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这个范晓，独立地质学家，目前深入震区报道对岷江上游水库的担忧。上个月我正是在《中国国家地理》读到他的考察报告，勾起了阵阵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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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曲流:荡气回肠的河流乐章
范 晓


如果说嘉陵江在它的上游和下游,好似一部交响曲中热情的快板,那么在广元至合川的中游河段,则是如歌的行板。两地直线距离约200多公里,但嘉陵江竟然走出了长达640多公里的蜿蜒河道,形成百折千绕的曲流奇观,并在南充一带出现罕见的环形曲流群,演绎出千里嘉陵最为荡气回肠的河流乐章。


嘉陵江交响曲中如歌的行板

如果把河流水系看成是枝杈密布的叶脉,那么长江水系这片巨大的叶子,以它18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几乎覆盖了中国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而嘉陵江水系又以它约1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成为长江这片巨叶中面积最大的一块脉系。

嘉陵江从它的源头到与长江相汇的江口,表现出“三部曲”式的景观特征。
广元以上的上游河段,嘉陵江凿开了秦巴山地,造就了诸如明月峡、清风峡、三滩峡(广元的嘉陵江三峡)等许多峡谷为背景的峡江急流。
由广元至合川的嘉陵江中游河段,好似两段热情的快板中间的一段如歌的行板,在红色丘陵中,迂回宛转,如蛇曲龙行,成就了一段自由洒脱的曲流奇观。
合川至重庆的下游河段,嘉陵江切穿了华蓥山主脉的三条分支,形成沥鼻峡、温汤峡、观音峡,并在峡谷和宽谷的一张一弛之间,走到重庆朝天门,最终投入了长江的怀抱。

四川盆地因地质、地貌的差异,由西向东可大致分为三块:龙门山与龙泉山之间的川西冲积平原;龙泉山与华蓥山之间的川中红层丘陵;华蓥山以东的川东平行岭谷。其中,川西冲积平原面积约9000平方公里,川东平行岭谷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二者相加不足四川盆地20万平方公里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而川中红层丘陵所占面积最大,成为四川盆地最具代表性的主体部分。嘉陵江中游的曲流河段经过的区域,和嘉陵江的重要支流渠江、涪江的中下游区域一起,构成了川中红层丘陵的核心地区。
2006年4月至2007年3月,我曾多次沿这一蜿蜒曲折的河段考察,并被河流流动的自然轨迹所包含的神机奇巧所深深吸引。


世界曲流地貌中一个另类的典型

水往低处流,可是当河流进入地势极为平缓,坡降很小,而且河床的底质又很松软的地区时,河流便似乎找不到确定的流向了,河道开始在地面做自由摆动,使曲流(又称河曲或蛇曲)得以充分发展,这就是曲流常见于开阔平坦而又松软的冲积平原上的原因。我国江汉平原上被称为“九曲回肠”的荆江河曲,便是一个典型。世界上的曲流地貌也主要分布在一些大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上,例如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南美洲的亚马孙河,欧洲的多瑙河,非洲的尼日尔河,亚洲的鄂毕河等等。

与冲积平原上的曲流不同的是,嘉陵江曲流发育在基岩出露的丘陵地区,但它们形成曲流的基本条件却是类似的。和广元以上、合川以下因岩层剧烈褶皱形成迭起的山岭不同,广元至合川的嘉陵江曲流段,岩层层理呈水平状,地势平缓,而且岩石类型以较松软的泥岩、粉砂岩居多。所以,曲流能够发育并不奇怪。更何况,四川盆地的红层丘陵在早期曾经是古平原,也许在那时曲流就已奠定了它的雏形。

