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做人的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四周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无论做什么项目都想成为第一
南方周末记者:傅小永
经常有人问程益中,你在2005年以前,用10年的时间创办了两张中国最好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一度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奔走,管理两个两千多人的新闻团队,现在你管理一份几十人的体育杂志,落差如此巨大,你会不会不甘心。
程益中并没有失去对传媒的热情。他选择了另一个向度,继续他最擅长的传媒事业。
他办体育画报,杂志虽小,格局却大。体育画报在一个几乎被丑闻摧毁的体育产业中诞生,试图重建国人对于体育界以及体育媒体的信心。体育代表人性,也代表人类最透明的契约精神和竞争意识。凡是拥有健康的契约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国度,都会赢得世人的尊敬。在当下,尤其是在2008年之前,体育画报的这种建设性的努力是必须的,和建设完美的体育场馆一样必须。
接手体育画报时,程益中堪称幸运——这是一本迄今为止拥有最奢侈制作成本的中文体育画报。
进入中国期刊第一阵营
人物周刊:一年多前,你设定的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中国体育传媒和中国传媒界的角色是什么?一年来体育画报中文版的发展是否如你所愿?在何种情况下,你会认为,这本杂志已经成功了?
程益中:一年半以前我准备接手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时候,感觉压力挺大。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做的杂志项目,有许多杂志项目比体育类杂志赚钱容易。但接手之后,我就不敢再想困难了,一门心思只往做成的方向想——说实在的我那时尤其害怕失败,迫切需要一场新的胜利来安慰自己。
我给体育画报中文版设定的一周年目标是:寻求投资理念、制度设计和团队组建的最佳解决方案,建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准,树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杆,跻身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在杂志的内容和设计质量上获得读者高度认可,在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上赢得良好口碑,探索出一条与巨额投资相匹配的营收之道。我对体育画报中文版一年来的发展感到满意,因为我看到了曙光。
至于说怎样才算已经成功,我向来标准极高,无论做什么项目都想成为第一,因为第二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说做体育新闻杂志的第一,这只是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最低目标,而是要进入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做中国杂志TOP10。
人物周刊:对你而言,体育画报中文版这个平台是否太小了?服务平台的大小,是否影响到你的成就感?如何说服自己“归零”?
程益中: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有事情做总比没事情做好,在当时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跌幅相对较小的一次倒下。再说我也需要养家糊口。
无论大事小事,凡事都想做到完美极致,我的成就感通常都是这样建立的。在目前形势下,服务平台的大小,可能影响我对社会的贡献,但不太影响我的成就感。我觉得现在不去利用媒体建设性地编织谎言和创造性地愚弄大众,就已经功德无量了。我现在也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感觉为自己为家人活着也是件很高尚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一个心态能够及时调整复原的人,激烈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没有隔夜的苦恼和困扰。
我提倡归零,并不是因为我现在遇到了挫折,我对个人的遭际并不看得太重,我不感世伤怀,既不背失败的包袱也不背成功的包袱,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是谁,都有一颗返璞归真的心。
人物周刊:你在媒体领域的自我定位是怎样的?你是天生的带队者吗?
程益中: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或者校对,但我起码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前报人之一,是个最有格局的媒体资源管理和整合者,是个优秀的媒体环境、气氛、文化的制造者。我不认为我天生就是带队者,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带队伍,是因为我敢于承担责任,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担责任。我不是一个好下属,但的确会是个好领导。
人物周刊:你的职业最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你理想中的下一站是?
程益中:这个职业与大众的权利和福祉息息相关,并且有可能让从业者赖以生存并获得生命价值,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理想的下一站?我也不知道,还是随缘吧,我从来都没有规划过自己的未来,也扼不住命运的咽喉。人生的不确定性和戏剧性太多了,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部没有剧本的电影,边拍边播,由不得你规划不规划;又好比一张不规则的大网,这张网的起点是生,终点是死,而从起点到终点,有无数路径,每到拐点便是歧路,我们就兜兜转转忙忙碌碌去吧。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偶然性组成的,但偶然性的总和便是必然性。我的下一站,还是由偶然性决定吧。
人物周刊:你如何描述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你心目中的情感位置?
