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迅

这是一场文学「奥运」。一群海外的中国作家用「当地语言」创作,从文化「夹缝人」转而成为悠游东西方社会的「世界人」,背靠两种文化获得更宽广的话语空间,将中华文化延伸到异国文字中,也为文化中国赢得新的奖牌。而在跑道上最为瞩目的领军人物,是移居美国的英语作家哈金;他自一九八五年离开中国后,再没有回去过,却以新的视野,写出一个被忽视的文化中国。

这是一场文学奥运。一群移居海外的中国移民作家,与在海外出生的华裔作家一起,用「获得语言」,即作家所移居国家的当地语言创作文学作品,历尽艰辛而跻身主流,与所在国的作家同处一条跑道竞技,一面面奖牌呈现了「开花结果在海外」的盛景。

他们从文化「夹缝人」转而成为悠游东西方的「世界人」,背靠两种文化获得更宽广的话语空间。中国移民作家的外语文学作品,将中国文化延伸到异国文字中。作为文化中国的一项项成果,令人目不暇接。用非母语写作的华人移民作家人数越来越多,而在跑道上最为瞩目的领军人物,无疑是移居美国的哈金(Ha Jin)。

应亚洲周刊及香港贸易发展局的邀请,将于七月下旬前来香港书展作演讲的哈金,自一九八五年离开中国后,至今没有回去过。他说:「从一九九零到一九九七年,使馆不给我延护照。那段时间我非常想回国看看,但无法成行。二零零四年我申请国内一所大学的教职,没有回音。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人讨论这件事,知道那学校收到我的申请,但不做回答。我想他们也许做不了主。」

哈金还透露,四年前他跟上海文艺出版社签了五本书的合同都没有过关,整个出书计划被放弃。他说:「这些事一件接一件,弄得我没心思回去了,对怀旧感到疲劳了。对我而言,生活就是一种冒险,因此,抵达远比回归更有意义。」

哈金的《战废品》在国际上非常有名,书中描写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黄埔军校毕业的主人公俞元被派往「抗美援朝」战场,被俘后关押在韩国和美国的战俘营,基督教信仰成为他存活的支柱。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周旋于亲国民党和亲共产党的两股势力之间。

最后,他和几千名战俘被遣返大陆。回到大陆后,战俘受到严惩。此时,俞元的母亲已经去世,未婚妻也弃他这「战废品」而去。俞元从此夹着尾巴做人。直到退休来美国探望儿女时,才把这段战俘经历公之于众。

哈金说他本来只打算写成短篇故事,但越写越觉得无法停笔,最后发展成长篇。他说写作此书时,内心有「某种东西」不断涌出,后来他才意识到那是恐惧。「所有士兵都害怕被俘」,这也是他自己曾经历的恐惧。哈金说:「因为我们见过被遣返的战俘会是什么遭遇,都被当成罪人看待。你被俘了,你又没死,回到家里,你就成了社会的渣滓。」

哈金说,小说中所有事件和细节都是真实的,但故事中的人物是他创作的。哈金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参军,在吉林珲春县,位于中苏和中朝边境的三角地区当兵,这为他创作这本小说提供了扎实的生活基础。有评论说,这部小说是「用非虚构回忆录的形式写一部虚构小说;用狱中实录的形式写非虚构回忆录」。

哈金用英语写作,许多中国人对此不理解,甚至不满。哈金说:「我是移民,用所在国的语言写作理所当然,不过我不鼓励用非第一语言写作,太难了。」哈金在美国已生活了二十三年,早前他的小说几乎都有关中国题材。他在《战废品》中将目光移出中国,到了朝鲜。

《战废品》出版后,有朋友问他,何时能写美国为题材的小说?哈金说:「从写中国到写美国,是一个很大的跳跃。这本书是某种过渡。此后,我的小说会主要写关于美国的。这本书是试一试水,写了中国、朝鲜、美国的相交。转而写美国,我得改变很多东西,所以我得谨慎,很不容易。我已经开始写一本关于美国的小说。」