当沿着嘉陵江两岸行走时,你常常会在现今河床两侧几公里至十几公里范围内的丘陵顶上,发现覆盖着厚厚的间杂着黄色黏土的卵石层,而且由于对土壤选择的结果,这些卵石层上往往都生长着与周边完全不同的松林植被。笔者在苍溪城北的白观子、阆中城西北的沙溪、新政附近的毛观子及马头砦、蓬安的马回、南充的高坪、武胜的东西关等许多地方都见到它的踪迹,它的分布范围如此之广,登高四望,这些卵石层在丘陵顶面的这个高度上几乎可连成一片,它显然代表了当时古平原上河床的位置,而这一位置高出现今的河面一般有80至100米。最令人惊异的是,笔者在合川钓鱼城海拔390多米的山顶,也见到这种卵石层,它高出嘉陵江江面已达200米左右。如果从更大范围来看,与之相似的卵石层在川西平原的岷江与涪江、岷江与青衣江的分水岭地带也广泛分布,被称作名(山)邛(崃)砾石层,经地质学家研究,一般认为它是中更新世的沉积物。

地理学家李吉均院士在研究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地貌演化中,曾提出在中更新世存在一个意义重大的“地形大切割时期”,在此时期,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横断山区各河强烈下切,形成深邃的峡谷。关于“地形大切割时期”的年代,李吉均先生曾认为大致在距今60万年左右,因为此时黄河溯源扩展切穿了龙羊峡之下的松巴峡,所以李先生称之为“松巴运动”,这相当于中更新世早期。但李先生也提到距今约15万年左右的中更新世末期的地形大切割,黄河上溯切穿了龙羊峡,自此在那里逐步形成深达800米至1000米的峡谷。

我认为,如果从“最终奠定与现代完全一致的水系与地貌格局”这一定义出发,那么真正举足轻重的“地形大切割”应该是在距今15万年左右的中更新世末期,嘉陵江曲流从四川盆地古平原下切很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它发生在前面提到的丘陵顶面的卵石层形成之后。这次“地形大切割”也被中国的科学家称为“清水事件”,并指出了这一事件的重要表现:青藏高原达到平均4000米的高度,使西北的气候由温润转向干冷;青海湖由外流湖变为内陆湖,北方湖泊进入收缩和消亡期;全国大范围地区发生强烈切割,雅鲁藏布大拐弯峡谷形成,原来南流洱海、经红河入北部湾的金沙江被长江袭夺,在石鼓附近突然转向东北;等等。

而长江三峡的加深、合川以下嘉陵江三峡的切穿、四川盆地古湖的完全疏干、四川盆地转为挟金沙江及川内众水,夺夔门而出的外流盆地,可能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嘉陵江曲流自那时以来下切的速率,每年约有0.5毫米至1.25毫米,虽然与四川盆地周边的山区相比,这一河流下切的速率要小得多,而且它主要反映了川中盆地相对沉降的特征,但它已使川中盆地中的古平原被渐渐刻蚀成丘陵。

对嘉陵江曲流在下切过程中的演化,曾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现在的曲流继承了早期古平原面上的曲流,在河流下切过程中,河谷逐渐加深,但河流的弯曲状态不再变化,是为“遗传曲流”;另一种认为,由于四川盆地的地壳抬升十分缓慢,加上盆地的基岩多是质地软弱的泥岩,曲流在下切过程中,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在平面上继续摆动并进行侧向侵蚀,使曲流的弯曲继续加大,曲流的平面形态不断变化,是为“变形曲流”。

曲流造成河流两岸有凸岸和凹岸之分,在嘉陵江曲流的凸岸,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河流堆积物形成的一级级阶地,由上述丘陵顶面最高一级的卵石层,向凸岸顶端渐次降低,直至半环状或马蹄形的宽阔河滩;在凹岸,则可看到因河床的步步推进不断冲蚀河岸而形成的陡崖峭壁,与凸岸的河滩适成鲜明对照。此种景观便生动地反映了嘉陵江曲流在下切过程中,河流的弯曲度不断加大、不断变形的特征。
可以说,嘉陵江曲流不仅是一种深切的河曲,也是一种深切的变形河曲,而且它还是发育于基岩丘陵中的深切变形河曲,从而成为世界曲流地貌中一个另类的典型。