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是我过去的沧海,而体育画报中文版是我现在的桑田,沧海也好桑田也罢,都是我耕耘收获之所,它们共同导演我的未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怎么讲?刻骨铭心过,撕心裂肺过,轰轰烈烈过。现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依然是我的灯塔,在照耀我的远航。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都市类报纸起家时代言弱势、和发展到一定阶段苟合强势的角色转换?
程益中:我不认为都市类报纸靠代言弱势起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苟合强势。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对都市类报纸的偏见。都市类报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是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的是,新闻观有没有问题?真实性、公正性、专业性是否有保证?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如何?现在,一些报纸由于盈利上的压力,偶尔会做出一些短视的行为,我觉得最好不要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但我同时觉得做了也无伤大雅,以后改了就好。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做人的学问
人物周刊:哪一种生活是现在的你最鄙夷的?
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比如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比如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为了生活干脆抛弃了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
人物周刊:你认为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程益中: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的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四周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人物周刊:你字里行间的情怀、气概和力量因何而来?在你的心里,是否一直有个人和家国之间的清晰次序?
程益中:达则兼济天下,穷且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而我从事的职业,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
人物周刊:你说过“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性”,现在你对制度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有新的认知吗?
程益中: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
人物周刊:北京生活和广州生活的区别是什么?对你来说,北京是异乡还是归宿?
程益中:广州有意思的地方是民间,是市民社会,是契约精神,你可以一定程度上自主自己的生活。而北京,权力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公平交易,无法建立平等互信。来北京,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了。
我才40来岁,感觉人生刚刚开始,现在谈归宿有点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北京不是我的归宿。古人说心安之处即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讲,籍贯地和户籍地都不可能是故乡。在何处安妥心灵,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希望50岁时的自己是怎样的?
程益中:我希望50岁时,自己更宽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愤怒,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公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下悲苦的英雄。
□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
※ ※ ※ ※ ※
附: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获释幕后的真相
真相是挡不住的阳光。还是在几个月前,当广州市地方当局逮捕《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重判副总编辑兼总经理喻华峰,信誓旦旦要把该案办成『铁案』时,该案幕后的操刀者、广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张桂芳,以及广州市中级法院主审法官甘正培,应该都没有想到,『南都案』事件的真相,会如此之快大白于天下,而他们精心打造的这个『铁案』,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他们更没有想到,他们向上谎报的案情,会这样快就被识破,遭广东省高层戳穿,露出了挟私报复的马脚,而他们要报复的主要对象,原《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马上即被以『证据不足,不予起诉』释放,以无罪之身回到家中。程益中是于今年三月十九日,被以莫须有的贪污罪名遭逮捕,而同一天,他的同事、副总编辑兼总经理喻华峰则因同样罪名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之后减为八年。 2008年2月8日,农历大年初二,被囚四年的喻华峰从广东省番禺监狱提前获释出狱。
■省委高层要求马上放人
