之处是它的真实性。它并非显得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文艺复兴有无数更加离奇的冒险故事。它的奇特之处在于,这个法国历史小片断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件在集体的记忆中几乎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呢?它虽然没有克里斯朵夫·哥伦布或者马可·波罗值得颂扬,然而,雅克·卡蒂埃、卡弗利耶·德·拉萨勒、阿尔戈、迪普莱,这些名字在我们的心里曾产生一定的共鸣,即便是因为它们被铭刻在了街道或广场的牌子上。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加拿大的圣洛朗、印度支那半岛、印度的本地治里,它们像法国本土的地名一样响亮;巴西则默默无闻,而且维勒加侬的名字已被彻底遗忘。
我第一次起念头写这本书是十年前,那时我在巴西生活,具体地说,有一天我在里约热内卢参观市中心一个叫帕索·雷亚尔(Pa?o Real)的小博物馆。这个葡萄牙殖民时代的建筑物如今处于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之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必须发挥特别的想象力才能重建它原来所处的环境。为了帮助人们脱离当代里约热内卢的外部环境而作更深入的思考,博物馆展出了那个海湾刚被发现时的大幅图画。从这些画上可以看到,科帕卡瓦纳的混凝土建筑物原先是一片飞着涉禽的金黄色沼泽;棚户区原先则是海岸未遭破坏的丛林。只有那些著名的小山丘还可辨认出,它们是海湾现今剩下的唯一原始的东西。
对最初时代做富有诗意的联想不可抗拒地吸引了我。在所有主题中我发现了困扰我的那个主题:不同文明最初是如何相碰的,即隐含着后来出现的所有痛苦和误解的发现新文明的瞬间是什么样子。这短暂却是独特的瞬间包含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尽管这感情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它与爱情即两个人第一次相遇时突然感到的那种冲动具有同样的性质。
不幸的是,这些奠基时刻被埋葬在了历史建筑物和废墟之下,在欧洲尤其是这样。能看见奠基时刻露出地面的地方已经寥寥无几。埃塞俄比亚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个国家最多只能挽留我读完两本书的工夫。中亚也一样,因为文明的碰撞似乎在那里无法建立持久的东西并且总是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始。然而,没有一个地方像拉丁美洲,人们凝视海岸的风景时感到这激动人心的第一次登陆——通过这一行动,一种文明踏入另一文明——所留下的痕迹是那么亲近,依然栩栩如生,并且几乎能看见它。在安第斯山脉的中美洲,这种接触曾引起复杂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很相似的一些既定社会之间的流血冲突。而在巴西,根本不存在这种事,因为印第安世界是分散的、古老的、力量单薄的。从很多方面看,西方人在新大陆的登岸,其形态就像原始大自然中事物的显现那么简单。我首先朝这个方向出发,期待着在这些新大陆的空虚中找到我们社会的某种密门。
可是,随着我寻找的深入,这个空虚显得很盈满。
首先,充满了事件。我以为并且担心这种孤立的状况是静止的,会因为动作迟钝和顾虑重重而缺乏行动。但我却发现这个历史事件具有极其丰富的个性。故事里的所有人物都是勇敢而浪漫的人,你想象不到在十六世纪充满自由,充满各种诱惑和新鲜事物的特殊生活里他们多么富有生气。原先像是一次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的、遥远的冒险,在我眼里很快便成了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海外扩张。这次对巴西的殖民化行动属于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在大陆的战斗,因而也是宗教战争在世界范围内的
一次重演。通过蒙田巧妙的处理,它成了哲学家对善良的野蛮人和自然状态进行思考的思想起源。
其次,充满了文本。这个历史事件被遗忘与不想保持对它的记忆有关,而并非由于缺乏资料。可查阅的就有好几个当代文本,是先导者们本人稍后写的。大部分是现在重新出版的;比如与该事件直接有关的两部重要作品:让·德·莱里的《巴西大陆之旅》(1578),作者是维勒加侬远征军的一位新教徒;安德烈·特维的《南极洲即南极法兰西种种奇事》(1557),作者是亨利二世的宇宙志专家,他还是《普通宇宙志》(1575)的作者。此外,还有一些间接的见闻如汉斯·施塔登的《裸体,残暴与食人肉》(1557),作者曾在食人肉的印第安人那里当过好几年的俘虏,最后逃了出来。不过,除了这些很容易获得的原始资料外,还可从博物馆的古代藏品中找到很多该时代的文学作品:维勒加侬本人撰写的许多回忆录和抨击性文章;里歇尔牧师的驳斥文(题目本身就能让你感受到当时的气氛:“对尼古拉·迪朗·维勒加侬的胡思乱想,对其可恶的亵渎神明的话及其种种错误和谎言的反驳”);还有葡萄牙耶稣会会士的书信集……
这部分文学作品里又加进了许多当代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比如十九世纪亚瑟·厄拉尔的《维勒加侬》,朱利安(Ch.-A. Julien)论美洲殖民化的著作,以及让-保罗·迪维奥尔和菲利普·博尼雄的当代出版物。让-玛丽·图拉捷在其非常成功的小说《红色森林》里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和人种志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在图皮语的对话中),从而跨越了故事的局限性。