他的《自由生活》英文版二零零七年十月在美国出版,而今已翻译中文,七月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三十万字的《自由生活》,描写一个华人移民家庭来到美国后,对周遭生活充满新奇感、却又渴望旧日熟悉感的矛盾情结。

《自由生活》的故事是哈金读研究生时就想写的。他从一位美国女诗人朋友那里获得一位香港移民在美国出版的中文旧诗集。这位移民开餐馆谋生之余,坚持在诗歌上的追求,令哈金感动,酝酿了七、八年后,二零零零年开始动笔。小说在某些方面恰是哈金的写照:书中主人公武男和哈金都来自中国大陆,负笈美国,八九年天安门事件过后,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回家,只能与妻儿在新大陆落地生根。身处没有亲友人际网络的陌生社会,得重新学习独立生活,维持生计。但武男始终不肯放弃成为诗人的梦想。哈金借此在书中有感而发:「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运用自由,自由对你将毫无意义。」

有评论认为,哈金小说展示的是一种风格,「冷静的批判和黑色幽默使他的小说显得睿智充实,平实的语言、朴素的故事营造的荒诞氛围,更接近西方现代派小说。这些给西方读者带来了亲近感,而东北小说浓郁的地方气息和中国特殊时期的爱情故事,更诱发了西方读者的异域想象」。

哈金的笔下几乎都是悲剧人生,如何生存成为主题,这正与他的经历有关。他说过,「作家的生命是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说:「有些价值观超越了国家和民族。我相信普世价值,因为我是一个人,同其它人一样,有基本的人的感情和欲望。一些海外华人共享的『民族尊严』是教化的结果,这种教化是因为缺乏其它信仰,比如宗教。我相信有一种超人类的超自然力量。但我不属于任何教派,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我的宗教。」

哈金说:「我是一介草民,知道普通人怎样为生存而挣扎。其实,写小说是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精神。这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都来自果戈里』。在英美文学界,我们比较强调讲故事。特别是美国文学界,一直认为俄罗斯文学是传统文学的正宗,基本上继承的是俄罗斯传统。这里也涉及到一个文学有没有共同标准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共同标准的。小说的最高峰还是俄罗斯的作品。」

旅居英国多年,目前北京、伦敦两地走的作家虹影,早在二零零四年德国科隆作家节上,与哈金做同一台节目。虹影说:「哈金的英文小说《疯狂》与《等待》不同,作品中的黑色幽默让人掉泪。节目开始时,我俩都说英语,由人翻译成德语。《疯狂》一书,与我在文革中成长的许多经历相关。他以平和的语气说文革。我注意到他平和后面的深沉。」虹影说:哈金是个很谦虚的人,完全没有文化人的轻狂,不喜欢流言蜚语,「如果要我形容,他是真正的谦谦君子」。

虹影说,在国外用「获得语」,即非母语写作,或是中文写作,都得首先考虑生计。生存是头等大事,不像在国内,父母朋友支持一下,可以暂时渡过难关。一到国外,写作必须马到成功,而且每年要持续成功,天下哪有如此好事?没有打过工的中国作家,她没有见过,包括她自己,都打过工。为了生存,许多作家没有时间写作,很多作家也因这一难关而消逝了。

虹影认为:「除了生存,再有就是出版难,英语作家得有经理人,出版社不接受投稿。西方经理人制度,是替出版社淘汰作家,许多人过不了这一关,有了经理人,再找出版社,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如果销路不好,这个作家就此被经理人和出版社忘却。我认识好些西方作家,在书出版时吃不好睡不着,见了不佳的评论就要找上门去打架或得忧郁症。」

近十年,文化中国的边界逐渐扩大。二十世纪的英语文坛,出现过林语堂、张爱玲、黎锦扬、蒋希曾,但总体上说他们比较孤独。如今一个华人移民外语作家群已经出现。他们用所在国语言写作,在与所在国作家同一竞技场博弈,难度可想而知。华人移民作家要创作,首先需要面对语言问题,要打入文坛主流,不能不用所在国语言写作,经历痛苦的语言转换过程,沉寂多年后才有望喷薄而出。