程益中是在经过整整一百六十天的冤狱之后,于八月二十七日晚十点钟左右,在南方报业集团有关人员的迎接下,离开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据称回家之后的程益中,曾告诉朋友,『南都案』事件的结局,将证明广州市地方当局某些人,是如此『低估了人民的判断力和因此产生的力量』;而人民则是『低估了当局会是如此愚蠢』。
广东省消息人士告诉亚洲周刊,释放程益中的决定,是广东省高层在了解『南都案』的事实真相之后,作出的一个『政治决定』。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广东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直接对程益中案作出批示,要求『当天马上解决』。接获指令之后的广州市有关部门,下午即刻开会研究落实,并随即通知南方报业集团,当天晚上即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接人。
而在此之前,广州市检察院曾于八月十六日下午奉命开会,研究程益中的案情。据称除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芦铁峰坚持程益中有罪之外,与会者基本上都同意应以『证据不足』,立即放人,为广东省高层之后的政治决定,奠定了法理基础,也否定了广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书记张桂芳之前主导的有关案情报告。据悉,由于张桂芳在『南都报』事件上的恶行恶状,目前已被免去广州市政法委书记的职务。
其实,『南都案』事件,彻底暴露了广州市政法系统在张桂芳主持下出现的严重问题。消息人士透露,『南都案』具体查办单位广州市东山区检察院,在查案过程中,实际上对有关事实有所保留,并在具体卷宗上提出了意见,顶住了张桂芳坚持要对程益中起诉的压力,表示『只接受文字指示,不接受口头命令』,以示对历史负责。但张桂芳都没有把这些不同的意见如实上报。
■抓程益中过程象拍电影
与东山区检察院一样,原定担任『南都案』二审主审法官的市中院原刑二庭庭长李英,也在审阅案件卷宗的过程中,认为证据不足,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即刻就被张桂芳调离,换了上述的主审法官甘正培。甘与市检察院一处副科长、经办喻华峰和程益中案的岳京穗密切配合,他们按张桂芳的旨意,表示要把该案办成一桩『铁案』,暴露了中国大陆司法系统不能独立的悲哀。
其实,当局精心设计了抓捕程益中的过程,及之后『故事』发展的戏剧性,更让人悲哀。消息人士透露,张桂芳为显示『千里追凶』的曲折情节,出动了大量的警力前往四川甘孜,『其阵容犹如美国人追捕拉登』。当时,程益中带领《南方都市报》的二、三十位员工,偕同四十多位广告客户的代表,正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进行客户联谊活动。
这个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的地方,却在张桂芳抓捕程益中的过程报告中,成了专案组公安如何克服艰难困苦情节的素材,他们形容程益中是『偎罪潜逃』到这个千里之外的偏僻角落,追捕的公安是『爬雪山、过草地』才捕获了程,犹如一部中国版的日本影片《追捕》,而他们就像日本侦探杜丘一样神勇正义。
为增加故事情节的戏剧张力,显示追捕程益中的『重要性』及程的『要犯』地位,程益中被从四川押解回广州时,六部亮着警灯的警车,在飞机到达停机坪的瞬间,实行全方位的包围,全副武装的数十名警察如临大敌,押下带着手铐的程之后,拉响警笛绝尘而去,完成了这出『千里追凶』,『要犯落网归案』的大戏。
■程益中喻华峰狱中对歌
程益中被押解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严加看管,当局告诉他:『搞也要把你搞死。要搞得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身败名裂,让你花钱打官司,你打得起吗?』在不到五平方米的单人监舍里,除了一本《四书》之外,程不允许看任何书报,更不许向外写任何东西,当然也不许见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程益中多次利用提审的机会,谴责广州市地方当局打击报复,滥用司法,把公权力当成整肃知识分子的『打狗棍』,他为司法沦落,官员腐败,黑白颠倒而痛心疾首。
但是,程益中相信正义迟早要来临,真相的阳光总有一天会溶化谎言的坚冰。因此,封闭的斗室,正好让他『关闭所有的欲望之门,只开放希望的天空』,回顾和检讨过去的点点滴滴,也思考未来,憧憬政治清明,媒体更加开放的明天。
有意思的是,不知道是巧合,或是当局刻意安排,程益中被捕之后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的监舍,与关押喻华峰的监舍恰好邻近。虽隔了好几面墙,但这对昔日的战友似乎是『心有灵犀』,都知道对方就关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他们有时用敲墙壁的方式进行『对话』,而更令人感动的,是有时则以对歌的方式来表达各自的心情,心心相印,互相鼓励。
有时候,当程益中听到不远处传来熟悉的歌声:『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他就知道:『老喻今天心情不错。』随即也以一首熟悉的歌声给予回应,去抚慰这位战友那颗受伤的心,用歌声抚摸这匹『来自北方的狼』受创的伤口。他们相互以歌声言志,以歌声励志,要唱出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的悲哀,也要唱出大陆媒体人明天的希望,让歌声冲破牢笼,冲破政治的束缚,迎接新闻媒体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明天。
尽管程益中被捕、喻华峰和李民英被重判,司法被强奸,是非被颠倒,广州城头乌云压顶,但社会的良知没有泯灭。南方报业集团高层在众所周知的政治气压下,对程、喻和李不离不弃,他们以公函形式,将包括《亚洲周刊》在内的有关媒体报道,将北京法学家对事件的专业性意见,汇总上报广东省高层,希望澄清事实的真相,还《南方都市报》一个清白。
南方报业集团退休社长刘陶更联合集团一些离、退休的高中层干部,透过另外的管道进行『营救』。他们联名写信给中共广东省委前书记任仲夷和吴南生,反映有关的情况,公开表明对事件的不同看法,认为程益中、喻华峰等人确属无辜。主持正义的任仲夷和吴南生两位中共元老,在了解事件的真相后,即向省委书记张德江等省委高层写信,使事件出现了转机。
□ 亚洲周刊 王健民
- Re: 夏快递 : 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做人的学问posted on 04/20/2008
玛雅 wrote:
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
精辟!
