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人与其它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对未来有所预测和期待。如果这种期待最终得以实现,人们就说“梦想成真”。反之,如果最终实现不了,这种期待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般的梦幻。无论是个人,集体乃至国家,“梦想”与“梦幻”之间都有天壤之别。

如今,在很多研究型大学中教授们的主要工作既不是教学也不是做科研,而是在推销自己的梦,也就是撰写和递交课题申请(proposal)。一些年轻教授得不到科研基金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弄清自己与基金组织的关系,说白了也就是主仆关系。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关系很简单,谁手里有钱谁就是主人,谁在那里讨钱谁就是奴仆。所以,大学里的教授都是为各种基金组织打工的工头,他(她)们手下再雇佣一批打工仔。不过,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那些评委以及基金会也是临时打工的,因为钱毕竟是从纳税人口袋里拿出来的。归根结底,如今人们从事科研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民,而不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当然,如果二者能够合二为一,将会事半功倍。各种基金组织的审核标准不尽相同,但是主要的判据都包括研究计划的新颖性和合理性,科研队伍的素质,以及所在单位的科研基础设施。近年来美国的科研经费相当紧张,所以如果没有多少创意,就很难拿到基金。可是,如果创意太新颖也会失败,因为评委们会认为缺乏合理性。所以,教授们的梦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得到基金,而这又取决于评委们对课题申请的信心。其实,这与创办公司的过程十分相似,如果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则公司就可以成长壮大,否则就难以维持其生存。

如果我们把这一过程缩小到一个人身上,那么大脑就是那个递交课题申请的教授,而心就是那个基金组织,因为它掌握着能量的分配权。在人们的大脑中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念头同时出现,至于哪个能够脱颖而出,那要看心的偏好。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几分钟前脑子里还在想的事,一转眼就死活也想不起来了。其实,“想”这个字就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君臣关系:大脑只不过是心的宰相。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王国,其命运就掌握在心与脑这对君臣的手里,此外,百姓(身体)的素质也是很重要的。君的标准是“圣明”,也就是明辨是非和具有远见卓识。臣的标准是“贤能”,也就是进善言和行善事。相反,如果“君昏臣暴” 则会造成朝野纷争,民生凋敝,最终导致亡国。其实,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普遍状况,在丰衣足食的发达国家中反而有那么多人饱受疾病的折磨,与其在医学上寻找答案,还不如反求诸己来“清君侧”。

如果与古人做一个对比的话,现代人的突出特点就是“忙”和“乱”。如今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一旦无所事事反而变得心情异常烦躁。特别是在西方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由流行音乐,电视节目以及电子游戏所编织的幻境中,以至于到了该学一些比较艰深的学问时,很大一部分人注意力根本无法集中。老子当年就对这种趋势有过忠告:“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儒家也告诫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绝大多数现代人的大脑都是一些“乱臣”,不断地诱惑君王堕落。当然,君王本身也有很多弱点。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之”。人们迷恋于五欲六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内心不清净,“臣民有罪,罪在朕躬”。