离堆山,从唐代的颜真卿到民国时期的学者

对单个曲流的发育来说,当它的弯曲度也就是曲率不断加大时,曲流的颈部就会越变越窄,最终导致河流冲断曲流颈,造成自然的截弯取直,形成新的顺直河道,原来的弯曲河道被废弃,而原来河曲凸岸呈半岛状突出的部分,就会因新河道的切割成为一个岛状孤丘。它表明这段河曲发展到极限后,结束了它的一个轮回,并由新的顺直河道开始下一轮河曲的生长。
当你从空中俯瞰嘉陵江乃至世界各地那些大江大河形成的曲流地貌时,都会看到在这些蛇行般河道的两侧,还分布着许许多多或者清晰或者模糊的废弃河曲和岛状孤丘,它提供了曲流演变的历史轨迹,这种特殊轨迹的图案在河流两岸“装饰”出一定宽度的曲流摆动带。

公元760年,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被贬谪蓬州(今仪陇大寅镇)任长史,途经苍溪、新政,就曾注意到有山丘耸峙嘉陵江岸,孤峰独立,不与周山相连,他在当时所作的《鲜于氏离堆记》中称其为“离堆山”,并于新政对岸的白耳坝临江悬崖上刻石作记,现存有离堆山石刻、离堆观等古迹。

“离堆”一词非颜真卿所创,它最早见于《史记·河渠志》:“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处“离堆”专指人工开凿河道而形成的河间孤丘,以都江堰内江宝瓶口与外江之间的孤丘为典型。而用“离堆山”一词描述曲流因自然截弯取直形成的岛状孤丘,则为颜真卿在嘉陵江所创。
抗战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科学家、艺术家、研究机构云集于此,虽然时势危艰,环境局促,却也使一批学者发奋研究,大有成就。如梁思成、林徽因等在川南李庄完成了第一部中国建筑史的写作。而1940年,李承三、周廷儒、郭令智等地质、地理学者,则开了对嘉陵江曲流地貌进行科学研究的先河。他们沿江步行800余里,历时8个月,绘制了嘉陵江曲流分布图及大量河流地貌素描图,他们对嘉陵江曲流的特征与演变提出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无出其右者。

曲流自然截弯取直形成的岛状孤丘,英文术语为meander core。李承三等认为“离堆山”是与meander core对应的最好的中文术语,并称赞颜真卿:“在千年前公能有独到之观察,并予以恰当之名词,洵令人钦仰不止。兹特介绍于我国地质界,凡属谷地曲流本身之穿切,形成之中心孤丘,可名之曰‘离堆山’。”

李承三等非常重视通过嘉陵江两岸离堆山及其古河道的识别,来重塑曲流的演变。他们在考察中,于昭化至武胜的嘉陵江曲流段,共发现离堆山27处,并把这些离堆山按形成的时间顺序分为6期。我对其中十余处最重要的离堆山进行了实地考证,深为这些地学前辈当年的精细观察所折服,另外根据卫星图像、地形图的解译和现场查验,我发现嘉陵江中游曲流段目前可识别的离堆山当不下30处。


曲流演绎出来的城镇聚落

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大河,常为文明与文化的摇篮,不外乎得益于沃土农耕与舟楫交通之便。而嘉陵江城镇聚落与地域文化的形成,也和历史上嘉陵江作为当地的主要交通脉络有关。
嘉陵江的航运之利主要集中在重庆至广元的河段,其中昭化因处嘉陵江与白龙江交汇处,嘉陵江下行至此流量大增,许多商船可至昭化而不能上达广元,因此历史上成为比广元更重要的嘉陵江上游的水运枢纽和物资集散中心。广元至合川的曲流河段,虽然河流“多走了弯路”,航程拉长,行船多费时日,但600多公里曲流河道上的险滩数仅及峡谷河段险滩数的二分之一,加上曲流河段地势平阔、农耕发达、人口稠密,所以航运的意义更加突出。仅以嘉陵江与涪江、渠江的分水岭之间的区域统计,嘉陵江曲流流经的红层丘陵区,13个县级城镇有10个沿嘉陵江江岸分布,仅剑阁、岳池与西充远离干流建镇。

