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双山回忆录》,王凡西著,东方出版社出版,2004年9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因为时间很晚了,明天还有事情,不能多写。这本书是讲中国托派的一些历史事件的。
没什么可说的,一段很难得的历史,解答了我很多疑问,而且是从理论分析上解答的,有一些说服力。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历史记录给我很大的启发,使我在思考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多了几个方向。一是要看俄国革命史和近现代史,这个很重要,否则我感觉根本不能得到正确的思路,正确的结论就更无从谈起;二是要研究毛著中的历史成分,这是我坚持在做的;三是,这可能是最大的收获,在研究中共党史的时候不能完全运用中国思维,因为从《双山回忆录》里看,他们是有非常强烈的德国思维模式的,或许是托洛茨基思维,如果单纯用中国思维,其中有些我直觉感到是错误的思路不太好理解其错误所在。而挺惭愧,我对德国和法国的哲学史还没有看呢。
此书中提到了很多托洛茨基主张,但没有具体的列出来,这是一个遗憾,关于托派的思维方式问题我还得继续查找资料才能够得到自己的判断。不过仅从此书中大段大段的理论分析中约略可以看出托派的理论武器是非常强大的,这有些类似于欧几里德学派用纯粹的几何来解释代数,当然我的这个类比也是想说托派的局限性,就如同欧氏几何的局限性是一样的。我想起了我高中时候的一个数学老师,用繁琐的四则运算来证明三角定理,虽然很有说服力,但是效率很低下。放在中国托派的革命斗争中看,这种效率低下使他们混得很窘迫,接二连三的窘迫,他们还没有分析完理论呢,历史就已经出现新的局面了。所以给我的印象就是托派的思维方式只适合评价历史,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可能去创造历史,如果有了更有效的理论工具的话。
中国托派的理论水平之高超我认为与他们持续不断的辩论、斗争、思考、分析和写作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有直接关系的,初步可以看到托派中的学术民主,不过也有很多弊病,就是多次分裂,导致力量不统一。少数服从多数,当只有少数人弄明白了应该怎么做的情况下,这种制度是很耽误事儿的。如果双方再完整的继续坚持自己的想法,然后一味的强调那些细微的语言上的差别的时候,对立将大于团结,结果就是什么事儿也干不成,即使是想干些好事儿,也是干不成。中国托派始终如一的保持革命者的纯洁性,纯洁到了细枝末节,这点反而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缺少中国思维的模糊性,当然这与他们受到的正统教育有关,如果从研究数学的角度上说,他们是很难接受微积分以及更近现代的数学的。
好心办不成好事儿,当然也不会做坏事儿。作为学术研究来说,托派是没问题的,很严肃的,而且是有原则的,虽然他的思维模式我还不能认同。他始终就是在一个思维模式里不断的探索、深入,用《何典》里的话说就是“螺蛳壳里翻筋斗”。当然革命者的纯洁性不允许他们去变换思维模式,这也就是左倾革命者们的局限性所在,虽然在探索中确实很有成就,可总的来说是枯竭的无力的。这些学术上的遗憾,我从此书后面附录中的所列的各家各派的读后感里已经能够看出来,它只能靠非革命者来弥补。既然是把革命学术化了的,那就干脆走纯粹的学术道路更好一些,这样可以避免革命者的理想主义的浮躁和肤浅,也避免了理论思维的单调和繁琐。需要灵感,嗯,我认为中国托派的思考是需要有灵感的。等到学术体系完整了之后,再把学术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不用急着发表革命宣言,寻找革命口号,不用那么急,先搞学问,争取不去仅仅当托洛茨基的学生,还要当一个理论的开拓者,渐渐的把这种文化这种精神渗透到世界政治中来,成为一个声音,然后再成为具体的行动,这样做我感觉会更好一些。
一提到革命就是生死存亡,就是吹胡子瞪眼的争吵和枪炮,那只能权力政治,而恰恰托派又是反对权谋的,又要革命又反对权谋,结果自己就很矛盾,都是“革命”二字耽误了事儿。看他里面写的组织上海工人的无产阶级运动一段,我感觉已经成了挤出一滴奶就要养活一群牛的状态了,那自然精疲力竭还不得好。有此拳拳之心是好的,这会是很好的做事情的意志,可是力不从心,理论研究还没有那么全面那么透彻的时候,就要干革命,自然也就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了,最后只能是口头上的对某政权的否定,用理论来发发牢骚,看到那个政权乱了烂了就幸灾乐祸,几乎认为自己学习托洛茨基的思想简直是先知先觉,这不是搞学问的态度,这仍旧是闷骚的文人。闷骚的文人乘着民主的春风可以自由发言发展,他可能会影响出几片同样闷骚的群落,但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看,也只是拿到了立锥之地。更何况从最后列举的读后感里,我已经能够看出来大部分《双山回忆录》的读者只是把王凡西当成了一个难得的生物标本来进行观察研究的。
处在城市里搞学问的组织总会有一个错觉,就是自己的思想已经很有势力了,在世界上是举足轻重的了,这是一个错觉,从《双山回忆录》中对中国托派在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等处的斗争事件中也能够看出他们确实是有这个错觉,然后再对比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来看,这个错觉就真有些让我苦笑了。尤其是当时中国托派总共有四百八十三人,后来还发生了分裂,然后是死的死跑的跑,最后只剩下了不到五个人,他们的革命纯洁性和美丽的理想仍然让他们坚信他们是在多多少少的影响着全世界,说句不好听的,蚍蜉撼大树。而这种错觉实际上在现在世界的政治舆论学术争论里也仍然存在。
