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鹤慈:89民运的初始阶段,是对当年45运动的模仿
----45运动和89民运的同与异
作者:张鹤慈 文章来源: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200806/20080601164239.html
45运动和64民运的同,最主要的就是两个运动的发生,都依赖于尖锐的党内矛盾的爆发。
89民运之所以能够成为49年以后最大规模的群众民主运动,是历史给他们搭建了这个舞台,时势造就了89天安门这一代的光辉。
89年的学生本身也的确表现不俗。但89年如果不是党内矛盾的激化,不是因为党内斗争的双方都想利用这个运动,使中共没有及时的在运动初期就镇压下去,才可能出现如此持久和如此规模的民主运动。
45运动和89民运的共同点,都是因为死去了一个得人心的党内领袖。都是借助悼念逝去的党内领导人的合法斗争。
但在运动的目标明确性上,89民运反而显得不如45运动。
45运动敌我阵线清楚,以支持文革和反对文革泾渭分明。45运动矛盾针对的具体人也同样明确:王,张,江,姚,多多少少的也针对幕后的毛泽东。
而89民运的阵线并不分明,好的说法可以提高到运动是针对整个制度,针对共产党。作为运动者当中的一部分人,的确是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即用民主政体置换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但作为运动,公开的提法和实质的操作都只是在共产党的原制度下的改革或改良。从这点看,89民运针对的目标混乱。运动后期集中到了李鹏等保守派,但运动的初期反而是针对主张改革开放的赵紫阳和邓小平「64以前的邓小平。基本还是应该肯定的改革派领袖」。
之所以会出现,89民运的政治目标反而不如45运动清晰和明确。需要仔细分析。45运动相当程度是人民的自发运动,当然或多或少背后有党内反对派的支持。正如当时和于基谈话时说的。人民哪里是在哭刚刚死去的周恩来,他们是在哭他们自己。45运动是出于内心的人们的反抗,是被逼出来的人们的反抗,所以诉求明确清楚。
45运动的目标明确:结束文革开始的倒行逆施,针对面的目标明确:把文革中的暴发户拉下马来。当时的人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功利考虑,也没有认为他们的付出会可能得到收获;中国人民在45运动中表现的更多的只是绝望挣扎。
但当时的人们,知道他们要什么,不要什么;知道他们的命运不在他们自己的手里;在周恩来死这个突发事件中,他们用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长久压抑的愤怒,他们也知道,他们的所谓合法表达会给他们带来的可怕后果,他们是绝望的不得不进行一拼。
如果是党内斗争导致的45运动和89民运;45运动在对斗争的党内两派中,支持和反对的取舍都清楚明确,而89民运中就不那么清楚了。
89民运。除了在当时的新闻工作者中,提倡的新闻自由,是89民运中的最闪亮的一点,而对发动群众最有影响力的口号:反官倒,反腐败。内涵相对混乱。从今天看,这个口号相当程度的是针对改革,针对老百姓不理解,不习惯而且不同程度的伤害了他们的利益,或他们认为是伤害了他们的利益的新生事物。
89民运开始是针对赵紫阳的,不论从对他打高尔夫球的指责,还是二军,三军等赵紫阳的儿子的所谓官倒。也是针对邓小平的,针对邓小平的儿子的康华公司。
如果89民运的反对面是改革派的邓小平和赵紫阳,那么在党内斗争中,他们支持的是谁?或客观的支持了谁?