嘉陵江沿岸城镇的形成,与曲流发育形成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曲流的凹岸处,因河流的侧蚀,常形成深水码头,便于船只停泊,使商贸繁荣而成集镇,例如阆中之河溪与双龙、南部之富利与盘龙、蓬安之金溪、南充之龙门、合川之云门与利泽,等等。有些县城原选址在地势较开阔的凸岸,但终因泊船不便,其地位逐渐输于附近的凹岸码头,最具代表性的如蓬安县治原设嘉陵江左岸之凸岸的陵江镇,与右岸之凹岸的周口镇隔江相望,因商贸多集中于周口镇,陵江趋于荒寂,后来县治也迁至周口;武胜县治原设嘉陵江左岸之凸岸的中心镇,但县域的商贸却集中于上游十余公里处凹岸的沿口镇,该镇曾为川中腹地重要的大米集散地,繁华一时,终使武胜县治迁至沿口。沿口镇依山坡而建,是嘉陵江中游最具特色的古镇之一。

曲流经自然截弯取直后,环绕离堆山的故河道变成牛轭状的湖泊,并逐渐淤塞成宽阔的平坝,常常成为嘉陵江两岸最富庶的农耕区,人口密集,也为城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苍溪县城东北的白鹤山即为一离堆山,以前曾与嘉陵江南岸的赵家山相连,县城中的北门沟即为嘉陵江故道,嘉陵江曾由此流向东北,绕了一个大弯,经白鹤山背后的白观子,再由马鞍山的西侧流出,苍溪县城即沿嘉陵江穿切白鹤山与赵家山之间的曲流颈形成的阶地、以及北门沟一带的嘉陵江故道而建。李承三、周廷儒等曾在60多年前留下这样的记述:“当秋高气爽之日,登苍溪城对岸赵家山,向离堆山眺望,则见红色孤峰突起挺秀,向东北展迤,状若紫练,太平马鞍诸山卫于北,老池赵家诸山峙于西,武当、塔子两山,屏横江头,均红色鲜艳,而老河道中之各级阶地,围作黄环,尤易使人注目,缅想当时嘉陵江绕流离堆山之北,继而穿赵家山离堆山间之曲流颈,是大自然之建造与破坏力,诚令人不可思议也。”笔者于2007年2月也曾登临赵家山远眺,白鹤山仍然是孤峰耸立,但老河道之各级阶地已完全淹没在大大扩展的城市建筑群中,白鹤山更像是一艘漂浮在屋群上的航船。

南部县城东北的灵云山也是一离堆山,李承三等曾称之为帽盒山离堆山。南部县城原来依灵云山东南侧嘉陵江故道形成的平坝而建,现在城区循着嘉陵江故道向西向北扩展,逐渐形成一个环状包绕着灵云山离堆山。灵云山平面呈弧形,山脊起伏,状若盘龙,与蛇行曲流互为呼应,登此山观嘉陵胜景亦为快事。
在嘉陵江中游众多的离堆山中,唯蓬安石门(石梁乡)离堆山因其形成时代最新,嘉陵江故道十分清晰,在平面上呈完美的“U”字形宽谷包绕离堆山,最具观赏性。顺此宽谷的走向,谷地中的稻田、农舍朝向以及石门场的街道,皆呈弧形展布,浑然天成。

河曲发育的川中丘陵地区,历史上除了以通航河道为主干的水路交通以外,陆路交通并不发达,而且由于河道多蜿蜒曲折,陆路交通很少沿河谷而行,而是形成沿红层丘陵顶部较平缓的山梁或山坪延伸、并且横穿河谷以沟通两岸腹地与沿江码头联系的道路系统。而一些曲流颈部,往往成为水陆交通交叉的要冲,形成极有特色的城镇聚落,最典型者当数南充之青居镇。

青居曲流为嘉陵江曲流发育最完美之代表,嘉陵江由北而来,在此受到山顶有坚硬砂岩层覆盖的烟山所阻,不得不在青居镇北侧来了个近180°的大转折,在绕行了17.1公里,形成一个近乎完美的纺锤形椭圆环后,又来到了青居镇的南侧,人们戏称其为“359°曲流”,而青居镇正处在这个仅宽400米的曲流颈部。