在文学性与历史性相交的研究中,一个特定的地位必须留给法国历史学家弗兰克·莱斯特兰冈(Frank Lestringant)所做的那些具有异乎寻常价值的研究成果。作为十六世纪文学专家,他将自己罕见的渊博知识运用到新大陆的宗教纷争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上。《胡格诺派教徒与野蛮人》、《宗教战争期间法国关于美洲和殖民地的争辩》、《十六至十八世纪:神圣的恐惧或与上帝灵交之旅》、《吃人肉者的强盛与衰落》,凡是想掌握那个复杂而丰富的时代之精神的人,这些文章都是必读的。莱斯特兰冈对原始资料进行对照、比较、解释,并提出高明的大胆见解。多亏了他,维勒加侬这个人物具有了复杂性和真实性。与每个阵营的战争文献所记叙的不同,莱斯特兰冈笔下的维勒加侬不是一个背叛新教的人或者是胡格诺派教徒的牺牲品。维勒加侬成了“中间人”,对他来说宗教改革首先是与人文主义思想相近的一个理想,是重新发现最初时代简单信仰的一种趋势。后来把法国和那整个时代都摧毁的那个断口就是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个断口使两个互相排斥的教权派对抗直到双方都灭亡。此外,我要强调说莱斯特兰冈的书不仅易懂,而且读起来饶有趣味,因为尽管它们迎合了学术论文的严格规定,但都写得很美。
如此卓有成效的研究都是致力于这些主题的,我的心里不由得产生失望和麻木的双重感觉。我感到失望,因为尽管这些著作都写得很好,但没有一种观点与我对那些事件所做的富有想象力的设想相符。也没有一种观点能满足我以我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的愿望,使它与我的生活、我的思想、我的梦发生共鸣,特别是当我想以这种方式与现实建立必要的联系时。我感到麻木,因为这么一大堆事实、这么多人物和著作很快就带来不自在而不是舒适。描述事实,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最终目的,对小说家来说则是开始,因为他必须从主题过渡到情节,从总的事件转入特别的行动。为此,他需要空气、空间,总之,需要未知的事物。尤其要动情。
在这个政治倾向很明显,具有冒险和神学特征,充满着士兵、宗教狂热分子和进行非法买卖者的故事里,我对将来某一天发现某种情感的震颤不抱希望,于是我在很长时间里独享这个故事。必须始终把这种消化力强加于自己,之后便会看得更清楚。几年禁食下来,终于有一天当我再次打开莱里的书时,我看见了这两行字:“在另外一艘叫罗塞号的船里——该名取自于驾驶这艘船的人,有六个男孩,我们带上他们是让他们去那里学野蛮人的语言。”
这六个孩子是从孤儿院弄来被带去印第安部落当翻译的,他们的存在使我一下子离开历史那无菌的空间,离开政治或宗教那些抽象概念。随之而来的是生活,当然是他们的生活,还有我的以及整个人类的生活:这个以孩子结尾的悲剧如果不是一次强行登船驶向一个可怕的世界、逼迫他们学那里的语言,那又是什么?
朱斯特和科隆布就这样诞生了,《红色巴西》因而也随之产生。
至于他们的姓克拉莫尔冈,我受到埃马纽埃尔·德·布瓦松的启发,在此向她表示感谢。她在《红衣主教和印度教教徒》这本书里描述了一个叫马德莱娜·克拉莫尔冈的女人所代表的这个著名家族,她是圣玛丽学校创始人达尼埃卢的妻子,该学校是以她曾祖母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家族显然与本故事所叙述的事实毫无关系,但这个好听的名字如今在法国已很罕见,它似乎确实使我想起中世纪以来那些著名家族的传统,他们热情地投入到意大利战争中,其痕迹重新出现然后又消失在建立新大陆的种种社团中。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儿子莫里斯、波勒·拉佩尔夫人、让-玛丽·米卢对本书的认真阅读和他们提出的建议,我还要感谢维亚尔·伍德,是他非常出色地把《阿比尼西亚人》翻译成英语。
让-克利斯托夫·吕芬
作者简介 ······
让-克利斯托夫·吕芬 于一九五二年出生于法国布尔热市。自一九七七年起,成为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的先锋。现为人道主义组织“反饥饿行动”的主席。在第三世界的不寻常经历,不仅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而且为他的文学创作指出了方向。他说,长期在国外生活之后,他有了一种“通过写小说,能够生活在‘真理’当中的感觉”。自一九八六年出版《人道的陷阱》之后,吕芬又推出了《拯救伊斯法罕》(1988)和《人道主义冒险》(1994)。一九九七年出版的《阿比西尼亚人》使他一举进入当今法国最畅销作家的行列。一九九九年,他以《失败的事业》获得法国传媒文学奖。此外,他还写过政治题材的小说《帝国与新野人》和《自由主义的专制》。二零零一年龚古尔奖的获得,使让-克利斯托夫·吕芬的文学知名度超越了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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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有了,电影应该要拍好了吧?这些法国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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