美国土生华裔英语作家黄玉雪、汤婷婷、谭恩美等,或赢得主流评论的各类奖项,或作品荣登美国的畅销书榜。在世界各地用「获得语」,即以移民定居国家语言写作的华人,在法国有戴思杰和山飒,在英国有郭小橹、张戎、薛欣然,在德国有罗令源,在美国有裘小龙、李翊云、闵安琪等。

对为文化中国取得荣誉的「外语作家」,应当给予尊敬。但中国文化界对此重大发展,几乎没有反应,连批评家也往往缺席。哈金说:「大家都是为了生存,都写得很艰难,不容易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来。但正因为难,才有人来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一个时期来,中国大陆文坛对这一用非母语写作群关注不多,哈金说:「关不关注并不重要,关键是能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最难的,所以我劝大家不要盲目地闯入另一种语言。」

旅法华人作家、导演戴思杰认为,来自外国的移民作家用居住国语言创作取得成绩,已是一个世界性倾向。英国文学、美国文学中都有这样的例子。这些外国作家为英语带来活力,有些还是高产作家,成为文学生力军。在法国虽然还困难些,但这些移民作家的生存空间以后会更大,法国人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

在英国文坛扬名的郭小橹说,每半年就会回中国一次。她说:「我跟中国是不会脱节的。但人的存在,跟你的民族没多大关系,文化在你的心里,跟你的个人生活最有关系,找到自己的语言就好了。全世界都一样,都有高速公路,都有咖啡馆。」

有评论认为,无论是移民去美的华人英语作家,还是在美出生的华裔作家,他们的作品「不是自传加奋斗,就是政治加苦难,或缠脚布加纳妾的模式」。他们之所以能获得国际上的认同,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错误地刻画中国,对洋人卖中国货」,迎合外国人对中国的窥视欲。

前不久,加拿大华人作家张翎、澳洲华人作家欧阳昱提出要突破中国人做「中国菜」的局限,强调跨越种族、地域的藩篱,书写普遍人的故事。

虽然哈金的作品未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但他的「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论述,在中国大陆文坛引起过争论。他说:「目前中国文化中缺少的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这是为什么现、当代中国文学中,长篇小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在此我试图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个定义,希望大家开始争论、讨论这个问题。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正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作家们必须放弃历史的完结感,必须建立起伟大的小说仍待写成的信念。如果没有这种后有来者的心态,中国文学就真的没指望了。」

因工作和写作很忙,哈金对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读得不多。哈金说:「对大陆作家的作品,没法说得具体。我认识余华和莫言,读过他们的作品。至于中国文坛的动态,我还是关注的。对大陆作家创作,国家花了很多钱,也希望中国作家能写出有世界影响的作品,但这需要时间,也需要运气,不是花多少钱就能做到的。这是一种软实力,需要宽松的创作环境。中国有各种人才,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人才被压抑着。」中国现代性的一大特征,就是中外文化在各领域中的渗透融合。哈金说:「文化像科技一样,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文化需要了解世界各种文化,寻找互相沟通、共同对话的渠道,在世界的文化体系中找到参照,才能有深远的发展。」

将在香港书展演讲

他说:「另一方面,对西方新潮、时髦的文化不要急于跟风,要探究它们从哪儿来,它们往往是从悠久的传统演变而来,因此就需要从根底去研究它们,从而找到相通的起点。跟风就永远无法超越。」

哈金在七月香港书展上将作《个人与文学》演讲,谈个人与集体,与国家的关系,包括为谁写作。他说:「有人认为,我写作是为了西方读者,实际上,读者的概念是不清楚的,写作应该是为心中理想的读者,我始终强调要找到自己的文学传统,要强调伟大的文学,自己都不把写作当一回事的话,那读者还能当一回事吗?由于我的处境与中国作家不一样,是用另一种语言写作,遇到什?具体问题也不同,至于作家的生存方式,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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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家专访作家哈金:他从战争到生活的前线