衡量曲流发育的完美程度,有两个主要的指标。一是曲率,或称弯曲系数,它是河曲长度与河曲颈宽度之比;二是封闭率,即河曲长度与河曲长度加河曲颈宽度之比。青居曲流的曲率和封闭率分别为42.75和0.98,可与世界上发育最完美的亚马孙河流域的曲流媲美。

青居镇两面临江,分扼曲流的上、下码头。历史上,由青居镇拉船上行,走完青居河曲约需一天,因此出现了纤夫们朝发青居,暮宿青居,留住同一旅店的奇事,而由陆路穿过曲流颈处的青居镇只需十余分钟,因此又留下了“河上行一天,岸上一袋烟”的趣话。同样有意思的是,青居曲流半程处对岸有一曲水场,历史上,曲水场的居民到青居镇赶场,由曲水坐下水船到青居的下码头,再由青居的上码头坐下水船返回曲水,出现了往返皆向下水行的“怪事”。


从自然曲流到“全面渠化”的历史转折

蓬安马回、南充青居、武胜东西关是嘉陵江最著名的三大环形曲流,其曲流发育已接近极限,如果从地质作用的角度去看,这里将很快被河流穿通曲流颈,但现代的人们并没有耐心等待自然的力量去截弯取直。人们要使曲流为我所用,一般有两个思路:在曲流颈部引水发电,其距离虽短,但因曲流绕了一个大弯,已经在曲流颈的上下端之间形成了可供利用的水力落差;二是在曲流颈部开凿人工河道,缩短水路航程,以利通航。

早在民国时期,人们已开始在嘉陵江流域进行这种尝试。上世纪40年代在青居曲流颈部的青居镇修建了引水隧洞和电厂,但工程因资金等原因未能峻工,直到60年代才续建完成并发电,尔后又在其旁侧于70年代建成了另一座利用隧洞引水发电的电厂。现在,这两座电站已成历史陈迹,但它毕竟是最早利用嘉陵江曲流发电的见证。

1940年至1942年,水利学家黄万里在嘉陵江支流涪江上的三台县柳林滩,主持修建了川中丘陵的曲流河上第一座截弯取直的人工河道及船闸工程,以避开险滩,改善航道,这是这位水利大师早期一项颇令他自豪的工程。

不过,今天的人们所要做的事情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影响,也许是前人难以想象的。
“渠化”,这是人们要把一条自然河流变成一条像自来水管道那样可随意操控的水流时,所使用的名词。这个名词最形象地表达出一种要驯服自然的观念和意志。
1999年10月,《嘉陵江渠化规划报告》被批准,自此,把嘉陵江作为“中国第一条全江梯级渠化的河流”的设想便开始全面实施。而在此之前,已于1991年和1997年建成的马回、东西关两个枢纽,实际上已拉开了渠化嘉陵江的序幕。
按照渠化嘉陵江的规划,由广元至重庆将设置17个梯级枢纽,它通常又被称为嘉陵江电航工程或航电工程,它表明了这一工程系统的主要功能在于发电和改善航道。

我对嘉陵江电航工程17个已建和在建的枢纽以及待建的坝址,全部做了实地考察。它的工程布置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曲流的人工截弯取直型,运用在马回、青居、东西关三个枢纽。其模式是,在曲流颈下游不远处修建大坝,提高坝上水位。大坝都采取了一半是闸坝、一半是溢流坝的形式,坝上水位超过溢流坝时可自动溢流下泄,也可通过闸坝上的闸门进行下泄流量控制。另外,在曲流颈处分别开凿船闸和发电厂的进水明渠;二是河床径流型,运用在上述三个枢纽之外的其他枢纽。其模式是,在河床上修建集船闸、泄洪闸、冲砂闸及发电厂于一体的大坝。

嘉陵江电航工程的总装机容量接近300万千瓦,总投资超过260亿元。虽然它可能不及如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等河流上一个大型电站的规模,与嘉陵江边拟建的四川第一座核电站三坝核电站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但它仍然像一台台的印钞机,给渠化工程沿江的政府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例如东西关电站建成后,仅1998年一年的税金就达到3000多万元。