在发展中国家人们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一天到晚疲于奔命地工作,大脑反而清净得多。如今,中国正处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人们创业的热情十分高涨。可是,有些人在事业上一帆风顺,而有些人却举步维艰。外在的因素固然重要,但是人们自身这对君臣的素质是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首先,君臣要齐心协力,同心同德,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有句名言:“热爱上帝,随心所欲”。这前半句相当于戒律,世间万物皆是上帝的化身。而这后半句指明了事业的方向,每个人都应该选择自己内心所热爱的职业来为上帝做贡献。这两方面加起来,就是我们在这个俗世间生活的指南。这话很多人听起来会觉得格格不入,大家都是为自己工作,怎么会跟上帝联系起来了?其实,在现代化社会中生活我们都是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别人做的贡献越大,系统对个人的回报也越丰厚,正所谓是“天道好还”和“天道酬勤”。说到勤奋,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人生态度,其实,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素质和天赋。成功的人士都相当勤奋,爱迪生说过:“天才就是98%的汗水和2%的灵感”。话虽这么说,爱迪生那些没完没了的实验,我们根本没有毅力来完成。这个区别就在于爱迪生是“随心所欲”地做实验,我们是“硬着头皮”做实验。人们如果想发现自己内心的爱好,可以在相当困乏的时候看看自己还能打起精神来干什么。另外,由于存在激烈的竞争,即使明确了圣意,事业也未必能够轻而易举地成功。这就到了考验臣子的时刻了,大脑需要设置一个现实的目标和设计可行的方案,否则梦想就变成了梦幻。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在国内事务中民意才是真正的君王(心),而政府官员都只能扮演辅佐的角色(脑)。这一点在民主国家十分明显,政府的各项举措总是受到民意的约束。即使在封建色彩浓厚的中国,民意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例如,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江山的过程中,蒋介石的梦想是建立模仿德日的专制民主社会,而毛泽东的梦想是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国家近百年的屈辱,人民更倾向于彻底的革命,而不是渐进的改良。所以,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对人们更有诱惑力,结果共产党以弱胜强,最终夺取了政权。然而,毛泽东超英赶美的梦想最终以大饥荒的噩梦告终,再加上随后的十年文革使人民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此时,邓小平捕捉到了人民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心声,及时地敞开了解放思想和发展经济的大门,由此中国才有了三十年的经济大发展。然而,由于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制约,如此高速的发展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如果不及时地引导人们转变价值观念,绝大多数人的梦想最终还会变成一场梦幻。

虽说君王位高权重,可是毕竟不是圣贤,其自身的七情六欲都有可能演化成病态。所以,做臣子的也不能一味地服从,而是应该经常规劝和教育君王。据《尚书?伊训》中所言:“臣下不匡,其刑墨”。也就是说,如果臣子不规劝君王,将会受到在脸上刺黑字的刑罚。这是一个忠臣与佞臣的分水岭。我们放眼看一下西方的民主国家,绝大部分政客都没有承担起教育国民的责任。这也和西方的文化有关,孩子从小在学校里总是受到正面的表扬,结果长大以后自我意识恶性膨胀,很难接受批评。如今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由于国民的堕落造成的,可是那些政客为了争选票,对这些问题往往采取视而不见和避而不谈的态度。例如,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两个最严峻的挑战是初等教育和全民健康问题,如果国民的素质低下,国家不可能保持强盛。美国的政客们提出了很多方案,结果都收效甚微。其原因很简单,这些措施都是“外道”的方法,而真正有效的对策必须在心内求法,也就是针对人们内心的“自大,放逸,贪婪和懒惰”下功夫。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些良药和忠言老百姓是不愿意接受的,所以政客们只好在保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避重就轻。真可谓是“成也萧和,败也萧何”;美国当年靠“民主自由”起家,如今却在其耀眼的光环中迷失了方向,将来必然走向衰落。

在中国民主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官本位”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但是,盲目的“民意崇拜”也是应该避免的。看来,无论是“君”还是“臣 ”都不可靠,那么以什么作为标准呢?从道家的观点来看,人的核心在三个丹田,这与早期胚胎发育过程的三个胚层相对应。上丹田对应于外胚层(臣),它是神经系统的核心,主要用于应付外界的挑战。中丹田对应于中胚层(君),它是人体循环系统的核心,负责身体能量的分配。下丹田对应于内胚层(道),它是人体消化系统的核心,负责能量的产生。按照这样一个划分,每个人的意识结构都有三个层次。最外层是上丹田的显意识,它是人们靠一生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知识通过逻辑思维来进行判断。中间层是中丹田的神识,它是在漫长的物种进化中积累起来的意识种子。最内层是下丹田的元神,它是宇宙演化的信息积累,在《圣经》里被形象地说成是上帝吹的一口气。一些修炼人总是把中丹田的神识当作自我,因为在转世时它是连续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下丹田的元神才是真我,但是,真我无我。古德云:“学道之人不悟真,只为从前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