                           江迅

《战废品》中,哈金将当兵的体验书写成动人的战俘故事。到了《自由生活》,他则写出中国留美学生定居后的经历。他认为这是他最好的长篇小说,也都深受旧俄小说影响。

哈金是个「谜」。在美国获奖无数的哈金,自二零零四年《战废品》引起轰动后,又一部长篇小说《自由生活》中文版面世(季思聪翻译),由台湾时报文化七月出版,而他的新书《移居作家》今秋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年来,他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在英语文坛掀起风云。好奇的读者纷纷发问:他要教书,那还有时间创作吗?他说,他每天都争取写一点。如果授课,就写一、两个小时,写些短文;不授课时,就在家里写一天。他一般会在学校假期写出长篇小说初稿,而后在开学教书时修改。日前,他两次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以下是访谈摘要:

为什么以《战废品》命名?

英语中有white trash一词, 意思是「穷苦白人」,所以war trash由于谐音,会使人明白这是关于人的故事,而不是关于垃圾的。翻译成《战废品》是不想重复「战争垃圾」或「炮灰」这一类陈语。

你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个题材?

到美国后看见战俘被当做英雄欢迎回国,很吃惊,还看到西方关于韩战的报道跟中国大陆的报道不一样,就想重新来看看这段历史。我当过兵,知道战士们很害怕被俘,所以想从一个普通战俘的角度来写这个故事。

你以前的作品都是关于中国的,《战废品》开始有中国、朝鲜、美国,你说过是一种过渡,你最新的作品是否已经走出过渡,成功转型?

这回台湾时报出版的中译本《自由生活》是有关移民美国的华人的故事。我刚写完了一部短篇小说,故事全部发生在纽约的法拉盛。总的来说,这个过渡和转变是成功的。我认为《自由生活》是我最好的长篇小说。

为什么你说「小说中所有事件和细节都是真实的,但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创造的」?

很多战俘都回忆,可是谁都说不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必须创造这些人物好把故事讲大,讲全面。关于韩战,不少战俘书写了自己的回忆,但没有完整的故事。虽然他们被俘被关押,回忆是真实的,但个人看到的非常有限,只是那么一块,外面的事更不知道,我必须创作出有血肉的人物,能到处走,与不同的人交流,与不同的战俘群体接触,这样就有条件综合许多故事,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不得不创造俞元这样的人物,让他去那么多地方,接触那么多人,让他在重要的事件中都出现。在现实的战俘中是没有这样的人物的。作品中主要人物是虚构的,于是他身边的人也都是虚构的。

你当过兵,是什么时候参军的?一九六九年珍宝岛事件时,你是否在那里?

珍宝岛事件是一九六九年三月,我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参军的,在吉林珲春县,位于中苏和中朝边境的三角地区。那时珍宝岛已经打完了,但是气氛还是非常紧张。

《战废品》目前已有哪些版本?

我说不准一共有多少国家买了版权,至少有十五个国家吧,我手上就有西、韩、法、德、意和希伯来语六个版本。有一些语种正在翻译,或书已经出来了,但我还没收到。

中国大陆出版业界是否为出版《战废品》与你或你的经理人联系过?

没有任何出版社敢碰这本书。他们说提都别提。

《战废品》主人公肚子上的刺青,由「反共」到「反美」,颇具隐喻,你怎么看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国大陆民众一浪浪的反西方思潮?

中国人对自己国家被外国欺负有激烈反应,特别是从近代史看,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西方是多元的社会,肯定有一些人是有偏见,是狭隘的,但不应该把西方一网打尽,全部都反。在西方国家,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有,各种利益集团都有,不能把西方看成一路货色、铁板一块,其实西方也有许多优秀人士对中国是很友好的。我们应该诚实地面对自己,究竟西方世界给中国带来好处多还是害处多?如果是害处多,那就闭关锁国好了。不能做着飞机,打着手机,却喊西方文化对中国人没意义,那些科学和技术上发明创造是以思想和文化为基础的。而且政治这东西此一时彼一时,去年对法国这么热,现在又认为法国是最坏的西方国家了。这些会很快就过去了,人们的头脑不能过热。

还有一个月就是奥运,中国国内大国崛起的呼声很高,民族主义这股潮流要把握得很准确,否则会走偏锋。你怎么看?