“水上高速公路”的梦想与困惑

嘉陵江历史上因水运兴而兴,它会不会因水运衰而衰呢?嘉陵江渠化工程实施以来,人们曾用“中国的田纳西河”、“中国的亚马孙河”、“广元直达重庆的水上高速公路”等话语,来表达对它的一种期望和梦想。航道改善是渠化工程的主要目标之一,按照规划,通过对马回、青居、东西关三个曲流的截弯取直,将缩短航道56.2公里,另外通过库区水位的提升以及各个枢纽之间回水的衔接,将使河道的通过能力达到四级航道标准,可通行500吨级的船舶、1000吨级的船队。

但是,我在考察与访问中发现,许多因素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预定的工程目标仍然面临严峻考验。最突出的问题是,嘉陵江的水资源量以及渠化后的使用方式,能否满足通航的需求?2006年至2007年的冬春之交,因受气候干旱以及已建成的枢纽蓄水发电的影响,嘉陵江干流的多处河段出现有史以来的最低水位,重庆因嘉陵江岸的取水口无法取水而引发水危机,有的河段甚至可涉足而过,更勿论通航了。以已建成的上、下相接的红岩子、新政枢纽为例,在新政枢纽下泄流量极小,坝下河床几近干涸的情况下,新政水库蓄水的回水仍然无法到达红岩子枢纽坝下,红岩子枢纽的船闸及闸下河段干涸见底。这至少预示在枯水期的半年里,要全江直航困难重重。另外,已建成的枢纽为满足企业利益的最大化,都以发电功能为首要选择,由于电站的昼夜调峰运行,造成了坝上、坝下水位“朝涨夕落”、“朝落夕涨”的频繁变动,也使通航条件受到限制。在对嘉陵江航道管理局的采访中,有关人士也谈到,目前还缺乏发电、通航的统一协调调度机构和机制。嘉陵江航运开发的主角四川港航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四川境内的枢纽中他们控股的有8座,对一些小的枢纽还要进一步收购,可改善这些枢纽“电”与“航”的矛盾。但另一方面,还是需要政府的统一协调。

虽然在中国的交通图上,嘉陵江干流的主要江段仍被标示为通航河流,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来往两岸的过江航渡及少量短途运输以外,广元至合川的嘉陵江曲流河段已几乎成为断航的“废河”。个中缘由,除了电航工程的施工以外,来自高速公路、铁路的挑战也是重要原因。目前,沿江的人流和物流已越来越多地依赖公路运输而不是水运,加上争论日久的大致与嘉陵江走向平行的兰渝铁路也将上马,当渠化工程完成后,它还能夺回水运在川中盆地的传统优势吗?对此,四川港航公司的人士也出言审慎,认为将有一个过渡期,至于水运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沿江经济带能否把航运带动起来。

泥沙也是一个问题,嘉陵江的泥沙含量居长江各支流之首,年输沙量约为1.36亿吨,约占长江上游年输沙量的26%。宣传电航工程都要说到它对减少三峡库区泥沙的贡献。但削高补低,泥沙俱下,乃河流运动、沧海桑田的自然过程,不令泥沙沉于彼,它必沉于此。蓄水乎,蓄泥沙乎?水库用作泥沙库,一旦库容撑满、航道淤塞,电航工程前景如何?嘉陵江航道管理局的人士透露,已建成水库的尾端水位反复变动的地段,泥沙淤积已比较严重。红岩子枢纽在一两年内,下船闸的泥沙淤积就厚达1.7至1.8米。而且由于航道整治的滞后,有些河段的航道等级在枢纽建成后反而有所下降。

上世纪50年代初,嘉陵江的年货运量约为34万吨,后经过大规模的航道整治,到80年代的鼎盛期,年货运量曾达到400万吨以上。目前合川至广元的各枢纽船闸的设计年通过能力在220万吨至398万吨之间,这还有赖于新建配套的码头等设施。由于受到“木桶短板效应”的限制,加上其他影响因素,电航工程能否充分发挥嘉陵江水运的潜力,实现江海直通、高速直达的目标,将面临巨大挑战。