做出自己满意的事情来,自己感到很有成就感,这很自然,可如果哈哈大笑的认为自己的先锋位置是全人类的楷模,这跟现在北京村儿里那些搞现代艺术的那帮人又有啥区别呢?有了个想法,很好啊,但它就像座山,要“采铜于山”,这才是真正的工作,确实要咬着牙做好的工作,如果不去做,就直接把这座山拿出来卖,它不值钱,而且这座山只能成为个障碍,而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愚公了。
- posted on 04/05/2008
中国的托派完全“出生“在自己中国共产党党内,当时托洛斯基在大革命失败之前对中国革命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27年大革命的失败证明了一切,也给在俄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的中国党团员着实地上了一课。他们后来自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观点比托洛斯基还要托洛斯基,1927年苏共党内斗争激化,斯大林只好用“开除出党”等一系列手段来打击托洛斯基和吉诺维耶夫等反对派。
中国托派回到中国境内,成为共产党的反对派,处处受打击(苏联的命令清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打压)仍然提出“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口号,争取民主权利,组织群众,动员群众走向革命。但在共产党看来,它的目标和观点接近西欧的社会党,不能帮助本党“夺取政权”,所以过时了。共产党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某一特定时期的纲领,而在于政权,一些为了夺取政权,这在民主革命时期最终是成功了。托派也成了笑柄和抓反革命和敌特的把柄。
“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才是正确的道路,才是毛泽东思想精髓之精髓!其它的“思想”全是抄袭别人的。 - posted on 04/05/2008
我觉得在评价中国托派的时候,还是看看这本儿《双山回忆录》要好一些,另外解放前中国托派在各个时期出版的报纸也是要看看的。我原来以为托派报纸不可能留到现在,可很有意思的是,我在逛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时候竟然能够看到几张《斗争》《火花》之类的旧报纸,只是我说不好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没买。《双山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们在上海、武汉出版的所有报纸的版本特征以及文章摘引,嗯,等下次我再逛旧货市场的时候我就心里有点儿数了。
另外,这本儿回忆录里除了记载中国托派史之外,还详细的说了王明(陈绍禹)都干了些啥,说得非常详细,您会发现现在给老毛身上泼的脏水里有一大部分是本应该泼在王明身上的。我下一步准备看看王明写的《中共50年》,嗯,一定特别有意思。我妈妈看了,说王明那些话从语气上说像怨妇,从内容上说像撒泼。呵呵,我不知道,我就是想看看当时的第二派(中国托派是第三派)是怎么干活儿的。
嗯,从这本回忆录里我还发现我原来对KGB的发音有错误,我们都叫“克格勃”,这是按照英文字母发音的,如果按照俄文字母发音应该读为“格伯乌”,在这本回忆录里就是这么发音的。
因为我写这篇儿读后感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也就没打算多说,只把我最主要的一些感受写了写,如果要细聊这本儿读后感,我觉得还是很有的可聊的。我看的这本版本是2004年版的,那时作者已经97岁了,或许已经死了,就算没死,他也不太可能有体力和精力对这个版本再多进行修改了。《双山回忆录》写完了之后的这四十年里,作者在1994年还写了一篇儿序,差不多是写完了回忆录的四十年后,这四十年里王凡西先生又做过很多次修改,把当时他记忆不清楚后来又有了准确的资料的内容都给通过校注修改过来了,原文没有变,所有的都是在校注里说的,并且标明了校注日期,最晚的校注是在1993年。所以我感觉这个回忆录是很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严肃的可信的。只是他只记载了王凡西先生知道的一些事情,很多事情都没有收录进来,所以顶多也只能作为一个可信的有一定说服力的资料,还不能当作正史,还有很多方面的历史资料需要继续挖掘探索。一个人说实话并不完全等于说历史,总得有很多很多人都说实话了之后,通过严肃公正的总结归纳,那才能成为一部可信的历史。
王凡西的回忆录中不断提到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分析和预测不断的被中国历史所验证,他后来还说中国后来的政治状态也验证了他们的理论分析,不知道这样的先知先觉所说的中国未来会不会也同样已经存在于他们的理论分析之中了。嗯,他们的理论武器是很强大的很迷人的。可如果在理论分析中稍微有一点点儿的错误和浮躁,那就是全盘的失败。也就因此吧,害怕失败,所以才有组织中的辩论和分裂,结果还是失败了。我这里可能是有些“成王败寇”的想法在里面,可这是托派思想本身性质所决定。就像兔子一样,稍微不小心就能把兔子弄死,兔子太容易死了。抱在手里,手稍微一颤,就可能死;跑着跑着,撞到哪儿了,就可能死;喝水喝多了能撑死;胡萝卜太硬了,能硌牙硌出一个脑震荡,七窍流血而死,太容易死了,嗯,就跟我和月水社的人说的兔子就不应该活,它活着就是为了一天到晚找死,他们就这脾气,咱们能咋办? - posted on 04/05/2008
历史在不断地变化中。1979年,在押的托派分子被全部释放。托派领袖之一郑超麟在声明不改变自己观点之后,被安排为上海政协委员。1991年,新版《毛选》在有关托派的注释中,改变了旧版的提法。针对《论持久战》一文中“镇压汉奸托派”一句,特别新增了一个注释:"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段所造成的"(即所谓"托陈取消派"的陈独秀拿日本人的津贴等等谬误). 托派没有获得过正式平反, 但既不继续关押, 也不要求其改变立场. 这不只是政治相对开放的表现, 也是基于托派分子人数及少,且不会有"春风吹又声" 的可能.