个人觉得以上这套东西的祖师爷就是孔子。 - posted on 04/21/2008
怪祖师爷也不好,孔子、老子,都几千年了,世界也有大变。
要说,庄子直爽些,也深入,洒脱,诚如他自己说的:
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
JLI wrote:
玛雅 wrote:精辟!
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
个人觉得以上这套东西的祖师爷就是孔子。
做人的学问可以,但人人都去搞做人的学问,就没意思。
其实现在日子都不难过,可以潜心做点别的事件。世界宽广着呢。
做官与挣钱,几千年的老行当了,也贬值得很。
就鸦片吧,还有鸦片战争,也是老外弄得声色,写得有词有据。
这程益中不错,还有南都另一位。
- posted on 04/21/2008
玛雅 wrote:
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比如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比如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为了生活干脆抛弃了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
人物周刊:你认为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程益中: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的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四周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我最近常常觉得美国的政客们都过着“出卖灵魂的生活”, 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当选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所以奥巴马最近那个备受争议的关于小城镇居民的演讲倒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 这个家伙还有胆量说几句真话。 美国的四周也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 每次看了这样的书或听了这样的讲座, 我都会想, 这个世界离率直和纯粹是越来越远了。 让我们大家都按照学问和规则做人好了。
反过来再想, 做人的学问也没什么不好。 比如在咖啡, 大家都率直起来, 岂不伤了和气:) - posted on 04/21/2008
我对动不动就说中国人这中国人那的论调特别反感,原来我也有一段时间喜欢这么说话,显得自己站的位置比较高,话说得比较大气,可后来就总是觉得如此说很傻气了。我倒不是站在民族沙文主义的角度来拒绝人们说中国人不好,我只感觉这么说话特别不负责任,一下子打击了一个国家的人。如此就更显得那个人面对中国文化状态的无知了,或者说他没有进行深刻的思考就说出话了。
尤其是中国人骂中国人,是有一定的“怒其不振恨其不争”的意思在里面,也使心急且粗糙的表现了,从另一方面也能够看出他们感到自己的孤独和无能,只有单纯的思想却拿不出具体的实践来影响社会的风气,所以只能骂了。他们是清高而无助的。
尽自己的力量去实现和伸张自己的理想,我觉得挺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么,挺好,可如果遇到了坎坷就气急败坏的骂骂咧咧,就中国人长中国人短的横挑鼻子竖挑眼,那就很可悲且可笑了么。康有为在民间没有得到什么好名声,也是如此,他没学会屈尊于民的因势利导。
歪了脚骂路破
睡不着觉赖枕头
也对也是人之常情
若仅是骂骂赖赖
路还是不好
枕头仍不适合睡觉
从路不好一直骂到修路的
从枕头套儿一直赖到枕头瓤子
也无可厚非合情合理
可还有别的原因呢
走多了路难免的朽
睡长了枕心儿难免的糗
淘晒枕心儿是几天的事儿
重新修路可是几年的事儿
买了一个新枕头还得花钱呢
修好一条路也不是一个人能干的
你把枕头赖死了你睡什么啊?
你把修路师傅骂疼了谁来帮你啊?