嘉陵江渠化只是川中盆地江河渠化的一个缩影,嘉陵江的支流——涪江,仅其中下游河段就已规划了27个梯级枢纽。而且已经有开发商提出,渠化工程不宜再考虑通航,理由是:随着铁道、公路运输的发展,已经不再需要内河轻量级、慢节奏的航运;上世纪80至90年代已建成的船闸使用率极低;修建船闸等航运设施,加大了水电开发成本,电航工程的航运部分投资至少占总投资的10—20%;这些观点,由于它的单一水能价值取向以及开发商的利益局限,而显得偏颇。但电航工程会不会因为一只腿长一只腿短,而变得名不符实呢?这仍然值得担心。


嘉陵江曲流蜿蜒而过的红色丘陵

河流水资源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于“电”和“航”两项,它至少还包括提供生产与生活用水、减轻污染、维持生物种群与生态系统、保持河流演化的自然平衡、维护河流的景观与游憩价值等等。河流的渠化工程对自然河流原本的这些功能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超出嘉陵江范围的一个典型问题。

在考察中,我感到最触目惊心的事情之一,是嘉陵江流域垃圾和污水问题的严重性。在探访蓬安运山古城的途中,我经过了一个露天垃圾堆放场,蓬安县城的所有生活垃圾十余年来源源不断地不经任何无害化处理地拉运至此堆放,已形成一个至少数十万立方米的垃圾山,各种污秽腥臭之气以及密如烟雾的蚊蝇,足可以用“人间地狱”来形容。而垃圾山下便是嘉陵江水系的一条河沟以及沿沟分布的村落。当地老乡告诉我,垃圾山曾因产生沼气而发生爆炸,波及范围达山下几百米之远。因垃圾污水下渗,致使山下的沟水以及村子的井水发黑发臭,而村民常年生活于恶臭之中,已是见惯不惊。更可忧虑的是,目前县级城镇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大都如此。而我所到的沿江乡村场镇,垃圾和污水皆是直接堆积或排放于房前屋后的溪流河沟,满目肮脏,并听任其冲刷入嘉陵江。面积如此之广、如此不设防的污染源,不仅使当地村镇不堪人居,也使渠化工程的库区面临累积型水污染的巨大风险。

在嘉陵江沿岸的旅行中,我常常感到一种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伴随着高速增长的GDP和财政收入,到处出现的富丽堂皇的办公楼群、空荡荡的新城、立着各类图腾柱的大广场,以及宽阔得吓人的城市大道和景观带。另一方面,是在破旧的但更有人情味的老镇旧街小巷里,卖锅魁凉粉、跑摩的、坐茶馆的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在阆中河溪场的茶馆里,一位年近七十的老船工,把我当成记者,诉说航运公司倒闭后,他又身患癌症,困苦潦倒。在亭子口枢纽的筹建工地,一位老汉认我作公司的人,向我追要青苗赔偿费。在新政的嘉陵江大桥旁,两位农民又向我抱怨房屋土地被低价征收后,地皮被爆炒,而自己又无安居之所,除非掏腰包去买高价房。凤山,是离嘉陵江中游的最大城市南充仅28公里的一个乡镇,我乘班车去那里考察凤仪枢纽的坝址,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汽车以十余公里的时速,竟整整颠簸了两个小时,售票员告诉我这还算好的,如果遇到雨天,就根本没法走了。如此令人尴尬的乡镇公路状况,在我的考察中竟然屡见不鲜。

嘉陵江曲流蜿蜒而过的川中红色丘陵,也算是丰腴之地,历史上即使几经大的战乱,人烟荒芜,但新的移民很快又会在这里形成人口密度极高的农耕沃土。这块历史上的接纳移民之地,现在却成了最著名的“劳务”移民输出地。徜徉这里的场镇乡村,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空巢”的冷清,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多是六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老人与小孩。令人惊奇的是,春节前后,这里稍大一点的场镇,都有直达沿海、西北、西南等地大城市的客运班车。曾经维系了众多人口生存的这片土地,现在只需要也很容易满足留守者的温饱需求。


《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