托派分子大多能文善墨, 王凡西更是著译甚丰之人物, 1957年作<双山回忆录> 是一部文采斐然的早期中国托派小史。
研究托派或王的《双回录》的确浮想联翩,然而从中再重新观察和研究陈独秀的态度和观点的改变,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解、向往和追求,可以进一步看出他当年对苏俄斯大林表现出的“反潮流的精神“、他的思想和地位的显赫和高度的预见性,就连几十年后的“许多国人在九十年代的话,包括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王思睿,2000).
陈独秀是在中国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粒不灭的火种和中国革命的一面不朽的旗帜。永远的陈独秀!
陈绍禹同志的《中共50年》已经拜读过了,等着跟"剑客"的帖子。 - posted on 04/06/2008
哦,给我些压力了哈,谢谢!
嗯,此回忆录中说到的陈独秀先生的最后的论文和通信不知道市场上是否有卖的,我也很想找来看看。我看到那段儿的时候我感到那可能是陈独秀对早期蔡元培的北大精神的回归,是一个学者经历了很多政治风波后又一次确认了自己的本色。而且我想陈独秀在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是用学者的眼光和工作方法,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致使他此一生很是颠簸。
而且我约略的看出学术和政治它们之间的矛盾仿佛是不可调和的,学术工作里不存在权谋,欧拉的数学天才在当时的国际社会里也是几经辗转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的,而学术界里幸运如欧拉者终归还是少数人。这又回到了我前几天提到了那个“是国大还是学大”的问题上了。托派如果搞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他们的学术成果能够得到当政者的重视和参考的话,我感觉会更好些吧。
我想说的话您已经都说了,我读了一些八九十年代的政论和文件,里面的理论分析如托派思想之深邃复杂严肃者极少,而看台湾方面的政论和文件就根本没有了。我有幸看到了前一段时间十七大的总书记报告,大多是官样文章,除了极少数结论让我挺兴奋,比如说彻底否定了文革和毛泽东晚期政策,整体来说还是浮泛得很。我无党派,也只是坐山冷眼而观了。
《中共50年》可能还需要半个月才能出感想,莫催哈。 - posted on 04/06/2008
陈独秀晚年的作品的原创一定很有意思,一直没能搞到。所了解到的一点点还是通过老托派的王凡西同志的信件和回忆,也很珍贵。
1942年5日30日,在陈独秀逝世前半个月左右,他在《被压迫民族的前途》一文中认为斯大林的苏联“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重心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更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为免糟蹋社会主义了"(陈独秀)。陈独秀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从对斯大林的反省,接受了英美式的政治意见开始的:
第一:人类历史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
第二: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抛弃民主就是抛弃社会主义。《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无产阶级政党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逐并民主主义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作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是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还特别指出,斯大林的罪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特别坏,而是“无(产价)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我们若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和其他国家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若不恢复民主制,即史大林而起的,难免不是一个“专制魔王”。
第三:英美民主制与俄德意法西斯决非“小小的不同”,而是在根本上有进步和反动之分。
第四:仿佛预见到民主和独裁斗争的继续,陈强调中国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反法西斯的斗争,就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的中心思想,决不能以任何理由(如中国特殊论、民族主义等)反对这民主自由,即使因为经济落后、历史传统、战时状态等原因一时不易达到自由民主制度,“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陈独秀)。
陈独秀晚年的理念与今天中华儿女们的不断为之奋斗理念的相似之处真是昭然若揭,回味无穷。让今天的我们怎么接受这些“汉奸”,“托匪”、“反革命”、“老牌机会主义者”。。。的罪名。
英美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正宗应是“胡适派”,这一传统在上世纪末才受到了认真对待。事后看来,是否可以说上世纪的中国还有另一个民主自由主义的传统,这就是陈独秀-顾准-李慎之的从斯大林主义到英美民主自由主义的“传统”?这是长期以来“无产阶级民主”压抑“隐秘传统”,就现代中国的历史遭遇来说,此一传统更明确地昭示了政治改革的出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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