如果说他们的对立面是整个的中国共产党,「运动中,的确有一些人,有一股力量,是明确的针对共产党和这个制度的。」但一方面,89民运是借助党内矛盾才能够发生和壮大的,所以当时的作为不应该抛弃这个党内矛盾的大前提。二,当时是合法斗争,从策略上考虑,也应该是对党内派系的区别对待。三,当时颜色革命是否具备了条件,如果有颜色革命的可能,仍然应该是支持赵紫阳等改革力量作为颜色革命的重要依靠。
89民运开始针对赵紫阳的表面的原因,和基于赵紫阳于胡耀邦的不十分和谐的关系。现在先不评论这两个改革开放的创始人的功过是非。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胡耀邦的下台,与赵紫阳的国务院系统有相当大的关系。而这次89民运,开始是以悼念胡耀邦开始的,是以反对迫害胡耀邦,是胡在开会时被禁止发言被气死的等流言蜚语的背景下开始的,赵紫阳首当其冲是很自然的。
而更深层刺的原因,就是赵紫阳推行的改革引发的人民的不满,这里主要是物价改革。
老百姓一方面希望自由,民主,简单的说就是不想让国家干预个人的一切;另一方面,又不肯摈弃大锅饭,铁饭碗等毛泽东的配给福利制度。老百姓不懂得,只要国家有了给人民大锅饭和铁饭碗的义务,国家就一定要有和一定会有控制社会的绝对权力。
当年造成民怨最大的就是双轨制和闯物价关。反腐败和反官倒的矛盾都是针对这两点的,人民的愤怒和对学生的响应也多是出于这两点。真的希望有懂经济的人在这些方面多做解释,现在的年青人可能更不明白这里的曲折。
在国家整个控制经济的时代,原材料的价格,产品的价格和市场无关,都只是国家各级政府机构的数字游戏。在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为了尝试发展多种经济,又不会冲击国有经济,就出现了物价的双轨制。
所谓双轨,通俗的说,如在过去有粮票的时候,你的钱再多,你的粮食定量使你不可能吃的更多一点;当然,会有黑市。但后来粮食供应状况好了一些,就有了所谓的异价粮。如馒头二两的,有粮票的二分,不要粮票的四分。这样,黑市的粮票就等于有了官方的价格,粮食的价格就出现了两种价格,就是双轨制,而发展下去,粮票的黑市就不存在了。
而如果你可能利用权力,来获得粮票,你就是可以利用权力获得钱。这就是开始的权钱交易。当年,钢材有了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的价格。外汇也有官价和市场价的外汇;当年民愤最大的。就是干部子女利用关系搞批文,指标,额度,当然就是利用权力搞钱。
另一个经济上的混乱,就是中央,地方的不同经济政策,除了有明文规定支持的特区,开放程度的不同而使地区的经济政策有了很大的区别;现在的年青人对当年的混乱可能也许只会觉得好笑。
只拿电视机来说明:北京产的电视剧,北京有价无货,而广东福建所谓放开价格的地方,马路边的小商店处处可见。在北京,如果一家广东的公司按照广东的价格在北京卖电视,就属于非法,北京市民必须去广东把电视机托运回来才算是合法。更荒唐的是,广东公司可以在武汉按照广东的价格卖电视机,但必须有电视机从广东到武汉的运输证明,就是说,从北京把电视机运到广东,再从广东运回武汉卖,就合法,而只是从北京直接运到武汉去卖,节省了运输费用,反而属于非法。
不论当时的经济政策多么的混乱,和有多少可能给腐败开的后门;但当年从完全的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多种经济,这的确是一条路,可能并不是必经之路,但当时的确没有找到更有效的办法。
89民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老百姓对学生的支持,一个原因是被统治了这么久的人民,有了一次扬眉吐气的难的的机会。压抑了这么多年的愤怒,不满,和屈辱有了一次痛快的发泄。
另一个人民支持学生的主要原因,是对现实的不满,主要就是针对赵紫阳的闯物价关。赵紫阳说的物价关早晚要闯的话是正确的,如果不是党内守旧派的阻力,和当时对老百姓承受能力的估计不足,没有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再加上胡耀邦之死,也许历史会给赵紫阳一次机会。
胡耀邦的死,和学生模仿纪念周恩来的4,5运动。如果按照运动开始的诉求:正确评价胡耀邦,也就是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应该是鼓励或逼迫邓小平继续他半途而废的非毛泽东化,继续他没有完成的否定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理论,与这个理论下的倒行逆施。
4.26社论出笼后,出于策略的考虑,学生提出了拥护社会主义和拥护共产党;其实这一步退的大了些;就是合法斗争,也仍然可以利用宪法,针对制度进行讨伐。就像当时有人提出的,加上了定语,就是加上了条件限制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样。
如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改成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是非常智慧的斗争策略。可惜当时没有被重视。
以后,学生的目标集中在和4.26社论的否定,对学生是爱国的肯定;坚持和政府的对等谈判,天安门广场的占据等。而对人民的号召,仍然停留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两个口号中。