不必把奥运看得太重,它只是一场大运动会,举办完人们的日子还得照常过,穷人还是穷人,不如把花了的那么多钱用在基本建设上,多盖些学校,给穷人多一点社会福利待遇,让百姓多些温饱。一个国家崛起,不是看有多少大楼,而更重要的是软实力,是文化的崛起,办好学校、医院、环保更重要。

为什么你认为小说最高峰还是俄罗斯文学作品?为什么说,他们对你的影响是灵感上的,而不是实践上的?

这不只是我的观点。去年有一本书叫《前十部》,列举了英语世界中一百二十五位作家心目中十部最伟大的文学作品,统计的结果的头十名是《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包法利夫人》(福楼拜)、《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洛丽塔》 (纳博科夫)、《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马克•吐温)、《哈姆雷特》(莎士比亚)、《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契诃夫小说集》(契诃夫)、《米德尔马契》 (爱略特)。

这个结果显示了俄罗斯文学在他们心中的位置,这还不算陀思妥耶夫思基和果戈里,他们两人的作品在许多作家的心目中也名列前茅。其实,俄罗斯作家对我的影响既是心灵上的,也是实践上的。我必须跟西方作家有同样伟大的导师,这样才能找到跟他们相同的起点。

你的英文小说为什么自己不翻译中文,由别人翻译呢?

其实,我总是介入翻译的过程。通常总有一个期限,要得太急,例如,六百多页的《自由生活》要在两个多月里译出来,我有我的工作,实在没时间来做。不过,我太太和我合译了《好兵》那本书。

说说你在美国的生活和家人,读者很想知道关于你的更多东西。

我和太太住在波士顿南郊的一个小城里,儿子在布朗大学读历史所博士班。太太是学数学的,一九八七年出国时还不会英语。近年她身体不太好,就没有再工作。儿子会听、会说中文,但不会写。这还得学,因为他是学历史的,从汉文化根源的角度说,汉语还是很有帮助的。我去波士顿大学教书上班不很方便,但乡下比较安静。上班先自己驾车去另一城市,而后转乘地铁,路上需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北京奥运举办,中国成为世界的聚焦点,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成为一个话题,你怎么看?

文化、文学不能大干快上,要慢慢来,急不得,要有发展的空间,要重质,做得精致,从数量上追求大,心态浮躁根本就不可能走向世界。其中也有个具体问题,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缺少与世界沟通的真正桥梁,缺少中间人。中国大陆人才和作品,很多还是靠台湾转介走出去的。中国大陆也有好作品,但文学翻译是大问题。有翻译人才,但有三十年的断层,缺少对外交流,完全成熟的翻译家不多,这也是历史留下的问题,年轻一代有不错的翻译人才,但还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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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中追求自由真谛

                          明迪

主角是中国留美学生,他透过与二十多个不同背景的人物相处,不断改变人生观,也历经感情的困惑,在期待和绝望中回转,展现「选择和付出代价正是自由的含义」。

以往关于美国华人移民的故事,主要是以华裔第二代作家所写的关于早期华人在美国的奋斗史为主,哈金的最新长篇小说《自由生活》则是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留学或移居美国的新一代华人在美国的创业以及精神上的追求。

小说主人公武男一九八五年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在波士顿的布蓝戴斯大学攻读政治学,妻儿先后赴美与他团聚。武男原计划读完博士学位后回国教书,但因六四事件而决定留在美国,并放弃学业,在一家工厂当夜间看守以养家餬口。工厂关闭后,武男到纽约一边给一家流亡文学杂志做编辑一边在餐馆打工,后来全家开车到亚特兰大,靠经营一家小餐馆来维生并付清房屋贷款,成为餐馆和房屋的主人。武男在经济上独立后又卖掉餐馆,重新过上值夜班打工仔生活,以得到更多时间去思考人生并进行诗歌创作。