在现阶段的人类文明中,人们仅仅认识到了意识的表层(脑),所以心里总是伴随着恐惧和贪欲。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充分利用了人们的贪欲,以金钱作为价值的核心,从而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热情,结果导致了物质的极大繁荣,同时也造成了人们身心的疾病。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利用了人们的恐惧,以道德为价值的核心,结果导致了物质的贫乏,同时也造成了思想的僵化。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存在着这两条路线的争论,其实,这两种社会体制都存在严重弊端,其关键在于人们对自身缺乏深刻的认识。中国的出路不是在这两条道路之间徘徊,而是在人们加深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在中丹田这个意识层次上可以同时兼顾物质与精神这两个层次,形象地说就是建立起一个二维价值体系,最高的境界是福(X)与慧(Y)同时圆满。如果把这种境界看作是位于(1,1)的坐标点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原点(0,0)与(1,1)之间的一个正方形内。如果我们的福分不足,生活贫困,那么就应该努力工作,为社会多做贡献,同时改善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反之,如果智慧不足,那就应该勤奋学习,苦修实证。这里所说的智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外智慧”,另一个是认识和改造自身的“内智慧”。现代教育体系过于偏重“外智慧”的开发,而忽视了“内智慧”的启迪。人们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智慧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和幸福,否则即使学富五车和富甲天下,内心世界也照样感觉空虚。在“内智慧”的培养方面佛教最为出色,然而,有些佛教徒往往轻视福德的积累,盲目选择出家这条路。其实,积累福德是很重要的,很多祖师大德都是王子出身,俗世间的种种诱惑对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具有这样的基础他们才能一路向上,最终修成正果。而且,就连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后都还要不断积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更不能懈怠。福德和智慧就象人的双腿或鸟儿的双翼,两者是不可偏废的。

与佛教的修行路径不同,道家功是从下丹田入手修炼的,所以能量基础比较稳固,在早期很快就能出现明显的效果。但是,当人体能量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容易走火入魔,所以后期不易把握。“走火”是指真气偏离了正确的路径,“入魔”则是沉迷于幻境。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风险,所以道家的修炼方法不能公开,而是采用师傅找徒弟的方式来延续。中国的复兴之路也是采用了道家的方法,以发展经济为先导。如今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下一步发展的风险也主要是“走火入魔”。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中国的走向十分担心,其实,更应该为此忧虑的恰恰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造成十九世纪被动挨打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固步自封和闭关锁国,缺乏进取心和开拓创新精神。可是,如果看看世界的历史,很多国家失败的原因却是野心过度膨胀。德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1871年统一以后俾斯麦主张和平崛起,而德国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四处扩张,结果导致了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是很不公平的,对德国来说简直就是丧权辱国。受到屈辱的德国人秣马厉兵,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第三帝国的梦想眼看就要实现了。可是,希特勒还是欲壑难填,在西线战事还未结束时就发动了侵苏战争。结果受到两线夹击,最终以惨败而告终。

中国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可是经济基础并不稳固,社会问题依旧十分严峻。在这样的时刻,中国应该极力避免陷入长期的对外战争。可是,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心理伤痕,国人在与一些国家的关系上很难保持冷静。唐太宗说过:“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意既可以成就很多奇迹,也能导致很多灾难。特别是象中国这样一个信息相对封闭的国家,国人所受的历史教育过分强调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而没有着重分析在思想文化,教育启蒙,社会体制,生产方式等深层次的原因。结果造成了人们心中有过多的愤怒与仇恨,太少的仁爱与宽容。如果说一句极端的话:我们是一个严重心理变态的民族。因此,在军事和外交上绝对不能由民意来主导。这一点在个人修炼的过程中也是同出一辙,我们这些俗人在中丹田都存有很多不良情绪的种子,有时遇到一点小事或一句玩笑话就会火冒三丈。佛教有一种说法:“火烧功德林”;发一次火就会使多年的修炼成果前功尽弃。中国经过了近一百七十年的艰难历程才走到了如今的良好局面,切不可因人民心中的历史情结而痛失了持续发展的机遇。

距奥运会开幕只有一个半月了,届时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将在北京欢聚一堂。我们的确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然而,拥有“同一个梦想”却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如今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在做“美国梦”,也就是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可是,如果全人类都达到了美国人的生活标准,那至少也需要十来个地球的资源。对无止境物质生活的追求最终必然会导致干戈再起,因为地球已经负担不起六十亿人的挥霍。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中国应该给世界展现出一个新文明的梦想。当世界人民的期待从“美国梦”转换为“中国梦”的时候,世界才能真正实现“同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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