(嗯,骂特定的几个修路师傅也没大事儿,可如果随便逮着一个修路师傅就没鼻子没脸的数落,乃至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了全天下的修路师傅,那就是把全天下的修路师傅都给得罪了么,那就自然是失道寡助了么。) - Re: 夏快递 : 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做人的学问posted on 04/21/2008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做人的学问" 说这话的人肯定没什么真学问。:) - Re: 夏快递 : 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做人的学问posted on 04/21/2008
做人的学问如此糟粕,映射的是险恶的生存环境与巨大的人口密集度。为了生存,不苟且不扭曲就活不了,活不了还逼你活着,死还不让你死得轻松。这样残忍的生存状态存在很久了。他说得不彻底而已。 - posted on 04/21/2008
玛雅 wrote:
做人的学问如此糟粕,衬托的是险恶的生存环境与巨大的人口密集度。为了生存,不苟且就活不了,活不了还逼你活着,死还不让你死得轻松。这样残忍的生存状态存在很久了。他说得不彻底而已。
这个吧,做人的学问是很多的,有好有坏有积极也有消极的,不仅仅是中国有,各个民族都有,正因为学问的不同,才导致了各个民族性格的差异。而且中国人的做人的学问也不是很统一的某一种,社会阶层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甚至家庭背景不同,其学问都大大的不一样,就像方言一样。
我原来论述过一些网络论坛用语,比如说“偶”“酱紫”“表”“orz”等等这些可以认为是网络上诞生的方言。一个环境产生一种文化,甚至一种语言。我原来在我的小说《老马(赌)》里列举了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兰州大学97级化学系的独特语言,那时小环境内部交流专用的,也是用了四年才渐渐成形的一套方言,比如说“抱一把冷sóng(微软字库里没这个字儿)”“不KiQ了”这样的,别人不一定能够听得懂。
只要有交往,就一定是有那种“没有明文规定的学问”的。比如说现代的古典音乐会,尤其是歌剧表演,在参加之前有经验的观众往往就会告诉没经验的观众,要把手机关上,音乐演奏的时候要肃穆安静,像个有修养的样子,不要喧哗不要乱走动,演奏完了之后要鼓掌,等等。我一开始以为西方古典音乐会都是如此呢,后来看了一本儿书,发现现代的这种对观众的要求实际上是布尔乔亚文化后遗症。说在18、19世纪的欧洲,歌剧表演现场跟中国早期的戏园子的气氛差不多,如果音乐不好的话,是会有人骂街的,并且往往底下观众并不在意台上都在干吗,该嗑瓜子儿还是嗑瓜子儿,该吐痰还是吐痰的。我听富特文格勒早期的指挥录音里,什么烂七八糟的声响都能听到。实际上那些布尔乔亚作风也是一种做人的学问了,实话说我看不惯那个。在北大听国家交响乐团指挥“肖十”,我就因为那些管乐因控制不住而出现的混乱站起来骂他们傻逼来着。不好就是不好,甭给他们面子。当然,好就是好,听高兴了,听张维良的《平沙落雁》我也吹过口哨欢呼过。不能把观众对音乐的强烈反应只留给摇滚现场么。
有些混社会的学问,你排斥无所谓,所有人排斥都无所谓,但只要一个集体里有一个人精于此道了,那么那个人就会很快成功,而且这门混社会的学问马上就雪崩般的感染一大群人来学习。毛泽东不就是这么起来的么,当时他周围的那帮人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书呆子,他的那一套别人不会也排斥,但他就精于此道,知道怎么混社会怎么耍手腕儿玩儿政治,所以就起来了么。他的那套学问说来不新鲜,也挺小儿科的,比唐朝来俊臣的《罗织经》差远了,但因为毛泽东的成功立刻传播的很快,都写进党章了。当时的革命青年大多是知识分子或者比较有素养的工人,从小流氓地痞混出来的不多,所以老毛的那一套他们就一时没有了防备,正好措手不及了。毛泽东如果遇到了曾国藩,他也不灵,曾国藩什么人啊,人家正宗的文痞,老流氓了。曾国藩、梁启超敢跑到商店里撕自己写的字儿,毛泽东敢吗?他不敢,太嫩。