《自由生活》中有些内容与哈金本人的经历相似,但他说这不是一本自传,他本人比武男幸运多了。他说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于波士顿附近华森镇上一位开餐馆并自费出旧体诗集的香港移民。他用了许多自己生活中熟悉的事情来作为小说细节,以求真实性。

小说中共有二十多个背景不同的人物,武男与流亡学者、异议作家相遇,与美国诗人相识,在与他们的相处和矛盾冲突中不断改变自己的看法,从而逐渐成熟起来。在个人情感上,他对初恋女友始终不能忘怀,但妻子萍萍默默忍受他的淡漠,任劳任怨和他一起拼打,最后终于在实现美国梦的同时也获得了他的爱。武男对前女友那份困惑和绝望以及后来的幻灭和释然,从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哈金对祖国的复杂感情。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普通人在思想上和情感上的成长故事,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哈金说「武男必须付出代价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选择和付出代价正是自由的含义。」他说这本书是「给那些愿意为自由生活付出代价的人而写的赞歌」。

读哈金的作品总是能在一些平凡故事中看到一些宏大主题,比如,武男常常像苏联诗人布罗茨基和米沃什那样对自己所处的流亡或自我放逐状态及移民身份进行审视和反思。哈金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但同时又保持更高的视野,这是他的作品与其它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他经常讲到文学传统,他的文学参照系统不是当下的同代人作品,而是中国古典诗歌以及从荷马史诗开始的整个欧洲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T.S.艾略特在他那篇知名的《传统与个人才华》的文学评论中指出,诗人及任何艺术形式的艺术家离开其身后的传统都是不完整的,判断他的价值要与那些死去的诗人和艺术家作比较。也许我们现在还无法把哈金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伟大作家相比较,但我们可以从作品中读到一些相似的风格。

举一个近一点也是比较小一点的例子,《日瓦戈医生》(又译齐瓦哥医生)自一九五七年出版后五十年来,还没有第二个作家在长篇小说后附上二十多首诗,当然,这主要因为哈金同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一样首先是位诗人。从主题来说,《日瓦戈医生》表现了战争及爱情这些超出个人控制的因素如何改变个人命运,《自由生活》中武男的命运也因客观和外界因素而彻底改变。从格局来看,哈金在书后附了二十五首诗,以武男名义而写。武男以帕斯捷尔纳克的情怀在艰难环境中寻找精神缪斯,以文学家奈保尔的方式摆脱了沉重过去,最终写出昆德拉式的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作品。

哈金在小说语言上进行了大胆尝试和创新,书中人物的中文对白以英文斜体字来表示,武男的口音以非标准发音来体现,比如「sank you」(thank you谢谢)、「zat」(that那个),萍萍的非规范语句也很形象,比如省略式动词「we not open yet(我们不开门还没)」,以及叙述者的自制俗语「loaded with gas」(气鼓鼓),等等。哈金说他用这种方式来反映移民在美国的语言挣扎,因为移民生活的核心部分是适应语言环境。他认为英语有能力吸收外来的能源来充实自己,多元化正是这个语言充满活力的原因。这种语言创新和自造词语沿袭了俄裔英语作家纳博科夫的传统。按照艾略特的评价标准,作家进入某个语言之后如果能带来某种变化,正是对这个语言及文学传统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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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小档案

本名金雪飞,出生于辽宁,曾在解放军服役五年,复员后在佳木斯市工作三年。一九七七年进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学习,毕业后入读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于八四年取得硕士学位。八五年赴美深造,在波士顿布兰戴斯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原打算读完回国教书,但天安门事件使他改变计划,决定移民,并用英文写作。九三年应聘乔治亚州的艾默里大学教授诗歌创作,零二年至今在波士顿大学教授文学和小说创作。已出版三本诗集、三本短篇小说集及五部长篇小说《池塘》、《等待》、《疯狂》、《战废品》和《自由生活》,曾获美国国家书卷奖、美国笔会/海明威奖、欧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两度获得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自由生活》中译本即将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另一新书《移居作家》今秋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亚洲周刊》二〇〇八年第二十八期