这二个口号通俗易懂,有号召力,就是针对性不清楚;当年的主要矛盾不是官倒和腐败。而是民主和专制,是以改革开放的以经济为主,还是后退到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主的连线斗争。「64后,中国的确是准备走回头路。而且也的确是在走回头路。」
工人上街支持学生,而工人队伍是举着毛泽东像上街的。当时看到毛泽东像上街,我就知道89民运不会有好的结局。工人用毛泽东作为号召,不是策略,而是工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现实的恶劣状况的原因的错误认识。
闯物价关是人民上街的主要动力。颐和园的门票从一毛涨到一块。老百姓的反应就是骂娘。和老百姓讲什么市场,价格,竞争,发展,权利平等和分配平均,私有和自由,财产和人权,都不现实,但对人民在改革变化中的思想准备和教育启蒙的忽视,的确是一个致命失误。
想让老百姓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变化后会支持改革,但变化要等到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而还没有收获前的付出,老百姓就是不高兴和不理解,再加上党内斗争,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的阻力。物价关闯的辛苦,让赵资阳付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的代价。
物价关的最大阻力,是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的储蓄贬职。物价理顺前,对人民现有的储蓄应该有一个补偿措施。可惜当时没有,抢购风越燃越烈,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敌对情绪也越来越厉害。这个时候胡耀邦的死,真正是老天爷和赵紫阳过不去,这也是为什么李鹏等也同样希望事态发展失去控制的原因。李鹏和赵紫阳都利用这次事件,都在争取邓小平的支持。
45运动和89民运的最大的不同,就是45运动单纯,而89民运不那么单纯。45运动时,文革后的党内斗争在老百姓面前暴露无遗,
而89民运时,老百姓不了解宫廷内幕。
总结经验教训,应该看出来。虽然89民运动员了北京上百万市民,但他们的诉求,想法,不论是和学生,还是和所谓的幕后黑手,甚至人民自己内部,都有很大的分歧。
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简单,清楚;而且牵动着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很容易的就被这样的口号发动起来。但是,发动不是目的。如果发动起来后的群众,走的是一条和反发动者相反的道路。再适合鼓动群众的口号,也需要调整或舍弃。
64以后,中国大地上一直没有再现89民运的雄姿,反而出现了新左派和毛泽东热;背景同样是反腐败和反官倒。
毛泽东的幽魂一直徘徊在中国大地,鼓动群众不是目的,鼓动群众走民主之路才是目的。
30.05.08墨尔本
- posted on 06/04/2008
这个好像咖啡屋里还没有人贴过。
作者是反共人士,但他对当时社会状况的陈述是相当真实的,摘要一些如下:
“而更深层刺的原因,就是赵紫阳推行的改革引发的人民的不满,这里主要是物价改革。”
“89民运开始是针对赵紫阳的,不论从对他打高尔夫球的指责,还是二军,三军等赵紫阳的儿子的所谓官倒。也是针对邓小平的,针对邓小平的儿子的康华公司。”
“当年造成民怨最大的就是双轨制和闯物价关。反腐败和反官倒的矛盾都是针对这两点的,人民的愤怒和对学生的响应也多是出于这两点。真的希望有懂经济的人在这些方面多做解释,现在的年青人可能更不明白这里的曲折。”“当年民愤最大的。就是干部子女利用关系搞批文,指标,额度,当然就是利用权力搞钱。”
“另一个人民支持学生的主要原因,是对现实的不满,主要就是针对赵紫阳的闯物价关。”
“工人上街支持学生,而工人队伍是举着毛泽东像上街的。”
“抢购风越燃越烈,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敌对情绪也越来越厉害。”
“虽然89民运动员了北京上百万市民,但他们的诉求,想法,不论是和学生,还是和所谓的幕后黑手,甚至人民自己内部,都有很大的分歧。”
“64以后,中国大地上一直没有再现89民运的雄姿,反而出现了新左派和毛泽东热;背景同样是反腐败和反官倒。”
- posted on 06/04/2008
后来的海外民运人士似乎“篡夺”了对于当年64运动的“解释权”,西方媒体也受之影响而把它称之为是一场广大群众反对“中共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这实在是令当年几百万几千万走上街头的当事人“茶壶里煮饺子------一肚子话说不出来”啊!
当年那些走上街头的几百万大众们,既没有中共官方的宣传工具,又没有美国之音那些外媒作为他们的演讲台------全世界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又有谁、哪些知识分子肯为他们执笔、为他们代言呢?------他们似乎和被软禁起来的赵紫阳先生一样,在事实上被剥夺了“话语权”。
今天张鹤慈的这篇文章,算是部分地还原了当时普通民众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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