一物降一物,当年跑旧金山做生意的那帮华人也想跟美国政府动手腕儿来着,后都肉烂在锅里了,形成了内斗,内耗太大,结果美国地痞镇压了几次那些华人就不灵了(嗯,另外,吃生肉吃牛排的长大的难免是要比吃葱姜蒜长大的有把子蛮力气么)。终归自由女神和观音菩萨长得还不是太一样么。后来得到了这么一条生存哲学又流传到大陆来了,叫“态度决定成败”,啥意思?还是做人的学问。中国的现代企业管理中搞什么企业文化,花样繁多。我到外企听过几次这方面的培训课,日英法德文都有,我就是免费的瞎听,后来又从北汽集团的人事部找补了一些基础知识,一看全是洗脑,全是“做人的学问”。
所以我发现古今中外哪儿都有“做人的学问”,混社会没点儿学问就是不成,就是要吃亏的。说“吃亏是福”,这句话本身就是个“做人的学问”,老好人儿么。除非是主动杜绝和社会发生联系,或者与社会发生了物理隔离,那就不用啥学问了,用科学就足够了。
中国是经历过三灾八难的地方,换一个朝代就灭一群爱国志士,绝一次好人的基因,活到现在的,谁得血都不干净,也就不用硬着头皮说自己根儿红苗儿正了,不是说揣了一张绿卡自己就跟着脱胎换骨了。既来之则安之,涉及到了某个领域需要腐败做人的学问了,我认为还是听人劝吃饱饭。《西游记》里反复强调了“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也是此意。待取到了真经,有了说话的分量,再图改变也不迟,到时候谁还管你唐僧在路上动那些对孙悟空的小心眼儿还屁滚尿流的怕妖精啊,都叫他“旃檀功德佛”了。这个意思可以看看那个小说《苍浪之水》,说得很明白也很露骨的。
我觉得有个相声,好像是杨少华说的,叫《惯着他》,说得挺到位的,类似的小说我也看过一些。你坏你腐败那我就惯着你,虽然不一定助纣为虐吧,至少也是学学你的“做人的学问”,顺着你的心意走,不影响你耍,恶有恶报,没报就是恶还小,等把你的恶惯大了,恶贯满盈罄竹难书了,也就自然垮台了。《三国演义》里吴国的破灭不就是这么来的么。建国之初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政府里的贤臣太多了,其实看到“反右”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一些端倪,如果那个时候就出个“四人帮”,中国就能早稳定几年。斯大林有一个贝利亚,还不够,要有十个贝利亚,把武将给杀干净,把红军都给扔西伯利亚去,然后德国占领莫斯科,拉长德国的战线,让它和日本直接打,狗咬狗的时候,再把托洛茨基从墨西哥接回来(好像那时候老托已经死了哈)再搞一次十月革命,如此,苏联可能会活的时间更长一些,至少如此的东欧的日子会过得好一些么。
看出要崩溃的风头的时候,欲擒故纵,不失是一个好法子。否极泰来么。如果总是拒绝那些讨厌的“做人的学问”,独善其身,那个“否”就总不会“极”,就总不会除掉这些失败的病根子。所以,如果环境需要了的话,应用程益中所谓的“做人的学问”上我从来不手软。我现在学而不用,是因为我还没遇到过那种险恶的生存环境;学到了就好,方便写小说。 - Re: 夏快递 : 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做人的学问posted on 04/21/2008
没细看程文。题目哗众取宠,于内容不符。骂也是要有艺术、有水平、有胸怀,有深度的。否则,就会连自己也捎进去。与楼上几位有同感。的确,祖师爷不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拿糟粕冒充精华,程不能再片面了;他“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用在美大选上很合适;一开口,就一般化地(generalize)批评,出口言必中国之最,给人的感觉不是中肯批评,是在泄私愤。 - Re: 夏快递 : 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做人的学问posted on 04/21/2008
另外吧,我发现“四人帮”这个“帮”字儿用得太好了。 - Re: 夏快递 : 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做人的学问posted on 04/27/2008
其实程益中也是很会“做人”的。如果看看他当上“南都”主编的前后过程,就会让不少很懂“厚黑”的人自叹不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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